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
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礼治;德治;法律;儒家化?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
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起始于西汉，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漫长发展与完善终于在唐代完成。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植根于深刻的历史文化，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现实之需要。
它的实质在于儒法结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引礼入法”?汉代时期儒家思想向封建法制渗透的过程。
秦朝的灭亡结束了法家的统治地位，汉初实行道家思想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是不利于中央政权的统一，随着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儒家思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开始了向封建法律制度渗透的过程。
具体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儒家学者注释法律来转变法律。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他们可以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法律,转变法律条文的实质内容,借以使儒家的法律观得以实现。
二是在司法过程中，直接运用儒家经典教义作为判案的原则、依据。
《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
据《后汉书》记载,董仲舒年老致仕后,朝廷每有大议,便让使者和廷尉就其家而问之。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董仲舒著《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全以《春秋》大义圣人微旨断狱。
(二)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深入——礼与法进一步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大量吸收儒家思想。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朝代更替频繁，每个新朝建立后都要在前朝的基础上修订、制定新的法律，持儒家思想的大臣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将儒家思想糅杂到法律里。
通过长期的过程，儒家思想得以在系统修改和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吸收到封建法律制度中去;儒臣们对法律的注释更侧重于立法解释，他们对法条解释与法律条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使得儒家思想在法律体系中内容越来越丰富，体系也越来越精密，儒家化的法律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的法律儒家化成果突出表现在“八议”的入律，“官当”的出现，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确立等。
“八议”之说最早源于《周礼》“八辟”。
“以八辟(法)丽(附)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准五服治罪，始于晋律，直到晚清修律才予以废除。
此外，改周之“八辟”为“八议”，直接入律，“诸侯应八议以上，请得减收留赎，勿晃钳答”。
《晋律》在沿用“八议”的同时，规定“除名比三岁刑”，“免比三岁刑”。
虽不能确定晋代以“除名”、“免”抵罪，但这种相比的做法，实为以后“官当”制度的滥筋。
?(三)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完成——礼法合一?到了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过程基本完成。
唐朝的法律制度“一准乎礼”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
指导思想上维护封建三纲、更多的条文由礼而来、借助《疏议》引用儒家经典充分阐发礼教“义理”等使礼与律融为一体。
隋朝尽管是个短命的王朝，但在隋文帝“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立法思想指导下所制定的《开皇律》，却充分体现了儒家法律观。
作为中国封建法典楷模的唐律,则更是依礼制律，礼法合一的集大成者。
唐朝统治者在修订法律时，始终坚持以礼为纲的指导原则，认为“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服刑以为助”，“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唐律，就其内容来看，一切皆“准乎礼”。
可以说，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
唐律的“礼法合一”是两汉以来儒家引经断狱、以礼入法的必定结果，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最终完成。
二、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影响
?自从隋唐时代起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导思想之后，中国社会的各项制度和中国人的一言一行无不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其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今天的我们不但要从中汲取有益的成分，也要摒弃那些封建糟粕，使得我们今天的法律制度更加的完善。
(一)法律儒家化的积极影响?在从两汉至隋唐漫长的历史中，法律的儒家化随着自身的演变发展的确为封建秩序的建立反而会了十分积极作用。
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既是全方位的，又是深层次的。
从秦汉至明清，无论朝代如何更替，中国社会的性质、政治结构、法律体系都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
这种社会的超稳定系统的存在不得不归结为作为宗教精神般的儒家思想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土壤之中。
中国法律儒家化在封建社会初期和中期的确为中国古代法制建设、建立并巩固封建秩序、推动封建社会的满荣做出过重要贡献。
中国法律儒家化正是基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由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需要而产生的。
中国法律儒家化是统治者对帝国的统治方式日趋完善。
所以，至唐代法律儒家化完成时，中国得以诚如完备的封建法制成为盛极一时的大帝国。
儒家思想中关于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思想对我们现代人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作用。
而其中“孝梯”、“仁义”等道德标准仍应为现代人所遵循，无论历史发展到什么时代，孝敬长辈、尊重他人、重承诺、守信义等美德都将是衡量一个人人格完善与否的标准。
(二)法律儒家化的消极影响?从长远看，中国法律儒家化并不能保持封建社会的长久不衰，因为它本身就是封建社会的产物。
而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所带来的深层次的隐蔽性的严重理由也在封建社会后期越发不可收拾。
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历史规律使然，使法律儒家化的成果不可避开的走向反面，加之其行为之过火，造成了中国近代法治和政治发展的部分阻力。
首先，法律儒家化使审理案件、定罪量刑不可避开的走向了主观化。
这样的定罪量刑显失公正客观但无疑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产生巨大影响。
而“原心定罪”从道德立场出发，过分强调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而相对忽视了犯罪的客观事实，从而为酷吏任意出入人罪打开方便之门。
其次，儒法结合重在礼法合一。
长期地坚定地实行礼治，纳礼入律、深刻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三纲五常、家族等级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灵。
造成了中国特有的“讲礼有余、然理性不足”的人格特点。
而这“讲礼不讲理”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的民智难开。
第三，法律儒家化建立了合理的封建法律秩序。
这秩序稳定而具有威权，然致命性在于它显失公平。
在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同罪异罚”的原则;到处可以看到维护贵族官僚特权的制度。
尊卑贵贱等级森严是特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即可产生贪腐。
而今日中国若要富强，则必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摆脱人治思想和封建特性的束缚，主张“天下为公”、维护民主共和实行依法治国，国家方可振兴自强。
参考文献：
[1] 蔡枢衡著，《中国刑法史》，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
[2] 梁漱溟著，《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5月第1版。
试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 内容摘要：中国是历史上古代文明起源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早期法制文明比较发达的重要国度，其逐渐发展形成的 中华法系所独有的儒家文化特征，不仅对中国也对周边封建国家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和特征 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从汉代以法律儒家化取代秦代法律法家化就开始了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至“唐律一准乎礼”，标志着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奠定了中华法系礼法并用的治国模式和中国独特的儒家法律文化。 关键词：古代法律儒家化进程影响 自从西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完善，到隋唐时期代《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儒家思想遂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并对后世封建传统法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这些影响的影子。本文将从法律儒家化的进程、特征和影响方面加以浅析论述。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要想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政权得到稳固，法制也就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了。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夏商周时期，那时的法制明显具有浓厚的神权性质，接着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法学得到了兴起和大发展，儒、
法、墨、道各家都从自身的理论出发，对法学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儒家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从人性善的哲学出发，强调圣人、贤人、圣君、贤相的个人力量，重视道德礼教的作用，主张礼主刑辅、综合为治，并对这些观点进行论证。由于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自然儒家所标榜的那一套不适合这个阶段，因此各国君主都给予回绝，如此此时期的中国法律具有法家化的特征，直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朝。前面我已提到自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便是法律儒家化的开端，而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却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础。秦朝法律的严苛，残暴的统治导致农民纷纷揭竿起义，至刘邦建立汉朝吸取前朝经验，废除严刑峻法，与民休息，无为而治，虽然汉初统治者信奉的是黄老思想，但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律儒家化有借鉴意义。 从汉武帝时是法律儒家化的正式开始，因为他确立了“德主刑辅”为标志的儒家综合为治的法文化学说，以及儒学大师不断引经说律和引经注律，同时也是儒家思想正式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 从立法的指导思想来看，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其实这就是董的“天命化”。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之思想，罚教相融，教罚互补，也符合现在的“惩罚不是目的，教育才是宗旨”。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便引入了，从而达到礼法融合。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维护家庭的稳定才能更好的保障社会的稳定。其实质是只有保障了君为臣纲，才能实现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说直白点就是父权是以皇权的存在而存在，为保障皇权而
浅谈汉代法律儒家化及其影响与意义 一法律儒家化的起源1） 汉代是法律儒家化的起源法律儒家化一说从陈寅恪开始，见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但真正指出法律儒家化的起源于汉代的是瞿同祖，但他认为汉代已有端倪。美国学者布迪与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观点，他们指出，虽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内容为中国法律所保留，但在整个帝国时代，真正体现法律特点的是法律的儒家化。关于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认为，在秦汉时代，中国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汉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为法律不能被随意变化，从而采用了以经义决狱的方法。梁治平却认为，董仲舒的引经断狱往往不是因为当时缺少可资援用的法律规范，而是另有缘故。这缘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们在适用法律过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纯正精神，却很难归结为当时的法律是非儒学的乃至反儒学的。董仲舒援引经义都只是辨明事实，而不曾以经义否定成法。另外，汉代的大儒都写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对者，他们为什么对写法律章句感兴趣呢？究其因，这是他们以此对法律的适用施加影响，用儒家的思想观点左右法律的实施的积极方式。梁治平等学者认为，古代的律学，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其要旨在于发掘律文的道德意蕴，其结果，一方面是保证且深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强化了古代法律的反系统倾向，通过儒法合流形成了一个法制多元主义架构。2）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浅谈汉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代法律儒家化开端与背景 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是从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原因在于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后，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修养生息为主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作为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已没有较强的约束力，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 中国就是世界著名得法制文明古国, 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在漫长得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得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得特点就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得深刻影响,儒家中得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得最重要得特点。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得“周礼”。西周初年,有一个重要得政治家、思想家—周公,她就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死后,就由周公辅政。相传周公在辅政期间,曾就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得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得较为全面得周礼,这就就是传说中得“周公制礼”。 周公制礼得内容非常广泛,大到国家得政治制度,小到个人得日常行为都有详细规定。无论就是宗法制、分封制与国家重大活动得制度礼仪,还就是个人得婚姻、丧事、成人礼仪、祭祀活动等都有涉及。通过周公制礼,统治阶级力图使西周得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与人们生活以及思想,都要符合礼得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着西周时期社会生活得各个方面,因此,周礼也就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得重要形式之一。此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下来得各种礼制都被继承了下来,特别就是婚姻制度得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瞧到周礼得影响。
礼最早就是氏族社会时期人们祭祀鬼神得仪式。在这种侍奉鬼神得仪式中已包含了当时人们对于神、对于自然以及对于自己得同类得一些瞧法,而能否参加祭祀、由谁来主持祭祀就是其中得重要内容。西周时期,经周公制礼之后,周代礼制得内容与规模都有了空前发展,对当时社会生活得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得调整作用。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与发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得核心内容,并深刻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 礼包括两个方面,一就是国家系统得典章制度,二就是人们得行为规范与婚、丧、冠、祭等各种礼仪。周公制礼后,礼在西周就具备了法得性质,因为它完全具备了法得三个基本特性:规范性、国家意志性与强制性,在当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起着实际得调整作用。礼被认为就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得头等大事,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 礼与刑就是西周法得两个基本方面。在中国法得起源过程中,法与刑为主要内容,刑与法就是相通得。最早以祭祀习俗形态出现得礼,经过夏、商、周得不断发展与改造,成为西周习惯法得重要基础,礼同样发挥着法得功能与作而且它也有法得强制性。礼就是以刑得强制力为后盾保障其贯彻实施得,其本身也包含着刑得规范要求,这就就是所谓得“寓刑于礼”。礼与刑两者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侧重,它们共同起着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得作用。礼就是刑得基础与渊源。礼从积极方面来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而刑则从消极方面来规定人违礼以后如何处罚。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自《春秋》时期起，中国古代法律便在儒家文化的思想背景下发展。从西周至汉代， 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影响一直延保到明清以后的日本以及太平洋岛国，而法律也逐渐以儒 家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先秦诸子百家对法律的思考，以孔子的《论语》为最典型的代表，强调了仁政、礼义、道德美、自然法的律体。聚焦人类探求自然规律最根本的动机，与今天西方法理学在于科 学路径唯实证理之区别，中国古代儒家法学实质上是一种自然考据法学。 当时，儒家学术家们运用几种不同的思想体系来分析和研究古代法律，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是法定学、实学、鬼神学、儒学、道学以及形而上学。这些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有着 重要影响，它们指导了古代法律的研究方向，令古代中国以一种自然的法理的思维方式转 变为儒家的文化思想，形成了今日被称作“中华文法”的古代法律体系。 从这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一方面取决于儒家的文化精神为其付诸的支持，其中仁恕之义这种道德准则，成为中国古代法律研究与实践的重要核心；另一方面也 可以视为该时法律理论体系基于实践中展现出来的司法精神体现，它基于仁恕之谊，将司 法行为正确直线，保证了社会正义的滴灌。 儒家化的古代法律为当时的社会司法框架提供了重要的支撑，保证了当时司法实践的 稳定，并通过司法实践而赋予古代法律内在的通用性，也就是使每一位司法人员都能够以 共同道德准则，共同按照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法律文件来维护传统文化，促进社 会和谐、维护公平正义。 这种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在每一个时期都有着明显的特征，如礼制的完善、法律 文化的文著准确、仁政的制衡就是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的具体表现。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既有比喻着中国古代法律的文化思潮，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下面，我将具体谈一下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之刑事法律原则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 从众多诏令中我们可以看出，汉律直接按照年龄确定刑事责任，并有最低年龄和最高年龄的区别规定。两汉时期刑事处罚年龄大体上分为八岁以下和八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和七十岁以上；或者七岁以下和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和八十岁以上。这些年龄阶段之内，需要根据犯罪的情节大小，确定其罪行的轻重缓急，但一般都是处以轻刑罚或者是免除刑罚，体现了矜老怜幼的意思。这也正是儒家"恤刑";思想的体现，对于老幼妇残等社会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照顾。恤刑体现的是人文情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安定民心、抑制暴政、抚恤于民的作用。惩罚并不是目的，刑罚的真正目的在于改造，通过改造事得在犯罪过程中被破坏的物和被打乱的社会关系得到改善与弥补，使得公平正义在最后能够得到实现。在此意义上来说，汉代法律引用儒家"恤刑";思想，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二）"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指的是在直系血亲（父母、子女、祖孙）之间和夫妻之间，在十恶犯罪当中，除了谋反、大逆以外，其余的八项犯罪均可相互隐匿犯罪行为，此原则为汉宣帝时期所规定的，而且可以减免刑法。这一刑事司法原则，往前追溯，我们可以发现最早提出这个思想的便是孔子。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汉代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一尊之后，汉代定罪量刑的一项重要原则便是"亲亲得相首匿";,根据这个原则，卑幼首匿尊亲长，不需要负责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卑幼，除去死刑上请减免外，其他罪行也不需要负刑事责任。 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朝而言，汉代首次将儒家"亲亲互隐";的思想纳入法律，这是儒家思想逐步渗入到法律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属于里程碑上一次巨大的突破。"亲亲得相首匿";的法律原则融入了儒家的"孝";等思想，有一定的强制性以及权威性，这一点足以说明汉代法律儒家化的表现，这一原则更是为此后封建法典所继承。 （三）"贵族官员有罪先请";原则的规定 在两汉时期，法律多次颁布了贵族官员有罪"先请"; （即先请示皇帝裁断）的诏令，维护他们在法律上的特权。这里的"先请";也就是我们经常所提到的"上请";原则，具体是指在一些官僚贵族犯罪之后，一般司法机关不允许擅自审理，必须先奏请皇帝，然后需要根据其与皇帝关系的远近亲疏、官职高低、功劳大小决定具体刑罚的适用或者减免。 西汉初期，高帝七年（公元前200 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郎中是皇帝的侍卫官，虽然秩位仅"比三十石";,但由于他们是皇帝的亲信，所以有罪"先请";.总的来说，两汉时期，公侯及其嗣子和官吏三百石以上者在法律上统统享受有罪"先请";的特权。凡经上请，一般都可以减刑或者免刑。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 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礼治;德治;法律;儒家化?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 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起始于西汉，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漫长发展与完善终于在唐代完成。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植根于深刻的历史文化，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现实之需要。 它的实质在于儒法结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引礼入法”?汉代时期儒家思想向封建法制渗透的过程。 秦朝的灭亡结束了法家的统治地位，汉初实行道家思想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是不利于中央政权的统一，随着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儒家思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开始了向封建法律制度渗透的过程。 具体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儒家学者注释法律来转变法律。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他们可以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法律,转变法律条文的实质内容,借以使儒家的法律观得以实现。 二是在司法过程中，直接运用儒家经典教义作为判案的原则、依据。
《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 据《后汉书》记载,董仲舒年老致仕后,朝廷每有大议,便让使者和廷尉就其家而问之。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董仲舒著《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全以《春秋》大义圣人微旨断狱。 (二)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深入——礼与法进一步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大量吸收儒家思想。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朝代更替频繁，每个新朝建立后都要在前朝的基础上修订、制定新的法律，持儒家思想的大臣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将儒家思想糅杂到法律里。 通过长期的过程，儒家思想得以在系统修改和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吸收到封建法律制度中去;儒臣们对法律的注释更侧重于立法解释，他们对法条解释与法律条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使得儒家思想在法律体系中内容越来越丰富，体系也越来越精密，儒家化的法律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的法律儒家化成果突出表现在“八议”的入律，“官当”的出现，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确立等。 “八议”之说最早源于《周礼》“八辟”。 “以八辟(法)丽(附)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准五服治罪，始于晋律，直到晚清修律才予以废除。 此外，改周之“八辟”为“八议”，直接入律，“诸侯应八议以上，请得减收留赎，勿晃钳答”。 《晋律》在沿用“八议”的同时，规定“除名比三岁刑”，“免比三岁刑”。 虽不能确定晋代以“除名”、“免”抵罪，但这种相比的做法，实为以后“官当”制度的滥筋。 ?(三)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完成——礼法合一?到了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过程基本完成。 唐朝的法律制度“一准乎礼”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
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法律儒家化是指在古代中国，法律制度逐渐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 而使得法律体系更加注重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的一种演变过程。这个发展 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中期的道德化法治，以及晚 期的法制儒学。 首先，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主要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儒家思想逐 渐兴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律制度仍然比较简单，更多地依赖于君主 的命令和诸侯的裁定。然而，由于儒家思想的兴起，人们开始追求道德和 德行的高尚，并将其作为统治者的标准。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 提出了“仁者无敌”的观点，即通过道德的修养和行为来实现统治的合法 性和稳定。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君主的统治与统治者的道德标准。 其次，中期的道德化法治主要发生在秦汉时期，这一时期对于法律体 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集权主义，重视法律的 实施和执行。然而，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对法律的实质追 求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道德的要素逐渐融入到法律制度当中。这种儒 家化的法治观念被最具代表性的汉代法家所批判和反对，他们强调法律的 本身，并提出了以法律为中心的制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和法 律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密切。刘向的《说苑》中提到了许多关于道德和法 律的论述，并强调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这个时期的 法律儒家化，打下了后来发展的基础。 最后，晚期的法制儒学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是法律儒家化的最高峰。这一时期，明清两代皇帝开始注重儒家思想的实施，推行儒家法治。他们 认为，司法制度应当以儒家的人伦道德为指导，通过儒家经典来执掌司法。这种观点主要受到了道学派的支持和推崇。同时，明代法学家黄宗羲提出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人伦道德，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互动。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被广泛接受并成为国家的官方思想，因此，儒家的伦理观念和道 德准则也渗透到了法律制度中。 首先，儒家化的法律强调家庭伦理和家族关系的重要性。家庭是儒家 思想中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家族关系被视为重要的纽带和道德的根基。因此，古代中国的家庭法律制度非常重视维护家庭和谐和家族的传承。例如，婚姻法律规定了夫妻之间的义务和责任，维护了家庭的稳定。继承法也注 重传统家族的延续，继承权在家族中的先后顺序和亲属关系中有明确规定。 其次，儒家化的法律强调社会伦理和公共秩序的维护。儒家思想强调 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服务社会的义务，因此，法律也体现了对公共秩序和社 会和谐的重视。古代中国的刑法和治安法律规定了种种罪行的惩罚和处罚，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共秩序。同时，法律也鼓励个人尽忠职守、 奉公守法，并对道德行为和奉献给予褒奖和保护。 最后，儒家化的法律强调仁义和公正。儒家思想强调道德伦理和人伦 关系，追求公正和仁爱。因此，法律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注重公正和正义，并以仁爱之心对待被法律涉及的个人。古代中国的法律制度包括了许多民 事法律和商业法律，规范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交易，鼓励人们以仁爱之 心对待他人，并追求公正和公平。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儒家化的法 律加强了家庭和家族的地位，维护了传统家族的稳定和延续。这使得中国 的家族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并对社会结构和家庭价值观产生了影响。其次，儒家化的法律强调了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的维护，促使个人尽职尽责，奉
献社会。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公共秩序有着重要的意义。最后，儒家化的法律注重仁义和公正，强调法律的公正性和道德性。这在中国历史上培养了人们对仁义道德的尊重和追求，对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之，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体现了儒家思想对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影响。儒家化的法律强调家庭伦理、社会伦理和公正，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维护了社会秩序，传承了中国的家族传统，并促进了道德伦理的发展。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在中国深深扎根，并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演变。
试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礼法融合春秋决狱中国法律儒家化 中国几千年的法制，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华法系从表及里贯注着儒学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包涵着丰富的伦理观和法律观。礼作为中国法文化的核心，为整个社会规范和行为确立了明确的标准。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学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逐渐法律化。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了维护礼的工具，礼成为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指导。“春秋决狱”是礼法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此，中国法律被儒家思想改造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为形式的伦理法，使中国封建法律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其统治效能，[1]对中国法制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2] （一）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 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学者们大多认为，礼最初是氏族社会时期一种祭祀的仪式，所谓“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甲骨文中的○字，据王国维学者解释，是意味着把两块玉放在一个器皿里供奉上帝或者祖先，既表示敬意，又表示请求赐福保佑。礼起源后，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内容已涉及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到西周时，经“周公制礼”的活动，礼的内容更为复杂，也更为系统化了。《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约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从这一记述可以看出，周礼是一种包罗非常广泛的综合性的社会规范。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法律规范、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礼节仪式都是周礼的组成部分之一。周礼已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起着广泛的调整作用。西周制礼的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扬。春秋开始，“礼崩乐坏”，诸侯并起，战乱频繁，旧的宗法秩序全面崩溃。孔子目睹“乱政”，求治心切，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恢复礼治为目的的理论体系。他要求统治者以“礼让为国”，[3]克制私欲，遵循先王礼制。
古代法律儒家化研究论文古代法律儒家化研究论文 中国古代法律，从早期的部族社会的习惯法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思想，再到汉代、唐代的律法体系，不断地在发展与变革。然而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法律也渐渐向儒家化倾斜，儒法合一的思想也逐渐形成。 一、古代法律中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的影响力非常巨大。尤其在商周时期，孔子、孟子等儒家的思想已经成为社会道德规范，对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儒家思想主张仁爱、伦理、中庸、忠诚、恕道等，这些思想在古代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其一，从法律的基础和原则上，儒家思想受到了深刻影响。儒家思想主张君子以德治国，仁爱兼济天下，这就要求贵族阶层和统治者必须回归仁爱的本质，用德治理国家，用儒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和评价法律是否合理、合法，这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法律制定和执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二，在古代的刑法和审判中，儒家思想也有所体现。儒家认为，刑法应该温切、循序渐进、明辨是非、因罪量刑，以仁爱的态度来对待罪犯，这一思想为古代的刑法制定和实行提供了指导方针。同时，儒家思想也反对名族之私、贪图功名，要求判官以公正之心行司法之道。
二、儒家化的律法体系 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定往往是各家思想的综合，儒法合一的思想也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上述儒家思想的影响，也为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的儒家化提供了基础。 孔子时期的《礼记》中就有关于法律制定和实行的论述，例如记载十二时期死罪所措的方式、“补射舞”等一系列刑罚内容。随后的《尚书》、《周礼》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汉代以来，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法律体系已逐渐形成，秉持儒家思想的“君子制度”逐渐代替了先秦时代的部族制度。而在儒家化的律法体系中，仍然是以法为基础，以道德为补充，儒法合一，法律超越了单纯的刑罚与执行，而融入了道德和文化的因素。 三、儒法合一的实际效果 儒法合一的思想也在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一方面，在治国方面，儒家化的法律能够通过消除社会上的愧疚感、塑造公正和文化的社会形象，建立积极、和谐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道德改善了社会环境，提升了治理能力和水平，使社会更加稳定。 另一方面，在刑罚方面，秉持儒家思想的宽恕、超峰的执行方式，尤其是在古代死刑普遍的情况下，能够改善判官决策的公正性、公平性，更减缓了因刑罚错误带来的社会动荡和不公。 总的来讲，儒家思想对于古代法律制定和执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法合一的思想也为古代法律体系的渐趋完善和人文
叙述法律儒家化过程并作简单评述 一、法律儒家化过程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与儒家思想的法律化过程是紧密相连的。 第一阶段：两汉阶段。它是儒家思想法律化开始的阶段。该阶段的特点是儒家思想仅对封建社会的司法和法理学（律学）发生影响。主要表现是“经义决狱”和“引经注律”。本阶段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思想。之后，宣帝又提出“霸王道杂之”的两手统治政策，由是开始了礼法结合、同条共贯的儒家化过程。儒家思想通过“经义决狱”“引经注律”和“律学家习儒”三个途径慢慢地渗入法律中。 第二阶段：魏晋南北朝阶段。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比较活跃的阶段。其特点是，儒家思想开始对封建立法发生影响。主要表现在“引礼入律”。“用法不及权贵”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各国频繁的立法中尤为突出。儒家思想全面渗透到法律内容中，使法典的体例、形式、刑名上都有新的发展。各个王朝纷纷在吸收前代法律的基础上又不断创新，使儒家化的法律日趋完善。从《曹魏律》、《晋律》、《北魏律》、《北齐律》四部法典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有几个方面被作为封建法典的普遍原则确立下来。 第三阶段：隋唐阶段。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最成熟阶段。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最完整的封建法典——《唐律》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融为一体，从而完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唐律》是中华法系的楷模，成为宋元明清历代法律的蓝本。宋至明清是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延续阶段。
二、简单评述 从中国传统社会和国家的特点来看，儒法合流、礼法结合乃是帝国治理的合理选择。这种命运反映到立法上则是“一准乎礼”的《唐律》集其大成。一言以蔽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也是“法律儒家化”的高度浓缩与概括。影响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或“儒家法律化”的因素大抵有如下两个主要方面。 （一）中国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国家，历史上统一是主流，秦汉时期的“焚书坑儒”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形成“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机遇。而经义决狱、以经注律和引礼入法则对法律的“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产生了重要作用。加上长期由信奉儒家的“士人”主持政治，形成了悠久的文官政治或“士大夫政治”，其对于“儒家思想的法律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中国高度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皇权事实上的“权力缺乏”之间的矛盾。理论上的皇权至高无上，实践中中央集权与地大物博之间的矛盾，要求法典的统一。但‘统一’其实是大体上的、笼统的和概括的，这就为尊重传统、重视宗法等级的“礼”提供了施展的舞台。这样，给“引礼入律”和“礼刑结合”的“儒家化”提供了土壤。礼的作用重在“教化和规训”，而中国古代法的作用主要的是“惩罚”。因而“礼法结合”就为整个社会提供了“规训与惩罚”，通过“规训”使皇权从朝廷细化到乡民社会，通过“惩罚”树立皇权的“威信”并彰显君主的力量。这是中国古代统治的基础与特点。所以“法律儒家化”根本原因即在于此。此外，由“礼法结合”来沟通皇权与族权，使整个社会伦理化，从而，解决治理“政治资源”的不足，并借助“儒家文化的‘大一统’”维持社会秩序于不坠与和谐。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形成与发 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与法律紧密结合，形成了 独特的儒家法律体系，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对中国社会和人民产生了重 要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仁爱、礼仪、忠恕等道德价值观，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 有适应和谐的关系。这种思想对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认为法律 是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的基石，应该立法和执法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 稳定。儒家学者将礼法与道德教化相结合，提倡设立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 的行为。他们主张法律应当以仁爱和忠恕为核心价值，以礼仪规范社会关系，以实现公平和正义。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注重道德与法律的融合，强调以德治国，使法律具备了较为明确的道德价值取向。 其次，儒家思想对法律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的“君子”观念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构建的重要原则。儒家强调君子的修养和道德操守，通过德行教化来规范个人行为和社会关系。这种观念借鉴到法律实践中， 体现为法律的实施不仅要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还要依靠官员的品德和施政 来保障。在儒家法律体系中，官员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应遵循严谨的品 德标准，成为社会道德的表率。儒家法律注重培养公正、有道德的法官和 执法人员，以保证法律的公正和人民的权益。 这种儒家化的法律体系对中国社会和人民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儒 家化的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的利益。儒家法律强调以德治国，注重道德与法律的结合，避免了过分依赖法律的制裁和约束，从而有利于
保障人民的权益和人的尊严。其次，儒家化的法律体系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儒家倡导“仁爱”的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儒家法律通过规范社会行为，培养人们的仁爱情怀，使得法律不仅是一种规范，也是一种道德与文化的传承。这种法律体系有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促进社会稳定和发展。 然而，儒家化的法律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儒家法律过分依赖道德教化，法律的推行依赖于官员的修养和道德操守。这种制度容易导致官员滥用权力，法律执行的不公正。同时，儒家法律注重个人德行，忽视了法律的人性化和社会功能。在传统儒家法律体系中，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主要是为了防止人们背离公德和道德，缺乏对社会问题和人民需求的重视。 总的来说，儒家化的法律体系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特征。它强调了道德与法律的融合，注重个人修养和社会和谐。这种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人民的利益，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然而，儒家法律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创新与发展。
律令儒家化 律令儒家化是汉朝时期的概念，是指法规法律偏向于儒学。所谓律令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中国律令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中国律令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在中国律令儒家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一步步深入，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主要表现为礼法合流、德礼并用、德主刑辅等法律思想的确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观点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过程中对司法实践领域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强调德治。 2、确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义注入法律中升华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条"等。
对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评价 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是指在古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法律制度逐渐 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塑造，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法律体系。 对于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价。 首先，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儒家思想强调秩 序和稳定的重要性，注重社会道德规范和人伦关系的维护。通过将儒家思 想融入法律体系，可以引导人们遵守规则、尊重他人，并维护社会正义。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如仁、义、礼和智，对于塑造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社会 道德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与和谐发展。 其次，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有助于确保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儒家思想 强调君臣、父子、兄弟等人伦关系的规范和恪守，提出“君权神授”和 “人君圣明”的观念，主张君主统治的合法性需要有道德修养和责任感的 支撑。这种观念在法律制度的塑造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君主制提供了道 德合法性的基础，也为国家法律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 第三，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有助于法律的人性化。儒家强调人的价值 与尊严，主张“养育天下”，即对人民的保护和关爱。通过将这种关怀融 入法律体系中，可以使法律更加注重人民利益、人道主义精神和公平正义 的追求。例如，古代中国的法律注重求情制度，允许被告在法庭上陈述自 己的情况，并且考虑到情节轻重来进行量刑，体现了一定程度的人文关怀。 第四，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也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性。一方面，儒家 思想对于强调社会秩序和稳定，可能过于重视权威和传统，忽视对个体权 益的保护。另一方面，部分儒家思想强调等级制度和等级差异，可能容易 导致法律制度中的不平等。此外，儒家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责任，但法律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PDF 中国的法律儒家化历程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周朝时期，当时就已经形成了以孔子 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渐渐深入人心，对于中国的 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战国时期，法家学派与儒家学派并存，这种竞争与融合的现象，也进一步促进了儒 家文化对法律的影响。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春秋时期闵损的“赏罚不明，则民心不务； 法令不立，则民无所依，道德不修，则民无所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基本出发点。 在清朝时期，儒家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并体现在了国家对法律制度的改革上。清 朝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刑法、民法、商法等的法典，其中法律文本中融入了儒家思想，比如 强调仁义和诚信，反对贪欲和奸邪。 但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由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传统的法律制度出现了种种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召开了“民主与法制会议”，目的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 法律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法律思想向西方法学借鉴，但是也仍然保留了传统的儒家 思想精髓。比如，宪法的制定中就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如强调爱国、尊老爱幼、合 法援助等。 建国后，中国在法律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创立了一套符合国情的法律制度。但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使得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特色法律文化的一部分，一直在中国法律制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不能出现在酒吧和迪士 尼乐园等场所，这正是基于中华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的体现。 总的来说，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可以归纳成三个阶段：传统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和 传统法律制度的确立；法学西化时期的对儒家法律思想的保留与融入，以及中国特色法律 文化的确立，并逐步发展为中国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古代法律儒家 化的评价
作业法律儒家化 中国法律儒家化起始于西汉。西汉大儒董仲舒无疑是法律儒家化的重要贡献者，他在“天人三策”、《春秋繁露》中，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说再结合部分法家思想，创造了一种左右中国封建社会的儒家思想和政治法律观的初级形态。自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样一个大分裂又大融合的动荡时期，法律儒家化并没有停滞而是继续发展和完善。隋文帝杨坚制定的《开皇律》使中国法律儒家化在法典形式方面初步定型。它确定了封建法典体例、确立封建五刑、定型“十恶”、进一步扩大贵族官僚特权。唐朝时期《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并为以后历朝历代所沿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起，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最终定型，之所以要经历这样一个漫长曲折的演变过程，其原因在于中国法律法律儒家化实为历代统治阶级对于一个庞大封建帝国运作方式的具体、深远、长久的试验和探索的过程。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就是儒家引经断狱、以礼入法、礼法合一的过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植根于深刻的儒家文化，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现实的需要。所谓法律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汉武帝乃至中国历
代众多君主所实行的策略皆可称为“外儒内法”。法律儒家化本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加之法家、道家、阴阳家的部分观点，并从理论上将君权神化、从具体操作上将儒家思想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并达成二者的统一。而这一庞大而深远的实践在中国古代的法律演变和政治发展中不断进化、发展、完善、最终成为维护封建社会等级制度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适应的有力的工具。 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和特征。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到合一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内在规律。在从两汉至隋唐漫长的历史中，法律的儒家化随着自身的演变发展的确为封建秩序的建立起了十分积极作用。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强调维护三纲五常，强调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它的发展恰如其分的顺应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逐步加强的历史趋势。可以说，中国法律儒家化正是基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由于封建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需要而产生的，同时使封建统治者对帝国的统治方式日趋完善。所以，至唐代法律儒家化完成时，中国得以成为完备的封建法制盛极一时的大帝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不断穿插着儒家与法家、人治与法治、礼治与法治、礼与刑的较量。作为君王的两种统治工具，礼与法、礼与刑、儒与法相结合才能全面满足其统治需要，是而历史上儒与法的不断碰撞的结果必然是儒法合一。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同时还促进了司法队伍的儒家化。春秋决狱这一审判方法的推广，使得大批具有儒家经义素养的官吏越来越受到重视。
论述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的内涵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过程。下面我就分别从这三个历程来讲解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进程。 汉代中国法律儒家化 这个伟大的进程的第一个阶段是两汉时期，这是法律儒家化的开始阶段。汉高祖刘邦登基后，面对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严峻局面，“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恰好符合喊出休养生息的社会需求。产生于先秦时期的黄老思想到了西汉时期在继承了道法兼容的传统思想的同时，还吸取了儒家的思想。因此，黄老思想的推行已迈出了法律思想的步伐。经过休养生息后的汉，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无法满足其需求。汉武帝即位后，志在更化黄老思想，探索新的治国之道，儒学大师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统”吸引了其注意。董仲舒之儒学杂糅了阴阳家、法学、名家诸派思想，他以阴阳五行学为基础，提出了“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是封建阶级的平民有了一种宿命论，认为皇帝便是天之骄子，甘心臣服和忍受统治者的压迫统治。他也继而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其实质在于以儒家所宣扬的道德伦理与纲常礼教，作为调整人们日常生化的社会准则，要求人们主动去自觉遵守，从而达到维持封建统治的目的。继“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1、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其实这就是董的“天命化”。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之思想，罚教相融，教罚互补，也符合现在的“惩罚不是目的，教育才是宗旨”。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便引入了，从而达到礼法融合。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维护家庭的稳定才能更好的保障社会的稳定。其实质是只有保障了君为臣纲，才能实现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说直白点就是父权是以皇权的存在而存在，为保障皇权而设立父权。因此，该时期立法活动以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为主要内容。《九章律》、《傍章》、《朝律》、《越宫律》共60篇，构成了汉律的主要思想。 行政方面 汉代统一将儒家思想定为指导思想，为加强中央集权制奠定了理论基础。汉出台多部法律防止割据，改变中央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为了使中央集权进一步实现。另外，西汉太学也推动了官僚机制的儒家化。 刑事立法方面 在刑事立法的原则上，就已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汉律彼有“矜老和怜幼”之意，这正是儒家思想在法律价值观上的体现；“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原则出自于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先请制度”，即官僚贵族有罪的要先请，这与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原则相反，这些无不是儒家伦理封建阶级精神的完美体现。 民商法律方面 汉代大儒董仲舒由“五常”之道所倡导的重道义轻功利思想，直接影响了汉代统治者重农轻商。 司法制度方面 重大疑难案件的最后裁决权，由皇帝独揽，特别是涉及“先请”宗件则一律奏请皇帝；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卑幼不可告发尊长，否则以不孝论处，则体现了父为子纲的伦理观。 这体现于实行《春秋》决狱，其甚至不仅仅是把儒家经典的思想理念作为判案标准，还把原著直接作为条文，实行“论心定罪”原则，其核心是以儒家经典提倡的精神原则作为判断行为人善恶是非的标准，并以之作为判案的依据。这实际上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作为法律并对待。因此，《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淋漓尽致的体现。 可见汉律儒家化之程度颇为广泛而深入，由立法思想到法律条文和法律条文解释。汉律乃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