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制的影响
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
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礼法融合春秋决狱中国法律儒家化
中国几千年的法制，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华法系从表及里贯注着儒学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包涵着丰富的伦理观和法律观。礼作为中国法文化的核心，为整个社会规范和行为确立了明确的标准。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学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逐渐法律化。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了维护礼的工具，礼成为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指导。“春秋决狱”是礼法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此，中国法律被儒家思想改造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为形式的伦理法，使中国封建法律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其统治效能，[1]对中国法制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仁义礼智信”，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
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二、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
德后刑，德主刑辅[2]。
（一）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
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
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
儒家思想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重伦理，正名分。伦理是宗法家族制度下人与人关系的准绳，属于道德规范的范畴。儒家赋予伦理观以法律的意义，伦理原则与法律融合，既强调法律的根本使命就是维护伦理准则，又直接视违背伦理的行为为违法行为，“出礼则入刑”。礼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其本质是等级制度，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孔子的“正名”，就是要通过立法恢复这种等级名分制的权威，使之“名正言顺”，从而保证伦理原则的约束力。孟子也宣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4]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5]这是人伦的准则。荀子则明确强调“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6]这种等级制度就是把“农农，士士，工工，商商”等标志封建主要阶级成分内容纳进礼的内容中来，使得“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礼）为隆正”，[7]并将贯穿着伦理精神的“礼”奉为法律的指导原则，所谓“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 [8]这种理论经汉代儒家大师董钟舒的加工改造，最终演变为指导古代立法的“三纲五常”。第二，重家国、倡忠孝。儒家发扬了西周礼治秩序中的家庭为本位的传统，重视调整家庭内部关系。孔子一再强调“笃于亲”，认为孝亲是“为仁之本”，百善之先。孟子进一步阐发道：“孝子之至，莫大于尊亲”。[9]儒家不仅视“孝”为伦理的范畴，而且将“孝”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不孝即为严重犯罪，自夏朝以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将“不孝罪”入律，隋唐将“不孝罪”列入“十恶”大罪。《孝经》宣告：“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儒家倡孝的目的在于移孝忠君，“国之本在家”，[10]父与君是相通的，忠以孝为基础，孝以忠为归宿，通过维护家长制的宗法原则来实现忠君守法，以此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第三，重差等，别贵贱。等级差别是礼的本质特征，主要作用是“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11]而“天道”体现的是等级划分，即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人不上大夫”，[12]强调平民百姓与贵族官吏之间的不平等，强调官僚贵族的法律特权。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3]孟子认为：“天下有道，大德役小德，大贤役小贤”。[14]荀子以为：“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15]由此看来，儒家主张国家法制要以明上下贵贱之分为宗旨，实际上是用法律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
（二）由“德治”延伸出的法律观
“德”的观念起源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夏商时期的天命天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其基本含义是，统治者要提倡道德，重视道德，适用刑罚要宽严适中，
不要滥罚无辜。儒家在继承西周“德”的基础上，又对之进行了改造和补充，将之视为治理国家，取得民众支持的根本途径，这包括宽惠待民和实行仁政两个方面。此外，儒家还抬高了德的地位，置之于国家法律甚至君主个人权力之上，作为区分“仁君”与“暴君”的准绳。当然，儒家的“德治”并不完全否认刑法的功用，其实，儒家和法家一样，都认为刑法是必不可少的统治工具。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首先依靠德礼，其次才是政刑。他主张以德礼来指导刑罚的适用，以便使刑罚在适用中做到宽严适当。他反对不重视德礼而强调刑罚的治国主张，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儒家深知德刑并用、以德化民的必要性，但也重视两者的不同后果，即德治对人心的影响是积极的，刑罚的后果是消极的，因此，儒家更青睐
于德治。
三、中国古代礼法关系的演进及传统法律思想的形成
礼、法结合是中国古代法律最主要的传统和特征。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到合一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内在规律。中国古代行为规则体系的核心是礼，其内容主要是规定了在等级秩序中人们的义务性规范，规定人们应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违礼的行为要受到制裁，“出礼则入刑”，这样的制裁既包括道德上的谴责，也包括国家强制力的惩罚，后者则主要是刑、法、律的调整范畴。对于古代法律的把握，只有将礼与法结合起来考察，才有完整的意义。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实践的总结，“治之经，礼与刑”，[16]礼与刑，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最初形式和内容。中国古代法律就是从礼、刑（法）关系的演进中发展而
来。
中国古代的礼、法关系经历了由分立、对立到合一的过程。夏商周时期礼、法处于分立状态。礼从氏族时期“事神致福”的祭祀仪式，到阶级社会注入尊君的内容，“尊先祖而隆君”，至周更加系统化，成为“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17]的标准，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18]的根本。“违礼”行为要受到制裁，甚至要处以“刑”的惩罚。春秋战国时期，礼与法是对立的。春秋时期，出现了“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19]的诸侯争霸局面。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反映在法律意识和法制建设上，突出的表现就是“以法治国”、“缘法而治”的法家的兴起。管仲率先将国君所立的“法”作为一种新的行为规范从礼中分离出来，树立了“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20]的法治模式。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把法律铸在鼎上，率先公布了成文法，打破了“议事以制”、“刑不可知”的秘密法状态。时至公元前445年，魏相李悝总结各诸侯国的立法经验，编篡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成文法运动实现了各种社会行为“皆有法式”、“事皆决于法”。法的核心是“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旨在打击宗法贵族势力。维护宗法血缘等级秩序的礼自然被排斥在法之外了。儒法两家礼、法之争日益激烈，礼、法关系尖锐对立起来。
汉魏以后，礼、法关系又趋于合一。
礼、法作为不同的社会行为规范，尽管存在着对立，但也存在互补的社会调整功能，并非不可调和。儒家坚持礼，主张德治、人治，但并不反对以刑的力量来维护礼。荀子提出“有治人，无治法”的同时，更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法家在理论上也并不完全排
斥伦理化的礼。商鞅认为“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是“法之常”。[21]所以，“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22]
礼、法关系由对立走向结合成为必然。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是在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走向合一，儒、法两家由分离到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秦王朝二世而亡，标志着法家治国理论在实践中的失败。两汉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求助于黄老之术，推行“休养生息”，从原初的以道补法，发展到以儒、法、道三者结合的治世之术，造就“文景之治”。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过于消极的黄老之术越来越不适应传统的专制政治的需要。统治者急需树立一种更能有效维护专制政治的权威思想，来实现意识形态的统治，新儒学于是应运而生。所谓“新儒学”是指西汉硕儒董仲舒在继承先秦儒学思想基础上又对其进行了新的补充和发展。他对先秦儒学的内容作了神圣化、神秘化的改造，提出了“天人感应”，将儒家思想推崇为社会、政治乃至家庭生活的最高准则。同时又吸收法、道、阳阳五行各家及商周以来的天命神权观。还主张“德主刑辅”，“明德慎罚”，又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23]确立了“三纲五常”的绝对准则。从而使儒学发展为一种有利于建立和维护集权专制统治的精神武器。新儒学的政治法律理想迎合了大一统思想统治的要求，所以，汉武帝欣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学上升为官学，儒家思想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经义也逐渐被法律化，中国古代法律以新儒学的出现为标志而形成。在统治集团的支持下，汉儒以以经注律、以经决狱的方式，将礼的精神和内容窜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开启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四、“春秋决狱”的历史作用
“春秋决狱”这是儒家思想引入汉律的典型代表，它是指在审判案件时，如无法律明文规定，则以儒家经义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其要旨是，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动机，并以其动机有无恶意做为定罪量刑的首要条件，而首犯、从犯、已遂、未遂只是次要条件。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论其轻”。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又说：“循三纲之纪，通八端之理，乃可谓善。”可见汉代在司法断案在无律可引时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夺。
春秋决狱促进了儒法合流。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董仲舒通过春秋决狱的方式将儒家的道德原则引入法律，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儒家从书斋走向实践，从司法领域到立法领域，使儒家思想渗透到整个法律实践活动过程中，儒法两家由对立走向融合。春秋决狱的基本精神是“原心定罪”，强调法官在认定犯罪时对行为者的主观因素做深入考察，实际上是从秦汉法律中“客观归罪”的法定精神转向主观归罪，使儒法两家的精神原则在碰撞中交错融合，逐渐走向统一。董仲舒还以春秋决狱的方式恢复了古已有之的判例法，从而使儒家经义与法家法典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指导司法审判。儒家的道德精神潜移默化于法家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从而为儒家和法家的最终合流奠定了基
础，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拉开了序幕。
四、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及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
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儒家打破法律领域的法家统治的第一步，作为一种盛行于汉、波及魏晋南北朝的司法现象，它开启了中国法律以礼入律从而走向礼法合一的先河。所以，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全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24]规模之大，令人匪夷所思，诸儒引经注律的热情可见一斑。汉儒极力将儒家学说的精义贯注到法律的每一条，每一字上，力图改法家之律为儒家之律。这样的律文与原法律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三是隋唐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阶段。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集之，辗转嬗蜕，经由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宗。”[25]这一过程至隋唐已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议》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也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另外，从两汉至隋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是逐步深入到最后完成的
过程。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由上文可以看出，在中国法律儒家化从开端到发展再到完成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也一步步深入，这种影响是全面的，主要表现为礼法合流、德礼并用、德主刑辅等法律思想的确定，儒家基本法律原则和具体法律观点的形成，以及儒家思想在法律儒家化过程
中对司法实践领域的影响等等，不一而足。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刑并用的法律观，即“道之以致，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逆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助格。”强调德治。汉儒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仁学”与“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把仁、义、礼、智、信作为处理人
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永恒不变的准则，将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发展为“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经过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被确立为官方的指导思想，礼法结合、德刑并用成为统治者制定法律的理论依据与主流法律思想。到唐朝，封建传治者总结了汉以来运用礼刑两手进行统治的经验，形成了德主刑辅的法律思想体系。在德主刑辅思想指导下，唐朝在立法上又形成了宽简、稳定、划一的原则，并且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伦理观念成为法律的灵魂，立法中以“德礼”为本。《唐律》还将“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等封建伦理道
德奉为信条，贯彻于法律中。
2、确立了法律的一些基本原则，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中，一些儒家思想的精义注入法律中升华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则，主要有“八议”制度、“官当”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
条”等。
（1）“八议”制度为《曹魏律》首创，是中国封建法律形成的维护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在诉讼中的法律特权的制度。所谓“八议”，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晋及南北朝各国修律，一直沿用魏之“八议”。北齐制律时，进一步完善“八议”的内容，规定凡犯有严重危实统治阶级利益的“重罪十条”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
（2）“八议”入律之后，西晋统治者又规定了“官当”制度。晋律规定免官可当三岁刑。南朝《陈律》正式将“官当”入律，并创立了区分公罪与私罪的官当制度，规定：“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余一年赎。”但因“公坐、过、误，罚金。”[26]官当制度是“八议”制度的扩大与延伸，其目的在于维护不同等级的贵族官吏
的法定特权。
（3）“晋律”首开以服制论罪的先例，明确提出“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的法律原则。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来规定亲属的范围、等级，亦即亲属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制度，称为“服制”。所谓“五服”就是将服制根据血缘关系的远近分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个度级。亲属相犯是以服制的轻重来确定罪与非罪，或刑罪的轻重。服制愈近：以尊犯卑。处置愈轻；以卑犯尊，处置愈重。服制愈远：以尊犯卑，相对加重；以卑犯尊，相对减轻。北齐修律时，吸收晋律的立法原则，单修《五服制》一卷，作为刑律的附则，《隋书·经籍志》将其列于刑法部分。“准五服以制罪”正是儒家纲常名教在刑法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律礼法合一的特点。法官判案，须先明服纪。从此，历代法律均以此作为定罪量刑
的重要标准。
（4）《北齐律》首创“重罪十条”。儒家宣扬的纲常伦理道德，核心是维护君权和父权，随后各朝封建法律都把损害君权和父权的犯罪行为列为主要打击对象。《北齐律》将严重危害封建政权和封建礼教的十种罪名列为“重罪十条”，置于律首，进一步集中了封建法律的打击目标。这十种罪名是：“一曰反逆（谋危社稷、企图推翻皇帝的统治），二曰大逆（指毁坏宗庙、山陵及宫阙），三曰叛（叛国投敌），四曰降（投降敌人），五曰恶逆（指殴打、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等谋害尊亲属的行为），六曰不道（指残忍酷毒，如杀非死罪家人、肢解人
体等），七曰不敬（指对皇帝、家长的各种失礼行为），八曰不孝（指子女不善事父母的行为），九曰不义（指卑下侵犯非血缘尊长的行为），十曰内乱（指家族内的犯奸行为）犯此十种大罪者，不在八议、赎刑之列，通常是极刑处死。”“重罪十条”进一步把礼与法律结合起来，使法律成为推行礼治的工具。“重罪十条”是我国法律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开皇律》在此基础上稍加损益，把其定为“十恶”大罪，并为以后历朝法律所因袭。
除了上述基本原则之外，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还创制了上请原则、恤刑原则、亲亲得相
首匿原则等刑罚适用原则。
3、在“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过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渐形成
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体法律观点。
（1）“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指臣对君、子对父不允许有犯上作乱思想，即使只有犯上作乱的思想而无行为，也是大逆不道的犯罪。汉代其成为决断触犯皇权及皇帝尊严与安全的犯罪的理论根据之一。这一法律观点由儒家尊尊亲亲原则而引伸出来。
（2）罪止其身。指只应当惩罚犯罪者本人，不可惩罚因他人犯罪受牵连的无辜者。而汉武帝时期有族殊连坐，儒生桓宽提出反对意见。“《春秋》有云，子有罪，执其父；臣有罪，执其君。听失之大者也。闻恶恶及其人，未闻什伍之相坐。”这里根据《春秋》之义“恶恶及其身”而反对株连父子兄弟、亲戚邻里的法律观点。
（3）“以功覆过”。此论点出自《春秋·僖公十七年》。汉代春秋决狱者常以此条经义为据，为有功于国者犯罪辩解，使他们免受法律追究。该观点使有功者享有司法特权，为以后的法
定“议功”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除上述具体法律观点外，在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还形成了许多符合儒家思想的具体法律观点。如“亲亲得相首匿”、“原心定罪”、“恕及妇孺”等观点，前文已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述。这些在引经决狱，以经注律过程中形成的儒家法律观点，对历代封建立法、司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封建法律的礼、法融合奠定了基础，充实了内容。
4、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促进了司法队伍的儒家化。春秋决狱这一审判方法的推广，使得大批具有儒家经义素养的官吏越来越受到重视。例如，《汉书·隽不疑传记》记载：西汉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自称卫太子。诏使公卿大臣们辨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臣相御使中二千石等人都不改可否。京兆尹隽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有人说：“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逃，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于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大批儒家进入司法机关，并且，在司法队伍中，司法官也迫切需要学习儒家经义以提高儒家素养水平。因此，司法官的知识结构越来越儒家化，司法队伍也越来越儒家化，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实践产生了实际效果。
儒家思想的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 儒学，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以来，经过历代大儒的丰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儒家价值观的观念体系。孔子谈得最多的是仁与礼，但也论及义、知、圣、和、忠、恕、敬、恭、宽、信、敏、惠、温、良、俭、让、中庸等价值观念。孟子讲得最多的是仁、义、礼、智，但也多次阐述了恻隐、恭敬、辞让、善恶、诚信、良知、民本等价值观念。而自西汉至清末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基本上把儒家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三纲五常”，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和“仁义礼智信”，但实际上只注重贯彻“三纲”伦理，而没有真正落实“五常”道德。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 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儒家思想的精华——某省书法家协会顾问思想地位《儒家思想导论》主要介绍了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仁政说、孟子的使命、孟子的性善论、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
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性即理”——周、张、程、朱的理学思想、“心即理”——象山、阳明的心学思想、新儒家——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省书协主席团全体成员以及来自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100多人参加了研讨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张辛博士作了学术报告。张辛博士在讲话中对中庸文化作了探讨他认为发源于山东的“中庸文化”是孔孟对世界的重要文化贡献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儒学具体是什么呢？儒家经典形成于春秋战国时代但 是不同时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对儒家思想下 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儒家思想的精华包括先秦儒家思想、孔子的仁与礼、从前孔子时代的礼乐制度到孔子的仁礼思想、孔子的仁、孔子的礼、孔子的孝道、《论语》中的孝、《孝经》论孝、孔子的命观、孔子命观形成的背景、孔子命观的特征与内涵、"修身俟命论"的人生指导意义、孔子的人生问题论、乐--孔子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孔子与弟子论志向、立身行事中的言与默、孟子的性善论与孟子的使命、孟子的仁政学说以及荀子的性恶论与礼治说、儒家思想的流变、贯通天人--董仲舒的儒学思想、"性即理"--周、张、程、朱的理学思想、"心即理"--象山、阳明的心学思想、新儒家--西学东渐的文化回应、儒文化圈的崛起--儒学促进现代经济发展的可能等内容。 儒家的“礼治”主义折叠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
儒家思想分析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 春秋时期，知识分子们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到了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儒家学说。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 西汉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董仲舒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国家的需要；要维护政治的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他提出不在儒家六经范围之内的各家学术都应罢
黜。董仲舒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董仲舒还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五种为人处世的道德标准，后人称为“三纲五常”。 北宋时，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抨击佛道的活动，同时又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其中，北宋程颢、程颐兄弟和南宋朱熹成为最为突出，“理学”也称“程朱理学”。“二程”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主张先有理而后有物，这是理学的核心思想。“二程”把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伦就是天理。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强调理之源在于天理，而天理就是作为道德规范的三纲五常，它是人性的最高境界；并指出人性本来与天理一致，但被后天的欲望所蒙蔽，所以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二程”提出“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他们主张通过学习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朱熹理认为，“物”指天理、人伦、圣言、世故。“格物致知”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 南宋时期，理学家陆九渊把“心”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就是“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他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王阳明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人心破坏所致，只有通过整治人心，才能挽救统治。王阳明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派也称为“陆王心学”。王阳明更多地吸取了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影响 宗法以血缘为纽带，一个典型的宗法制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按照血缘关系的远近,被组织在一定的亲属集团如家庭、宗族之中。以血缘关系结成的家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而家的无限扩大便构成国,它同样是宗法性质的。 中国古代社会又是等级制的社会,即所有的人都按其所处社会经济地位被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依等级的高低卑尊分享政治、法律上的权力。宗法社会是一个以维护尊卑伦常为要义的等级结构,而等级特权既是宗法制的产物,反过来又促进和巩固宗法制度。宗法等级特权观念扩展和渗透到社会关系的各个领域,司法领域尤然。 梅因：“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这里所说的“身份”是指个人对父权制家族的依附关系。在以身份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里，身份是一种先赋的、固定不变的条件。人们一旦获得了某种身份，也就意味着他获得了与此种身份相适应的种种权利。而“契约”则是民事主体自主地设定双方权利和义务的一种协议。在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可以通过签约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作为一种合意，其本质是平等、自由。“从身份到契约”标志着个人不断地从血缘家族团体束缚的身份化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由自由契约所规范的人格状态。中国法制近代化的演变，正是一种从家族本位为核心的身份法向权利本位为核心的契约法转变的过程。
民事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民事法律制度、理念是人们在长期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惯性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作为规范人们日常生活法律，与其他法律相比，民法与人类社会、经济生活的关系最为紧密。由于民法与社会生活的特殊关系，民事法律制度、理念的形成往往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习俗密切相关。 与儒家思想相关的民事法律制度： （一）对婚姻家庭制度的影响 离婚的家族本位思想。离婚在古代也称做“绝婚”，即断绝二姓姻好的意思。中国古代的离婚大抵有两种形式：法定弃妻、强制离婚，协议离婚。“七出”虽是丈夫弃妻的法定离婚条件，但其基本精神仍是从家族利益出发的。“义绝”，是指夫妻之间的恩义已绝，因此法律规定这种婚姻关系必须解除。如果这种婚姻不自动解除，国家就要强迫解除并给以惩罚。最早见于唐律，《唐律·户婚》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发生义绝的情况都是亲属间互相侵犯的行为，强制离异仍然是以家族为中心，为维护封建伦常观念和封建家庭秩序而设的。 （二）对继承制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继承”一词，不单纯是指财产继承，还包括身份、地位的继承。继承也不仅仅是一种权利的承继，还包括祭祀祖先、延续宗族血脉的义务承担。古代以宗祧继承制度为主，财产继承附见于
论杜甫诗歌中的儒家精神 【中文摘要】：杜甫作为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同时也作为古代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他的一生始终抱着?兼善天下?的济世情怀和积极进取、刚健有为的入世态度，来努力的追求着自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理想。虽然杜甫始终没有居于庙堂之高，现实也始终没给他一个?济世扬名?的机会，但是做为一个伟大的诗人，他通过诗歌这一有力武器，不论?穷??达?，始终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孜孜以求的在阐述着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以儒家的?仁政?和?民本?思想为标准，来揭露社会的弊端，批判时代的黑暗。因而本文认为杜甫的诗歌中充满着儒家的?仁政?和?民本?思想，忧国忧民，忠君爱国，通过他的诗歌展现了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以江山社稷为重的高尚人格，从而洋溢着积极进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精神。 【中文关键词】：杜甫；诗人；诗歌；儒家精神 作为几千年来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学说，自从先秦开始，它就提倡?仁政?和?民本?思想，并且一直贯穿在它的发展历程之中，始终作为它的核心思想。其实说到底，儒家学说就是一种在不漠视个体生命的条件下更加注重集体意识，更加侧重集体利益的思想流派，也是一种重视实践，侧重现世功利的思想流派。因而儒家一直以来都强调?治国，平天下?。既希望生命个体投身于激烈的社会实践，在仕途大业和庙堂参政中，通过?学而优则仕?①的济世道路，在为天下苍生谋福利的现世功利中来完成自己的理想抱负，从而展现个人才华，实现人生价值。所以几千年来，儒家始终注重现世功利，积极进取、刚健有为。儒家知识分子也始终以具有社会责任感以及强烈的忧患意识而著称。而杜甫作为一个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中成长起来的，并且本身也以?腐儒?，?儒生?这种身份出现的古代文人，他的一生也都是以整个社会（天下）为己任，以自己心中的?道?---既儒家的?仁政?为终极追求目标，孜孜以求，从未放弃。做为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又做为?布衣?，?野老?的杜甫，他的诗歌更是通过从社会方方面面的细致观察，以及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展现了唐帝国由强盛逐渐走向衰落的历史过程，因此他的诗歌历来被称为?诗史?，从而也奠定了杜甫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诗圣?的崇高地位。巨星陨落了，赏析杜甫的诗歌，犹如在品尝一杯充满枯涩的老酒，里面总是渗透着诗人的忧愁和凄苦，但是最为一个杰出的诗人，同时也作为一代儒者，在他以及他的诗歌当中更多的表现出了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闪耀着灿烂的?仁政??民本?光芒。 一，积极进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入世态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②。可见古代儒家思想的主流是积极的，是进取的，儒家知识分子也是刚健入世的。他们注重现实功利，寄希望于社会实践，并且孜孜以求，自强不息，也从某种程度上铸就了我们中华民族刚强柔韧的民族精神。自公元618年李唐政权建立以来，经过太宗，武后等的励精图治，到了开元年间幅员辽阔，国力强盛，中外交流频繁，强大而具有恢弘气度的盛世景象，也使一些青年才俊们在时代的面前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进取心和自信心。而青年时代的杜甫也是这样一位胸怀天下，积极有为，企图在社会实践中建功立业的青年知识者，因此在他的身上以及诗歌当中也表现出了那种意气风发，充满阳刚的进取精神。比如他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泰山历来都被誉为五岳之首，而杜甫面对着雄伟葱郁的泰山，他赞叹东岳，讴歌造化。希望凌顶而小天小，以抒雄心壮志。诗歌一开头，就写出了泰山的高峻伟大，表达了对它的仰慕，再描述了它横跨齐鲁两地的壮伟。表达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之雄心，显示出他坚韧不拔的性格和远大的政治抱负。因此?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句更是杜甫积极入世，刚健有为，胸怀大志的集中体现，所以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再如《房兵曹胡马》中写到?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诗歌通过先写马的外形动态，后写马的品格，用虚写手法，由咏物转入了抒情。写它纵横驰骋，有着无穷广阔的活动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险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赖。这里看似写马，实是写人，这难道不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勇敢的将士、侠义的豪杰形象吗？最后用?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来包含无尽的期望和抱负，将意境开拓得非常深远。它既是写马驰骋万里，也是期望房兵曹为国立功，更是诗人自己志向的写照。盛唐时代国力的强盛，疆土的开拓，激发了民众的豪情，书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业，封侯万里。这种蓬勃向上的进
谈谈儒家思想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 赵涛 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作用下，世界文化也开始呈现多元化发展。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逐渐走向国际，为波动无常的世界经济增添了历史厚重感，在无形之中推动着各国经济的发展。本文从儒家文化蕴含的经济思想出发，论述了其在各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 一、儒家文化中蕴含的经济思想 1、逐利而不纵欲的义利和谐观 儒家文化以孔孟思想为精华，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可见，儒家思想对人的逐利思想持赞成和肯定的态度，这在重农轻商的时代可谓是非常先进的思想。 需要注意的是，孔子的重利思想是有前提的，即追求义利和谐，不过分纵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经济社会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它抨击了过分追求利润而损害公众利益的企业，也向世界传递出以君子之道获取财富的信号。 2、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观 在21世纪之前，人类因征服自然而自豪，也因此加快了对自然索取和改造的速度。然而随之而来的生态、能源危机终于让我们开始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殊不知，“天人合一”的思想自古已有，孔子在《论语》提出了“则天”即效法自然的主张，在经济发展中也
同样要尊重自然规律，持续性的发展才有其意义。 孟子说：“仁民而爱物”。现在我们可以给“民”一个更加宽泛的定义：人类、企业以及一切能对自然做出反应的群体。山水土木、虫鱼鸟兽都是我们需要保护的“物”，保护而后取，取之有度，才能可持续发展，实现万物昌盛。 3、以和为贵的人本观 现代经济社会的核心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而个人的行为又为企业制定的条条框框所限，其目的就是为自身所在企业创造最大效益。在这种理念下，企业之间的竞争往往会变味，甚至走上歧路。 儒家思想中宣扬的“以和为贵”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但深究企业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其根本不也是人的交往吗？“和”字打头，才能保证经济社会中的较量能为道德所限，“和而不同”，各方共创经济社会的多元化。 4、“自强必寿”的进取观 “自强不息，大德必寿”原本是孔子的养生之道，但又何尝不是人与企业的发展之道呢？自古以来，自强进取者方能取得成功。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对经济社会而言，只满足于眼前利益，而不懂得开拓创新的企业最终必将被淘汰。在竞争如此残酷的经济斗争中，唯有不断向前迈进、勇于开拓进取才能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保持领先地位。 二、儒家文化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 1、对亚洲国家经济的贡献
儒家思想的核心 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 仁：爱人。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他的哲学观点，对后世影响亦甚深远。“‘仁以处人，有序和谐’是孔子思想的原发点，是儒家思想核心之核心。”（陈志岁《载敬堂集》）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仁体现在政治上是强调"德治"，德治的基本精神实质是泛爱众和博施济众，孔子把仁引入礼中，变传统"礼治"为"德治"，他并没有否定"礼治"，他的"德治"无疑是对"礼治"的继承和改造。爱人既为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而此种爱人又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 义：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孔子以"义"作为评判人们的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义（谊）者，人所宜也。段玉裁注《说文·言部》曰：‘谊、义，古今字，周时作谊，汉时作义，皆今之仁义字也。’义有君子义与小人义，君子义大我，小人义小我。大我，为大众、为社会也；小我，撮伙偏党也，今所谓‘哥们义气’是也。”（陈志岁《载敬堂集·民说》） 礼：孔子及儒家的政治与伦理范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特别是封建社
会后期，它越来越成为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影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智：同"知"，孔子的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基本范畴。指知道、了解、见解、知识、聪明、智慧等。内涵主要涉及知的性质、知的来源、知的内容、知的效果等几方面。关于知的性质，孔子认为，知是一个道德范畴，是一种人的行为规范知识。 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包含有宽恕、容人之意。 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 孝：孔子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而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认为如缺乏孝敬之心，赡养父母也就视同于饲养犬，乃大逆不孝。孔子还认为父母可能有过失，儿女应该婉言规劝，力求其改正，并非对父母绝对服从。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体现。然而孔子论孝，还讲"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表现了其时代的局限性。孝被后世之儒定为繁琐仪式，《礼记》中规定父母死后"水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哭泣无数"以至"身病体羸"变成精神和肉体的自我摧残。宋明时代把孝道作为道德论中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理学家朱熹
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 1、“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1)xx和早期儒学： 春秋晚期，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融洽相处，要待人宽容，“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强调统治者要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希望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克已复礼”，使每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孔子被后人尊称为“万世师表”和“至圣”。 (2)战国时期，孟子和荀子是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孟子主张“仁政”，进一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要实行仁政来回复和扩充人的善性。荀子主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强调人民群众的力量巨大。荀子提出“性本恶”，强调用礼乐来规范人的行为，使人向善。经过孟子、荀子的改造和发展，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1)从“无为”到“有为”： 汉初，为了恢复生产和安定人心，统治者吸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六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朝的经济实力逐渐恢复和增强，但是，诸侯国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适应国家统一的发展形势，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需要。 (2)“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 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的代表人物。他把诸子百家中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董仲舒适应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
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影响 思想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我国的儒家思想就是在尖锐的社会现实中应运而生，它对我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有着重大的影响，其范围包括思想，文化，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等。 道德与法律，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持手段，是所有文明共有的现象。儒家思想不仅在道德层面规范人们的行为，而且它特有的法律观念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封建法律的制定及其有效地实施。 一、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创立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当时社会正处于激烈的社会动荡与变革之中，孔子一向推崇的西周宗法等级秩序和礼乐典章制度全面崩溃，因此他当仁不让的充任了旧制度的继承者和卫道士，提倡“礼治”，“德治”。 二、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 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及其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两汉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春秋决狱是儒家打破法律领域的法家统治的第一步，作为一种盛行于汉、波及魏晋南北朝的司法现象，它开启了中国法律以礼入律从而走向礼法合一的先河。所以，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三，随着法律儒家化的逐步深化，至隋唐法律同儒家思想的礼高度融合，法律儒家化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被全面地反映在《唐律疏议》，从而形成了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 （二）中国法律儒家化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1、儒家法律指导思想的确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礼刑并用的法律观，汉儒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仁学”与“正名”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将
浅论杜甫咏贫诗中的儒家思想 湖北省咸丰县甲马池镇中心小学:唐义 摘要： 杜甫是唐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的诗歌数量多、质量高，被称作“诗圣”，他的诗真切的反应民生民情，反应国家时局，因此，他的诗也被称作“史诗”。在他诗歌创作后期，生活虽极度贫困，但思想日趋成熟，爱国之心愈烈，加上时代状况等各种因素揉合在一起，使杜甫写出一生中极为重要并流传千古的诗歌。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杜甫不管在不在其位，都要谋其政，都要为百姓疾呼！本文从杜甫生平所作诗集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探讨杜甫的儒家思想在咏贫诗中的体现，特别是他具有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所特有的儒家传统思想，更具有现实意义。文章从杜甫信守的儒家思想；杜甫磨难生活中的咏贫诗；杜甫儒家思想和咏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3个部分论述杜甫的儒家思想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杜甫咏贫诗儒家思想 杜甫是唐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被称作“诗圣”，其诗歌数量多、质量高，特别是他诗歌创作后期，生活虽极度贫困，但思想日趋成熟，爱国之心愈烈，时代状况等各种因素揉合在一起，使杜甫写出一生中极为重要并流传千古的诗歌，如《秋兴八首》，《登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这些诗多为国家而写，为广大低层老百姓所写。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自始至终都以儒者自居。他早年自称“儒”，例如在《奉赠鲜于京兆》写到“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在《奉赠韦左丞丈》里有“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事”，晚年当他已切实感到“儒术于我何有哉”，“儒术诚难起”时，不免气愤，则多自称“腐儒”。由此，杜甫的主导思想为儒家思想，并且这一思想一直影响其创作。 一、杜甫信守的儒家思想 杜甫的儒家思想表现为“仁爱”、“贵民”、“仁政”，在他的诗中表现了忧国忧民，揭露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希望封建统治者实施仁政，实现国盛民安的社会理想。 他从来都是以儒者自居的，他自称：“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又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他不仅为其祖先“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更为其世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而自豪。虽说了家世代“未坠素业”，暗地里却在担心快坠了。那么怎样才能继承“素业”呢？这可以从他所说“奉儒守官”中找到答案。奉儒是实，但他父亲杜闲只做到兖州司马、奉天令之类的小官，当然比不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实惠，所谓“守官”实际上已经很无奈了！但却又“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毕竟还吃一口皇粮，算不得贫穷人家。所以，早年的日子过得很惬意。他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游齐时，曾先后和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听歌饮酒、检书看剑，打猎取乐”，有时“登高怀古，把酒赋诗”，并和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同时准备出仕。在这期间，他应试两次，均未及第，但并没有穷困的感受。因为这期间的主要目的是读书和游历，做出仕的准备，但毕竟有过失败，心里颇有牢骚、抑闷。但他在长期的游历中，接触了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美丽的山河，不仅感觉生活充实，更重要的是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有《望岳》一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也流露诗人对事业的雄心壮志，对前途充满信心，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创建一番惊人事业。
法制史论文儒家思想与 古代法律 集团文件发布号：（9816-UATWW-MWUB-WUNN-INNUL-DQQTY-
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律 内容摘要：文章主要就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进行简单阐述，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些基本特征，最后就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进行简单分析。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国古代法律、礼与法 儒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的理论几乎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中华文明性格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儒家提倡的“礼治”、“德治”、“人治”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西汉中期,随着儒家独尊地位的确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思想得以形成。自从西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完善，到隋唐时期代《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儒家思想遂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并对后世封建传统法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这些影响的影子。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儒的含义及其法律思想 “儒”原来是指专门从事教育和执掌礼义的人。儒家发展的历史阶段有先秦儒家和秦汉以后作为封建正统的儒家。两个阶段的儒家思想有所继承，但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他们都是以“礼”为核心，主张等级制度；强调德治的作用，注重统治者个人的德行。但二者又是有所区别的，也正是这些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新旧儒学的命运。以孔子为代表的旧儒家，主张克己复礼，用已经不适应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cf14541176.html, 浅析《诗经》对杜甫诗作的影响 作者：李文韬 来源：《世界家苑·学术》2017年第06期 摘要：《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对历代诗歌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至汉代，开始作为一部儒家经典渐渐成为统治者的文化工具；至唐代，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杜甫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巨擎，同时，杜甫又恪守儒家规范，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型诗人。因此，作为儒家经典之一的诗歌总集《诗经》对杜甫的诗歌创作会产生一定影响。本文就从文学思想和创作方法两个方面分析了《诗经》对杜甫诗歌的影响，以期探寻杜诗对诗经的接受。 关键词：诗经；杜诗；影响 一、《诗经》对杜甫诗学思想的影响 杜甫在诗歌理论中的建树，并没有以一本理论书籍面世，而是以诗歌的形式探讨诗歌的写作。杜甫《戏为六绝句》，开论诗绝句之端，在他的论诗诗当中，分别用六首七绝来阐述其文学特别是诗歌理念。在这些诗作当中，杜甫的主要文学观点即为“取清新”和“亲风雅”。这里讲到的“清新”，更多的是从其诗歌的字句出发，要求清新，主要与齐梁时期的繁冗相区别，而体裁上则更加注重向《诗三百》中的风雅靠齐。这种文学上的复古，与之前讲到的初唐四杰和陈子昂有很大的不同。从字词到体裁上都要求有一个变革。这种变革有偏向先秦复古也有自己的创新，复古是向以《诗三百》为代表的典籍学习其内容，创新则又有其自己的特色。 杜甫用诗歌的形式探讨诗歌的创作，这本来就是一个创新。从他的那六首论诗诗中，可以看到杜甫对前辈诗人的看法，对于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属于杜甫自己的见解。从内容上看，杜甫赞美庾信的晚年文章以及对初唐四杰的欣赏，倾向于清词丽句的赞同，向《诗经》中的风雅内容亲近，而《诗经》中的国风有很多是来自民间，反映下层劳动者劳作的辛苦以及对统治上层讽刺规劝的。大小《雅》有来自民间也有来自贵族的创作，有对统治者的讽谏也有对上层的赞扬，这两部分是杜甫认同的，在他的诗歌中不仅仅用理论提出来而且在实践创作中也有很多体现。三吏三别的写作，反应了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痛楚，表现了对战争的痛诉以及对统治者的疏于管理国家造成这种场面的规刺。 二、《诗经》对杜甫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艺术手法上的继承 《诗经》的艺术手法主要是指赋比兴。纵观杜甫诗歌的赋比兴艺术手法的应用特点，可以归为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从赋比兴三种手法相较而言，比兴应用的要比赋多。在杜甫的诗歌当中，有大量运用比兴手法的，很多是比兴在一起运用。如作于天宝十三载的《秋雨叹》就用了比兴的手法，
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本文探讨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现代社会影响，以期加深了解儒家思想的特点、变化、价值和它的现代指导意义，抓住儒家思想的本质和精髓，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点滴经验和参考。 思想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一个社会起着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思想对一个社会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时至今日，时代在变化，思想也在变化，面对文化多元、中西融合碰撞的文化发展趋势，对一种文化或者说思想的重视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因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集千古圣贤众多儒流于一体的历经变化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关键词] 思想、作用、价值。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
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社会演变中形成了众多优秀的认识和思想，而这些认识和思想又被后来者奉为准则或规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儒家思想专题 一、儒家思想形成——先秦 ㈠春秋时期-孔子： 1.地位，是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2.主张:核 心思想是“仁”和“礼”主要内容是“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⑴仁： ①含义：“仁者爱人” [三层内容:A爱自己的亲人;B爱他人，广泛地体贴和理解他人，以此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C统治实行仁政，要求统治者体察民情，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 ②实现“仁”的方式， A就要遵守“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B中庸之道（1.中庸的含义:1)中：处理任何事情都不偏不倚,能恰到好处;2)和：将各种正确的原则、思想等妥善加以调和,使他们互相补充,互相制约。2.中庸与仁礼的关系1)要实行仁和礼,就必须遵循中庸之道2)中庸是划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依据；3.意义： ⑴中庸不仅是一种德行，而且也反映了孔子对世界万物本质规律的认识； ⑵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被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来讨论的，但实质上不仅对处理人际关系 有实际价值，而且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也有指导意义．）；‘ C克己复礼为仁； D实现五者（恭宽信敏惠）为仁等 ③仁的思想的意义：A有利于调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B在当时有利于抑制暴政； C对今天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及构建和谐社会有重大借鉴意义；但其爱人是有等差的爱。 ⑵礼：克己复礼。维护周礼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但另一方面有利于稳定社会 秩序。 ①含义：A 指治理、安定、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秩序；B 礼仪 制度。孔子所追求的理是西周时的等级名分制度。它规定了一整套在衣食住行方面必须合乎尊卑等级身份的仪礼规范，并发展成指导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 ②主张：正名。A于社会: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 B于个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③仁和礼的关系 礼仁结合。纳仁于礼，是人道与政治的结合。 A仁是礼的内在精神，礼是仁的表现形式 B仁是礼的最高境界，礼是实现仁的途径 C仁反映的是根源于血缘关系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礼主要规范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制度。 D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 ⑶仁礼评价：对儒家的“仁礼”学说的评价：１．内涵极其丰富。举凡社交礼仪、生活标 准、政治秩序、风俗习惯，无不囊括在内。２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它强调社会责任与社会和谐，有利于调节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在当时有利于抑制暴政；对今天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及构建和谐社会有重大借鉴意义。３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它又极大地限制人的主观能动精神和创造欲望。４这种两重性作用于孔子以后的悠悠岁月，造成中华民族崇奉公德，压抑私欲，强调义务，蔑视权利，以及安贫乐道，因循保守的社会心理特征。 ⑷政治思想：提倡为政以德，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用德教化百姓； ⑸社会历史观：主张逐步改良。 ⑹天命观：主张敬鬼神而原之，把探讨和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位置（虚于天命，重于人世）。
儒家文化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摘要：优良的儒家传统文化是两千年来生活在中国这块沃土上的人们共同创造的，其提倡的人本思想、以礼入法、和谐观念以及慎刑思想都为我国目前的现代法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文化底蕴，应为我们发扬继承，但对于其中的不重视法治的某些观念我们也应予摈弃，使这一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的法治建设。 关键词：儒家文化法治道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思想贯穿了中国历史，乃至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立场和人生态度。中国当代的法律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法学界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探究，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中国的法治必须注重本土资源，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走向法治的有价值的思想，从而形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法治观念和法律制度。儒家文化中的精粹很多，我认为对法治建设有利的主要是以下几点： 第一、人本思想——法治正义的终极。以人为本，是儒家文化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孟子认为是一种“侧隐”“羞恶”“辞让”之心。尽管儒家的敬民、畏民思想与卢梭的社会契约拟制的国家统治思想毫无关联、缺乏共同伦理逻辑元素和价值。但是儒家思想中对于民众力量敬畏和尊重对于现代宪政理念的指向是殊途同归的。善待权力、从而权力应该接受民意的制约和监督是为政者首要的执政价值和理念。 第二、以“礼”入法——正义法律的道德基础。儒家道德法律化的价值体现在：首先，立法时法律的正当性基础。道德是法律权威的最为根本来源即其立法时的法律价值，尽管规范论者曾经主张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恶法也法”，但是自然法论者的思想和理念，最容易触动社会大众的守法意识和引发守法行为的共鸣。其次，在执法过程中，法官和执法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权限范围内，道德始终是法律规范价值的主宰。最后，法律价值的提升和进步始终是以社会的道德进步为推动力的。 第三、和谐——多元宽容的法律智慧。和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范畴之一。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是和谐的根本也是标准。儒家的和谐思想就是倡导一种社会的多元的价值和利益观，在这种多元利益和价值的背景下形成一种社会的包容和均衡。国家、社会、群体应当尊重个体的权利和自由。个体也应该为国家集体、社会、群体的利益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是现代个体权利自由的政治和法治伦理的矫正和反思。 第四、慎刑——敬畏生命的法律规范。刑事法律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最为核心和重要的内容，但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刑法只是社会规范秩序的最后的诉诸的手段，儒家认为“出礼则入刑”，对于剥夺个体人身和财产的刑罚是很谨慎的，这体现出对于公民人身和财产权利的尊重和敬畏。慎刑是儒家法律思想的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的进程和影响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我将主要谈谈儒家文化对于离中国最近的一些东亚国家的影响。 首先必须要谈到的就是做为亚洲经济实力最强的日本了，一般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于公元五世纪前通过新罗传入日本的，这与孔子最初创立儒家文化相差了上百年，但我们现在也从国家的发展和运作可以看出来，日本的儒学渗透到了日本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从历史的进程中也能够发现，日本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长期引入儒学经典。我们都知道，一个思想的运用，其核心目的就在于如何能够使自身的统治更加长久，更加稳固，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众多革新，基本上都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发生的。日本大化改新后，首领中大兄皇子以及中臣镰足在中国留学生的协助之下制定了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并在其中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召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是必修科目；后来，江户幕府为了稳定社会巩固自身统治，将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作为宣传手段，并达到了相应的效果；即便是到了促使日本迈入近代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也将儒学作为倒幕的理论依据，最终完成了革新，带领日本迈入帝国主义的大门。由此可见，对于日本人而言，儒学的作用是不可言喻的，可以说，没有儒学，就没有日本历史年轮的转动。 但是，日本的儒学和中国的儒学相差还是比较大的。在儒家思想中，历代的学者都提倡的价值观就是仁义礼智信还有孝和勇，其中，仁和孝的地位远高于其他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众多的事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此我就不需要过多的举例子了。而在日本人看来，他们最最重视的，是“忠”，著名的武士道精神就是建立在忠的基础上的，而且，在日本社会中，有一种特别的制度——养子制度，正是由于这个制度，造成了日本儒家对“忠”字的推崇，无论是日本人的气节、还是刻板、谨慎，归根到底，就是在他们的心里，早已深深地烙下了“忠”字。反而是中国所推崇的“孝”他们并不怎么在意，比方说又一次我看了一个视频，主要画面就是日本拥挤的地铁，有很多老人的脸都贴在了玻璃上，都不会有人愿意为他们让座，这和中国的道德原则完全相悖。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日本继承了儒学的起源，但后期的发展，完全决定于自身，最终迈向了与中国相离的道路。可无论它如何变化，都离不开中国儒学的本源。 接下来需要探讨的是我们的邻国韩国——或者具体应该探讨的是朝鲜。中国儒学合适传入朝鲜，其确切时间无法详尽考证，多数学者认为，儒学的传入期应以文字记载为准。公元372年以后，三国相继建立，设太学，教授儒学并派遣留学生，这才算是儒学在朝鲜的传播之初。 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想得到国家承认并广泛传播最初，由于各国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的原因，最先接受儒学的是高句丽，其次是百济，最后是新罗。自李朝建立直至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儒学主要是朱子学的传播，确立了它在朝鲜官方哲学以及正统学术思想的地位。 由于儒学符合朝鲜三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又适合于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所以，古代朝鲜封建统治阶级就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吸收儒学。在政治方面，提出了德治思想，自此以后，高句丽历代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除此以外，朝鲜和中国一样，都将“仁”也就是“爱民”视作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强调将其体现于政治之中。另外，统一三国的新罗封建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封建身份等级制，，就把儒学的“正名”思想绊倒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并以此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 在对于文化层面的影响，古朝鲜照搬照抄儒学伦理思想，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以"仁为核心"和"人为贵"的思想体系，儒家的学说简称儒学，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和宝贵遗产，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渊远流长，它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等一大批先贤们的智慧结晶，由于篇幅的局限，我们只能做一粗浅的介绍： 儒家主要代表人物—— 孔子（春秋）、孟子（战国）、董仲舒（西汉）、程颐（北宋）、朱熹（南宋）、王阳明（明）。 儒家思想的主要著作《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孔子（前551 - 前 479）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 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 孔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儒家学派 创始人。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 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君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 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与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一 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相传他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带领弟子周游列国13年。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子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刻苦好学。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
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论语》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纪录。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时间，是从事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创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学方法；总结、倡导了一整套正确的学习原则；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教学内容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良好的师德典范。 孔子的教育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开始办学，到去齐国求仕之前，约7、8年时间。这一阶段他的的门徒还不大多，但是办学有成效，在社会上已经有了较大的名声。 第二阶段：自37岁从齐国返回鲁国到55岁周游列国之前。这一阶段共计18年的时间。这18年中，孔子虽然有4年多的时间在做官从政，但并没有停上授徒。这一阶段是孔子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阶段。他的教育经验越来越丰富，教育水平越来越高，名气越来越大，所收的弟子越来越多。除了鲁国的学生之外，他的学生中还有来自齐、楚、卫、晋、秦、陈、吴、宋等国的求学者。 第三阶段：自68岁周游列国结束回到鲁国，到他去世，共5年时间。他把精力集中到办教育与整理古代文献典籍上了。这一时期他的学生也很多，并培养出了子夏、子游、子张、曾参等才华出众的弟子。这几个人后来大都从事了教育事业。对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对孔子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对于当时政治，尤其是对于孔子思想的传播，对于儒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纵观孔子的一生，他对他的学生的影响，一部分是通过言传，通过学习古代文献、传授各种技艺，而更多的、更为深刻的则是身教。他的勤奋好学，他对真理、对理想、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谦虚、有礼，他对国家的忠诚与对老百姓的关心，都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与后人。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既是孔子的高尚师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条教育原则。孔子爱教育、爱学生，诲人不倦，他能平等对待学生，做到教学结合，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孔子是具有高尚师德的一代宗师。 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边，弟子们以对父亲之礼仪对待孔子，为其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