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儒家化过程简述
法律儒家化过程是指中国古代法律有意识地吸收儒家文化思想，从而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法律体系。
法律儒家化过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西周时期。儒家对法律的影响始于西周时期，此时的法律就已经在开始吸收儒家思想，例如《尚书》中的“以义治国”，以及关于责任分工、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内容。
第二阶段：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儒家主义对法律的影响逐渐加强，出现了《春秋》等文献，中国第一部法律学著作《法宗经》也诞生了，儒家对法律的影响逐渐深入人心。
第三阶段：汉代。汉代是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影响最大的时期，儒家的礼仪道德思想渗透到汉代的法律中，形成了汉代的法律文化。汉朝法律中的“惩戒重责”、“宽恕轻责”等思想，三晋法书中的“温故而知新”、“古之弗违今之弗变”等思想，都是儒家文化的体现。
“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的梳读与审思 瞿老在其《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中，将古代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和法律流变归咎于了一句话：“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即“法律为儒家思想所支配的过程”。瞿老认为，“自儒家化过程完成以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换言之，儒家化，即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极为重要的过程，并使得中国古代法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变化。 一、“以礼入法”的解构 瞿老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研究始于其“礼法之争”的论述。 就性质而言，“礼“为儒家“治平之具”，属于差别性的规范，而“法“为法家治国之器，为同一性的行为规范。当然，法家也并不否认诸如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等的分别及存在，其更为注重的是对法律的执行与秩序的维持。儒家也不曾绝对地排斥法律。对于礼法之关系，瞿老并非如吴正茂所说，“将礼完全地排斥于法律之外”，相反，瞿老认为，礼法之关系“密切无比”，既可分治，又可合一，二者均为社会约束、行为规范，其分别既不在形式也不在强制力之大小分异。此当为“以礼入法”之前提。 其次，瞿老指出，中国古代司法“取自由裁定主义”，审判决狱皆有儒家思想的影响，故“断讼必以礼为根据”。然瞿老之意并不旨在于否定法家思想的作用，更非是要割裂礼法之关系，而是说明其司法实在实现一种礼法互补，互为表里的道德法制、贤人之治，并使“纲常名教”的思想皆得理解、解释、适用。此为“以礼入法”之手段。 二、“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在瞿老看来，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始于魏、晋，成于北魏，经由隋、唐采用成为正统，而自儒家化历程之后，中国古代法律便无重大的、本质上的变化”。此观点主要受到三方面的诟病。 其一，法律之儒家化始于汉。瞿老言，“法律之儒家化汉代已开其端”，但在其看来，汉代
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中国古代从奴隶制社会到清末的修律，始终贯穿着如何调整礼法关系问题而展开来，礼法结合时中华法系的一大特征，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而最终完成。从现代法的角度看，离法制更远，从当时专制已成，中国的国情看，是对法家专制政治法律的有限制约。以下为其发展过程： （一）西汉儒家对立法结合的法理探索 酷法亡秦的历史教训，宣告了重刑主义的法家思想的失败，同时也引起了汉初统治者对于法家学说和儒家学说的重新思考。汉文帝时贾谊系统的论述了立法结合的思想，董仲舒又对礼法结合、德主刑辅进行系统完整的论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提高了儒家学说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使之成为正统思想，为儒家思想改造封建国家法律和司法制度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儒家思想进入法律，上升为封建国家意志创造了条件。 （二）西汉时代的《春秋》决狱打开了法律儒家化的司法开端 汉初萧何制定《九章律》，作为基本法虽然其从内容到精神上仍继承秦律，属于法家思想指导下的法律，但汉代儒家仍然打开了法律的缺口，开始了法律儒家化是司法过程，主要表现在1.法官儒家化，在秦汉时代，政治体制决定了各级行政长官是各级的司法长官，因此封建国家官员的儒家化也就意味着司法官员的儒家化。从汉武帝开始，随着儒学的官学化，儒家学者仕途豁然开朗，大批进入国家机关，成为儒家化的司法官员，这就实现了司法主体的儒家化。2.引经决狱，
两汉儒学家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抛开国家法律，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依据审理案件的司法活动，这确立了一系列儒家化的司法原则，这些儒家化的司法原则一旦形成之后，就成为指导封建社会司法的重要准则，并未儒家经义直接引入法律进行了司法实践的探索。 （三）东汉时期“引经注律”开辟了法律儒家化的新途径 东汉儒家学者用儒家经典来注释法律，向法律发起了儒家化的进攻，其实质是在法律内容上注入儒家思想，这是对法律进行实质性改造的重要步骤。通过引经注律，一方面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法律的解释之中，从而使法律在实施中体现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在司法领域取得主导地位；一方面也是针对儒家学说进行法律化的改造过程。通过儒家学者的引进注律，将原则化、模糊化的儒家学说改变成为具有规范性、明确性的法律解释，使之更加具有法律是特性。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立法结合的过程，同时直接将儒家学说转化成为法律内容创造了条件。 （四）魏晋时代“引经入律”，完成了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到了魏晋时代，统治者直接任用儒家来礼法，使儒家思想直接体现于礼法之中。并且《魏律》确立了“八议制度”，而《晋律》“准五服以治罪”，可以说《晋律》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律完成儒家化的一个代表。 儒家化的原因 第一，儒家法律思想的实质是“德主刑辅”，礼法结合。
汉朝法律的儒家化 更新时间：2012-10-09 03:07:31 来源：中国学术论文网 一、汉朝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1、汉初的社会形势 秦朝统一中国后，专任刑罚，把法家的重刑主义推向极端，导致人民的强烈反抗，最终秦王朝被推翻。继之而起的汉朝，面对的是一派凋敝的社会景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库空虚，人口大减，百姓流离失所。“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这种形势，汉朝统治者认识到，只有轻徭薄赋，省减刑罚，与民休息才能恢复生产，稳定社会，巩固统治。此时，以“无为而治”为核心的黄老思想成为汉初统治者治国的指导思想，并且收到了显着的效果：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但是，长期实行“无为而治”也带来了一些弊端。汉初，刘邦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之—是“孤立亡藩辅”，因此，一方面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分封了十位同姓宗室子弟为诸侯王，形成郡县与封国并存的行政体制。封国不受郡县管辖，在封国内，诸侯王有征收赋税、铸造钱币、拥有军队的权力。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诸侯王的势力也逐渐强大，他们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各占一方，形成割据势力，造成国家统治权旁落地方。封国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直接威胁到中央政府的安全。另外，在对外关系上，匈奴步步紧逼，和亲政策已经不能安抚匈奴。 面对内忧外患，黄老的“无为”思想已经不能满足汉朝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开拓疆土的需要。汉武帝不愿再恪守“清静无为”的治国方针，以消极无为的态度听任汉朝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解决客观存在的社会问题，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并建立—套与逐步稳固中的统一封建帝国相适应的政治模式已成为当务之急，儒家思想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被重视起来的，汉朝法律的儒家化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了。 2、儒家思想的发展 儒家是春秋末期以孔子为创始人的一个学派，也是当时“百家争鸣”中最早形成的—个最大的学派。古代所谓儒，是指掌握一定文化知识，懂得周礼，以“相礼”为业的人士。孔子早期从事这一职业，因而他所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家。儒家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先秦儒家和秦汉以后的儒家。 先秦儒家思想继承和发展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罚”思想，孔子一心要恢复西周时期的宗法等级秩序和礼乐典章制度，呼吁“克己复礼”，提出“德治”，重视“人治”，在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体系中，“仁”为核心，“复礼”为目的，孔子把“仁”和“礼”作为整个儒家的理论基础。 战国时期的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儒家学说，孟子反对用武力即“霸道”实现统一，主张用避免流血的。王道”来达到统一，提出用“德治”和“仁政”治理
浅析汉朝法律儒家化 摘要 法律儒家化是中国古代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儒家思想向法律的渗透影响着中国法律的走向，汉朝是法律全面儒家化的开端。本文从汉朝法律儒家化是历史的选择及法律儒家化的表现来对汉朝法律的儒家化进行阐述。 关键词：汉朝；法律；儒家化 The brief analysis of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s in the Han Dynasty Abstract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 is an important proc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law. The penetration of Confucian thoughts towards the law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Chinese law, and the Han Dynasty is the out set of the thorough Confucianization of law. This paper expatiates the confucianization of law in the Han Dynasty in two aspects:Historical choice, representation. Keywords: the Han Dynasty; law; Confucianization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法律的儒家化。“法律儒家化”的命题，是瞿同祖先生于1948年在《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文中明确提出的[1]。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既为南朝历代所因袭，北魏改律复采用之，辗转嬗蜕，经由(北)齐、隋以至于唐，实为华夏刑统不祧之正宗。”[2]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人伦道德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伦理法的性质。具体为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进行立法、注律，以儒家思想量刑定罪、断案等[3]。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过程，就是儒家引经断狱、以礼入法、礼法合一的过程。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是中华法系形成礼法合一这一特色的进程。经过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和法家全盛的秦朝，在汉代儒家思想占据了主流的思想地位，并继而成为以后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法律作为社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汉代也因此而出现了儒家化的趋势。 一、汉朝法律儒家化是历史的选择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胜景，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显学”当中，只有儒家思想自汉武帝之后成为两千多年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提要］中国古代法律走上儒家化道路始于西汉，儒家思想开始代替法家思想，从而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这一过程是儒家们通过引经决狱、引经注律、纳礼入律等三个相关环节，分别在立法、法律解释、司法领域逐渐渗透而展开。本文对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进行简单阐述的基础上，对其发展演变的历史根源进行分析，并归纳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些基本特征，最后就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进行简单的总结。 关键词：中国法律；儒家化；影响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中的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最重要的特点。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的道路。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的、民事的、婚姻家庭的、行政的、诉讼的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运动由董仲舒等人发起，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1、开始阶段（两汉时期）。自汉代春秋决狱开始，中国法律走上了儒家化道路。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用“礼法”二字来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点睛之语。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构成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律文化。 2、深入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从魏晋时期开始，儒家学说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儒家经典逐步取得了与法律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其突出标志就是礼、律并重。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向纵深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一步。到曹魏后期，人们已常把刑与礼相提并论，《三国志·魏志·刘庚传》载：刘庚“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由此可见，此时，礼刑已被人并提。 3、完成阶段（隋唐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
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以儒家“德治”思想为主体的正统法律观得以形成,并全面贯注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和司法领域。 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符合古代中国国情的。 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对中国的法律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礼治;德治;法律;儒家化?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就是以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作为封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封建法制的核心内容。 也可以理解为儒家思想的法律化。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起始于西汉，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唐的漫长发展与完善终于在唐代完成。 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植根于深刻的历史文化，基于中国古代政治和法制现实之需要。 它的实质在于儒法结合，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引礼入法”?汉代时期儒家思想向封建法制渗透的过程。 秦朝的灭亡结束了法家的统治地位，汉初实行道家思想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但是不利于中央政权的统一，随着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儒家思想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步开始了向封建法律制度渗透的过程。 具体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儒家学者注释法律来转变法律。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三千二百余言。”他们可以用儒家的观点来解释法律,转变法律条文的实质内容,借以使儒家的法律观得以实现。 二是在司法过程中，直接运用儒家经典教义作为判案的原则、依据。
《春秋》决狱将礼的'精神与原则引入司法领域，成为断罪的根据，不仅仅是引礼入法，而且是以礼代法，使儒家经典法典化了。 据《后汉书》记载,董仲舒年老致仕后,朝廷每有大议,便让使者和廷尉就其家而问之。 “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董仲舒著《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全以《春秋》大义圣人微旨断狱。 (二)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深入——礼与法进一步融合?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法律大量吸收儒家思想。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朝代更替频繁，每个新朝建立后都要在前朝的基础上修订、制定新的法律，持儒家思想的大臣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将儒家思想糅杂到法律里。 通过长期的过程，儒家思想得以在系统修改和制定法律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吸收到封建法律制度中去;儒臣们对法律的注释更侧重于立法解释，他们对法条解释与法律条文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使得儒家思想在法律体系中内容越来越丰富，体系也越来越精密，儒家化的法律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的法律儒家化成果突出表现在“八议”的入律，“官当”的出现，准五服以制罪原则的确立等。 “八议”之说最早源于《周礼》“八辟”。 “以八辟(法)丽(附)邦法，附刑罚:一曰议亲之辟，二曰议故之辟，三曰议贤之辟，四曰议能之辟，五曰议功之辟，六曰议贵之辟，七曰议勤之辟，八曰议宾之辟。”准五服治罪，始于晋律，直到晚清修律才予以废除。 此外，改周之“八辟”为“八议”，直接入律，“诸侯应八议以上，请得减收留赎，勿晃钳答”。 《晋律》在沿用“八议”的同时，规定“除名比三岁刑”，“免比三岁刑”。 虽不能确定晋代以“除名”、“免”抵罪，但这种相比的做法，实为以后“官当”制度的滥筋。 ?(三)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完成——礼法合一?到了隋唐时期，法律儒家化过程基本完成。 唐朝的法律制度“一准乎礼”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特点。
法律儒家化的发展历程 法律儒家化是指在古代中国，法律制度逐渐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从 而使得法律体系更加注重道德伦理和人文关怀的一种演变过程。这个发展 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中期的道德化法治，以及晚 期的法制儒学。 首先，初期的政治道德化主要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也是儒家思想逐 渐兴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法律制度仍然比较简单，更多地依赖于君主 的命令和诸侯的裁定。然而，由于儒家思想的兴起，人们开始追求道德和 德行的高尚，并将其作为统治者的标准。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 提出了“仁者无敌”的观点，即通过道德的修养和行为来实现统治的合法 性和稳定。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君主的统治与统治者的道德标准。 其次，中期的道德化法治主要发生在秦汉时期，这一时期对于法律体 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集权主义，重视法律的 实施和执行。然而，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入发展，人们开始对法律的实质追 求更高要求。在此背景下，道德的要素逐渐融入到法律制度当中。这种儒 家化的法治观念被最具代表性的汉代法家所批判和反对，他们强调法律的 本身，并提出了以法律为中心的制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和法 律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密切。刘向的《说苑》中提到了许多关于道德和法 律的论述，并强调了儒家的价值观念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这个时期的 法律儒家化，打下了后来发展的基础。 最后，晚期的法制儒学主要发生在明清时期，是法律儒家化的最高峰。这一时期，明清两代皇帝开始注重儒家思想的实施，推行儒家法治。他们 认为，司法制度应当以儒家的人伦道德为指导，通过儒家经典来执掌司法。这种观点主要受到了道学派的支持和推崇。同时，明代法学家黄宗羲提出
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法制文明古国，中华法系博大精深。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法律继承发展，代代相传，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自成体系，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可谓独树一帜，而这一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受到儒家伦理思想的深刻影响，儒家中的基本法律思想与传统法律逐渐渗透融合，肇始于两汉，发展于魏晋，形成于隋唐。因而，法律儒家化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形成发展中的最重要的特点。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的“周礼”。西周初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周公,他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死后,就由周公辅政。相传周公在辅政期间，曾就夏、商两代礼制加以折中损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礼制，制定了通行全国的较为全面的周礼，这就是传说中的“周公制礼”。 周公制礼的内容非常广泛，大到国家的政治制度，小到个人的日常行为都有详细规定。无论是宗法制、分封制和国家重大活动的制度礼仪，还是个人的婚姻、丧事、成人礼仪、祭祀活动等都有涉及。通过周公制礼，统治阶级力图使西周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和人们生活以及思想，都要符合礼的要求，做事以礼为准则。 周礼实际上已作为一种积极规范调整着西周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周礼也是西周时期法律规范的重要形式之一。此后，中国两千多年历史中，虽然朝代不断更替，但西周时周公制礼所确定
下来的各种礼制都被继承了下来，特别是婚姻制度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周礼的影响。 礼最早是氏族社会时期人们祭祀鬼神的仪式。在这种侍奉鬼神的仪式中已包含了当时人们对于神、对于自然以及对于自己的同类的一些看法，而能否参加祭祀、由谁来主持祭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西周时期，经周公制礼之后，周代礼制的内容和规模都有了空前发展，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的调整作用。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内容，并深刻影响着整个东方世界。 礼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系统的典章制度，二是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婚、丧、冠、祭等各种礼仪。周公制礼后，礼在西周就具备了法的性质，因为它完全具备了法的三个基本特性：规范性、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在当时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起着实际的调整作用。礼被认为是“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的头等大事，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 礼和刑是西周法的两个基本方面。在中国法的起源过程中，法和刑为主要内容，刑和法是相通的。最早以祭祀习俗形态出现的礼，经过夏、商、周的不断发展和改造，成为西周习惯法的重要基础，礼同样发挥着法的功能和作而且它也有法的强制性。礼是以刑的强制力为后盾保障其贯彻实施的，其本身也包含着刑的规范要求，这就是所谓的“寓刑于礼”。礼与刑两者既有相通之处，又各有侧重，它们共同起着调整社会关系、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礼是刑的基础和渊源。礼
法律的儒家化 所谓法律的儒家化，是指将儒家的道德精神注入法律、法令，使封建法律具有了伦理法的性质，即以儒家思想为立法、注律，以及司法实践中定罪、量刑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中国法律的儒家化从总体而言，就是通过“引经决狱”，“引礼入律”的方式，将儒家思想贯彻到立法、司法、守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刑事、民事、婚姻家庭、行政、诉讼等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具有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 “德治”延伸出的法律观“德”的观念起源于西周，西周统治者在继承夏商时期的“天命天罚”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刑法思想，其基本含义是，统治者要提倡道德，适用刑罚要宽严适中，不要滥罚无辜，还包括宽惠待民和实行仁政两个方面。孔子认为治理国家应该首先依靠德礼，其次是政刑。他主张以德礼来指导刑罚的适用，以便使刑罚在适用中做到宽严适当。他反对不重视德礼而强调刑罚的治国主张，儒家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孟子继承孔子重德轻罚的刑法思想，他主张治国必须先德后刑，少用刑罚，不得已才使用刑罚，且一定要格外慎重。孟子强烈反对统治者滥用刑罚杀戮无辜的行为，荀子继承了孔孟重德轻刑和先德后刑的刑法思想，并提出了教化和刑罚相结合的刑法思想。儒家深知德刑并用、以德化民的必要性，因此，更青睐于德治。 春秋战国时期，礼与法是对立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诸侯争霸的
局面，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礼崩乐坏”。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以法治国”、“缘法而治”的法家兴起。法的核心是“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旨在打击宗法贵族势力。维护宗法血缘等级秩序的礼自然被排斥在法之外了。儒法两家礼、法之争日益激烈，礼、法关系尖锐对立起来。 商鞅变法后秦变得日益强大，秦王荡平了东方六国。法家“主张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实行法治”的思想与秦始皇的专制独裁思想不谋而合，所以秦始皇重用李斯，利用法家思想治国，靠严刑峻法高压统治百姓。秦统治者为了统一思想，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手段，致使儒士受到残酷镇压，秦的刑罚异常残酷，所以法家思想统治下的秦朝无异于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 秦的灭亡，标志法家治国理论在实践中的失败。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急需树立一种有效维护专制政治的权威思想来实现意识形态的统治，新儒学于是应运而生。新儒学的政治法律思想迎合了大一统思想统治的要求，所以，汉武帝欣然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学上升为官学，儒家思想成为整个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经义也逐渐被法律化，中国古代法律以新儒学的出现为标志而形成。在统治集团的支持下，汉儒以“经注律、经决狱”（春秋决狱）的方式，将礼的精神和内容注入法家所拟定的法律里，开启了中国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魏晋南北朝时期频繁的修律使儒家法治思想深入到刑法中去（纳礼入律），也使得刑法的儒家化过程继续深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试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 摘要：儒家思想包含内容丰富的以“礼治”和“德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随着古代礼、法关系由分立、对立向合一的演变，中国法律在礼法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确立了其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权威。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以之为开端，儒家思想在官方的认同和儒学大师的推动下全面贯注到法律中。中国法律儒家化从两汉发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发展至隋唐时期最终完成，对中国法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思想礼法融合春秋决狱中国法律儒家化 中国几千年的法制，沿革清晰，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自成体系，素有中华法系之称。中华法系从表及里贯注着儒学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包涵着丰富的伦理观和法律观。礼作为中国法文化的核心，为整个社会规范和行为确立了明确的标准。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学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并逐渐法律化。儒家思想成了封建法律的灵魂，法律成了维护礼的工具，礼成为制定法律、执行法律的指导。“春秋决狱”是礼法融合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从此，中国法律被儒家思想改造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为形式的伦理法，使中国封建法律最大限度的发挥了其统治效能，[1]对中国法制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以“礼治”和“德治”为出发点。“礼治”是对西周政治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建立家庭为本位的大一统的宗法制秩序；“德治”表现在法律上就是以德服人，先德后刑，德主刑辅。[2] （一）由“礼治”延伸出的法律观 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维护血缘宗法关系和宗法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学者们大多认为，礼最初是氏族社会时期一种祭祀的仪式，所谓“奉神人之事通谓之礼”。甲骨文中的○字，据王国维学者解释，是意味着把两块玉放在一个器皿里供奉上帝或者祖先，既表示敬意，又表示请求赐福保佑。礼起源后，经过夏、商时期的发展，内容已涉及到衣、食、住、行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到西周时，经“周公制礼”的活动，礼的内容更为复杂，也更为系统化了。《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约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从这一记述可以看出，周礼是一种包罗非常广泛的综合性的社会规范。其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教育、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许多方面。法律规范、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礼节仪式都是周礼的组成部分之一。周礼已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起着广泛的调整作用。西周制礼的许多内容为后世儒家所继承和发扬。春秋开始，“礼崩乐坏”，诸侯并起，战乱频繁，旧的宗法秩序全面崩溃。孔子目睹“乱政”，求治心切，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恢复礼治为目的的理论体系。他要求统治者以“礼让为国”，[3]克制私欲，遵循先王礼制。
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 摘要：文章主要就中国传统法律的儒家化过程进行简单阐述，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中国传统法律的一些基本特征，最后就儒家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进行简单分析。 关键词：传统法律儒家化礼与法 自从西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完善，到隋唐时期代《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儒家思想遂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并对后世封建传统法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这些影响的影子。 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 1.引礼入法。所谓“礼”。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旨在维护宗法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的一系列精神原则和言行规范的总称。用“礼法”二字来描述儒家传统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彼此之间的关系可谓是点睛之语。礼与法的相互渗透和融合，构成了中华法系最本质的特征，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华法律文化。 2.礼法融合。从魏晋时期开始，儒家学说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起来，儒家经典逐步取得了与法律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其突出标志就是礼、律并重。到曹魏后期，人们己常把刑与礼相提并论，《三国志·魏志·刘庚传》载：刘庚“与丁仪共论刑礼，皆传于世”。由此可见，此时，礼刑已被人并提。
3.礼法合一。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全盛时期。唐律无论结构、内容均已蔚为大观。礼与法的结合也臻于成熟和定型，可以说一整套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与制度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以至“一准乎礼”成为对唐律的评价。透过唐律可以发现礼与法的内在联系，可以体验礼是怎样溶化于法的，可以印证礼是唐律的灵魂，唐律是礼的法律表现，二者互补而不可分的关系。正如《唐律疏议名例》中所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律是中国古代礼法结合的典范。“引礼入法”开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于礼以为出入”是成熟的唐律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具有以下的特点，也就是以儒家的封建伦常道德观念，作为唐律的思想基础。把封建的“礼”和“法”，紧紧揉合在一起，使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以法的强制力来推行礼的规范，又以礼的精神统治力量，加强法律的镇压作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 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法律的特征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中国古代法律与西方宗教影响下的法律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1.法律的不完全成文化、不规范化。儒家的礼法思想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便是融礼于法、融法于礼，因此，很多时候法律和礼是很难区分或者说相互融合的，但是法律于礼在本质上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起码来说法律应该普遍是强制性的、成文的、规范的，而礼则应该是任意性的、不成文的，也不具有严格的规范性。但是儒家的礼法思想
论文编码：安阳师范学院本科学生毕业论文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作者韩继伟 系 (院) 政法学院 专业法学 年级 2005 级 学号 05023065 指导教师黄斐 论文成绩 日期 2009年6月6日
学生诚信承诺书 本人郑重承诺：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安阳师范学院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所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名：日期： 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安阳师范学院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签名：导师签名：日期：
浅析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韩继伟 （安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河南安阳 455002） 摘要：汉朝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历史事件，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方正统学说和主流指导思想。中国古代法制建设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法制指导思想、立法原则和过程、司法制度等方面，儒家学说都深入的渗透到了其中。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由“独尊儒术”开始。随着引经决狱进程的推进，法律儒家化成为不可抵挡的潮流。 关键词：儒家化；儒学独尊；董仲舒；引经注律 一、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汉代的“独尊儒术”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里程碑，由此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准则。可以这么说，“独尊儒术”是汉代法律儒家化的开端！要论证这样一个观点，首先，需要认识什么是“独尊儒术”！ “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汉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的，是汉武帝实行封建思想统治的主要政策，即使儒学成为汉代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 ①从儒学独尊的历程来看： 汉初，统治者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而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应当弘扬对汉代统治有利的儒学思想，摈除其余思想学说，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①。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于是儒家学说渐渐成为汉室江山的正统思想。当然也成为汉代封建法制建设的指导理论。 ②“独尊儒术”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一方面，武帝即位后，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此时统治的政治需要，黄老思想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逐渐并终于占据了统治地位。另一方面， ①《汉书.董仲舒传》
汉代的法律儒家化 直到现在我国仍然坚持依法治国为主，以德治国为辅的治国方针。这里的德就主要是指儒家的伦理道德，法律与儒家思想早已水乳交融的现象可见一斑。法律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它肇端于汉初。 公元202年，刘邦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汉朝。秦末以严刑酷法行其暴政，以苛捐杂税刮尽民财，最终促成秦朝的垮台，刘邦建国后，面对国民凋敝的景象，黄老学派的道家思想顺应人心，重德轻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得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了，但随着时间推移也显现出不少弊端，导致逃避赋税，地方割据一方，匈奴紧逼。窦太后死后，儒家学说成为官方学说，儒学大师董仲舒上奏汉武帝“天人三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被采纳，但此时其地位只是形式上的，直至汉元帝，儒学才获得了实质上独尊的地位，而“罢黜百家”的过程也最终完成了。 一：首先从立法和司法上看，律、令、比、法律注释著作为汉代法律的主要形式，但同时儒家著作《春秋》在汉代也被尊为经典，在遇到律无正式或虽有正条却不合乎儒家道德的案子，司法官依《春秋》经义断案，这样《春秋》也就成了一种凌驾于现行法律之上的独特法律形式，其效力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宪法。《春秋》有如此高的法律效力，是由董仲舒开端的，他的“春秋决狱”不仅把儒家思想渗透到当时的司法实践中去，也渗透到立法活动中了。根据汉儒的观点，所谓《春秋》经义的主要内容是亲属相隐、尊敬尊长、原心定罪之类，而实际上“原心定罪”是春秋经义中一项最为重要的内容，汉儒把它当成司法审判的基本原则，这一审判原则从道德至上的立场出发，强调了犯罪者的主观动机，只要动机上合乎儒家道德，虽犯了法也可从轻
第二编：发展期的中国法律 第四章：儒法之争与法律儒家化 第一节：儒法之争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至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全国，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代，史称东周或春秋战国时期（其中，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迁、政局动荡。深刻的社会变化需要人们从历史经验上进行总结，从思想理论上作出说明和解释，并对社会走向作出合乎情理的预测。特别重要的是各诸侯国急需适合自己需要的治国方略，尽快富国强兵，以便在激烈的争霸战争中生存和发展。同时，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也进入到一个从注重“神事”到注重“人事”、“学在官府”到“私学”大兴时代。于是，出现了“诸子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对法律思想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儒、道、墨、法四家，特别是儒、法两家。战国时期的儒法论争，对战国以后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儒家及其德治和人治理论 （一）儒家的代表人物 “儒”本指具有一定文化知识、懂得周礼，并以从事教育、职掌礼仪为谋生手段的职业集团。儒家作为一个职业集团又来已久，并非始于孔子。但作为一个学术和教育集团则始于孔子。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末年，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较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先秦儒家除了孔子外，主要代表人物还有战国中期的孟子和晚期的荀子。 （二）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明德慎刑”思想，提出了一整套旨在维护“礼治”，重视“德治”，强调“人治”的法律观点。 1.维护“礼治” 儒家拼命提倡“礼治”，竭力要求人们“克己复礼”1即要求建立以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宗法等级秩序和传统礼乐制度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不过，春秋时代“礼治”思想是儒家对西周“礼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以孔子的“仁者爱人”的博爱思想为基础，形成了以“仁、义”为核心、以“忠、孝”为上位价值的一整套“礼治”思想体系。 儒家坚持“礼治”，孔子提出“为国以礼”，并指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
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PDF 中国的法律儒家化历程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周朝时期，当时就已经形成了以孔子 为代表的儒家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渐渐深入人心，对于中国的 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战国时期，法家学派与儒家学派并存，这种竞争与融合的现象，也进一步促进了儒 家文化对法律的影响。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春秋时期闵损的“赏罚不明，则民心不务； 法令不立，则民无所依，道德不修，则民无所敬”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基本出发点。 在清朝时期，儒家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并体现在了国家对法律制度的改革上。清 朝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刑法、民法、商法等的法典，其中法律文本中融入了儒家思想，比如 强调仁义和诚信，反对贪欲和奸邪。 但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由于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传统的法律制度出现了种种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召开了“民主与法制会议”，目的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 法律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法律思想向西方法学借鉴，但是也仍然保留了传统的儒家 思想精髓。比如，宪法的制定中就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如强调爱国、尊老爱幼、合 法援助等。 建国后，中国在法律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创立了一套符合国情的法律制度。但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化历史使得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特色法律文化的一部分，一直在中国法律制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不能出现在酒吧和迪士 尼乐园等场所，这正是基于中华传统的社会道德观念的体现。 总的来说，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可以归纳成三个阶段：传统儒家法律思想的形成和 传统法律制度的确立；法学西化时期的对儒家法律思想的保留与融入，以及中国特色法律 文化的确立，并逐步发展为中国现代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就是将儒家的伦理道德观贯彻到立法、司法的整个法律实施过程中，使儒家思想成为各个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也就是说儒家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和权威。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法律儒家化之开端:《春秋》决狱。汉武帝时期，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势力逐渐强大，地主阶级的地位得到巩固，同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这种情况下，最高统治集团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此时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既迎合了统治阶级中央集权的愿望，又奠定了儒家在“大一统”中的地位。《春秋》本是儒家的一部经书，其文字简单而隐晦，很便于随意的引申附会，用《春秋》的经义解释法律和指导司法实践，很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因此，《春秋》成为封建司法实践的指导原则。汉代将儒家思想定为一尊后，亲属相隐便成为汉律中定罪量刑的一项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亲长首匿卑幼，除死罪上请减免外，其他也不负刑事责任。因而这一时期立法指导思想相应地变为“德主刑辅，礼律融合”。 (二)法律儒家化之深入:以经注律。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割据混战的时期，同时又是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由于战争连年，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治安状况较差，统治者更加注重加大立法力度，力图通过完善而严密的法律制度来规范社会秩序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同时，由于社会分裂和动荡，统治阶级上层对士族门阀势力的依赖加强，导致这股势力空前膨胀。反应在法律领域，维护官僚贵族特权的法律内容进一步发展和扩大，礼法进一步融合。儒家系统的修改法律从曹魏开始，曹魏之后每成立一新的朝代，必制订一套本朝的法律。其法制指导思想，总的发展趋势是沿着汉朝确立的“德主刑辅”思想继续推进法律的儒家化，进一步引礼入律。 (三)法律儒家化之完成:以经立法。隋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以《唐律疏议》的制定完成为标志，“它完美的将儒家思想法律化，将法律制度儒家化，使法律制度与儒家思想水乳交融般地合二为一，从而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独树一帜，自成一统”①。唐初统治者吸取了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隋朝后期因为刑法严苛而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的历史教训，更加注重用“德礼”的教化作用来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定。据此唐初统治者提出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原则。在此指导思想下，唐律体现了“一准乎礼”的精神，即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和定罪量刑的依据。立法宽简，用刑持平。唐律在封建法典中被公认是“得古今之平”的经世之典，关于死刑的条款在封建法典中较之前任何一代都少，死刑条文只有111 条。《唐律疏议》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法律儒家化过程的终结。 二、儒家的基本法律观 （一）在法律观念文化上，强调“礼法合一”，“德主刑辅”，而“礼”作为一种差别性的规则体系，被奉为治国之道。儒家的“礼”在维护君主专制和等级特权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封建法律的根据和本源，从而深深影响着法律本身。儒家认为发自内心的道德规范是真实的、美好的、有价值的，因此执行起来就很有效力；而以暴力驱使的法律规范则是不真实不美好片面的，因此效力也十分有限。法律以强迫的方式让人们做什么，禁止什么，并不能让人们真正的从内心弃恶从善，但人们一旦从内心的伦理要求去主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就能够做到自我约束。伦理高于法、重于法、优于法，是法的最后根据。在法律实践中，从立法、释法、司法各个角度，从定罪、量刑、行刑各个方面，都从伦理规范出发，使法充满伦理的精神和原则。伦理与法律一度高度融合。“德主刑辅”不是反对刑罚，而是反对唯刑罚至上，其正确理解是：刑罚具有强制作用，但只使人因畏惧惩罚不敢犯罪；而道德的教育作用，却可使人对犯罪产生羞耻感而不愿犯罪。以礼义教化治天下，可以“累子孙数十世”，仅以法令刑罚，就“子孙诛绝”。也就是说在预防违法犯罪方面，道德约束是基础和第一道防线，进而“道德使法律成为可能”。刑罚只能惩治于犯罪之后，而德教却可禁犯罪于未然。另外，在社会控制上，道德教化也比刑罚制裁使用的范围更广。 （二）在法律制度文化上，强调国家权力本位，皇权至上，权大于法，法律受权力的支配与制约。其表现为：首先，在立法上法自君出，君主为最高法权渊源，在思维方式上，强调整体性、统一性。中国古代史以家庭和家族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和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个人是家族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法律的功能首先在于确立和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个人的权利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