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
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文学的题材、体裁以及整体风貌上，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同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哲学思想、文艺思潮密切相关的。
一、时代特征、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潮
（一）时代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这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王朝，至280年灭吴而统一全国，但至316年即由于“八王之乱”而灭亡。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420年又为刘裕所篡。此后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频繁更迭。这一时期除了西晋的统治时间较长外，其余的朝代均为时较短，最短的萧齐政权不过20余年，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社会动荡不宁外，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则是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又称士族（世族）门阀制度。士族或世族，是指高门大族。约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在入仕上，其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上权利。汉末以后，他们成为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社会力量。世族的力量在汉末曾一度受到打击与削弱，但到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由于中正官为士族所把持，从而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至东晋时，由于门阀势力的强盛，一些门阀士族控制了中央政权而形成了政权由士族与皇权的共治局面，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即是这种现象的反映（参田馀庆《东晋门政治》一书）。
士族门阀制度无疑是落后反动的，因为它强化了士族的地位，阻碍了寒族（庶族）出身的士人的仕进之路，加剧了士庶之间的矛盾。而门阀制度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对这一时期文学特色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一表现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中，寒士不平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面对士族把持政治权力，不少出身寒族的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发出强烈的呼喊，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性特点的文学主题。左思的《咏史》，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都将他们的不平倾注于诗中，成为这一时期此类文学的代表。其二，士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高门，士庶的分野甚至更主要的表现在文化上。陈寅恪先生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徵，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P71、72）士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优越的先天条件，对于形成其在文学上的优长具有重大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文学家族或文学集团，即与士族的文化承传有关。以世族文人群体为特征而构成的文学集团，成为六朝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因为世族普遍地爱尚文义，其群体趣味与个体性情在文学中多有表露，且能影响其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程章灿《世族与六朝文学》）。两晋时的陆氏家族，刘宋时的谢氏
家族，萧梁时的萧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文学家族，即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三，士族由于其独特的地位与艺术素养，对其文学创作的主题与艺术趣味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由于士族重门风与礼法，大都具有家族的使命感，因而他们的作品中也多有追述或炫耀门第、追叙祖先功德之作。其在艺术上多追求典雅、精工等审美特征，这些都对六朝时期文学风貌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
（二）文学思潮
这一时期在哲学思想领域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各种思潮纷纷兴起。约而言之，则可概括为儒学式微、玄学兴起，佛、道二教广泛传播流行。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在两汉时期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不仅是整个社会政治与道德的纲纪，而且也影响着士人的政治生活与思维方式。汉末黄巾起义，不仅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同时也动摇了两汉数百年间儒学一尊的地位。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与紊乱崩溃的纲纪，要重新恢复整个的安宁稳定与秩序，新的地主阶级的统治者必须寻找一种更为切实、更行之有效的治国之术。汉末乘时而起的曹操即提倡法治，用人唯才，至于选拔“不仁不孝，而有汉国用兵之术”（《求逸才令》）的人，同时作为北方的实际统治者，曹操的这些措施又加速了儒学的衰落。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中说：“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起，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学问为本，专以交通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馀。”即指曹操的措施所带来的思想的变化。儒学一尊的地位一旦打破，人的思想一旦从桎梏中解放出来，于是便出现了思想界的活跃局面，各种“异端”思想便流行起来。鲁迅即说这时“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儒学式微的同时，则是玄学的兴起与佛、道的流行。
玄学兴起于魏晋之际，而盛行于两晋，其内涵虽在魏晋及两晋有所变化，但总体看，它是魏晋时期所形成的一种不同于以前的新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玄学的产生，实缘于魏王弼、何晏等人对《老》、《庄》、《易》及《论语》等的注释（王弼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论语释疑》，何晏有《论语集释》等），因此，玄学的形成实和老庄思想颇有关系。到东晋时，玄学又吸取了佛学的一些成分，进入新阶段。但不论如何，玄学与汉代盛行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它更带有思辩性，这从当时玄学所涉及的一些命题即可看出（如圣人有情无情问题，本末有无问题，声无哀乐问题、养生问题、言意关系问题等），这些带有强烈的思辩性的问题，打破了汉代以来繁琐经学的统治，对于解放人的思想、活跃思维都起了重大作用。而玄学中一些命题的辩析探讨，反过来也影响到文学创作风貌的变化，如玄学崇尚虚无、贵自然、辩形神，对于文学创作中追求自然神韵就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阮籍的发言玄远，嵇康的清新脱俗，陶渊明的任真自然，都不能不说和玄学的影响有关。
除了玄学的兴起外，这一时期另一值得注目者乃佛、道二教的流行。
佛教约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此后在中国生根、变化、发展，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并溶入中国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为释加牟尼所创。史载：“汉哀帝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国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这是关于佛经传入中国的最早的时间记载，至汉明帝永平八年（65年），帝梦金人而遣使至天竺求法，十年天竺僧人竺法兰，迦叶摩腾以白马驮经至洛阳，明帝为建白马寺。桓帝时大月支僧支谶来到洛阳，译经典，此后，又有安世高来华。他们先后译出佛经小乘经典，佛教渐见流传。至魏晋南北朝，又有支谦、康僧会、竺法
护、道安、鸠摩罗会、法显、昙无谶、真谛等众多僧人，翻译大量佛经。这些佛经不少是由外来的印度或西域僧人与汉人共同翻译的，而在共同翻译过程中，增进了中外思想、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佛教的传入，带来了中国政治、思想、经济、文学、音乐、美术、雕塑、音乐习俗等一系列的变化，其中这一时期佛教流行的最主要标志，并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者，乃在于佛、玄、儒的交流及大量的佛寺的创设。中国的寺院有相当一部分即创设于魏晋南北朝。据统计，梁时有佛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仅建康就有佛寺700馀座；北魏末，寺院有3万馀座，僧尼二百馀万人；北齐僧尼二百馀万人，寺院4万馀座。就文学而言，由于佛教的流行，玄与佛合流，不少文人大都研习佛理并与僧人交往，这对于丰富文学思想以及艺术形式、表现手法，都有很大影响，其主要者，一曰使中国文学中想象更丰富。二曰使中国文学的故事性加强。三曰天竺声韵理论影响了中国音韵学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诗歌格律的形成。四曰丰富了中国语言与词汇。五曰丰富了文学观念。
与佛教相比，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一种宗教，约产生于汉末，相传张道陵为道教创始者。与佛教追求寂天不同，道教的主旨在于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与长生不死，并通过炼丹、吃药等来达到其目的。葛洪《神仙传》记张道陵云：“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靡费钱帛。”除炼丹、吃药外，道教也讲究养生、医术本草。就炼丹吃药来说，道教对统治阶级颇有吸引，而讲究养生、医术本草则对平民有吸引。它求仙而不否定世俗，求长生而不否定享乐，既有很大的虚幻性，又有很强的现实性，所以，道教自产生以后，不论在上层社会还是普通民众中都不乏吸引力。因此，在佛教流行的同时，道教也在社会上广泛地传播开来。
道教的求长生、慕神仙以及炼丹、服食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都有很大影响。这一时期文学作品中的游仙诗以及作品中所呈现的生命意识与主题，莫不与道教的流行与影响有关。曹操有《气出唱》三首及《精列》，郭璞有《游仙诗》十四首等，均是其代表，也有一些诗中对求仙表示怀疑的，如曹植诗云：“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曹操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等等。这些诗不论是正面的希企求仙，还是反面的否定神仙的虚妄，都反映了神仙之说对文人的影响。这种长生求仙，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对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王瑶《中古文学论集·文人与药》）是否可以说，这种觉醒了的生命意识是道教神仙之说流行的原因之一，而道教神仙之说的流行，也加强了人的生命意识的进一步觉醒。道教影响于文学的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它对中国文想象力的刺激。儒家是重功利的，重实用的，很少有神奇的怪诞不经的想象，而道教因为求仙，描绘了一幅美妙的仙界，这对于文人想象力的开发，对于文学作品中富有浪漫主义的艺术境界的描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三）文艺思潮
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思想的活跃，也带动了这一时期文艺思潮的活跃。其主要特征，有以下数端：
1、这一时期文学批评著作大量涌现。文学批评著作的大量涌现，是文学思想、文学思潮活跃的最直接、最显著的表现之一。在先秦两汉时期，没有专门论及文学创作与批评动的著作，那一时期人们对文学的看法，大体沿袭汉儒论诗的“诗教观”，即所谓文学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工具。但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论著大量出现，并已摆脱了两汉的儒家诗教观的束缚，涉及到了文学的地位，文学的风格特征及其与作家才性的关系，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文学创作与时代关系、文学的文体特点，文学批评与批评的原则、方法、态度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代表性者如《典论·论文》、《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同时，这一时期的文学总集也体现了一定的文学思想，如《文选》
等。
2、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就文学批评的概念、术语，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学批评中的一些特定的范畴。如“风骨”、“风韵”、“形象”、“意象”、“兴会”、“兴象”等，也开始探讨“意与象”、“形与神”等的关系。这些前所未有的概念、术语的出现，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内容，同时，它也标志着这一时期对于文学内部规律探索的加强。
3、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上所体现出的文学思潮也极为活跃。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从东晋“玄言玄理”再到刘宋“山水清音”，从齐梁“新体”再到梁陈宫体，文学的风尚、题材、风貌的潜衍流变，无不呈现出这一时期求新求变的文学风貌，也折射出文学思潮的活跃。
以上这些表现都是前此的文学史所未曾有的，而这正是文学走向自觉的表现。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历程
魏晋南北朝文学约四百年，其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及南北朝文学。
建安、正始文学自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至魏咸熙二年（公元265年，也即晋武帝泰始元年）。其中可细分为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建安文学自建安元年至魏明帝末（景初三年239年），这一时期的文坛主要作家以曹氏父子即“三曹”为中心，包括集中于他们周围的“建安七子”以及女作家蔡琰等一批作家。这是一批在汉末动乱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亲身经历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经历了在动乱时代民生的苦难，因而大都既有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又具有务实的精神与通脱的作风与态度，其作品大都呈现出高扬理想，忧时伤世，充满个性，富有悲剧色彩的特征，这种特点也即后世所称的“建安风骨”。刘勰曾概括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正始文学自齐王曹芳正始元年（240年）至魏末（264年）。“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自240至248年，但文学史上的正始文学，一般也将正始以后至魏末包括在内。这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权后为篡魏而形成的政治上的恐怖局面，引起了文学面貌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贤”（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为代表，而作家则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面对政治上的高压与黑暗，他们内心极为苦闷，便以老庄的“自然”为武器对抗司马氏所提倡的名教，作品大多表现为对礼教的虚伪的揭露与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就整个风貌而言，他们的作品没有了建安文学慷慨悲凉的歌唱，而代之以韬晦遗世与忧生之嗟。但就精神实质而言，正始文学仍真实地反映了现实，与建安文学有其相通之处。
两晋文学又可分为西晋与东晋两个阶段。西晋文学以太康时期为主，呈现出短暂繁荣的局面。太康是武帝年号（280—289），这一时期经济呈现上升局面，文学上出现了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为代表的作家群。太康文学呈现出对繁缛、对仗等形式美的追求，逐渐丧失了建安文学的风骨，但在语言运用上也有一些新的探索，尤其是左思对门阀制度的抗议、抒发寒士不平之鸣的诗歌，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富有光彩的亮点。
东晋文学起自晋室南渡（317年），终于刘裕篡晋（420年）。自魏晋以来，在哲学思想领域所兴起玄学，至西晋时盛极一时。降及东晋，玄风仍盛而不衰，加之佛学流行，玄佛合流，整个文坛为玄风所笼罩。这种风气影响到文体，使得玄言诗占据文坛长达百年之久，因此东晋除了玄言诗外，无可称道者，惟晋末陶渊明的出现，才为东晋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而成为东晋文坛之异彩。
自刘宋起迄陈末，为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南北政治对峙为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的主要特点。而南朝文学可注意者，一是刘宋时期由玄言向山水题材的演变，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也。其中这一转变中，谢灵运贡献尤大。其对山水自然美的表现以及对艺术形式上华美精工的追求，将汉魏古诗带到了一个更成熟的境地，带来了中国诗歌的又一新变。同时之鲍照，则以乐府诗的创作为主，高唱对门阀制度的抗议与不满，成为这一时期又一有
突出贡献的诗人。
萧齐政权虽历时不长，而诗歌也有新发展，值得注意者，一是沈约、周顒、王融、谢眺等在诗歌声律、用事、对偶等方面的探讨，共同创立“永明体”，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向近体律诗发展的过渡。其次是谢眺等山水诗人在形式上变革谢灵运之“大谢体”，为山水诗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三是由于这一时期帝王对诗歌创作的倡导参与，使诗歌创作上出现浮艳轻靡的倾向。
梁陈两代发展了齐诗中的浮艳倾向，演变为宫体诗风。梁陈宫体诗多表现宫廷生活，多写女性容貌、体段、姿态及咏物，追求艳丽，成为轻艳诗风的典型代表，也多为后代诗论家所诟病，成为后来改革的对象。
在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文学发展不平衡，当南方以文彩风流而著称时，北方的文坛则显得较为荒凉，但由于南北的对峙并没有隔绝彼此的文化交流，文人的来往，文献的传播，也影响着北方，因而北方的文学也缓慢发展。不过北方作家多企羡南朝之文彩，故北方多有摹仿南方之痕迹。如“北地三才”之邢邵、魏收、温子升等。而真正给北方带来起色的还要数被滞留于北方的庾信与王褒等。北方文学值得称道者，一是北方之民歌，质朴自然，刚建有力，二是散文著作，如《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南北方不同的文学风貌，在对峙中交流，在交流中渐渐融合，至隋统一而使得这种交流、融合大大加强，终而至唐朝时形成了一种文质并焕的文学新局面。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地位
自整个中国文学史观之，魏之南北朝文学有着极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充满新变的时代，一个充满开拓与创造力的时代，一个许多新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文学题材与体裁、文学风格与表现方式产生的时代。这近四百年间，涌现了一幕幕生动的、活泼的文学景观，可以说，没有这一时期文学上的孕育、蕴酿，就没有后来文学史上的更为恢宏、壮丽的繁荣景象。对于这一阶段的文学地位，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第一，它使中国文学摆脱了政教观念的束缚，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的独立价值与地位被充分地认识与肯定了，文学的个性（抒情性）加强了
第二，随着文学的自觉，对于自身的特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一些内在规律的认识更为深刻、丰富了。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一个时代对文学自身作过如此深入、细致的探索，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
第三，文学的题材、体裁更丰富了。山水题材、田园题材、游仙题材乃至宫廷题材、边塞题材都出现了，而且奠定了后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五言诗逐渐兴盛，成为中国诗歌史影响最大、创作量最多的一种诗体，七言诗在形成中。骈文、骈赋也大大发展，达到了高峰。小说这一文体也有了一定基础与规模，出现了志人、志怪两大类。
凡此，都为中国文学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奠了基。
第二章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
一、文学的自觉与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1、文学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的自觉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说是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近四百年才实现的，但溯起渊源，魏晋则是文学自觉的开始。
“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广为学术界所熟知，是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始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Are for Art’s Sake）的一派。”其实，这一说法最早是日本汉学家铃虎雄提出的。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了铃木先生的《中国诗论史》（旧译《支那诗论史》），在书中，他说：“通观自孔子以来至汉末，基本上没有
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内进而形成只以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认为，魏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的文章是他在1927年9月在广州所作的一次学术演讲，因此，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大约是借鉴了铃木虎雄的观点，但由于当时铃木的书在当时学术界并未受到注意，故自鲁迅的文章发表后“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才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那么，“文学的自觉”应该如何理解呢？它包含哪几层意思？所谓文学的自觉，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文学创作的自觉；二是文学观念的自觉。所谓文学创作的自觉，是指文学创作主体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注重文学的抒情性特点，并注意到文学的形式美。所谓文学观念的自觉是指对文学本身的特征和文学创作的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并在理论上加以总结来指导创作。从这一点看，魏晋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当然，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始魏，发展于西晋，而成熟于齐梁。就文学自觉的表现特征，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从学术中的独立及文学自身价值的发现与重视。秦汉时期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但是到了曹魏时期，文学独特价值则受到了重视，并且逐渐从学术中分立出来。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此处的“文章”，当然不全是指文学，但却是将诗赋包括在内的，这种将文学的价值提高到与经邦治国同等的地位，是前未有的。这说明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已被人们所认识。而在此之后，文学也逐渐摆脱了作为经学、史学的附庸而独立，刘宋时期，宋文帝在朝廷立四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范晔作《后汉书》，单列“文苑传”，与“儒林传”并列，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又有“文笔”之辨。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章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文学独特特征认识的深化。二是文学的体裁分类的细致化。文学体裁分类的细致，是对文学自身特征认识深化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对各体裁文学体制及风格特征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在魏晋之前，尽管也有文体辨析的意识，但真正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于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将文学的体裁分为四类八种，提出“奏议宜雅，尚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到了西晋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特别是将诗、赋分为两类，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文心雕龙》论文体分为33大类，萧统《文选》分为37类，文体辨析的细密，是文学自觉的又一表现特征。三是创作上的个性化与对作家个性特认识。在魏晋之前，作家的创作个性特征不是十分鲜明，尤其是两汉时期，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性的欠缺，其作品在风格上往往是群体风格遮弊了作家的个性特征，到了魏晋以后，作家的作品则具有了浓烈的个性色彩与鲜活的魅力，创作上的个性化愈来愈明显。与此同时，理论上对作家的个性化也有了认识。曹丕《典论·论文》曾指出：“文以气为主”，这里的“气”，指的是作家的个性气质，它是作家主体精神上的独特禀赋，决定着作家的精神品格与心理素质，正由于它是一种独特的禀赋，所以曹丕说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由此，他对建安作家的个性及创作风貌作了辨析，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这种对作家个性及创作风貌的辨析，也是前代所没有的。四是文学审美特性的追求。文学之为文学，离不开文学的审美特性。这种审美特性，一是其情感特征，二是形式上的美感特征。魏晋之后，在文学的抒情与美感形式的追求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曾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这里“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正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学开始表现出以情感为创作的中心，以及用华丽的词藻表
现作品内容的特征。此外，象曹丕所说的“诗赋欲丽”，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以及南朝四声在诗歌创作上的运用、用事与对偶的讲究，等等，都表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对形式美的自觉追求。
以上都是文学自觉的具体表现。
2、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展现了新的面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五言诗创作的腾涌。五言诗是汉代兴起的一种诗歌样式，但是在两汉时期，文人创作仍主要集中于辞赋。到了建安时期，辞赋的创作仍然在继续发展，但创作中心则逐渐转移到了诗歌，尤其是五言诗的创作，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创作的高潮，从此奠定了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即说的“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这说明五言诗创作的兴盛是从建安开始的，从此五言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形式，并在诗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2、开始了以乐府民歌为主向文人诗歌创作为主的转变。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对乐府诗加以发展、改造，诗歌的个性更加鲜明。曹操的诗歌，其本上是乐府诗，但在曹丕、七子的创作中，已有许多非乐府诗，曹植的诗歌创作则逐渐完成了从乐府诗向文人诗的转变，正始以后，作家的创作则完全具有了个人独创的面貌，而这一转变是在建安时期逐渐出现的。
3、建安风骨的形成。“建安风骨”是人们对建安时期美学风范的一种概括。所谓建安风骨，是指作品的内在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炼刚健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风貌。建安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宁，文人政治热情普遍高扬，因而他们的诗文创作大都形成了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点，而在艺术风格上又表现明朗刚健，骨力遒劲，这种充实的思想内容，富有感染力的情感以及语言表现上的风健清新完美结合，就是建安风骨的基本内涵。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可说是对建安风骨成因及其内涵的精确概括。
“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是在唐代才出现的，称之为“汉魏风骨”（也即“建安风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首先出现的是“风骨”为一概念，而这一概念的出现，最初则源于魏晋南北朝时的人物品评。在《世说新语》中，即经常出现以“风神”、“风气”、“风骨”等来品评人物的术语，后来“风骨”的概念运用到了书法、绘画领域。大致而言，在书法上字写得有神韵、有生趣，便属于“风”的范畴。线条劲拔，有笔力，属于“骨”的范畴。在绘画上最早引入“风骨”的概念，始于东晋的顾恺之，后来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其第一是“气韵生动”，第二是“骨法用笔”，前者近于“风”的范畴，后者属于“骨”的范畴。文学批评中运用“风骨”的概念，是从刘勰开始的。他在《文心雕龙》中专列“风骨篇”，指出：“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勰所说的风骨，就是既有感染力，又具有正直、高尚的思想感情，同时又通过刚健有力、明晰简炼、富有逻辑力量的言辞表现出来的一种美学特征。实际上，刘勰并未直接提出“建安风骨”这一概念，但由于他在论述风骨时，多举建安作家为例，所以人们便以“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特征，到了唐代陈子昂在《修竹篇序》，提出“汉魏风骨”，而他的“汉魏”实指“建安”，于是“建安风骨”这一范畴便在古代文论中流行开来。
二、曹氏父子及其文学创作
建安时期，曹氏一门堪称文学世家，诗人很多。除了曹操本人及曹丕、曹植外，丕妻甄后，丕弟白马王彪，丕子魏明帝曹睿等都能诗。由于曹操、曹丕、曹睿为曹魏三代统治者，故沈约、王僧虔、钟嵘将他们并称为“魏氏三祖”。但以成就论，则曹操、曹丕、曹植最为突出。本节专论曹操父子三人。
（一）曹操：生平与文坛地位
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的家庭出身是微贱的，他的父亲曹嵩是汉桓帝时宦官曹操腾的养子，《三国志·魏武帝纪》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可知其先世社会地位不高。又说其汉相国曹参之后，则恐不可靠（陈华昌《曹操与道教及其仙游诗研究》一书有考辨，可参）。曹操的家庭出身，加上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使他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价值标准的束缚，他重视实效，崇尚刑名之学，在日常生活中也简易随便。《三国志·武帝本纪》云：“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云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世说新语》引云：“曹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也？’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云：‘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陈琳文中曾说他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好乱乐祸，剽狡锋协。”从个性来看，他的特点可说是生性机警，简易通脱。而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不固执，个性与感情能够直率地表现出来。这种个性当然也影响并体现于其文学创作。
曹操是政治家兼文学家，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对建安文学的兴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表现在：（1）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与他的汲引罗纳有很大关系。汉末社会动乱，文士颠沛流离，分散各地，是他将他们吸纳到自己的身边，从而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如徐干、刘桢、杨修、邯郸淳、吴质、陈琳、应瑒、王粲等，无不是在他的感召与延揽下走到邺城的，邺下文人彬彬之盛的创作局面的形成，曹操实有力焉。（2）他在鼓励文人为他效力的同时，还勉励他们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如陈琳草具书檄，深得他赏识，“数加厚赐”，阮瑀受命作书与韩遂，亦受到表彰。（3）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文学创作活动的兴盛。《文心雕龙·时序》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三国志·魏书》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而且他常常兴之所至往往要他人参与其事，从而形成了当时集体性的文学创作活动。因此，没有曹操，就难以形成当时文学繁荣的局面。
曹操的文学创作
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他的诗歌今存有20余首，数量不算多，但成就却很突出。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分为四类，即纪事，述志、游仙、咏史。
纪事类诗歌对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作了真实的反映，如《蒿里行》、《薤露行》、《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等。其中《蒿里行》写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被明人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述志诗有的表现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度关山》、《对酒》为代表。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囹囿空虚，冬节不断人。”还有的则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游仙诗则有《气出唱》三首、《精列》。《咏史》有《善哉行》三首其一等。
在艺术上，曹操的诗歌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继承汉乐府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曹操现存的二十五首诗歌全是乐府诗，这些诗歌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以及乐府民歌中常见的题材，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是他又对汉乐府民歌进行大胆的革新，因而富有创造性，这种革新，表现在一是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眼界较狭小，对重大事件较少涉及，而他则在乐府诗创作中直接反映汉末重大历史事件，这就对民歌的传统有所突破。二是他虽沿用乐府古题，却又是以古题写时事，可谓是袭古题而不袭古意。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这是古辞内容，而曹操
的《短歌行》在咏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时，又加进了求贤才的内容。《蒿里行》、《薤露行》，原是丧歌，崔豹《古今注》云：“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唏灭也。亦谓人死魂归蒿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挽歌。”但曹操却用来写汉末时事。由此可以看出曹操在运用汉乐府这一形式时，表现了充分的灵活性，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这种革新，拓宽了乐府文学的表现领域，给乐府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朱乾《乐府正义说：“乐府题，自建安以来，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方东树也说他是“用乐府题目作作诗。”而这正是他对乐府的一大贡献。
第二，他的诗在风格上以慷慨悲凉为基调，语言上极为本色。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弊，满目苍瘐，作为政治家的曹操蒿目时艰，故其抒发情感往往慷慨悲凉，这也成为他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而在诗歌的语言上，他又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而是喜从大处着笔，厚重古朴，真实直率地坦露自己的胸襟，显示出鲜明的个性。故钟嵘评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敖陶孙云其：“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陈祚明云其“跌宕悲凉，独臻超绝。”
第三，在体裁上，他四言、五言均有，且皆成就不凡，就五言而言，他是开建安文人五言诗之风气者，就四言而言，他则《诗经》之后复兴四言的大家。这是因为《诗经》之后，文人的四言诗很少出色者，他不是机械的摹拟《诗经》，而是在内容与情调、句法、词法均有创新，从而使四言诗在《诗经》之后又大放异彩。
除诗歌外，曹操的散文也颇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其文风的特点是清峻与通脱，也即是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言辞锋利，用极简洁的形式与朴素的文笔，坦露自己的心境。最著名的有《让县自明本志令》、《祭故尉侨玄文》、《遗令》等。
（二）曹丕
丕字子桓，曹操次子。其兄曹昂早死，故其后来得以继承曹操的爵位。建安二十二年立为魏王太子，二十五年代汉自立，曹丕在政治上无曹操之雄才大略，但他羡慕汉文帝的无而治，即位后也有一些开明的政策，表明他力求做一个明君。他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是曹操之后建文坛的又一领袖。他的文学创作今存辞赋或全或残约30篇，诗歌据钟嵘《诗品》，说原有百余首，现存约四十首，另《典论》一书，今存二篇。
曹丕的诗歌，就题材而言，可分三类，一曰公宴诗，这类诗大多写游赏宴欢之乐，模写山水，往往与诸子同题共作。二曰抒情言志之作，三曰写男女爱情及游思妇题材。其中以第三个方面写得最好，也最有特色。其次，他的诗在体裁上比较多样，四、五、六、七言，杂言均有创作。第三，在风格上，曹丕的诗歌更多地具有清新流丽、细腻缠绵的特点，这一点与曹操的古直苍凉不同。所以清人沈德潜说他是“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
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他的《燕歌行》二首（其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鹄南翔。含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佗方？贱妾梵梵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何梁。这首诗的意义在于，一是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首文创作的七言诗。七言诗的形式，在曹丕之前，只有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但《四愁诗》每句中间加有一“兮”字，而曹丕此诗则完整的七言句式，因而他对七言诗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尽管它还是句句押韵，音节不免单调，但却直接为后来七言诗的成熟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第二，这首诗情致凄婉动人，语言浅显清丽，音切和谐流畅，很能体现曹丕诗的艺术风格。作者将思妇安放在秋夜的背景上来描写，即景抒情，即委婉细腻，又凄恻感人。开头三句写秋景，以燕雁尚知时令以兴起女子对远行丈夫的怀念。“慊慊”二句揣度对方远游也必
定思念故乡。“贱妾”以下五句写女子百无聊赖的思念情状。最后四句补写夜景，末二句感慨牵牛、织女隔河遥望，为他们无辜被隔离而叹息。这样景情结合，非常巧妙地表现了女主人相思别离的幽怨之情。全诗语言上平易清新，颇有个性特色。
曹丕的散文中，《与吴质书》与《又与吴质书》是两篇极富感情色彩的书信体散文，前者云：
二月三日丕白：岁月易得，别来行复四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思何可支？虽书疏往返，未足解其劳结。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顿撰其遗文，都为一集。观其姓名，已为鬼录，追思昔游，犹在心目，而此诸子，化为粪壤，可复道哉？
象这样叙述友情，悲伤亡友的文字，其情之浓郁感人，确是极为少见的。魏晋南北朝时文人间的书信，愈来愈普遍的以精美的文辞写景，抒情以增强文学色彩，曹丕可说是开风气者。
（三）曹植
植字子建，曹丕之弟。曾封陈王，死后谥曰“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位作家。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
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是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的经历密切相关的。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的宠爱，一度曾被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
曹植的诗歌今存八十余首，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就其创作经历来看，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曹植由于受到曹操的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可说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篇》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赠白马王彪》可说后期作品的代表。
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歌做到了气骨与丹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他的诗歌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的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工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彩桑女巧妙地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表现是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寓托他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注入了诗的感情，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好象总是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
第二，他的诗在结构上更讲究，尤其是发端往往很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构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地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
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池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
第四，他的诗歌中，对自然景物有了效多的描写，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三、“建安七子”与蔡琰
建安时期在诗创作上影响最大的除“三曹”外，就是“建安七子”与女作家蔡琰。
（一）“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的名号，最早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宜，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从此，建安七子的名号便确立下来。
“七子名号”的远源为孔门四科的区分（《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后班固据此意作《九等人表》），近因则与汉末的人物品评有关。汉末朝野清流为反抗宦官执政，互相褒题。形成一种清议的力量。如当时窦武等三人称“三君”，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等八人称为“八俊”，言人之英也。郭泰等八人称“八顾”，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等八人称“八及”，言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等八人称“八厨”，言能财物救人者也。此外荀淑八人时人谓之“八龙”，周泽、孙堪二人称为“二樨”；贾彪兄弟三人称“三虎”，许邵许靖称为“二龙”等。曹丕论七子，实则受此风的影响。
孔融，字文举，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七子”中，孔融年最长。黄巾起义时作北海相，后为袁谭所攻，奔山东。献帝都许昌，任少府。孔融为人机辨，又自恃高门，对曹操多所讥讽，政治上专与曹操捣乱，最后被曹操以“乱伦败德”的罪名而杀害。其诗有《六言诗》、《杂诗》、《临终诗》，其中最感人者为《杂诗》其二（《远送新行客》）。其散文成就突出，虽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有骈俪成分，但却能以气运词，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曹丕评其文“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明张溥说他“诗文豪气直上”。都指出了他的这一特点。代表作为《论盛孝章书》和《荐称衡表》。尤其前者，可谓是“飞辨骋辞，溢气坌涌。”
王粲，字仲宜。“七子”中成就最突出，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曾祖王龚，祖王畅，皆汉三公。父王谦为何进长史。粲以西京扰乱，避难荆州依刘表，未得重用。曹操南征，粲劝琮降，操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迁军谋祭酒。粲少有才名，见蔡邕于长安，邕倒屐相迎，谓客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又强记。与人共行，读道旁碑，人问曰：卿能闇诵乎？曰：能。因使背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便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
误一道。善著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能诗能赋，诗以《七哀诗》最有名，其一犹出色，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的深重灾难和凄凉景象，触目惊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曰：“乱世之苦，言之真切。”感物兴怀，忧世悲已，是其诗特点。钟嵘《诗品》：“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在曹（植）刘（桢）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之不足，比魏文而有余。”赋以《登楼赋》最著名，是魏晋时期抒情小赋的名篇，将写景和抒情结合具有浓厚的诗意，脱尽了汉赋的铺陈堆砌之习，显示了抒情小赋艺术上的成熟。
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初为何进主薄，进被杀，奔冀州，袁绍命典文章。袁氏败，归曹。在袁幕为表作讨曹檄文，袁氏败，琳归曹。曹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可罪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其父祖耶？”琳谢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曹爱其才不咎，遂任司空事祭酒等。其诗今存不多，以《饮马长城窟行》最有名，所长在书檄，《移豫州檄》为代表。
阮瑀，字元瑜，少受学于蔡邕，有《七哀》、《咏史》、《驾出北郭门行》。《咏史》歌颂三良、荆轲等封建忠臣义士，是陶渊明此类作品之先导。《驾出北郭门行》一首，写孤儿倍受后母虐待，而其父却无法得知，只得逃到母亲坟头痛哭，具有社会批判意义。
徐干，字伟长。七子中他是一位学者，从事著述，著有《中论》一书。他少有才气而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唯读书著文以自娱。曹丕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诗有《室思》、《情诗》、《为挽船士志新娶妻别》等，多写妇女的苦闷，而《室思》最有名。
刘桢，字公干，父刘梁为汉宗室，曾为野王令，为一正立。桢性倔强。曹丕举行宴会，命甄夫人出拜，众皆伏首，桢独平视。操闻直大怒，减死输作。作品多朋友同僚赠答及歌咏友情之作。七子中，他的成就也很突出。钟嵘称他诗云：“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侉俗。……陈思之下，桢称独步。”《赠从弟》为代表作。
应瑒，字德琏，汝南（今属河南）人。祖应奉为著名儒者，人称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伯父为汉末名儒泰山太守应劭。应瑒诗多公宴、斗鸡应酬之作。
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事迹见《后汉书·列女传》。她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但却遭遇不幸。《后汉书》本传云：“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壁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这种文化教养以及不幸的遭遇，使她写下了汉末杰出的诗篇《悲愤诗》。
蔡琰诗现存共三篇，即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由于蔡琰生平历记载不详，这三篇作品的真伪后世有不同看法。
一是关于《悲愤诗》（五言、骚体），最早怀疑非蔡琰作者是苏轼，认为是魏晋人伪造（见《东坡题跋》卷二）。此后形成主真、主伪两派。现代人中，郑振铎先生以为骚体为蔡琰所作，五言为伪。余冠英先生则相反。张长弓则认为两首均系后世伪托，卞孝萱、蔡义江又补充材料证成其说。刘文忠先生则认为两首均为蔡琰所作。
以上观点分别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余冠英《论蔡琰〈悲愤诗〉》（收入作者《魏六朝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张长弓《蔡琰〈悲愤诗〉辨》（《东方杂志》41卷7号），刘文忠《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及写作年代新考》（《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齐鲁出版社1986年）。
二是关于《胡笳十八拍》。1959年，郭沫若创作历史剧《蔡文姬》，并发表《谈蔡琰的胡笳十八拍》，认为此作为蔡琰作品，遂引起学术界热烈的讨论。大致亦分为肯定与否定两派。这些争论文章见中华书局1959年版《〈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中，可参阅。
现在一般的看法，认为五言《悲愤诗》为蔡琰作，其余二篇的可靠性尚待进一步研究。
五言《悲愤诗》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全诗长达五百四十字。象这样的长篇叙事诗，是前此文人诗歌中所没有的。全诗通过一个人的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在艺术上，它以现实主义的笔法，通过具体的细节描绘，生动地表现了各种场面，使人如亲临其境，如闻其声。它以叙事为主，又结合抒情，开首从大局写起，概括有度，简炼切要。以下转写自身，脉络清晰，布置得当，详略有错，轻重适宜，又并不一味直赋其事，而间用比兴。因而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后来杜甫的《北征》显然受到了他的影响。
四、正始文学
（一）正始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
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则包括正始以后至西晋立国这一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特征是：
在整体风貌上，建安文学中那种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已基本消失，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以及浓烈的忧生之嗟成为作品的主调。在艺术上，正始作家不再效法建安诗人用模仿乐府叙事体的方式揭露时事，而是将抨击时事与抒写感愤融为一体，使五言诗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诗歌在艺术进一步文人化。在风格上，正始诗人创造了曲折隐晦、清隽艰深的风格，并开创了把多首托喻寄兴的诗歌集合成五古咏怀组诗的体例。而这种以组诗的形式发感慨、寄情怀、写理想的方式，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此以后，文人往往将托喻寄兴的五言古诗集合成组，来集中反映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感怀。
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这一文学风尚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影响最著者，则是不时政局的变动以及玄学思潮的影响。
公元239年（明帝景初三年）明帝死，临终以曹爽与司马懿夹辅曹芳即帝位，但是不久曹爽与司马懿围绕权力之争而矛盾激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权力之争几乎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未见分晓时，身处这一政治背景下的诗人便深感苦闷。正始十年（249）司马懿趁曹爽扫祭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控制洛阳，诛杀了曹爽，而在此前，由于不少名士曾依附曹魏，于是曹爽被诛杀后，这批依附者如何晏、邓飏、丁谧等亦遭杀害，史称当时“天下名士去其大半”。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掌权，又相继杀害了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等名士，这一系列的杀戮，在政治上造成了一种高压的局面，文人便普遍地感受到了政治上幻灭感与危机感，因此，他们在写作诗文时，便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们不敢在作品中公开论及时政，只能以曲折隐晦的形式，抒写自己的忧愤，这自然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建安文学的慷慨激昂、乐观进取形成了反差。
除了时局政治的影响外，这一时期盛行的玄学思潮也对文学风貌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玄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渊源可追溯至汉末，但谈玄而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则是正始年间出现的。正始初期，当时以洛阳为中心，在何晏、邓飏周围聚集着一批谈玄的士人，也即正始名士。至正始中期以后，则形成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另一谈玄群体。玄学在内容上是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而老庄思想常常表现出对世俗社会、对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蔑视，因此受其影响，这时期在文人人生态度也就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他们人生取向上，更多地具有了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趣味以及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的追求。玄学在对士人的人生态度发生影响的同时，也自然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影响。盛谈老庄玄理，使得他们的诗歌明显地表现出对于清虚高旷、自然悠远的诗歌境界的追求，正始诗歌中的这类诗歌境界，显然是与此有关的。另一方面，谈玄需“校练名理”，通晓抽象理论的思辩，这也就不能不影响到诗歌的哲理成分，正始诗歌在抒情性加强的同时，又大都增添了一些理性的色彩，其原因即在此，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
正始文学风貌的形成，政治的因素与玄学的影响，可以说是纠葛在一起的。他们共同的作用，
促成了正始文学特征的形成。
（二）阮籍与嵇康
在正始文人中，“竹林七贤”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则是成就最突出者。
阮籍与嵇康是正始中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二人个性的差异，二人的命运却有所不同。阮籍以至慎而得以善终，嵇康则因刚肠疾烈而惨遭杀害。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二人个性与文学的不同。
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卒于魏景元三年（263）。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阮瑀死时，他才三岁。十一岁时，曹丕代汉即帝位，三十三岁时，他曾应太尉蒋济辟，做过很短时间的尚书郎，便以病免，三十八岁时曹爽又召他为参军，他又托病没有应召，两年后，曹爽被诛，当时附曹爽的文人多被杀，他因而幸免，“时人服其远识”（《晋书·本传》）。而到了四十三岁，他又作了司马师的从事郎中，被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候。其间又作过十年的东平相。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掌权，又继任司马昭的从事郎中，晚年（53岁）又求为步兵校尉，后世因称其为阮步兵。在他死后两年，魏主正式禅位于晋。在他死前，晋魏代禅已成定局，因此，他的一生可说经历了两次十分残酷的“禅代”斗争，这些对他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极深的影响。
阮籍的一生，从思想上说是苦闷的一生，他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内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寻求解脱。少年时的阮籍是颇有壮志的，“籍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比如，他曾登广武城，面对楚汉古战场，发出“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慨叹，表现出目空古人的少年英气。但是随着政局的变化，他那种期待建立功名的热情便消歇了，特别是在高平陵事件后，司马氏父子相继把持朝政，残酷地屠杀异已，实行高压统治，给他的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在这一高压政治背景下，他最大的苦恼在于如何能够全身远祸。应该说，阮籍从司马氏父子一系列地杀戮事件中，对司马氏凶残面目已有深入地了解，对于司马氏用卑劣手段手段攫取政权的行为也是十分痛恶的，但为了全身，他又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而这时他在士林中令名已著，司马氏对他倍加注意，这更加使他处境维艰。阮籍一生的行为表现，其根源即在于此。因此，一方面，他对于时事政治问题表态十分谨慎，口不臧否人物，比如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司马昭曾说：“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但另一方面，他对司马氏集团的礼法之士却极为蔑视。在生活方式上因而常常表现为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嗜酒成癖，对此《晋书·本传》多有记载。比如，母亲去世，他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他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声。等到葬母时，他食酒肉不辍，而临决之时又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裴楷往吊，他则散发箕居，醉而直视。他又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相对。嵇喜来吊，他白眼相对，嵇喜不怿而退，而弟康闻之，乃齎酒携琴来造，却报以青眼。司马昭曾为子向籍求婚，他大醉六十日，不得已而止。除此之外，他在他的诗文中对礼法之士也大加挞伐，猛然抨击。他的这种表现自然引起了礼法之士的仇视。“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
阮籍身上所表现的至慎与越礼，实在是一对矛盾。司马氏是提倡名教的，但对阮籍却能容忍，也是一个矛盾。究其原因，阮籍在政治上的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便对现实政权没有威胁，而他对礼法的蔑视，则多属伦理道德范畴，对司马氏政治亦无大害，对此，司马氏是看得很清楚的，加之阮籍在士人的声誉，杀之不仅无益，反而带来杀名士的名声，这就使得阮籍在乱世中得以全生，但其内心却是十分苦闷的。
如果说阮籍是正始文人中苦闷的代表，那么嵇康则是悲剧的典型。
嵇康字叔夜，生于黄初五年（224），卒于景元三年（262），他是曹魏的女婿，曾任中散大夫，后世因称嵇中散。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同，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
直言，遇事便发”。《晋书·本传》曾记载他是“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他的《家诫》也曾告诫儿子“宏行寡言，慎备自守”，但这只是他的玄学思想修对自己性情的一种约束，在实际上他却做不到。在现实中，他的是非之心是十分明确的，对丑恶现象往往加以愤激的斥责。他与阮籍的分别即在此。尽管他与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却能在现实的冲突中虚与周旋，他则不同，他是一个感情极热烈的人，而且对于生活的态度又极认真，这就使自己完全与世俗社会对立起来。据说钟会去见他，他不为礼，遂引起了钟会的嫉恨。但直接导致他被杀的则是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文。山涛从吏部郎转迁为散骑常侍，举荐他以自代，希望他放弃与司马氏对抗的立场，但他却作此书断然拒绝，并与之绝交，表现出决不屈服的态度。文中提出自己不能就职的原因是所谓“七不堪”与“二不可”，对山涛以及依附司马氏集团的毫无操守者多所讥刺，特别是文中宣称自己“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直接击中司马氏的借名教以篡权的要害，因此，他的被杀便成为必然了。恰巧此时吕安为其兄吕巽所诬，他被牵连进去，司马氏便以“乱群惑众”的罪名将他杀害。嵇康尽管为司马氏所不容，但他的人格魅力却引起了众多士人的崇敬。在临刑之前，京师三千太学生曾上书为之请命。但这却反加速了他的悲剧结局，因为司马氏之杀嵇康，实际包含着打击名士，给予警告的意味，嵇康在不自觉中成了当时名士们对于司马氏势力不满情绪的代表，因而他也就为当时士人悲剧的典型。
阮籍与嵇康在个性与处理态度上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作品面貌的不同。
阮籍的代表作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如果说阮籍的一生是苦闷的一生，那么他这八十二首《咏怀诗》就是他苦闷的象征。阮籍的苦闷在作品中的表现之一，便是他对人生的感慨，他感慨时光的飞逝，人生的短促，以及无法挽回这短促生命的深深的忧伤。其次则表现为对世俗礼法之士的厌恶，这与他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态度有关。其三则表现为对理想的人生境界的追求，这实际上是他在现实中苦闷而不可解脱的另种表现形式，即通过幻想的境界来摆脱世俗的污浊。
嵇康的诗歌与阮籍不同。嵇康在生活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意义在于他把庄子理想的人格境界从哲学境界变为诗的境界。庄子的坐忘，在他诗中成为一种优游容与的诗歌境界，其《赠秀才入军》十八首其十四中“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即是这种境界的典型。
在艺术上，阮籍将集《诗经》《楚辞》与汉魏诗的比兴集大成，以多种比兴构成完整意境。他的比兴是将象征手法和寓意的不确定性结合，从而形成了“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的特点。嵇康则由于其个性刚烈，诗风以峻切为特征。在体裁上，阮诗以五言诗的创作卓然名家，而嵇诗则以四言诗成就最为突出。
阮籍与嵇康的散文都有突出的成就，为魏晋散文的代表。阮的散文代表作为《大人先生传》，嵇的散文代表作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等。
第三章西晋文学
以典午南渡为界，晋分为西晋与东晋，两晋前后相续150余年，其中西晋50年，东晋百余年。而由于两晋政治环境与文化背景的差异，其文学风貌亦有所不同。现先介绍西晋文学。
一、西晋文学的基本风貌
西晋50年，历武、惠、怀、愍四帝，而文学的繁荣则在武帝太康惠帝元康时期，其中以太康文学为代表，作家则以“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最著名。此外，较著名者，晋初尚有傅玄与张华，晋末还有刘琨与郭璞，而不太著名者也还有不少。从数量来看，西晋一代颇多天才秀异的作家，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曾说：“晋虽不文，人才实盛。”
关于西晋诗风的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多有论及，《明诗》篇中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
《情采》篇又说：“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总的来说，西晋一代的文学更加注重形式与技巧。如果对西晋文学的特征作一总结归纳，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倾向：一是模拟古人的拟古之风甚盛。拟古是文人创作追求技巧化的一种表现方式，而这种方式则成为西晋文学的一大特殊景观。西晋一代的大部重要作家，如傅玄、张华、束皙、陆机、陆云等都在模拟上下了很大功夫，其中陆机最为著名。二是追求词藻的华美与对偶的工整。这种追求由于大多是刻意为之，是出于呈才炫博的目的，因而显得文字雕琢堆砌，有失简洁明快，潘、陆二人最具有典型性。张华曾批评陆机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作文，乃患才多也”，孙绰评西晋文章说：“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所谓烂若披锦见其雕琢，所谓排沙简金者，显其堆砌。三是总体风格而言，繁缛成为其基本特点。这种风格的形成则是其刻意呈才，过分追求对偶与藻饰的必然结果。
西晋一代的追求形式技巧的繁缛文风，常为过去的文学史家所诟病。以通达的眼光观之，追求技巧与形式美，自然是整个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链环，但是如果我们前后比较，不能不承认，西晋文学尽管出现了不少天才秀异的作家，但其作品却缺乏一种力度和生气。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实与西晋士风的特点有关。
不论是建安文人还是正始文人，作家的心灵世界往往是充满热情与冲突的，但是，到了西晋，文士的精神境界普遍缺乏一种崇高精神，罗宗强先生曾以“士无特操”来概括这一时期士风的特点。“士无特操”的原因之一，在于西晋政权的“政无准的”。西晋是以强取豪夺的手段取得政权的，尽管它提倡以名教立国，但除了孝的观念尚未泯灭，在对待忠时则往往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整个西晋一代文士，忠君的观念十分淡薄，传统的道德崇高性一旦缺失，就影响了文士的人格建构与理想追求。因此，这一时期文士在出处去就上，往往纯然以自我之得失为中心，求名求利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晋书·石崇传》所载颇能说明这一点。“（崇）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像，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于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士当身名俱泰”典型反映了此时士人求名求利的心态。正由于此，西晋文士多依附权臣，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而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也往往缺乏崇高的道德意识与是非观念，其命运也常随其所依附的权臣在政治斗争中盛衰而沉浮，不少文人则因卷入其中而最终丧命（据徐公持先生统计，西晋一代文人死于政治斗争者有数十人）。
西晋文人热衷于功名利禄，造成了他们作风浮华，思想平庸，耽于逸乐，肆于物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作品也就自然丧失了崇高的精神与激荡人心的活力，而与浮华作风相应，自然也就更崇尚绮丽与繁缛，追求技巧与与形式，刘勰所说的：“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的倾向，其原因即在此。
二、西晋主要作家
1、潘岳与陆机
潘岳与陆机是西晋太康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钟嵘在《诗品》中将他们二人置于上品，并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评。江海之间，似有抑扬，但在后人看来，二人则是才才华的代名词。唐人王勃《登腾王阁序》末云：“敢竭鄙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即是这个意思。
潘岳（247-300），字安仁，他是荥阳中牟（今河南开封附近）人。少年时以才慧而为乡里称为奇童。弱冠之年走上仕途，出任贾充司空府掾，以才能为人所嫉，栖迟十年。后来先后任河阳令等官，最后官至给事黄门郎，因此他的作品集即称《潘黄门集》。
关于潘岳其人与其文，在文学创作上引出了一个话题，即人品与文品的关系。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名三十首》中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
路尘。”即通过潘岳说明人品与文品的对立，了解潘岳及其为人为文，有这么几点值得
注意。
第一，潘岳美貌，是中国古代的美男子。《世说新语·容止》中说他“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拱之。”潘岳的这一特点，后代常津津乐道，“貌比潘安”成为人们的形容男子貌美的套语。
第二，潘岳的人品的确存在缺陷。《晋书·本传》称，“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诌事贾谧，每侯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作为一名文士，潘岳确实德行有所亏缺。不仅如此，他诌事贾谧，除了为贾谧讲《汉书》外，还为贾谧充当枪手。贾谧的《晋书断限》一文，即是他捉刀的。贾后谋废太子司马遹，诬构之文，也是出自他的手笔，这种直接参预政治阴谋，为了谋取个人的权位与前程，趋炎附势，不顾传统道德与个人尊严，不择手段，反映了他在人品道德上的问题。这是一个才子因过分追求各位势利而导致的道德堕落。
第三，潘岳的人品与文品确实存在着不一致处。潘岳在政治品格上缺乏节操，但是在那些表现他个人感情生活的作品中，却往往表现出真挚的情感。潘岳似乎是一颇重视家庭生活与亲情的文人，在这一领域，他的不少诗文往往富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内顾诗》是任河阳令时思念妻子杨氏之作，诗中写其对久别妻子的日夕怀念，感情之专注，令人惊叹。而他的《悼亡诗》，写其赴任前对亡妻的悼念怀想，尤其感人，正由于他的影响，“悼亡”成为后代诗人追念亡妻的专让题目。
第四，潘岳不仅能诗，同时也是西晋著名的辞赋作家。其赋今存二十余篇，在各类文体中数量最多，著名者如《西征赋》、《闲居赋》、《怀旧赋》、《寡妇赋》，其赋作中，仍以写哀情而见长。故《晋书·本传》称他“善为哀诔之文”。
第五，潘岳作品的风格词彩华艳而著称。钟嵘曾引孙绰语评其曰：“潘文烂若披锦，无处不善。”“烂若披锦”诚然如是，“无处不善”则有过誉之嫌。就诗歌言，他的有些作品由于铺叙过多，往往显得平缓而缺乏含蓄，有的还失之于枯燥乏味。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陆机出身于东吴世家大族，祖陆逊为吴丞相，父抗为吴大司马。弱冠而吴亡，遂退居旧里闭门苦学。九年后，与弟云北上入洛，为张华所赏。华称曰：“克吴之役，利获二俊。”故名动一时。曾官至平原内史，后世因称陆平原。
陆机的个性与功名追求：陆机的家世出身对陆机的个性追求有很大影响，他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据说十九岁吴亡时，即有《辩亡论》总结吴亡的原因，传说《文赋》也约作于此时（杜甫有诗云：“陆机二十作《文赋》”）。陆机的父祖为东吴名臣，他有一种强烈的家族自豪感与父祖情结。其父祖情节在他初入洛时与卢志的即兴辩论中表现出来。《世说新语·方正》载：“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定之。”正是由于对家世及父祖功臣的自豪，才使他有着强烈的功名欲望，在西晋作家之中，他是政治追求最为执着，功名欲念最为强烈的人物之一。入洛初他被子太傅杨骏的祭酒，贾谧当权，他依附贾谧，曾参与贾谧“二十四友”活动；赵王伦辅政时，他又为伦的参军。“八王之乱”时，诸王拥兵争夺权势，互相攻伐，赵王伦败亡后，他转投成都王颖，参与了成都王颖与河间王颙讨伐长沙王乂的争斗，担任后将军，率兵二十万，最后战败被成都王所杀。临刑前曾感喟：“欲闻华亭鹤戾，可复得乎？”因此，他的一生可说对功名的追求十分执着，但在坚持道义与节操上，则似有欠缺，不免依附权贵，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之讥。政治品格上的缺陷必然导致思想的浅薄，陆机诗内容肤浅，感情浮泛的特点，即与他的个性品格有关。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题日益丰富多样，涵盖了政治、史书、哲学、文学批评等多个领域。而在文学体裁方面，汉朝的文人创作了很多楚辞、赋、诗等作品。 楚辞是两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之一，以气势磅礴、豪情激昂而著称。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在其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对政治局势的观察和思考，同时也描绘了江南风情的美丽和民间生活的苦难。屈原的作品不仅在内容上反映出时代的动荡和社会的矛盾，而且在艺术上展现了辞章的辞采和音乐的旋律。 在魏晋时期，受到政治乱象和社会动荡的影响，文学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在这个时期，文人除了继续创作楚辞和其他古体诗之外，还开始出现了赋和乐府民歌这样的文学形式。 乐府民歌则是以民间乐府为基础之上的创造。它的内容主要涉及到民间生活、战争、爱情、离别等情感，旋律上与民间音乐相结合。比较著名的乐府民歌有《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等。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分裂混乱的时期，但在文学创作方面仍然有一定的成就。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主要分为骈文与诗歌两个流派。 骈文是一种仿古文体的文学形式，其特点是使用平仄对偶的格律和复杂的修辞手法。在南北朝时期，骈文的代表作家有庾信、陶渊明等。庾信的《七哀诗》描写了灾难与战争带来的人祸和痛苦，极富哀愁之情。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则展示了田园生活的美好和清净，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和人们对安宁生活的向往。
在诗歌方面，南北朝出现了大量优秀的诗人。其中，陆机的诗歌风格 独特，以观察和描绘自然景物为主题，与此同时将自然景物与人类情感和 哲学思考相结合。陶渊明则以描写田园生活为主，作品既写政治抒发情感，又宣扬个人主义和放弃名利的态度。 总的来说，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丰富多样，涵盖了楚辞、赋、诗、骈 文和乐府民歌等多种形式。这些文学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体现了当时社会、政治和人民的思考和感受，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 时间：196年到589年（共约400年）从魏晋开始，历经南北朝，包括唐代前期 文体：以五七言古近体诗的兴盛为标志的。五古在魏晋南北朝进入高潮，七古和五七言近体在唐代前期臻于鼎盛。 朝代：汉末——三国·魏——西晋——东晋——南北朝。 第一章：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文学 什么是建安文学：1、建安汉宪帝年号，（190——220）共25年的时间。 2、代表作家：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 3、指建安的东西，在此期间在北方形成了一个文学中心，史学上习惯把建安时期以及若干年以后的时期的文学称为建安文学。 三曹的评价及作品分析： 曹操： 诗风与文风：诗风高爽，苍凉而又沉雄；文风通脱而机智。 诗歌的突出成就： ①曹操诗是学习汉乐府结出的硕果。他采用乐府古题写时事，比如《蒿里》本是挽歌，曹操却用来写当时的社会现实。既反映现实又有很深的感慨。 ②语言古朴率真，所以胡应麟说《短歌行》等诗“汉人乐府本色尚存。他的诗于悲凉之中含跌宕慷慨之气。锺嵘说：曹公骨直，甚有悲凉之句。 ③就艺术形式而言，曹操的四言诗也为已经板滞僵化了的四言诗体注入了活力。 作品： 《蒿里行》 找出诗中名句并说明？
答：“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大幅度地勾画出了战乱时代百姓悲惨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战乱破坏的严重，控诉了军阀的罪行。 你认为锺惺〈古诗归〉评此诗说“汉末之实录，真诗史也”的评论如何？ 答：诗歌首写群雄起兵，次叙军阀混战，末言人民遭殃，真实而概括地记录了东汉末年诸侯拥兵自重，为争夺权利而互相残杀，至使百姓遭殃的受沉重灾难的黑暗的社会现实。特别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从听觉和视觉两个方面大幅度地勾画出了战乱时代百姓悲惨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战乱破坏的严重，控诉了军阀的罪行。 《短歌行》 举例说明诗中比兴手法的运用，及此诗的语言特点？ 答：以“朝露”比喻人生易逝，以“明明如月”比喻才德高盛。以山、海比喻胸怀宽阔，招纳人才越多越好；语言质朴自然，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积极向上的情绪。 本诗主旨（思想感情）？ 答：诗歌开头便抒写自己对时光流逝功业未成的深沉感慨，接着通过思念贤才，宴饮嘉宾的描写，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急切心情，最后用周公吐脯的典故，抒发其延揽贤才以完成统一大业的宏大理想。 艺术特点？ 答：①这首诗在表达感情上运用诗经成句②诗中运用典故表达③运用比兴手法贴切恰当④语言质朴自然，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向上情绪。 曹丕 诗歌分类：1、宴游诗2、抒情言志诗3、征人思妇的相思离别及思乡之情。 作品： 《燕歌行》 前四句景物描写的作用？ 答：前两句比兴手法领起下文造成气氛的作用。后两句增加气氛，大雁南飞更能勾起对子女丈夫的思念之情。全诗于写景抒情为一体，秋天的悲凉气氛为少妇的孤独寂寞情怀起了烘托和渲染的作用。 简析这首诗的感情内容？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文学的题材、体裁以及整体风貌上，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同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哲学思想、文艺思潮密切相关的。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时代特征 （一）动荡的时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这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建立西晋王朝，至280年灭吴而统一全国，但至316年即由于“八王之乱”而灭亡。317年，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东晋王朝，420年又为刘裕所篡。此后便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方是十六国的混乱局面，南方则宋、齐、梁、陈几个朝代频繁更迭。这一时期除了西晋的统治时间较长外，其余的朝代均为时较短，最短的萧齐政权不过20余年，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战乱使很多人丧生，也带来了饥馑、瘟疫及大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在乱世之中，文人的生活方式或表现为或慷慨悲歌、或任诞放达、或及时行乐，追求声色，而文学风貌也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 （二）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又称士族（世族）门阀制度。士族或世族，是指高门大族。约在东汉后期，士大夫中就出现了一些世家大族，他们累世公卿，在入仕上，其子弟比一般人更容易获得政治上权利。汉末以后，他们成为一个独立性很强的社会力量。士族门阀制度无疑是落后反动的，因为它强化了士族的地位，阻碍了寒族（庶族）出身的士人的仕进之路，加剧了士庶之间的矛盾。而门阀制度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点，对这一时期文学特色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主题上表现为“为寒士不平” 面对士族把持政治权力，不少出身寒族的文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发出强烈的呼喊，形成了一个具有时代性特点的文学主题。左思的《咏史》，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都将他们的不平倾注于诗中，成为这一时期此类文学的代表。 2.主体上表现为“士庶的分野” 士族不仅仅是政治上的高门，士庶的分野甚至更主要的表现在文化上。士族在文化上所具有的优越的先天条件，对于形成其在文学上的优长具有重大的影响。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以世家大族为中心的文学家族或文学集团，即与士族的文化承传有关。以世族文人群体为特征而构成的文学集团，成为六朝文学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因为世族普遍地爱尚文义，其群体趣味与个体性情在文学中多有表露，且能影响其文学思想与创作实践。两晋时的陆氏家族，刘宋时的谢氏家族，萧梁时的萧氏父子、庾氏父子、徐氏父子等文学家族，即是这方面的代表。 士族由于其独特的地位与艺术素养，对其文学创作的主题与艺术趣味也具有重大的影响。由于士族重门风与礼法，大都具有家族的使命感，因而他们的作品中也多有追述或炫耀门第、
一、文学的自觉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从经学中彻底解脱出来，实现了自身的自觉发展。这个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服务于政治教化韵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作家在创作过程中都能敞开胸怀，无拘无束地抒写自我，显示自己的个性。因而文学本身固有的特色即抒情性，更加鲜明突出。这主要体现在诗、赋等文学作品抒情性的加强上。如潘岳善写哀情；左思则善于咏史；刘琨善为凄厉之辞，自有清拔之气；郭璞则善以游仙形式，来慨叹咏怀。西晋末至东晋，玄言诗占领诗坛，抒情文学走向低谷。但到了南北朝时，文学的抒情性又加强了，而且比以往更为突出。这时的作家都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即使同是一情，也能写出各种细微差别。例如同是“恨”，江淹的《恨赋》就写出了各种“恨”状；同是“别”，其《别赋》就写出了种种“别”情。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在此时几乎已被淡忘了。作家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写出了独特的感情内蕴。陶渊明写他鄙薄官场、向往真淳之情；谢灵运写他“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胜”的矛盾；鲍照抒发他的豪迈与愤懑，庾信写他的沉痛与哀伤；宫体诗人也宣称“文章且须放荡”，要尽情显示自己的真情实感。 由于这时的作家大多数都独抒情愫，自显性灵，因而促进了作家各自独特风格的形成。以建安而论，曹操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丕则如幽闺思妇，流丽婉转；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刘桢则高风跨俗，挺拔清奇；王粲捷而能密，苍凉悲慨；蔡琰则长于叙事，凄婉深长。建安以下，阮籍之遥深，嵇康之清峻，陆机之华美，左思之雄迈，刘琨之悲壮，陶渊明之恬淡，谢灵运之典丽，鲍照之俊逸，庾信之清新，各具风格，自成一家。这种创作风格的多样化，正是文学自觉的表现。 这一时期，文学的地位被抬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而在此前，文学是难人人生行为的“正道”的。在孔子看来，“行有余为，而后学文”，不把文学作为刻意追求的东西；先秦儒家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中的“立言”，主要指的还是“成一家之言”的“言”，还不是文学这一语言的艺术。身为帝王之尊的曹丕如此看待文学，这对文学的发展无疑给予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学的形式特征、社会作用和审美功能，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把握。晋人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这一对后世形成了巨大影响的文学观，点明了诗的情感表现性质和特殊的形式特征。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则主编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文总集《文选》，在《文选序》中，他表述选文标准：“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所以不在人选之列，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从他所谓“能文”的标准中可看出，他在选文时是注重“文”的情感表现性和华美的特殊形式。这是魏晋文化的一大进步，是文学走向自觉和独立的倾向。 随着文学地位的提高，文学样式也逐渐趋于精致化，从而使文学的独特形式更加自觉地凸现出来。 南朝时期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说，就是利用汉语音韵的特点进一步强化诗歌的独特形式。所谓“四声八病”，包含分四声，免八病两个方面的的内容。“四声”指平、上、去、入四声，从而使诗歌在语音的交错变化中显出和谐悦耳的音乐美。“八病”说的是“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韵、正纽”。对这八病的具体内涵，文学史上有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怎样，其创立的“永明体”为唐朝近体诗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由此可见，其指向是使诗歌形式更加精致，更富于文学的审美特征。 由于对文学内在性质及形式特征的进一步自觉，人们对文学的发展及其创作进行了探索和总结。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兴盛起来。建安时期出现了曹丕的《典论·论文》，此后相继出现了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骨、神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 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确实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并且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玄学和佛教对文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大约从220年至589年，历 时约370年。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本文将简要探讨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点和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点 1.文学思潮多元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人辈出、思潮汇聚的时期，各种文化思潮交汇，官方文学、私家文学相互渗透，道家、儒家、墨家、法家等各种学说 在文学中交相辉映，士人之间形成了丰富的文学交流和思想碰撞。 2.散文盛行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的地位逐渐上升。散文包括文言和白话两种不同的文体，并且又有很多不同的流派 和体裁，如骈文、赋、笔记等等。散文的风格自由、流畅、富有感染力，广泛涉及各个方面的人生和社会问题，被广泛的运用于生活和写 作中。 3.诗歌优秀 魏晋南北朝诗歌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也非常优秀。强调抒情体 验的诗歌日益增多，同时也涌现了以写景和史传为主的诗歌流派。当 时的诗歌具有句式自由、格调高雅、思想深邃、形象优美等特点。 4.后世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对后 世的文学、文化、思想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唐宋八大 家的文学成就直接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学和文章的精华，在文学 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影响 1.文学语言标准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交流频繁，同时文学语言的标准化也逐渐形成。魏晋南北朝的文学作品在语言方面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标准性，这为 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2.传统文化的变革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统文化开始发生变革，出现了种种激进的思潮 和观念。诸如“玄学”、“黄老之术”、“道教”、“佛教”等思想在此时期得 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这种文化发展趋势，为后世的文化创新提供 了宝贵的思想支持。 3.文学思想流派的多样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思想流派的多样性开始显现，各种文化思想 汇聚于此，发挥了其各自的效力，给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提供了丰富 的文化资源。 总之，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地位和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可替代的。它代表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后世的文学、思想、语言 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风格和特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其文学风格和 特征也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本文将对魏晋南北朝的文学风格和特 征进行一些探讨和分析。 一、文学风格 1.以文学创新为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新成为一种突出特色。这一时期的文 学家们追求创新和突破，不受传统束缚，将诗歌和文学创新在思想、艺术和文化等方面得到了充分发展。 2.多元化的文学表现形式 在这一时期，文学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诗歌、散文、戏曲、典籍、历史等。这些文学形式的发展，也促进了文学的多元化和 多样性。 3.强调表达个性
魏晋南北朝文学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强调表达个性。文学家们追求表达个性、个体感受和人情之美，力求将喜怒哀乐表达得更为深刻精准。 二、文学特征 1.文学思想先进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先进，文学之创新也满足了人们思想的需求。在文学中，人文主义的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2.文学内容丰富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内容十分丰富，包括了人性、自然景观、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等方面。这些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可以给人们带来深刻的思考和启示。 3.注意感情描写和个性表达
文学家们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中，注重感情描写和个性表达，他们希望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个人的情感世界、内心世界和 思想感悟。这种个性表达的文学，让人感觉到作者的思想理念更 加深刻和真实。 4.注重形式美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除了内容上的深度之外，还十分注重形式美 的表现。这种追求形式美的融入，使得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具有了 更加精湛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 综上，魏晋南北朝的文学风格和特征彰显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 文化创新和多元性，也为后来的中国文学传承和发展奠定了基石。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与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这一时 期经历了动荡的政治局势和移民大潮，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的一 个繁荣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我们发现了许多著名的文学巨匠， 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许多杰出的文学作品，也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坛上出现了许多文学巨匠。其中最 著名的当属曹操、陆机、左思、干宝、庾信等人。曹操是中国著 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观沧海》、《短歌行》等作品，深 受后人推崇。陆机的《文赋》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经典之作，论 述了文学的造诣和风格。而左思的《三都赋》则是中国古代文学 史中的重要篇章，以其形象、绚丽、生动、优美的语言描绘了三 个城市，使人耳目一新。干宝所著的《搜神记》则是中国神话故 事的经典之作，被后人誉为中国古代神话故事的“总集”。 其次，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诗歌、赋 和小说。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诗歌。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的风 格较以往更加充满了纤细高妙的气息，采取了以明志、儒雅、倡 雅的格调，以及意象化和象征化的表现手法。尤其是三百多年来，虽然时间较短，但却涌现出了许多精美的诗歌，受到了后人的高
度评价。例如杜甫、白居易、王维等人的作品，均被后人誉为中 国古代诗歌的珍品，对汉语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赋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另一大文学特色。赋与汉赋的 不同之处在于，它注重内容的表现而非表面的形式，往往采用象 征性的描写方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以陆机、左思、张华等人为代表的赋作者，他们不拘一格、灵活多样、富有表现力、深刻意蕴，给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小说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另一大文学特色。魏晋南北 朝时期的小说主要表现为神话传说、寓言和故事等。其中最为著 名的当属干宝所著的《搜神记》，它全面而生动地呈现了中国古 代神话世界，展现了人与神、善与恶、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 被誉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经典之作。此外，陆机所著的《新序》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包含寓言、传奇、俚语等不同 类型，为后世的“志怪小说”奠定了基础。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繁荣的时期。在这 一时期里，出现了许多文学巨匠，他们创作了大量的诗歌、赋和 小说等著作，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作
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历史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持续了几百年，从220年到589年，涵盖了魏晋时期、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之初。在这个时期，文学迎来了繁荣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历史特点。本文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历史特点。 一、文人墨客的兴起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儒家教育逐渐衰落，士人开始趋向于追求个人情感的表达和自由思想的体现。文人墨客的兴起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这些文人墨客不再局限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批判，而是开始追求内心感受的表达，形成了文学的自由与个性化的特色。 二、辞章派与风雅派的兴起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分为两个主要派别：辞章派和风雅派。辞章派强调修辞华丽、雄辩动人的技巧，注重修辞手法的运用，以求达到精巧华美的效果。代表作品有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等。而风雅派则注重描写个人情感和意境的营造，推崇诗意的表达和艺术性的张扬，代表作品有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王羲之的《兰亭序》等。辞章派和风雅派的兴起，反映了社会上不同文学流派的多样性和独立性。 三、骈文与乐府的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和乐府是两种重要的文学形式。骈文是一种 将两个以上的文学体裁同步结合的文学形式，兼具散文和韵文的特点，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形式。代表作品有阮籍的《咏怀》、陆 机的《与张籍书》等。而乐府是一种古老的民歌体诗歌形式，以民间 歌谣的形式传唱，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流传的作品。乐府诗注重 感情真挚、抒发民众疾苦，具有浓郁的人民色彩。代表作品有《孔雀 东南飞》、《木兰辞》等。骈文和乐府的繁荣充分展示了魏晋南北朝 时期文学形式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四、山水田园与怀古抒怀的流派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发展中，山水田园和怀古抒怀成为两个重 要的流派。山水田园描绘自然山水和人们在其中的生活情景，将自然 景物与人的情感紧密结合，代表作品有陶渊明的《竹里馆》、谢灵运 的《青溪》等。怀古抒怀则是表达对过去盛世和美好时光的怀恋和感伤，展示了文人对时代变迁的痛惜和对社会现实的批评。代表作品有 鲍照的《广陵草》、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等。山水田园和怀古抒 怀的流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充分展现了文人 墨客对自然和历史的关注和表达。 总结起来，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历史特点主要包括文人墨客的兴起、辞章派与风雅派的兴起、骈文与乐府的繁荣，以及山水田园与怀 古抒怀的流派。这些特点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多样性、个性 化和艺术性，为后世的文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风格与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转折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丰富多样、充满创造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经 历了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这些变化不仅对政治和社会产生影响，还深刻地塑 造了当时的文学风格与特点。 文学风格 1. 辞章儒雅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大都具有辞章儒雅、清新脱俗的特点。这是因为随着 儒家思想在社会上的盛行，儒家经典成为当时文人所倚重的典范。因此，许多 作品在语言运用上追求简练明晰、清新秀丽，以达到一种高尚雅致之境界。2. 真实感与写实主义 与其他历史阶段相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擅长通过写实手法描绘真实生活。许多作品以描写自然景色和田园生活为主题，展示了作者对于自然和人类生活 的观察与体悟。这种写实主义风格给了读者一种真实感，使他们更容易投入到 文学作品中。 3. 比兴手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风格特点之一是使用广泛的比兴手法。比兴是指通过比喻、象征或暗示来表达意思的修辞手法。这些比兴手法常常被用来揭示作品中 深刻的思想含义，增强作品的艺术性和表现力。
文学特点 1. "豪放派"与"清谈派"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坛上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流派：豪放派和清谈派。豪放派注重个人英雄主义、奇特离经古怪的表达方式，追求精神自由和个性独立；而清谈派则偏向于雅致儒家风范，注重言辞之雅、内容之丰富与深邃。这两种不同风格相互补充、相互影响，在文学领域中共同创造了丰硕的成果。 2. 爱国思想与忧国情怀 由于国家政权更替的频繁，文人们对当时政治和社会的动荡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和思考。他们对国家命运、社会风貌以及道德伦理等问题非常关心，并将这些情感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忧虑之情。 3. "游仙诗"与"山水诗"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景物描写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学手法。特别是以“游仙诗”和“山水诗”为代表的作品，通过对自然美景的描绘来表达对人生境界和修身养性之道的追求。这些作品具有深刻的意境和超凡脱俗之感。 总而言之，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风格崇尚辞章儒雅、追求真实感与写实主义手法，并且善用比兴进行意境深化。同时，在文学特点上体现了豪放派与清谈派两种不同的倾向，并且流露出浓厚的爱国情怀与对景物的追求。这些风格和特点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魅力和深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与思想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文化和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学成就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本文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发展。 1. 文学成就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成就达到了巅峰。这个时期的文学家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创作了很多优秀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庄子》、《论语》、《左传》等。 《庄子》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本著名哲学著作。它主要讲述了“虚空无物”的思想，认为人应该摒除欲望、超脱物质的束缚，寻求内心的自由和平静。这本书对后来的中国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语》是孔子的语录，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经典”。这本书主要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的言行，包括他们的思想、道德、行为等方面。这个时期的儒家思想尤为重要，而《论语》是中国儒家经典著作之一。
《左传》是史书，描写了春秋时期鲁国的历史。它通过更加生 动的方式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况。这本书是 真实的历史资料，对了解春秋时期的中国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这些著名作品，还有很多其他的文学作品也在这个时期创作。例如诗歌、散文、小说等。这个时期的文学家注重现实的生活，作品更加直观和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情况。 2. 思想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和文学息息相关。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 主要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诸多话题。他们的思想多样化，涵盖了儒家、道家、墨家等不同的观点。 其中，道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道家认为人应该在自然规律之 下生活，摒弃一切形式的艺术和规则，寻求内心的自由和平静。 这种思想吸引了很多文学家的关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曹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及其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值得关注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具有深远的影响。从文学创作到思想理论，都在很大程度上为后世的文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文学形态的多元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文学形态的多元化。在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涵盖了诗、散文、小说等多种文学形式。 其中，诗歌这一形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了繁华的巅峰。此时，不仅有因风雅而流传的美人诗，还有农民自然所作的节令诗。诗歌在表现社会风貌和人类情感方面有了更多的表现形式，这也为后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思路。 在散文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擅长于描写个人的生活和思想感受。这种以个人为出发点的文学表现方式将情感和生活经验的表现融入到了作品当中，其影响也同时延续至今。 而在小说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文学则表现出更多的艺术创新。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形象塑造都有了更高的水准，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审美领域。二、诗歌理论的探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理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中，首推的是永明文学，代表作品即《文心雕龙》。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强调文学艺术的追求，并且倡导诗歌应该具有“顺耳、韵足、节调、自然”的特质。此外，这一时期还有诸如王羲之所著的《兰亭集序》等著名作品，为当时诗歌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文化的多元性方面，这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特征。这一时期，文化思潮以多元的姿态呈现出来，诗歌理论也相应的逐渐发展成为了一个复杂的学科。各
种不同的思想潮流在这一时期都有了它们自己的呈现方式，成为了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文学创作的卓越成就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的卓越成就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在这个时期，一大批文学巨匠横空出世。不仅唐代的杜甫、李白等人知名度高，而在这个时期，文学巨匠也已经开始蜚声中外。 其中，王羲之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他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书法大师，是当时盛行的书法学派之一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诗人和画家。他的作品《兰亭集序》不仅对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造就了重要的奠基性的贡献，同时也被誉为中国经典文化的最高杰作之一。 而另一位著名的诗人，也是那个时期的唯一女诗人——蜀道难的创作者祖婴。她不仅在那个时期的诗歌创作方面做出了很多贡献，也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 四、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对于现代文学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文学形式方面，它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样式和方向，为现代文学奠定了基础。在诗歌理论方面，洛阳诗派和永明文学等思潮，对后世的文学理念与创作规范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文学创作方面，他们为后代文学巨匠的创作提供了思想支持，成为了他们作品中的重要元素。 总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成就与其繁华氛围以及多元文化理念紧密相连。他们的文学创作形式多样，诗歌理论和思想潮流极为复杂，同时，技艺高超的文学巨匠也不断涌现出来。这些文学成就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遗产。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特点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此期间，我国的文 学艺术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表现形式。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充满变革和动荡的时代。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诸多变化。 作为一个开放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受到了外部文化的影响，尤其是 印度和西域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的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外部文化。这种互相影响的文化交流，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氛围，促使文学更加多样化和开放化。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主要特点 1.注重个性表达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个性表达被赋予了极大的重视。不同于以往 的文学作品要求“不露声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主张个性化的表达，以此彰显作者的独特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2.追求意境的表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一般比较简洁，词藻不多，但是在意境的表达上 却非常深刻。作品常常运用比喻、象征等手法，来表达深刻的哲理或情感。 3.注重史诗化的表现手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常常将一些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与想象的历史情 节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史诗化的文学氛围。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文学作品能够更深层次地表现出作者的思考和意识深度。
4.特殊的写作技巧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写作技巧也非常特殊。它常常采用一种特殊 的审美方式，追求体现作者的独具风格的另类表达方式。比如，在《诗经》中就出现了许多象征、象征手法。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代表作品 1.《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代表作之一，它是由之乎者也所编写的 一部记载魏晋时期文人政治家的话语、行为和风范的笔记。这部作品以其独特的史诗化的叙述方式，深入表达了那个时期精英们凌云而上、走进历史的神样。 2.《文选》 《文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文学典籍之一。它是由南朝宋文学家刘义 庆所整理的一部集汉魏六朝文学作品之大成的书，收录了当时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涵盖文学的各个领域，包括诗、文、赋、颂等等。 3.《曹操诗集》 《曹操诗集》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代表作之一，它是当时最有名的文 学家曹操所著的诗歌集。这部诗集中的诗歌以其简约、直率的风格，表达了作者对家国情怀的深切思考和对生命的无尽追求。 四、总结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开创 性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文学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学氛围和表现风格。笔者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多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研究，可以更进一步解析这个时期的文化特性和文学表现，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学脉络和文化背景提供更多的助力。
中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介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新期，诗、赋、小说等体裁，在这一时期都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并奠定了它们在此后的发展方向。魏晋南北朝的作品文学思想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下面由店铺为大家提供关于中国古代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介绍，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介绍一、建安风骨 1、建安诗坛的时间断限。 建安诗坛，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196)下迄魏明帝太和六年(233)，即汉末魏初时期文学。(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五言诗兴盛、七言诗奠基的阶段。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创作高潮，并形成了被称为“建安风骨”的时代风格。) 2、建安风骨形成的原因。 建安时代，汉末的动乱现实一方面给建功立业提供了可能，激发起士人们积极进取的强烈愿望，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给士人带来岁月不居人生无常的深沉叹息。因此形成慷慨任气，以悲凉为美的风尚。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是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和女诗人蔡琰。 第一节曹操与曹丕 1、曹操生平及思想、性格。 曹操，字孟德，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曹操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知道乱世用儒学不能及时奏效，所以用刑名法术之学。精通音乐、书法、围棋，为人简易。动乱板荡的时局，戎马倥偬的经历，统一天下的雄心，交织在他的诗歌中，形成了他古直悲凉、慷慨沉雄的艺术风格。 2、曹操诗歌创作成就。 ①开创了文人“拟乐府”诗歌创作的全盛局面。 ②曹操的诗有一种悲凉沉雄的独特艺术风格。 3、曹丕生平及感情特点。
曹丕，字子桓，三十一岁立为魏太子，三十四岁代汉自立。曹丕博学多识，感情敏锐而细腻，对人生苦短有特别强烈的凄怆感受，诗作中更倾向于对个体感情的体会与抒发。 4、曹丕对七言计的贡献。 曹丕对七言诗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他的《燕歌行》二首，不仅为乐府产生一新体制，且为中国诗学开一新纪元。至曹丕始形成纯粹的七言诗。但还是逐句押韵形式，韵脚尚嫌单调繁促。 5、曹丕诗歌的特点。 曹丕诗歌语言绮丽工练，抒情深婉细腻，形成一种便娟婉约的纤丽清新风格。尤善写游子思妇的思乡怀远之情。曹丕的一些述怀之作，则写得清峻悲凉。曹丕还有一些抒发志向记叙军旅的作品。 6、曹植生平及性格。 曹植，字子建，曹丕弟。他从小被曹操所喜爱，曾想立为太子，后未果，因此受到曹丕的嫉恨。史称曹植聪颖过人，个性却是为人过于直率。超凡的才华与不羁的性格，使他一方面有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另一方面却因恃才傲物而饱受压抑，这两个方面在他的作品中都充分表现出来。 7、曹植诗歌的思想内容。 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操死为界，曹植的诗歌创作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多抒发远大理想和宏伟抱负之作。如《白马篇》，诗歌字里行间迸发着慷慨激昂的炽烈热情，洋溢着高迈不凡的蓬勃朝气;曹植后期的作品则多是表现自己壮志难酬，倍受压抑的郁愤心情，典型代表作是《赠白马王彪》。 8、曹植诗歌的艺术成就。 曹植的五言诗创作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和成就，是建安诗坛上最杰出的诗人。他的作品今存九十多首，是建安诗人中最多的。 ①曹植的诗歌被誉为“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 就是说他的诗既内容充实丰富，多慷慨悲愤之气，在艺术表现上又生动形象，注意辞藻华美、对仗工整和音韵流畅。形成了既华丽绮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期间 的文学艺术成就给中国文学史和艺术史带来了许多的变化和发展。下面我们将从各个方面介绍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 一、文学成就 1.诗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歌创作，有许多有着不同特色和地位的诗人，如曹操、陶渊明、王勃、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等等。其中， 陶渊明以其优美的田园诗，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他的诗 歌以饱含感情的表述风景和日常生活为主。李白和杜甫则是唐代 大诗人，其诗歌追求自由而奔放的艺术风格，是中国诗歌艺术的 代表。白居易则以散文和诗歌写作取得了杰出的成果，他的作品 风格清新，文笔深沉，被誉为“晚唐四大家”之一。 2.散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主要发展于南北朝时期。《世说新语》和《文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重要的散文集，其中，《世说新语》以其生动形象的口述文体，展示出了中国古代社会人物形象 和生活面貌。《文选》则通过选集文学作品的方式，展示了当时 文学艺术的风貌和文学流派的特色。此外，还有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也可以算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散文代表作品。 3.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艺术，是中国小说史上最为重要的时期 之一，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小说家和小说作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 的小说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萧统的《逸周书》、陆机的 《梁公乘》等。 二、艺术成就 1.绘画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绘画艺术，积累了前代的绘画经验，并注重 写实主义的表现手法，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绘画风格。其中，晋代的顾恺之是中国绘画史上杰出的人物之一，他的作品以肌理 粗犷、笔触浓重、形象生动为主要特点。南北朝时期的王羲之则 是书法艺术的杰出代表，他的书法作品以飘逸脱俗而闻名于世。 2.音乐和舞蹈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和舞蹈艺术，兼收并蓄各种民族文化和 艺术风格的成果，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音乐曲目和舞蹈作品。其 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音乐家有阳夏、弘演等，作品以丰富多彩、清 新素雅、优美流畅为主。南北朝时期的舞蹈多以形体动作为主要 表现手法，以唱腔配合舞蹈动作的方式，表达出民族精神和美学 风格。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艺术成就是非常丰富的，它们为 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它们 的继承、发扬和创新，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延续， 也推动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 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下迄隋朝建立（公元589年）,前后约近四百年。魏晋南北朝期间，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在这些变化中是最有意义的,正是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其他的变化和发展。这期间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以宫廷为中心形成文学集团。集团内部的趋同性，使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种群体性的风格，另一段时间又呈现为另一种风格，从而使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相当明显。文学集团内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作家，如曹植、阮籍、庾信,但成就最高的陶渊明却不属于任何集团,他以超然不群的面貌高踞于众人之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在五言古诗和辞赋方面痕迹最明显。文人在学习汉乐府的过程中将五言古诗推向高峰；抒情小赋的发展及其所采取的骈俪形式，使汉赋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发展。 一、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时代，“三曹”“七子”并世而出，为中国诗歌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风采气骨兼备。曹氏父子的创作，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乐府诗乃至徒诗的转变，为五言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王桀、刘桢等“建安七子”竞逞才藻，各造新诗，都有鲜明的文学个性. 正始时期司马氏专权，政治险恶，作家陷入极度苦闷之中。阮籍的《咏怀》 诗,用比兴的手法，隐晦曲折地抒发感慨、批判现实，形成了与建安文学不同的风貌。嵇康则继承了从《诗经》到曹操的四言诗创作经验，用四言诗表现其高蹈独立的情怀，语言率直，能体现“清峻”的风格。 二、两晋诗坛
两晋诗坛上承建安、正始，下启南朝，呈现出一种过渡的状态。两晋与东晋又各有特点，西晋诗坛以陆机、潘岳为代表，所谓太康诗风就是指以陆、潘为代表的西晋诗风,讲究形式，描写繁复，辞采华丽,诗风繁缛，艺术性强。左思的《咏史》诗，主要是写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1）其中有的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价值，有的慨叹寒士生活的困顿。(2）慨叹历史人物，借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3)表现自己的胸怀、志向、气概。 东晋诗坛被玄风笼罩，以王羲之、孙卓、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人,作品缺少诗意，“理过其辞，淡乎寡味”，虽在当时被视为正宗，却无生命力。玄言诗兴盛于东晋，一方面是魏晋玄学及清淡之风兴盛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东晋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态有关。其特点一是皆平典似道德沦，建安风力尽矣;二是在写山水游乐的同时，抒发佛理。 东晋末年的伟大诗人陶渊明，开创了描写田园生活的风气，成为魏晋古朴诗风的集大成者.东晋建立后数十年间，诗坛几乎被玄言诗占据着。从建安、正始、太康以来诗歌艺术正常发展的脉络中断了，玄言成分的过度膨胀，使诗歌偏离了艺术,变成老庄思想的枯燥注疏。陶渊明的出现,诗歌才重新焕发艺术的生机,并且增添了许多新的因素.陶诗沿袭魏晋诗歌的古朴作风而进入更纯熟的境界，像一座里程碑标志着古朴的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陶渊明又是一位创作的先锋。他成功的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将玄言诗注疏老庄所表达的玄理，改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诗歌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并开创了田园诗这种新的题材.他的清高耿介、洒脱恬淡、质朴真率、淳厚善良，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个巢，一个精神的家园。 三、南北朝文学 （一）文人诗 1、谢灵运和山水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兴起与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动荡时期， 政治上的分裂和战乱给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在文学领域 里却诞生了许多杰出的作品和人才。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走向成 熟的时代，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 一、社会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动荡时期。南北朝时期开始于420年，结束于589年，历时169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 了南北分裂和战斗，统一局面并没有被恢复。同时，魏晋南北朝 时期，由于中央政府的虚弱，地方政治权力不断扩大，士族阶层 的影响持续增强，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社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方面。因此，文学也开始在整个社会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二、文化背景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都被赋予了特殊的 重要性。古代的文化体系不再是唯一主导，出现了许多新的风格 和流派，其中包括刘义庆的志怪小说、王导的赋、文学评论家刘
勰的《文心雕龙》等等。这些作品的出现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文学的“复兴”之路。 三、文学成就 在文学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着许多显著的特点和成就。 1. 左思的《咏史》 左思是南北朝时期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代表作《咏史》是一部史诗，意在描绘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要时刻。这 本书涵盖了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人物，包括李白、朱熹和王羲之等。 2. 南朝宋文学 南朝宋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文学历史 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南朝宋文学的创作风格具有天然的浪漫与 诗意特质，包括诗词、散文、小品文和小说等多种类型，其中最
有代表性的是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和《桃花源记》，以及王 安石的《昭明文选》和《唐诗宋词三百首》。 3. 文名之家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名之家”成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思想流派， 代表作品有刘勰的《文心雕龙》和谢灵运的《文学经世致用》等。这些作品描述了文学的个性化和独立性，为文学的自我表达和发 展奠定了基础。 4. 崔颢《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是盛唐文学家崔颢创 作的《黄鹤楼》中的一段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首诗被广泛 传颂，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 深远影响。 四、结语
魏晋南北朝诗歌的风格变迁及其时代背景解读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此时诗歌风格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在这个时期，政治动荡、社会变革和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诗歌的风格和主题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本文将针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风格变迁以及时代背景进行解读。 1. 魏晋南北朝时期概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从220年到589年，历时369年。这一时期主要分为三个时期：魏晋、南朝和北朝。在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三国分立、南北朝对峙、中原文化南渐等政治和文化的重大转变。 2. 魏晋南北朝诗歌的风格特点 2.1 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 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他以其忧国忧民、倡导田园生活的诗歌而闻名于世。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出了强烈的乡土情怀和自然之美。•诗句：“庐山谁可望，空水共长天。” •诗句解读：这是陶渊明的《饮酒》中的诗句，表达了对庐山美丽景色的向往和对自然无限的赞美。
2.2 文学杂志《琅琊榜》的出现 《琅琊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学杂志，记录了当时的诗词和文学作品。它包括了许多著名诗人的作品，为后世研究魏晋南北朝诗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诗句：“何时唤江东，海内为余瑞。” •诗句解读：这是孙洙的《题前亭子》中的诗句，表达了对江东人才的渴望和对自己才华的自信。 2.3 阮籍与神仙诗 阮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另一位著名诗人，他的诗歌风格与陶渊明有所不同。阮籍的诗歌多以描绘神仙、超凡脱俗的仙境为主题，表达了诗人对世俗生活的厌倦和对精神追求的向往。 •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诗句解读：这是阮籍的《咏怀》中的诗句，表达了对人生短暂和生命不可逆转的思考。 3. 魏晋南北朝诗歌风格的变迁 3.1 魏晋诗派的兴起 魏晋时期，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幻灭感和对于精神寄托的向往日益增加。因此，魏晋诗派兴起，以咏史抒怀为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