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丹整个民族都能歌善舞，堪称最美的宫廷乐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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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乐舞
契丹整个民族都能歌善舞，辽代的宫廷乐舞，从功能和形式上看，主要可以分为宫廷宴享乐舞和祭祀礼仪性的雅乐舞两大类。宫廷宴乐舞，是经后晋传入辽的唐代宫廷“燕乐”、“坐、立部伎”的部分乐舞和“大曲”的某些舞段，辽称大乐。大乐多在元旦举行宴会盛典时使用，同时还要演奏“曲破”。“曲破”也源于唐，是唐“大曲”中快节奏舞蹈。另一种宫廷宴乐舞“散乐”比大乐更早一点传入辽宫。散乐实际上是汉代百戏传统的延续，与北宋宫廷的散乐极相似，包括歌舞、角抵、俳优杂剧、马戏等多样节止。一般在皇帝生辰、宫廷册封仪典、宴请使臣等场合应用。散乐较大乐更加活泼、欢快，娱乐性更强，适合于酒宴上助兴。辽宫的宴乐舞也并非全自中原引进，其中元旦晚上皇帝宫廷宴饮时间必用的“国乐”就是契丹民族的传统乐舞。宫廷乐舞中的“雅乐”则完全仿效中原汉制，它是从后晋和北宋宫廷吸收的，大多在元旦朝贺、尊号册礼等严肃仪典的场合使用。辽国乐舞所以形成这种蕃汉兼采的风格，是因为契丹民族与中原汉族紧密联系的结果。契丹人对汉族文化主动积极地吸收兼融的态度，在乐舞的风格上蓄汉兼采的独特性由此而形成。
【宋辽夏金】 澶渊之盟：宋辽双方达成和议，约定宋每年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留对方逃亡的“盗贼”，双方可以依旧修葺城池，但不得修筑城堡、改移河道，并约定宋辽为兄(宋)弟(辽)之国。由于盟约在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缔结，澶州亦名澶渊郡，故史称宋辽此次盟约为“澶渊之盟”。 庆历和议：即公元1044年的“宋夏和议”。北宋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间，西夏连续对宋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事。三战皆以宋朝失败而告终。由于连年征战，人力、物力、财力损失惨重，致使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西夏“财用不给”，严重地阻滞了西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此外，由于民间贸易中断，使得西夏百姓“饮无茶，衣昂贵”，怨声载道。加上西夏与辽之间又出现了嫌隙。所以西夏愿意同北宋议和。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宋朝与西夏最后达成协议。和约规定：元昊取消帝号，接受宋朝册封；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开放双方边境贸易等。庆历和议达成后，元昊又多次派遣使者到宋朝，请求宋朝开放边境地区的互市。庆历五年，宋朝政府决定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和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的安平皆设置两处榷场，恢复了双方贸易往来。但是，元昊在国内仍称帝如故，行使君权。 庆历新政：庆历三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为参知政事以改革时弊，主要内容是：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由于新政触犯了宗室勋贵和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招致了保守官僚的反对，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被迫离职。新政被一一废除，改革失败，为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借鉴。王安石变法：针对北宋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王安石发动的一场改革。以富国强兵为目的，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等经济政策，并推行保甲法、将兵法和保马法以强兵。颁布太学三舍法、贡举法，唯才是用。变法增加了国家收入，积贫积弱得以缓解。但宋神宗发生动摇，变法政策执行不力，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最终失败。 靖康之难：是指中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发生于北宋皇帝宋钦宗靖康年间（公元1126~1127年）。靖康二年四月第二次金军包围开封。宋钦宗等轻信道士郭京的法术，导致开封很快被攻破。在城内搜刮数日，掳徽宗，钦宗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卿等数千人后北撤，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127年(靖康二年)春，金军扶植北宋投降官张邦昌为傀。北宋灭亡。又称靖康之难、靖康之祸和靖康之变。 耶律阿保机：辽王朝的创立者。耶律?阿保机出身于耶律家族，唐天复元年继承军事首领之职，率领军马四出征讨，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到唐天祐四年，被推举为可汗，他采取汉族士大夫的建议，设计尽杀其余七部酋长，于后梁贞明二年（916）自立为皇帝，国号契丹，建元神册。阿保机称帝后，接受汉族封建化，发展农业和商业，任用汉人制订了成文法律，又根据汉文字创制了契丹文字，又仿照回鹘文字创制了契丹小字，使契丹族的经济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被视为契丹族的民族英雄。天显元年（926），契丹灭渤海，在班师途中，阿保机去世。 完颜阿骨打：即金太祖。十一世纪，女真族的完颜部逐步统一了女真各部。十二世纪，完颜阿骨打成为女真首领。1115年，完颜阿骨打领导女真部取得反辽战争胜利后在会宁称帝，国号金。在位期间，定制度、立刑法、造文字，加强皇权，后来，与北宋订约共同攻辽，攻占了辽的大部分土地。他对女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四时捺钵制度：捺钵，契丹语，意为行帐、营盘，是契丹国君主出行时的行宫，即临时居住处，是辽朝实际上的流动政治中心。契丹国其实既有皇都，也有五京之制，然而辽帝保持着先人习惯﹐居处无常﹐四时转徙。因此﹐皇帝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捺钵”按春、夏、秋、冬的时序安排，因而也称四时捺钵。四时捺钵既是皇帝休闲的理想胜地，也是皇帝
辽代契丹族姓氏及其分布 摘要：契丹族只有耶律与萧二姓，这种姓氏制度与其婚姻制度有直接关系。契丹族二姓的来源同他们部落所居地名有关，也与中原汉姓的攀附有关。通过对二姓分布地区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其人口的分布、迁移历史轨迹，也可以看出二姓联系紧密，不仅政治上保证了辽国的政体稳定，在军事上也是国家安全最是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辽代；契丹姓氏；耶律 辽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是契丹族，其人口总量在全国人口中虽不占多数，但在辽代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契丹族姓氏是研究辽代姓氏问题的重要内容。此前蔡美彪、都兴智及日本学者爱宕松男先生对契丹族的姓氏来源曾做过研究，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通过研究其姓氏制度、数量、分布，从一个侧面了解其人口的分布、迁移历史轨迹，从而进一步了解契丹王朝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 一、契丹族的姓氏制度 辽圣宗太平九年《萧仅墓志》载：“恭闻惟天既显于二仪，我国爰分于两姓。耶律世保承祧之业，箫氏家传内助之风。”①说明辽代契丹族只有耶律与萧这两大姓氏，并且耶律氏的地位是“承祧”，萧氏的地位是“内助”，即一为皇族，一为后族。这种现象不仅中原历代王朝所未有，即使在其他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中也没有发现第二个，这一点较难理解，甚至元修《辽史》时也困惑不已。通过统计《辽史》诸传中的姓氏结构可以看出，属于耶律氏族系的有87人，属于萧氏族系的有47人（抛开宗室、后妃等传中的皇室成员），分别占到总入传人数的28.53％和15.41％，合计占总传主人数的43.94％，二姓之地位可见一斑。辽代的这一姓氏制度集中体现在婚姻方面。 辽朝建国以后确立了耶律姓与萧姓之间的互为婚姻的制度，即“皇族惟与后族通婚”，并且成为辽朝的基本国策。耶律与萧二姓的产生从原因、目的、意义来看，无不与婚姻制度相联系。辽政府对皇族与后族的夫妻婚配、结合有明文规定，如《契丹国志》即载：“番法，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落之人通婚。”②辽圣宗于开泰八年(1019)十月，亦诏曰：“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③“耶律与萧，世为甥舅，义同休戚。”④显然，甥舅休戚与共，对于“世保承祧之业”，稳定辽代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政策的推行，当时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近亲结婚，优化种族和后代，但当这种制度发展到政治需要时就改变了其原始意义，其结果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制造和发展高门豪族内婚，甚至为了维护这种等级制婚姻不惜进行不论辈分、不限尊卑的婚配行为。
辽代舞蹈艺术研究述评 【摘要】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处于我国历史上几个政权并存，由战争走向统一国家的历史时期。辽国雄踞在中国北方，开创了多民族聚居政治、经济治理的先河。作为民族融合的典范，辽存续20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政治和经济空前繁荣，其文化艺术受多民族融合的影响更是别具一格。在音乐舞蹈艺术方面为后代留下了异彩纷呈的硕果，以非物质文化传承影响现代舞蹈艺术。本文以出土的文物作为印证，以文献记载作为依据，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进一步说明辽代舞蹈艺术的辉煌和巨大魅力。 【关键词】契丹；音乐舞蹈；文物；文献；影响 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在公元九世纪初建立的国家。契丹人最早在公元三世纪初出现在史书中，自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①属东胡之鲜卑宇文部后裔②。到了辽代的鼎盛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信威万里的草原帝国，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达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少有的繁荣。以文化中的音乐舞蹈艺术为例，例如《辽史·乐志》中记载：“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旧史称圣宗、兴宗咸通音律，声气、歌辞、舞节，徵诸太常、仪凤、教坊不可得。”③。此外契丹人能歌善舞，如姜夔、萧总管创作诗《契丹风土歌》云“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④王安石在出使辽朝时所做《出塞诗》也有“涿州沙上饮盘洹，看舞春风小契丹”的诗句⑤。出现上述歌舞升平的局面，这也取决于辽是一个多民族共处的国家，善于吸收并纳，有着因俗而治的政治格局，这也进一步推动了辽文化艺术的发展。 辽代舞蹈艺术也是秉承了多民族聚居，文化融合的特点，具有炫彩纷呈的的风格。契丹人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它同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它广博的吸纳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为己用，表现乐舞方面也是这样。因此，契丹乐舞种类丰富多彩。原因是契丹乐舞受到汉族、高丽、女真，以及西域回鹘、大石等国家的影响很大，从而创造出了风格别致、独具韵味歌舞表演形式。并且更有观赏性和实用性。关于辽代的舞蹈艺术，通过文献和文物记载，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溯源，表现有以下几个类型： 一、文物的反映 1．三人组合舞蹈经幢台座 在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文物中，有一件发现于巴林左旗前召辽开化寺 ①参见元·脱脱等著《辽史》，中华书局出版 ②同上 ③参见元·脱脱等著《辽史》，中华书局出版 ④参见赵永春编著《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 ⑤同上
辽代契丹民族发源于我国东北辽河流域，世代逐水草畜牧，以鞍马车帐为家。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改用汉制，自称皇帝，建立辽朝起，至公元1125年辽天祚帝被金人所俘，辽灭亡，历时九帝209年。辽王朝立国初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在从建立到灭亡的两百多年里，辽代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经历了不断汉化的过程，辽代诗歌在此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辽代文学不昌，但在两百余年间的汉化演进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成就虽不能与唐宋比肩，甚至比后来的金元文学也略逊一筹，但在展现辽代契丹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以及体现北方地区的地域特点、民族性方面也有独到之处。而契丹文学情况，据王溥《五代会要》卷29《契丹》载：“契丹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汉人陷蕃者以隶属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①契丹族建国后，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契丹人参照汉字和回鹘字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而辽代契丹诗歌创作也经历了从早期尽显原始风貌到后期历代帝王“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皆淹风雅”②均有诗作传世，而这些诗作从语言、情感等方面都有飞跃式的发展。帝王文人所作诗歌大多装订成集，但由于辽代禁止将书籍传入中原地区，所以辽代诗歌流传下来的篇目也很少。郑振铎先生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感叹：“近人竟于简残篇之中爬搜辽代文献，也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而已。”③目前，经国内学者多方整理，辽代诗歌可见篇目约300余首，其中不包括散入宋代诗歌部分篇作。 辽诗所存篇目虽然不多，但表现出他们的物质世界与情感世界。辽代诗人通过诗歌描述地域特色，用诗歌抒发他们的民族情怀，用诗歌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情怀，所以，辽代契丹诗歌体现了浓厚的地域风貌、民族风貌，以及政治方面的独特之处。 一、地域风貌 契丹民族所生活的东北辽河、老哈河地区位于今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有白山黑水之称。这里土地平坦辽阔，放眼望去天地相接，河流宽广，水草丰茂，四季分明，与和风细雨、潺潺流水的江南相比，是另一番壮阔景色。契丹民族在此地区生息繁衍，形成了以勇悍尚武为主要特征的渔猎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契丹诗歌，也就有着比较鲜明的地域特点和风貌。 辽代契丹诗歌经历了粗糙到细腻的过程，早期契丹尚处于奴隶社会，以渔猎、游牧为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其文化也处于原始的混沌蒙昧状态。由于契丹族早期没有文字，其诗歌口口相传，对于早期的契丹诗歌，仅能从现存较少的早期民歌如《焚骨歌》等歌谣中，去略窥早期契丹诗歌地域特色一二。
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_hasgo122 在中文学史上，辽宋金元时期成为中国文学频繁整合、急遽更新的重要转型期。其中勃兴于辽代的契丹文文学，正是携带着契民族游牧狩文化威武健勇的宝贵元素，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构建过程，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建立辽的契丹族本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契丹文作家主要有耶律倍、耶律隆绪、耶律庶成、耶律庶箴、耶律良、萧韩家奴、耶律固、寺公大师等。其中耶律倍是辽太祖的长子，也是汉文化的热心提倡者，他传留至今的《海上诗》，是一首契丹文与汉文合璧之作。该诗云：“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诗题中的“海上”与诗句中的“山”表面上是汉字，实际上也是契丹字，所谓“海上”即“郎主”（君主）之意，“海上诗”即“郎主诗”，契丹语的“海”与“郎”为同音词；至于“山”，契丹语“山”与“弟”同音，共用一个契丹字表示，实际写法其右上方应加点。诗中的“小山”喻其弟耶律德光，“大山”乃诗人自喻。耶律倍将皇位让给其弟，不仅未得厚待，反而遭到疑忌，只好在莫可奈何中接受友邦邀请、“载书浮海”（《辽史》本传）避之后唐了，字里行间虽无怨恨之辞，却多羞惭之意。由于当时契丹文与汉文共同使用、并行不悖，因而诗中巧妙地把契丹文和汉文组合镶嵌在一起，以达两种文字相辅相成、互文互训的修辞效果，从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皇位继承问题在兄弟之间引发的矛盾冲突，使之成为双语合璧而空前绝后的佳作。清代文学家赵翼评赞此诗“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于风人之旨矣！”（《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可谓独具慧眼，一语中的。 _hasgo122 辽代中后期，耶律隆绪、萧韩家奴、耶律固等都是契丹文文学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家。其中耶律隆绪（971-1031年）即辽圣宗，史书誉之为“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辽史》本纪）在他即位的早年，母后萧太后奉景宗遗诏摄政时母子二人通过御驾亲征而达成同北宋的“澶渊之盟”，实现了北、南两朝长时间的和平相处、共存共荣。作为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他有着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胸襟，曾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耶律隆绪自幼即喜书翰，十岁能诗；因为钦佩白居易的诗作，自称“乐天诗集是吾师”。据《契丹国志》可知，他曾以契丹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还大力提倡契丹文与汉文的诗歌创作，出题命宰相以下百官赋诗，诗成一一品读，优者赐金带。可惜耶律隆绪君臣的契丹文以及汉文作品，随着辽朝退出历史舞台和契丹族融入其他民族大多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5.方茴说："那时候我们不说爱，爱是多么遥远、多么沉重的字眼啊。我们只说喜欢，就算喜欢也是偷 偷摸摸的。" 6.方茴说："我觉得之所以说相见不如怀念，是因为相见只能让人在现实面前无奈地哀悼伤痛，而怀念 却可以把已经注定的谎言变成童话。" 7.在村头有一截巨大的雷击木，直径十几米，此时主干上唯一的柳条已经在朝霞中掩去了莹光，变得普普 通通了。 彪悍的契丹民族 “中国”和瓷器没有半点关系 俄罗斯及前苏联等北方国家，称中国为“契丹”。因为过去他们能够接触到的只有彪悍的契丹民族。 马克波罗在它的那本《马可波罗游记》里介绍中国时，就是用“契丹”这个名字来称呼的。 “中国”和瓷器没有半点关系。 其实就是梵文“支那”音译，最初并无恶义，是聪明爱思考的的意思。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民族曾扶摇而起搏击长空——契丹。它所建立的大辽国，横跨了长城内外，也曾经轰轰烈烈的创造了200多年的辉煌历史。 可就是这样一个彪悍民族，却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呢? 如果你看过《杨家将》，一定对这个民族不会陌生。因为他讲的就是宋军在杨家将的带领下，与契丹族激战沙场的故事。 契丹，它的本意其实是“镔铁”。从此名字上看，就可看出它的坚固与勇猛。他们兵强马壮、骁勇善战，很多外来民族都闻风丧胆，不敢与之对抗。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曾雄霸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美丽的传说 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在茫茫的北方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叫西拉木伦河，意思是黄水，人们把它看作是黄河在远方的女儿。 1."噢，居然有土龙肉，给我一块！" 2.老人们都笑了，自巨石上起身。而那些身材健壮如虎的成年人则是一阵笑骂，数落着自己的孩子，拎着骨棒与阔剑也快步向自家中走去。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 年级：2012级班级：环艺一班姓名;朱盼盼学号：201201010050 老师：耿纪朋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东沙布日台乡西南的宝山主峰阳坡上，有一处围有茔墙、规模壮观的契丹显贵墓地。1933年冬，墓地中的一座大型画壁墓被盗。该墓内部结构独特，装饰华丽，满绘壁画，并有“天赞二年”（923）题记，是迄今发现的纪年辽墓中最早的契丹贵族墓。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旗文物管理所于翌年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同时在该墓西侧发现另一座绘有大量精美壁画的墓葬，后将两墓分编为1、2号墓。 1号墓和2号墓都由墓道、门庭、墓门、甬道、墓室和石房组成。1号墓壁画绘于墓室及石房内外，除局部脱落外，大多数画面保存较好，总面积近百平方米。墓室壁画可划分为三层，各层画面主题鲜明，与施彩仿木建筑结构相辉映，立体效果甚佳。底层壁画主要绘生活场景，有吏仆图、侍仆图、牵马图等；中层壁画绘卷云火焰宝珠纹等；顶层壁画绘卷枝花卉、卷云火焰珠宝纹等。石房绘有侍仆图、厅堂图、高逸图、武帝谒见西王母图、云鹤图等。2号墓壁画绘于墓室与石房内外，现存近30平方米，其中尤以石房内的壁画最为精湛。石房外部绘有侍从图等，内部绘有仆佣图、牡丹图、寄锦图、颂经图、花卉图等。
宝山辽墓壁画题材丰富，绚丽多姿，采用多种绘画技法，集浑厚与细腻、素雅与浓艳、写实与夸张与一体，描写生动、构图准确，表现高超的艺术水准，是辽代初期的杰出画作。 在壁画中描绘的契丹族人物占相当比例，笔法简练、追求写实。以传说故事为题材的画面则着重传统风貌，工笔细腻，色彩浓艳，极具观赏性。另外，壁画中对各种人物的描绘均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2号墓颂经图中盛装女子，容貌丰润，发型讲究，着宽大衣袍，犹如唐代仕女图翻版，而男吏所戴的展角幞头则为五代式样。同墓中的寄锦图及1号墓武帝谒见西王母图中的女子，其面容与发髻亦为唐氏风格，但在长裙外加套腰裙却属五代特有款式。此外，画中案、椅等日用家具也更多的含有五代特点。 宝山辽墓壁画所体现的丰富内容，充分展示了辽初绘画艺术所取得的瞩目成就，它们既保留了浓厚的唐代风格，又反映初五代的新变化，由此形成不拘形式博雅别致的画面。这些壁画所表现出的高超技艺与五代时期中原等地绘画水平的发展相一致，对探讨晚唐以后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弥足珍贵。从宝山辽墓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壁画写实严谨、简洁大方、朴实雄健、色彩鲜明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代壁画史上独树一帜。
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 辽代契丹民族所创造的“四时捺钵”制度，作为一个绵延二百多年的社会历史现象，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已有诸多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古代地理、地名、人物、事件的研究，制度方面的研究，契丹四时捺钵的文 守处的关系方面做出的严格规定。《辽史?营卫中》里说，“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
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作为一个王朝的中央政府，这种捺钵行为主体的范围，几乎完整地囊括了所有的中央机构及官员。同时，由 旬 秋的呼鹿射虎，这些应属于生产方面的内容；四季中讲习武艺，议商国政，接受属国朝觐，会见宋使臣等寓于其中。第四，行为地点的规定。春季为鸭子河泺，为长春州；夏季无常所，多在吐儿山，起牙帐前以占卜方式择吉地纳凉。姚从吾先生认为，夏捺钵的主要驻跸地有两处，
一是庆州的永安山（林西县东北），另一处是察哈尔的炭山（张北县）；秋季在伏虎林。姚从吾先生认为，伏虎林应在庆州，今林西县西北。傅乐焕先生认为，秋山应在庆州西境诸山；冬季曰广平淀，在永州的土河与潢河汇流处（今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这些地点的选择，主要是地 质。如穆宗应历十六年秋七月壬午，“谕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标识，令民勿犯，违以死论’”；圣宗太平四年二月己未，猎挞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圣宗太平七年，秋七月己巳，“诏辇路所经，旁三十步内不得耕种者，不得诉讼之限”。《本纪》
辽代年号纯金钱赏析——兼论辽契丹独特的货币制度 辽契丹铸造了大量各式各样的黄金铸钱。从材质含金量多少区分，依次是纯金钱，合质金钱，金质钱，金银合金钱，金铜合金钱，含金钱，银鎏金钱，铜鎏金钱；按工艺分有，锻制手雕金钱，锤揲叠焊金钱，失蜡法精密铸造金钱，泥（陶）范铸造金钱，翻砂铸造金钱；从钱币种类上看，辽契丹铸造的金钱数量和花色品种，应是古代同时期世界之最，金钱质量也是当时最高的，制作工艺，更是当时最先进的最全面的。辽代年号金钱是辽契丹金钱中最重要的品种，铸量也应该是最多的。至于辽代年号金钱是不是流通行用钱，现在钱币界分歧很大，争论激烈。以中国钱币学会及体制内专家为首的“否定派”，认为历代金银钱都是为赏赐而铸，辽代年号金钱应也不会例外，也是为赏赐而铸。他们还认为契丹当时经济落后，不具备使用金银钱币的条件。所以辽代年号金钱和辽代其它金钱一样，都是他们所谓的“厌胜钱”。以笔者、李卫和北方七省市及南方辽金钱币收藏家的却不同意“否定派”的观点，认为“否定派”是忽视契丹长达三百余年，生活在以金银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的突厥、回鹘王朝的统治下，货币思想和货币制度必然受到深刻影响的现实，是把农耕地区的货币思想和货币制度，教条主义地衡量游牧地区货币思想和货币制度的错误作法与结论。契丹部族地区长期以来是以大额贸
易和集体采购为主的地区。因为部族之间或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进行贸易交换时，游牧民族拿出交换品单个价值都很高，如骆驼、马、牛、羊及本地特产等，而农耕地区能拿去与之交换的物品相对价值都较低，如铜钱、粮食、布匹、日用品。以一匹普通战马当时值40-200贯钱为例，换算成粮食、那 将是天文数字。一贯铜钱标准重量6斤4两，40贯就是256斤。如换算粟，当时一斗粟六文钱，40贯折粟即667斗， 换算斤，辽一斗约重16斤，667斗约合10672斤。牧民不会拉着沉重的铜钱和粮食到处游牧的。从以上事实看，以铜钱与农产品换畜产品的实物交换在牧区是非困难的。正因为从实际出发，契丹族，不，不仅是契丹族，而应该是所有游牧民族，很早就使用了金银作为主要货币，和铜质凭证货币（即政府担保信用货币，如嘎拉哈钱，巡宝钱）。这才是辽 契丹牧区货币的真实情况。基于辽契丹部族地区货币与农业地区的特殊情况，笔者认为所有辽契丹铸造的，只要不是为祭祀、丧葬、赏赐制造的特制金银钱，以外的所有金银钱，都是辽契丹部族游牧地区行用流通钱币。大辽如此，西辽如此，其它有牧业经济的地区辽地方政权也都如此。今天展示的几枚辽契丹年号钱应就是用于部族牧业地区的纯金钱。1、辽代太平通宝光背顺读小平金钱（见图1、）。顺读。钱文楷隶书。径24毫米，穿径5毫米，厚2毫米，重10.3克。应为辽圣宗太平年间（1021-1031年）所鋳。2、辽代景福通
契丹族的起源及发展 契丹族是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采用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的游牧民族，其族属系东胡族系中吸纳了大量匈奴人的鲜卑，经历一系列动荡后建立了封建王朝，疆域辽阔、实力雄厚，吸收各民族文化，因俗而治，一度与宋王朝分庭抗礼。 唐朝时置松漠都督府管理，后依附于突厥汗国建立遥奉氏部落联盟，在突厥被回统灭后的百余年间，契丹人一直被回所统治。契丹自4 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后建立强大的辽朝，活跃于中国北方长达8个世纪之久，与北宋对峙一百余年，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辽朝灭亡后，契丹族逐渐融入其他民族，元朝中后期，“契丹”已不再作为独立的民族名称而存在。 契丹作为部落的名称，在古代历史资料记载中，最早出现于公元4世纪的末期。当时，北魏太祖登国三年（388），出于政治、军事扩张的需要，魏军遂大举进攻松漠地区诸部，击破势力强大的库莫奚部落集团，并导致其内部发生分裂，使原本生活于此部落集团中的契丹部落，从此完全独立出来，从此成为与库莫奚集团旗鼓相当的又一支新的部落集团，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契丹与库莫奚“从此分背”的发展过程。 契丹部落的最早生居地，就是古代的松漠地区。出现于松漠地区以后，也基本没有完全脱离这一地区，因此，古松漠地区不仅是契丹人部落生活的最早生居地，也是契丹人的部落发祥地，是后来契丹辽朝政权的政治中心。
契丹部落自北魏登国三年形成独立的部落集团之后，很快地就具有一般游牧部落所具有的共同发展特征，即契丹部落与库莫奚部落一样，也开始不断地向中原地区发起军事骚扰活动。可见，自北魏登国三年之后，契丹部落就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势力庞大的部落集团。 总之，自4世纪末至5世纪末，契丹部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已经从东部鲜卑宇文部崩溃的孑遗，通过氏族群体间的不断整合，发展成为一个具备多个氏族部落组织成员的部落整合体。
辽是中国少数民族的王朝，辽代契丹人以“转徙随时，车马为家”为生活理念，生活与政治、军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无日不营，无在不卫”。在转徙过程中，辽代逐渐形成了行在（捺钵）政治，最终构成了为后人啧啧称道的独具民族特色的“四时捺钵”制度。 所谓“四时捺钵”，就是中央政府和皇城在一年四季中迁徙流动的制度。它分为春水、秋山、坐夏和坐冬，即每年在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方，皇室和政府机构在禁卫军的前呼后拥下，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浩浩荡荡分赴鸭子河、黑山、伏虎林、广平淀地区进行围猎、讲武、巡游。在鸭子河，皇帝带领群臣凿冰捕鱼、猎获野味。不管是首捕之鱼还是其他首获猎物，理所当然地要献给皇帝。皇帝对首获者予以奖赏，并赐赠美酒。捕得开江第一鱼要举行特别仪式，皇帝和群臣们要在一起享用“头鱼宴”。在黑山，皇帝要拜陵、游猎、赐赏，一边缅怀先祖的庇荫，一边奖赏建功立业的大臣，一边享受夏季牧场的凉爽。在伏虎林，皇帝要举行大型狩猎活动，目标往往是膘肥体壮的鹿和兔，偶尔射虎。秋猎时，众侍埋伏湖滨至午夜，待花鹿觅水，号角拟鹿鸣而响，鹿群诱至，乱箭射之。在冬天的广平淀，皇帝要与群臣们围炉长谈，议论国家大事，接见各国使臣，兼而游猎、讲武、练兵，养精蓄锐，待势而发。 整个捺钵过程，既操练兵马，严阵以待，又商讨国事，议论外交，还借以游乐休闲，增添生活情趣。捺钵之处，皇帝就地号令天下，这里就是全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但同时又与皇都保持紧密联系和高度协调。这种“中心流变、号令统一”的政治模式，既符合契丹民族的军政结合、军民统一的政权特色，又体现了亦官亦民、亦政亦经的行政特点，对后代其他政权影响很大。 今天重温辽代的“四时捺钵”制度，我们应该特别关注契丹人的“三才观”，即尊天敬地，崇尚自然，做到天地人三才合一。《辽史·营卫制》中说：“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王者因三才而节制之。”契丹人在转徙流动中实现了有节制的资源开发与利用，并且因地、因时对自然资源进行了有效保护。这种制度不仅传播、弘扬了契丹民族文化，也吸纳了汉族以及其他民族文化，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有机融合和有效竞争。
“契丹”、“辽”名称探源 “契丹”、“辽”名称探源 对契丹、辽的名称探源，至今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看法。我认为，对契丹、辽名称探源，应以当时命名的本俗为依据和标准进行研究，至于本名的语义或孳生出的观念，不能成为其名称起源的第一位依据。这不是说命名的义不能研究，而是要与命名结合起来，以求对问题的全面解决。从东北地区看，古时带有普遍性的命名习俗，是依水、依山或依地理方位而命名，东胡系各族也多是如此。 一、契丹名称源于西拉木伦河 对契丹、辽名称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镔铁”、“刀剑”、“切断”、“奇首之领地”、“部酋名”、“寒冷”或释为“大中国”、“东方太阳神”等诸说。此外，陈述在《契丹政治史稿》中认为契丹有“草原、沙漠或森林相关的意思。”舒焚（辽史稿）谓“辽河地区水草丰富之地。”但还没有认为契丹是因水而得名。目前较为广泛用的通说为“镔铁”。
据研究，《魏书·契丹传》中的悉万丹即契丹，当是契丹原音的书写。悉万丹的“悉万”，旧无释，系来源于河名。从“悉万”和“悉万丹”的称呼分析，悉万当源于鲜卑的弱落水，亦称为作乐水、饶乐水，在《新五代史·附录》中为袅罗箇没里或枭罗箇没里，当是同音的异译。弱落、作乐、饶乐即袅罗箇或枭罗箇；没里义为水或河。枭与嫋同，意niǎo，读音如曲挠的“挠”。弱、作，皆属部，弱、作、袅当是音转。但袅亦译写为“枭”，枭属萧部，发声为xi。弱落水今为西拉木伦河，枭与西及悉发声同，当是弱之转音，皆指今之西拉木伦河可证。悉万的“万”，是乌拉的“乌”之异音，并省“拉”为“万”。悉万之本源即悉拉万（乌拉）。契丹的契，今为契约、书契的契，按其字亦作“”，发声为xi。 从悉万丹分析，丹字有的释为“斯坦”，即土地或领地，可备一说。但从悉万丹三字分析，在室韦中有“深末怛部”，深末怛与悉万丹语词结构很相似。深末怛系以水名部，深末即黄水。其部在今黑龙江北精奇里江（今结雅河）下游之东西地，其水东支流名昔林（林是剌、离、勒、里的同音之变）穆迪河（黄水），即深末怛水之东源。深末怛与昔林穆迪译写异而义同。当即在今黑龙江上游北的大室韦，因依水名部为深末怛室韦，所谓黄头室韦当是深末怛室韦的汉语义译。
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及特点 契丹族的婚姻主要有两姓世婚、劫掠婚、姐妹婚，异辈婚和收继婚等形式。婚姻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契丹族的婚姻观念有一些改变，但婚姻形式更多地保留了民族特色，对于汉化程度较高的契丹民族而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标签：契丹族；婚姻形式；特点 契丹作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早在隋唐时期就与中原汉族有了密切的联系。辽建国后，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汉化程度较高的举措，但其婚姻形式却依然保留了许多北方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体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一、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 （一）两姓世婚 在辽代的婚姻形式中，最为特殊的是两姓互为嫁娶的婚姻形式，它起源于“青牛白马的传说”。在《辽史？地理志》中这样记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请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1]445-446在契丹族的发展中，这两个原始集团不断蜕变和发展，最终形成了后世所说的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他们通过合作掌握了契丹族的政权，为防止政权旁落，使得两集团之间的通婚成为必须，并且在法律的层面上加以约束。如“番法，王族唯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2]221。纵观辽史可以发现，自辽太祖阿保机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至此一朝共有九主，除了辽世宗二后中甄氏为汉人，辽穆宗皇后世系不明外，其他诸帝的皇后均处于萧氏家族。在这些皇后中不乏聪明睿智之人，对于辽朝的发展和壮大起着重要的作用。如著名的皇后有太祖述律皇后和景宗萧皇后等。 （二）劫掠婚 据《虏廷事实》载，“虏中每至正月十六日夜，谓之放偷。俗以为常，官亦不能禁。其日夜，人家若不畏谨，则衣裳、器用、勒马、车乘之属为人窃去，隔三两日间，主人知其所在，则以酒食钱财赎之，方得原物。至有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持去，候月余日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这是宋人对劫掠婚的记载，在此之前唐所编修的《隋书》也有着相似的记载，“室韦，契丹之类也。……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归家。带有娠，乃相随还舍”[3]1882。通过这两条史料可以发现以下几点：一是这种婚姻形式在契丹族的历史上流行的时间较长，并且文惟简的《虏廷事实》是基于他在辽的所见所闻而编写而成的，说明在辽朝建立之后，这种较为原始的婚姻形式仍然得到保留。二是这种看似不符合道德和法律允许的婚姻形式已经得到契丹族的认可。虽然契丹人汉化水平较高，但在其婚俗方面仍旧保留了一些本民族固有的特点。三是这种婚姻形式与中国古代社会中豪强霸人妻女为妻有着本质的
赤峰博物馆 赤峰市博物馆位于赤峰市区文化广场的北侧，1959年成立昭乌达盟博物筹备处，1963年成立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1987年更名为赤峰市博物馆。赤峰市博物馆坐落在赤峰市中心城区文化广场的北端，建筑风格体现了东方古典建筑庄重典雅和现代建筑流畅简洁的完美结合。馆舍建筑面积6800平方米；馆藏文物1万余件，图书资料几千册。博物馆主要有文明之光、青铜时代、草原帝国三大展区。文明之光展区主要介绍赤峰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富河文化、小河沿文化的文物精品展。 1简介 赤峰市博物馆位于赤峰市区文化广场的北侧，始建于1987年，其建筑风格体现了东方古典建筑庄重典雅和现代建筑流畅简洁的完美结合。整个建筑由主楼和塔楼两部分构成，总高46米。主楼呈长方形，下托以古典式台座，台座周围施以勾云纹仿汉白玉栏杆，几十根通台柱拔地而起，直冲楼顶。主楼体雄伟庄严，在洁白的楼面上端，饰以剪边琉璃檐，白墙金瓦相互辉映。塔楼为四角三层攒尖顶亭台式建筑，重重飞檐凌空飞翘，崇楼巍阁直入云天。赤峰地区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资源，为博物馆提供了数以万计的珍贵藏品。一些馆藏珍品还部参加过全国文物精品展览，多次赴日本、欧美等国家巡回展出，弘扬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础之一。新赤峰博物馆昨天正式开工，市委书记杭桂林等领导参加了奠基仪式。 新建的赤峰博物馆位于赤峰新城区主干道锦山路与富河街交汇点西侧，南向毗邻沿河广场，东侧面对锡伯河，占地面积69.3亩，建筑面积26000平方米，计划总投资6220万元，其中国家补助4000万元，市政府拨款1000万元、文化部门自筹1220万元。 赤峰博物馆建筑总高度25.7米，建筑设计吸收了唐代、辽代建筑博大雄浑的建筑特色，建成后将成为具有赤峰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象征的标志性仿古园林式文化建筑。 赤峰博物馆内部设有博物馆、群艺馆、图书馆、市文化局机关办公区。建筑面积分别为11000平方米、5100平方米、6300平方米、1400平方米。 在设计基本理念上，博物馆突出历史文化，打造精品文物展览，从赤峰历史发展漫漫长河中撷取四个精彩时段，再现了赤峰历史的辉煌：日出红山———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古韵青铜———以夏家店上、下层文化为代表的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契丹王朝———系统阐释赤峰地区的契丹文化；黄金长河———赤峰地区金、元至清代的文物及民族风情。四个基本陈列风格分割、对立统一，又各具特色，展线合理流畅。 为了展示我市悠久的历史文化，新馆在展览形式上以精品文物为主线，点面结合，展示最新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现资料，合理利用高科技展陈手段。共展出各类精品文物1400件(组)，加入赤峰地区在2006年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三座店山城遗址和2009年发掘的二道井子聚落遗址相关资料，采用景观再现复原乌兰布统古战场、东胡王射猎等场景，用幻影成像等多媒体手段表现辽宋澶渊之盟、辽代四时捺钵制度，增加钻木取火、魔幻翻书等观众互动项目。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精品展馆。 目前，赤峰博物馆新馆已面向市民免费开放，在全区第六次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召开时，与会者可以通过馆内融合了声光电的先进展览设备，全方位、立体式地了解赤峰红山文化、青铜文化、契丹文化、蒙元文化四个文化时期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 2人物纪念 在赤峰博物馆二楼南侧回廊上，有一个特殊的角落，这里悬挂着一组人物照片，在统一的仿紫檀木镜框、淡绿色衬纸、浅粉色说明栏的装饰下，几个大大的黑白人像显得既庄重高雅又亲切感人。这是几位国内已故著名的考古学家的照片。这些考古学家在探索中华史前文明的过程中，都曾关注过赤峰这块大地；或曾对赤峰发现的史前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给予高度
第七课辽、西夏与北宋的并立 学 学生。这一阶段学生自我意识有了迅速的发展，探究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播放视频《穆桂英挂帅》，导入新课 师：北宋的版图远不如汉唐时期。当时与北宋并立的政权，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契丹族和党项族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北宋与辽、西夏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二、合作探究
(一）契丹族与党项族 请学生阅读课文，完成下列表格 师讲述契丹族起源的故事 横贯辽宁和内蒙有两条古老的河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两条河交汇，流入大辽河，是辽河的上游。契丹族就在两河流域繁衍生息，并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 一位久居天宫的天女，觉得云霄之上的生活枯燥寂寞，她乘云来到人间，坐着一头青牛拉的车，从一个叫“平地森林”的地方，顺潢水而下。 一位“神人”，乘着一匹白马，从“马盂山”顺土河向东。坐青牛车的天女和骑白马的神人在潢水和土河的交汇处[木叶山]相遇。天女和神人，松开白马，叱走青牛，满怀喜悦，相对走来。 此时，天降花雨，地生灵芝，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万里蓝天，祥云飘荡，群山披翠，大地升起一片祥瑞之气。天女和神人在这普天同欢的日子里，携手相亲，花香传递心声，鸟语倾诉情怀，天作之合。这就是契丹族关于自己始祖的传说。 契丹人非常重视这个传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经在木叶山建“始祖庙”。每有战争，必拜祭。 请学生阅读课本，标记下列信息 （板书）1契丹的崛起 时间： 都城： 建立者： 国号： 民族： 师：阿保机建国后，发展生产，创制文字（措施），国力不断增强（作用）。师讲述相关史实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契丹正式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年代是389年。契丹人过着逐水草往来迁徙的游牧生活。“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天土著,四时畋[tián]猎是生涯。”经过约500年的发展，到唐朝时，契丹已逐渐强大起来。
辽代帝王陵墓群介绍 辽代帝王陵墓群由显陵和乾陵为主陵，另有13座附衬陵墓，是一规模宏大的帝王陵墓群。今天在这里为大家介绍辽代帝王陵墓群，欢迎大家阅读！ 辽代帝王陵墓群介绍辽代帝王陵墓群位于辽宁锦州北镇城北10 公里的医巫闾山最高峰一一望海峰脚下的龙岗子村，占地16平方公里，为辽代帝王、王侯的陵墓群。 该墓群由显陵和乾陵为主陵，另有13座附衬陵墓，是一规模宏大的帝王陵墓群。显陵是辽太祖阿保机的皇太子耶律倍的陵墓。在显陵附衬陵下葬的是耶律倍的长子、辽第三代皇帝世宗耶律阮，世宗的皇后怀节皇后肖撒葛只、皇妃甄氏（辽史记载为妃，但后面又同时 说其为后。参照《契丹国志》，甄氏实际是皇后）、耶律倍的三子平王耶律隆先和耶律倍的四子晋王耶律道隐。乾陵是辽世宗的长子景宗皇帝耶律贤的陵墓附衬乾陵下葬的有景宗的皇后一一承天皇后萧燕燕，景宗次子秦晋国王耶律隆庆，秦晋国妃肖氏；耶律隆庆的长子魏王耶律宗政，次子鲁王耶律宗允和耶律隆庆的三子。在这里下葬的还有辽代有名的政治家、宰相耶律隆运（汉名韩德让）和辽代最后一代皇帝天祚皇帝耶律延喜。 辽墓简介中国辽代在辽境内的契丹族和汉族墓葬。主要分布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河北、山西北部和北京市。对辽墓的发掘
和研究自20世纪初就已开始，历来受到重视。 辽墓按地域可分为两个区域。北区包括长城两侧及长城以北地区南区包括北京市和河北省的长城以南、易水和白沟河以北地区及山西省北部。 辽墓的历史北区以契丹族墓葬为多，大致分作三期。早期为辽景宗以前，这时以方形墓为主，流行斜坡墓道，常随葬成组的实用马具和兵器，有高鸡冠耳或矮身横梁式的鸡冠壶。壁画多在墓门外侧和耳室、甬道内，内容为人物肖像及男女侍者。棺外常雕刻或描绘四神图像或游牧图等。多大型多室贵族墓。典型墓例有赤峰大营子的辽驸马墓。中期包括圣宗、兴宗两朝。以圆型墓为主，有少量方形墓，流行阶梯墓道。随葬的马具开始明器化（见明器），有扁身环梁和双穿的鸡冠壶。贵族墓中出现在尸体上罩金、银、铜丝网络和面具的葬俗。壁画一般在墓道、耳室和前室中。一些墓中出现仿木构砖雕和门窗、家具砖雕。棺壁绘游牧景色。较多出现中小型墓为本期一个特点。典型墓例有圣宗永庆陵（见辽庆陵）和辽陈国公主墓。晚期从道宗朝到辽亡。大量流行多角形墓，并存方形小墓、圆形墓和少量画像石墓。本期出现明显汉化迹象，随葬品中马具和兵器基本消失，鸡冠壶也渐次消失;大量流行三彩器和从南方输入的影青瓷器。墓内各室均有彩画，多伎乐、宴饮场面，以及山石花鸟和孝行图。多火葬墓，用石棺盛放骨灰，有的在棺外刻梵文经咒。墓中仿木构砖雕流行。典型墓例有道宗永福陵和内蒙古察右前旗豪欠营子辽墓。 南区以汉人墓为主，既缺少契丹族墓特色，也与北宋墓不同，带有不少唐墓遗风。多圆形和方形墓。以1054年为界分为两期：前期大型墓居多，以彩绘壁画为主要装饰，一般是简单的人物故事画。后期以小型火葬墓
辽代史料 《焚椒录》及其他 辽人著作 同中原历代皇朝一样，辽朝也重视国史的撰修。辽太祖时，曾置监修国史。圣宗时，设修史机构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和修起居注、日历等史官。“对其国史之努力，固不少逊金人，其成绩亦有足述者”①。但以世事沧桑，朝代更迭，战争频繁，官私著述，流散殆尽。流传至今者，实属凤毛麟角。 自太祖以耶律鲁不古监修国史以来，历太宗至兴宗先后编修了《始祖奇首可汗事迹》、《统和实录》、《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又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先朝事迹》）。道宗大康年间，耶律孟简上表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①同时编著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乃命置局编修国史，至大安元年（1085），太祖至兴宗《七帝实录》已具。天祚乾统三年（1103），复命监修国史耶律俨（李俨）纂修太祖诸帝实录，俨撰成《皇朝实录》70 卷，是金、元撰修《辽史》的重要依据。 此外，尚有私家著述《礼书》、《契丹官仪》、《辽朝杂礼》、《辽四京记》、《契丹地理图》、《疆宇图》、《大辽对境图》、《契丹会要》、《大辽登科记》、《七贤传》等，惜今只有目而无书。 辽朝契丹、汉臣多有诗文集，如辽道宗《清宁集》、耶律资忠《西亭集》、萧孝穆《宝老集》、杨佶《登瀛集》、李瀚《丁年集》等，都已不存。今存者有进士王鼎的《焚椒录》，记录了辽道宗皇后被诬致死的情况，为研究道宗朝政事和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辽人著述流传至今者，尚有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行均的《龙龛手鉴》和耶律淳的《星命总括》，对研究辽朝的社会和宗教也不无裨益。《契丹国志》及其他宋人著作中的史料与辽为兄弟之国的宋人著作中，专记或涉及辽事者，为数颇多，为研究辽史的重要文献。其中专记辽事者首推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全书27卷，包括帝纪12 卷，后妃、诸王、外戚、群臣列传7 卷，书、表、语录、杂记等8 卷。记录了契丹初兴、建国始末，搜集了与后晋、宋、西夏交往文书，今有贾敬颜、林荣贵点校本。又有节本名《辽志》，摘取书中有关契丹初兴、部落、族姓、制度和风俗等内容，不分卷。 南宋李焘所纂《续资治通鉴长编》，为编年体北宋史，其中涉及辽事也多有记载，可考订《辽史》的舛误和补充《辽史》的不足。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250 卷，记事起自宋政和七年（1117），终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记宋金和战事时，对辽末形势，北辽和辽、宋、金三方交往事也有较多记载。 ①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见《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 年版。①《辽史·文学·耶律孟简传》。 南宋王称的《东都事略》有契丹专传可资参考。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契丹人的早期活动、辽的建立和辽与中原五代各政权的交往以及辽朝某些制度的记载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宋大诏令集》、《文献通考》、《通志》、《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武经总要·北蕃地理》以及宋人使辽语录、宋人行记、宋人文集、诸臣章奏等也多有关于辽朝史事的专门或零星记录。近年，贾敬颜教授对宋人使辽行程录作了整理、疏证，有《宋元人行记十一种疏证稿》（油印本），搜集了胡峤、晋出帝、王曾、薛映、宋绶、沈括等人的使辽行程录，所记为宋使所亲见，对研究辽代地理、风俗、军政制度等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辽史》 按照中国历史传统，后继的朝代应为前朝撰修史书，以记录其君臣行事，政事得失。金朝曾两次撰修《辽史》，第一次在熙宗时，以耶律固主持纂修。后其徒萧永祺纂成75 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