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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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学史上，辽宋金元时期成为中国文学频繁整合、急遽更新的重要转型期。其中勃兴于辽代的契丹文文学，正是携带着契民族游牧狩文化威武健勇的宝贵元素，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构建过程，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建立辽的契丹族本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契丹文作家主要有耶律倍、耶律隆绪、耶律庶成、耶律庶箴、耶律良、萧韩家奴、耶律固、寺公大师等。其中耶律倍是辽太祖的长子，也是汉文化的热心提倡者，他传留至今的《海上诗》，是一首契丹文与汉文合璧之作。该诗云：“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诗题中的“海上”与诗句中的“山”表面上是汉字，实际上也是契丹字，所谓“海上”即“郎主”（君主）之意，“海上诗”即“郎主诗”，契丹语的“海”与“郎”为同音词；至于“山”，契丹语“山”与“弟”同音，共用一个契丹字表示，实际写法其右上方应加点。诗中的“小山”喻其弟耶律德光，“大山”乃诗人自喻。耶律倍将皇位让给其弟，不仅未得厚待，反而遭到疑忌，只好在莫可奈何中接受友邦邀请、“载书浮海”（《辽史》本传）避之后唐了，字里行间虽无怨恨之辞，却多羞惭之意。由于当时契丹文与汉文共同使用、并行不悖，因而诗中巧妙地把契丹文和汉文组合镶嵌在一起，以达两种文字相辅相成、互文互训的修辞效果，从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皇位继承问题在兄弟之间引发的矛盾冲突，使之成为双语合璧而空前绝后的佳作。清代文学家赵翼评赞此诗“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于风人之旨矣！”（《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可谓独具慧眼，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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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中后期，耶律隆绪、萧韩家奴、耶律固等都是契丹文文学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家。其中耶律隆绪（971-1031年）即辽圣宗，史书誉之为“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辽史》本纪）在他即位的早年，母后萧太后奉景宗遗诏摄政时母子二人通过御驾亲征而达成同北宋的“澶渊之盟”，实现了北、南两朝长时间的和平相处、共存共荣。作为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他有着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胸襟，曾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耶律隆绪自幼即喜书翰，十岁能诗；因为钦佩白居易的诗作，自称“乐天诗集是吾师”。据《契丹国志》可知，他曾以契丹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还大力提倡契丹文与汉文的诗歌创作，出题命宰相以下百官赋诗，诗成一一品读，优者赐金带。可惜耶律隆绪君臣的契丹文以及汉文作品，随着辽朝退出历史舞台和契丹族融入其他民族大多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至于辽代有幸保存下来的契丹文作品，以哀册、墓志一类应用文字为主，例如耶律良撰写的《辽兴宗哀册》、耶律庶箴撰写的《仁懿皇后哀册》、耶律固撰写的《辽道宗哀册》和《宣懿皇后哀册》，以及《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等。而契丹族诗人寺公大师的契丹文长篇诗作《醉义歌》，则堪称北方民族文化与汉文化融合互补的结晶。虽然契丹文原文作为人类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地永远消失了，所幸由金入元的契丹族诗人耶律楚材在《湛然居士文集》卷八中为我们保存了该诗的汉文译作。从诗的内容看，作者所汲取的，既有来自汉民族典籍中道家、儒家以及佛家的思想资料，也有取自辽朝统治民族契丹族的价值观念。如“泰山载斫为深杯，长河酿酒斟酌之”的宏大气魄，“四时为驭驰太虚，二曜为轮碾空廓”的出奇想象，“陶陶一任玉山颓，藉地为茵天作幕”的苍凉格调，都与契丹民族劲健尚武、豪放不羁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至于诗的意象旷阔雄奇艺术风格壮浪恣肆，则是“文如其人”的最好体现。它们给中国诗歌史增添了新的因子，注入了新的活力，为汉文化与契丹文化的整合更新、优势互补进行了可贵的创造。《醉义歌》的契丹文原作，能把如此充沛的情感、丰富的内容和缜密的思想天衣无缝、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为文学史家了解和认识契丹文字的表达功能提供了确实可靠、不容置疑的范例。
辽代契丹文文学的崛起，对于中国文学史的丰富性、多样性作出了重要贡献。金人灭辽五十年以后，金世宗在就契丹文文学与女真文文学进行对比时，曾经心悦诚服地指出：“契丹字年远，观其所撰诗，义理深微。”（《金史·选举志》）其中对契丹文文学达到的水平进行了近距离而直观的权威评价，认为契丹文和用契丹文创作的诗歌已经发展到颇为先进的程度。有辽一代的契丹文文学，正是以其“义理深微”的表达能力与汉文文学一起，积极参与了中华文学的整体构建，为多元一体、有容乃大的文学格局在辽宋金元时期的整合演化进程提供了一个走势强劲的起点。
辽代契丹族姓氏及其分布 摘要：契丹族只有耶律与萧二姓，这种姓氏制度与其婚姻制度有直接关系。契丹族二姓的来源同他们部落所居地名有关，也与中原汉姓的攀附有关。通过对二姓分布地区的考察，不仅可以了解其人口的分布、迁移历史轨迹，也可以看出二姓联系紧密，不仅政治上保证了辽国的政体稳定，在军事上也是国家安全最是有力的保障。 关键词：辽代；契丹姓氏；耶律 辽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是契丹族，其人口总量在全国人口中虽不占多数，但在辽代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契丹族姓氏是研究辽代姓氏问题的重要内容。此前蔡美彪、都兴智及日本学者爱宕松男先生对契丹族的姓氏来源曾做过研究，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通过研究其姓氏制度、数量、分布，从一个侧面了解其人口的分布、迁移历史轨迹，从而进一步了解契丹王朝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结构。 一、契丹族的姓氏制度 辽圣宗太平九年《萧仅墓志》载：“恭闻惟天既显于二仪，我国爰分于两姓。耶律世保承祧之业，箫氏家传内助之风。”①说明辽代契丹族只有耶律与萧这两大姓氏，并且耶律氏的地位是“承祧”，萧氏的地位是“内助”，即一为皇族，一为后族。这种现象不仅中原历代王朝所未有，即使在其他边疆少数民族政权中也没有发现第二个，这一点较难理解，甚至元修《辽史》时也困惑不已。通过统计《辽史》诸传中的姓氏结构可以看出，属于耶律氏族系的有87人，属于萧氏族系的有47人（抛开宗室、后妃等传中的皇室成员），分别占到总入传人数的28.53％和15.41％，合计占总传主人数的43.94％，二姓之地位可见一斑。辽代的这一姓氏制度集中体现在婚姻方面。 辽朝建国以后确立了耶律姓与萧姓之间的互为婚姻的制度，即“皇族惟与后族通婚”，并且成为辽朝的基本国策。耶律与萧二姓的产生从原因、目的、意义来看，无不与婚姻制度相联系。辽政府对皇族与后族的夫妻婚配、结合有明文规定，如《契丹国志》即载：“番法，王族惟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落之人通婚。”②辽圣宗于开泰八年(1019)十月，亦诏曰：“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③“耶律与萧，世为甥舅，义同休戚。”④显然，甥舅休戚与共，对于“世保承祧之业”，稳定辽代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种政策的推行，当时的初衷是为了避免近亲结婚，优化种族和后代，但当这种制度发展到政治需要时就改变了其原始意义，其结果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制造和发展高门豪族内婚，甚至为了维护这种等级制婚姻不惜进行不论辈分、不限尊卑的婚配行为。
辽代舞蹈艺术研究述评 【摘要】契丹人建立的辽国处于我国历史上几个政权并存，由战争走向统一国家的历史时期。辽国雄踞在中国北方，开创了多民族聚居政治、经济治理的先河。作为民族融合的典范，辽存续200多年的时间里，不仅政治和经济空前繁荣，其文化艺术受多民族融合的影响更是别具一格。在音乐舞蹈艺术方面为后代留下了异彩纷呈的硕果，以非物质文化传承影响现代舞蹈艺术。本文以出土的文物作为印证，以文献记载作为依据，理论与实践相互印证，进一步说明辽代舞蹈艺术的辉煌和巨大魅力。 【关键词】契丹；音乐舞蹈；文物；文献；影响 辽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契丹人在公元九世纪初建立的国家。契丹人最早在公元三世纪初出现在史书中，自称“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①属东胡之鲜卑宇文部后裔②。到了辽代的鼎盛时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信威万里的草原帝国，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达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少有的繁荣。以文化中的音乐舞蹈艺术为例，例如《辽史·乐志》中记载：“辽有国乐，有雅乐，有大乐，有散乐，有铙歌、横吹乐。旧史称圣宗、兴宗咸通音律，声气、歌辞、舞节，徵诸太常、仪凤、教坊不可得。”③。此外契丹人能歌善舞，如姜夔、萧总管创作诗《契丹风土歌》云“大胡牵车小胡舞，弹胡琵琶调胡女。”④王安石在出使辽朝时所做《出塞诗》也有“涿州沙上饮盘洹，看舞春风小契丹”的诗句⑤。出现上述歌舞升平的局面，这也取决于辽是一个多民族共处的国家，善于吸收并纳，有着因俗而治的政治格局，这也进一步推动了辽文化艺术的发展。 辽代舞蹈艺术也是秉承了多民族聚居，文化融合的特点，具有炫彩纷呈的的风格。契丹人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它同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也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它广博的吸纳其它民族的先进文化为己用，表现乐舞方面也是这样。因此，契丹乐舞种类丰富多彩。原因是契丹乐舞受到汉族、高丽、女真，以及西域回鹘、大石等国家的影响很大，从而创造出了风格别致、独具韵味歌舞表演形式。并且更有观赏性和实用性。关于辽代的舞蹈艺术，通过文献和文物记载，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溯源，表现有以下几个类型： 一、文物的反映 1．三人组合舞蹈经幢台座 在巴林左旗辽上京博物馆藏文物中，有一件发现于巴林左旗前召辽开化寺 ①参见元·脱脱等著《辽史》，中华书局出版 ②同上 ③参见元·脱脱等著《辽史》，中华书局出版 ④参见赵永春编著《奉使辽金行程录》，吉林文史出版社 ⑤同上
辽代契丹民族发源于我国东北辽河流域，世代逐水草畜牧，以鞍马车帐为家。从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改用汉制，自称皇帝，建立辽朝起，至公元1125年辽天祚帝被金人所俘，辽灭亡，历时九帝209年。辽王朝立国初期仍处于奴隶制社会时期，在从建立到灭亡的两百多年里，辽代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经历了不断汉化的过程，辽代诗歌在此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辽代文学不昌，但在两百余年间的汉化演进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成就虽不能与唐宋比肩，甚至比后来的金元文学也略逊一筹，但在展现辽代契丹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以及体现北方地区的地域特点、民族性方面也有独到之处。而契丹文学情况，据王溥《五代会要》卷29《契丹》载：“契丹本无文纪，惟刻木为信。汉人陷蕃者以隶属之半，就加增减，撰为胡书。”①契丹族建国后，为了适应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需要，契丹人参照汉字和回鹘字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而辽代契丹诗歌创作也经历了从早期尽显原始风貌到后期历代帝王“雅好词翰，咸通音律。文学之臣皆淹风雅”②均有诗作传世，而这些诗作从语言、情感等方面都有飞跃式的发展。帝王文人所作诗歌大多装订成集，但由于辽代禁止将书籍传入中原地区，所以辽代诗歌流传下来的篇目也很少。郑振铎先生在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感叹：“近人竟于简残篇之中爬搜辽代文献，也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而已。”③目前，经国内学者多方整理，辽代诗歌可见篇目约300余首，其中不包括散入宋代诗歌部分篇作。 辽诗所存篇目虽然不多，但表现出他们的物质世界与情感世界。辽代诗人通过诗歌描述地域特色，用诗歌抒发他们的民族情怀，用诗歌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情怀，所以，辽代契丹诗歌体现了浓厚的地域风貌、民族风貌，以及政治方面的独特之处。 一、地域风貌 契丹民族所生活的东北辽河、老哈河地区位于今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有白山黑水之称。这里土地平坦辽阔，放眼望去天地相接，河流宽广，水草丰茂，四季分明，与和风细雨、潺潺流水的江南相比，是另一番壮阔景色。契丹民族在此地区生息繁衍，形成了以勇悍尚武为主要特征的渔猎文化。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契丹诗歌，也就有着比较鲜明的地域特点和风貌。 辽代契丹诗歌经历了粗糙到细腻的过程，早期契丹尚处于奴隶社会，以渔猎、游牧为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其文化也处于原始的混沌蒙昧状态。由于契丹族早期没有文字，其诗歌口口相传，对于早期的契丹诗歌，仅能从现存较少的早期民歌如《焚骨歌》等歌谣中，去略窥早期契丹诗歌地域特色一二。
辽代的契丹文文学 _hasgo122 在中文学史上，辽宋金元时期成为中国文学频繁整合、急遽更新的重要转型期。其中勃兴于辽代的契丹文文学，正是携带着契民族游牧狩文化威武健勇的宝贵元素，参与了中国文学史的构建过程，成为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建立辽的契丹族本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契丹文作家主要有耶律倍、耶律隆绪、耶律庶成、耶律庶箴、耶律良、萧韩家奴、耶律固、寺公大师等。其中耶律倍是辽太祖的长子，也是汉文化的热心提倡者，他传留至今的《海上诗》，是一首契丹文与汉文合璧之作。该诗云：“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诗题中的“海上”与诗句中的“山”表面上是汉字，实际上也是契丹字，所谓“海上”即“郎主”（君主）之意，“海上诗”即“郎主诗”，契丹语的“海”与“郎”为同音词；至于“山”，契丹语“山”与“弟”同音，共用一个契丹字表示，实际写法其右上方应加点。诗中的“小山”喻其弟耶律德光，“大山”乃诗人自喻。耶律倍将皇位让给其弟，不仅未得厚待，反而遭到疑忌，只好在莫可奈何中接受友邦邀请、“载书浮海”（《辽史》本传）避之后唐了，字里行间虽无怨恨之辞，却多羞惭之意。由于当时契丹文与汉文共同使用、并行不悖，因而诗中巧妙地把契丹文和汉文组合镶嵌在一起，以达两种文字相辅相成、互文互训的修辞效果，从而生动形象地表现了皇位继承问题在兄弟之间引发的矛盾冲突，使之成为双语合璧而空前绝后的佳作。清代文学家赵翼评赞此诗“情词凄婉，言短意长，已深合于风人之旨矣！”（《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七），可谓独具慧眼，一语中的。 _hasgo122 辽代中后期，耶律隆绪、萧韩家奴、耶律固等都是契丹文文学首屈一指的重要作家。其中耶律隆绪（971-1031年）即辽圣宗，史书誉之为“辽之诸帝，在位长久，令名无穷，其唯圣宗乎！”（《辽史》本纪）在他即位的早年，母后萧太后奉景宗遗诏摄政时母子二人通过御驾亲征而达成同北宋的“澶渊之盟”，实现了北、南两朝长时间的和平相处、共存共荣。作为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他有着开放的心态和广阔的胸襟，曾云：“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耶律隆绪自幼即喜书翰，十岁能诗；因为钦佩白居易的诗作，自称“乐天诗集是吾师”。据《契丹国志》可知，他曾以契丹翻译白居易的《讽谏集》，“召番臣等读之”。还大力提倡契丹文与汉文的诗歌创作，出题命宰相以下百官赋诗，诗成一一品读，优者赐金带。可惜耶律隆绪君臣的契丹文以及汉文作品，随着辽朝退出历史舞台和契丹族融入其他民族大多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5.方茴说："那时候我们不说爱，爱是多么遥远、多么沉重的字眼啊。我们只说喜欢，就算喜欢也是偷 偷摸摸的。" 6.方茴说："我觉得之所以说相见不如怀念，是因为相见只能让人在现实面前无奈地哀悼伤痛，而怀念 却可以把已经注定的谎言变成童话。" 7.在村头有一截巨大的雷击木，直径十几米，此时主干上唯一的柳条已经在朝霞中掩去了莹光，变得普普 通通了。 彪悍的契丹民族 “中国”和瓷器没有半点关系 俄罗斯及前苏联等北方国家，称中国为“契丹”。因为过去他们能够接触到的只有彪悍的契丹民族。 马克波罗在它的那本《马可波罗游记》里介绍中国时，就是用“契丹”这个名字来称呼的。 “中国”和瓷器没有半点关系。 其实就是梵文“支那”音译，最初并无恶义，是聪明爱思考的的意思。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一个民族曾扶摇而起搏击长空——契丹。它所建立的大辽国，横跨了长城内外，也曾经轰轰烈烈的创造了200多年的辉煌历史。 可就是这样一个彪悍民族，却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呢? 如果你看过《杨家将》，一定对这个民族不会陌生。因为他讲的就是宋军在杨家将的带领下，与契丹族激战沙场的故事。 契丹，它的本意其实是“镔铁”。从此名字上看，就可看出它的坚固与勇猛。他们兵强马壮、骁勇善战，很多外来民族都闻风丧胆，不敢与之对抗。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曾雄霸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美丽的传说 关于契丹族的起源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在茫茫的北方草原上流淌着两条河流，一条叫西拉木伦河，意思是黄水，人们把它看作是黄河在远方的女儿。 1."噢，居然有土龙肉，给我一块！" 2.老人们都笑了，自巨石上起身。而那些身材健壮如虎的成年人则是一阵笑骂，数落着自己的孩子，拎着骨棒与阔剑也快步向自家中走去。
辽代年号纯金钱赏析——兼论辽契丹独特的货币制度 辽契丹铸造了大量各式各样的黄金铸钱。从材质含金量多少区分，依次是纯金钱，合质金钱，金质钱，金银合金钱，金铜合金钱，含金钱，银鎏金钱，铜鎏金钱；按工艺分有，锻制手雕金钱，锤揲叠焊金钱，失蜡法精密铸造金钱，泥（陶）范铸造金钱，翻砂铸造金钱；从钱币种类上看，辽契丹铸造的金钱数量和花色品种，应是古代同时期世界之最，金钱质量也是当时最高的，制作工艺，更是当时最先进的最全面的。辽代年号金钱是辽契丹金钱中最重要的品种，铸量也应该是最多的。至于辽代年号金钱是不是流通行用钱，现在钱币界分歧很大，争论激烈。以中国钱币学会及体制内专家为首的“否定派”，认为历代金银钱都是为赏赐而铸，辽代年号金钱应也不会例外，也是为赏赐而铸。他们还认为契丹当时经济落后，不具备使用金银钱币的条件。所以辽代年号金钱和辽代其它金钱一样，都是他们所谓的“厌胜钱”。以笔者、李卫和北方七省市及南方辽金钱币收藏家的却不同意“否定派”的观点，认为“否定派”是忽视契丹长达三百余年，生活在以金银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的突厥、回鹘王朝的统治下，货币思想和货币制度必然受到深刻影响的现实，是把农耕地区的货币思想和货币制度，教条主义地衡量游牧地区货币思想和货币制度的错误作法与结论。契丹部族地区长期以来是以大额贸
易和集体采购为主的地区。因为部族之间或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进行贸易交换时，游牧民族拿出交换品单个价值都很高，如骆驼、马、牛、羊及本地特产等，而农耕地区能拿去与之交换的物品相对价值都较低，如铜钱、粮食、布匹、日用品。以一匹普通战马当时值40-200贯钱为例，换算成粮食、那 将是天文数字。一贯铜钱标准重量6斤4两，40贯就是256斤。如换算粟，当时一斗粟六文钱，40贯折粟即667斗， 换算斤，辽一斗约重16斤，667斗约合10672斤。牧民不会拉着沉重的铜钱和粮食到处游牧的。从以上事实看，以铜钱与农产品换畜产品的实物交换在牧区是非困难的。正因为从实际出发，契丹族，不，不仅是契丹族，而应该是所有游牧民族，很早就使用了金银作为主要货币，和铜质凭证货币（即政府担保信用货币，如嘎拉哈钱，巡宝钱）。这才是辽 契丹牧区货币的真实情况。基于辽契丹部族地区货币与农业地区的特殊情况，笔者认为所有辽契丹铸造的，只要不是为祭祀、丧葬、赏赐制造的特制金银钱，以外的所有金银钱，都是辽契丹部族游牧地区行用流通钱币。大辽如此，西辽如此，其它有牧业经济的地区辽地方政权也都如此。今天展示的几枚辽契丹年号钱应就是用于部族牧业地区的纯金钱。1、辽代太平通宝光背顺读小平金钱（见图1、）。顺读。钱文楷隶书。径24毫米，穿径5毫米，厚2毫米，重10.3克。应为辽圣宗太平年间（1021-1031年）所鋳。2、辽代景福通
契丹族的起源及发展 契丹族是发源于中国东北地区，采用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的游牧民族，其族属系东胡族系中吸纳了大量匈奴人的鲜卑，经历一系列动荡后建立了封建王朝，疆域辽阔、实力雄厚，吸收各民族文化，因俗而治，一度与宋王朝分庭抗礼。 唐朝时置松漠都督府管理，后依附于突厥汗国建立遥奉氏部落联盟，在突厥被回统灭后的百余年间，契丹人一直被回所统治。契丹自4 世纪登上历史舞台，后建立强大的辽朝，活跃于中国北方长达8个世纪之久，与北宋对峙一百余年，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辽朝灭亡后，契丹族逐渐融入其他民族，元朝中后期，“契丹”已不再作为独立的民族名称而存在。 契丹作为部落的名称，在古代历史资料记载中，最早出现于公元4世纪的末期。当时，北魏太祖登国三年（388），出于政治、军事扩张的需要，魏军遂大举进攻松漠地区诸部，击破势力强大的库莫奚部落集团，并导致其内部发生分裂，使原本生活于此部落集团中的契丹部落，从此完全独立出来，从此成为与库莫奚集团旗鼓相当的又一支新的部落集团，这就是史书上记载的契丹与库莫奚“从此分背”的发展过程。 契丹部落的最早生居地，就是古代的松漠地区。出现于松漠地区以后，也基本没有完全脱离这一地区，因此，古松漠地区不仅是契丹人部落生活的最早生居地，也是契丹人的部落发祥地，是后来契丹辽朝政权的政治中心。
契丹部落自北魏登国三年形成独立的部落集团之后，很快地就具有一般游牧部落所具有的共同发展特征，即契丹部落与库莫奚部落一样，也开始不断地向中原地区发起军事骚扰活动。可见，自北魏登国三年之后，契丹部落就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势力庞大的部落集团。 总之，自4世纪末至5世纪末，契丹部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已经从东部鲜卑宇文部崩溃的孑遗，通过氏族群体间的不断整合，发展成为一个具备多个氏族部落组织成员的部落整合体。
“契丹”、“辽”名称探源 “契丹”、“辽”名称探源 对契丹、辽的名称探源，至今还没有得出一致的看法。我认为，对契丹、辽名称探源，应以当时命名的本俗为依据和标准进行研究，至于本名的语义或孳生出的观念，不能成为其名称起源的第一位依据。这不是说命名的义不能研究，而是要与命名结合起来，以求对问题的全面解决。从东北地区看，古时带有普遍性的命名习俗，是依水、依山或依地理方位而命名，东胡系各族也多是如此。 一、契丹名称源于西拉木伦河 对契丹、辽名称的研究，归纳起来主要有“镔铁”、“刀剑”、“切断”、“奇首之领地”、“部酋名”、“寒冷”或释为“大中国”、“东方太阳神”等诸说。此外，陈述在《契丹政治史稿》中认为契丹有“草原、沙漠或森林相关的意思。”舒焚（辽史稿）谓“辽河地区水草丰富之地。”但还没有认为契丹是因水而得名。目前较为广泛用的通说为“镔铁”。
据研究，《魏书·契丹传》中的悉万丹即契丹，当是契丹原音的书写。悉万丹的“悉万”，旧无释，系来源于河名。从“悉万”和“悉万丹”的称呼分析，悉万当源于鲜卑的弱落水，亦称为作乐水、饶乐水，在《新五代史·附录》中为袅罗箇没里或枭罗箇没里，当是同音的异译。弱落、作乐、饶乐即袅罗箇或枭罗箇；没里义为水或河。枭与嫋同，意niǎo，读音如曲挠的“挠”。弱、作，皆属部，弱、作、袅当是音转。但袅亦译写为“枭”，枭属萧部，发声为xi。弱落水今为西拉木伦河，枭与西及悉发声同，当是弱之转音，皆指今之西拉木伦河可证。悉万的“万”，是乌拉的“乌”之异音，并省“拉”为“万”。悉万之本源即悉拉万（乌拉）。契丹的契，今为契约、书契的契，按其字亦作“”，发声为xi。 从悉万丹分析，丹字有的释为“斯坦”，即土地或领地，可备一说。但从悉万丹三字分析，在室韦中有“深末怛部”，深末怛与悉万丹语词结构很相似。深末怛系以水名部，深末即黄水。其部在今黑龙江北精奇里江（今结雅河）下游之东西地，其水东支流名昔林（林是剌、离、勒、里的同音之变）穆迪河（黄水），即深末怛水之东源。深末怛与昔林穆迪译写异而义同。当即在今黑龙江上游北的大室韦，因依水名部为深末怛室韦，所谓黄头室韦当是深末怛室韦的汉语义译。
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及特点 契丹族的婚姻主要有两姓世婚、劫掠婚、姐妹婚，异辈婚和收继婚等形式。婚姻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中，契丹族的婚姻观念有一些改变，但婚姻形式更多地保留了民族特色，对于汉化程度较高的契丹民族而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标签：契丹族；婚姻形式；特点 契丹作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早在隋唐时期就与中原汉族有了密切的联系。辽建国后，更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汉化程度较高的举措，但其婚姻形式却依然保留了许多北方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体现出了自己的特点。 一、辽代契丹人的婚姻形式 （一）两姓世婚 在辽代的婚姻形式中，最为特殊的是两姓互为嫁娶的婚姻形式，它起源于“青牛白马的传说”。在《辽史？地理志》中这样记载，“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请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1]445-446在契丹族的发展中，这两个原始集团不断蜕变和发展，最终形成了后世所说的皇族耶律氏和后族萧氏。他们通过合作掌握了契丹族的政权，为防止政权旁落，使得两集团之间的通婚成为必须，并且在法律的层面上加以约束。如“番法，王族唯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2]221。纵观辽史可以发现，自辽太祖阿保机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至此一朝共有九主，除了辽世宗二后中甄氏为汉人，辽穆宗皇后世系不明外，其他诸帝的皇后均处于萧氏家族。在这些皇后中不乏聪明睿智之人，对于辽朝的发展和壮大起着重要的作用。如著名的皇后有太祖述律皇后和景宗萧皇后等。 （二）劫掠婚 据《虏廷事实》载，“虏中每至正月十六日夜，谓之放偷。俗以为常，官亦不能禁。其日夜，人家若不畏谨，则衣裳、器用、勒马、车乘之属为人窃去，隔三两日间，主人知其所在，则以酒食钱财赎之，方得原物。至有室女随其家出游，或家在僻静处，为男子劫持去，候月余日方告其父母，以财礼聘之”。这是宋人对劫掠婚的记载，在此之前唐所编修的《隋书》也有着相似的记载，“室韦，契丹之类也。……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聘，更将归家。带有娠，乃相随还舍”[3]1882。通过这两条史料可以发现以下几点：一是这种婚姻形式在契丹族的历史上流行的时间较长，并且文惟简的《虏廷事实》是基于他在辽的所见所闻而编写而成的，说明在辽朝建立之后，这种较为原始的婚姻形式仍然得到保留。二是这种看似不符合道德和法律允许的婚姻形式已经得到契丹族的认可。虽然契丹人汉化水平较高，但在其婚俗方面仍旧保留了一些本民族固有的特点。三是这种婚姻形式与中国古代社会中豪强霸人妻女为妻有着本质的
第七课辽、西夏与北宋的并立 学 学生。这一阶段学生自我意识有了迅速的发展，探究 教学过程： 一、情境导入 播放视频《穆桂英挂帅》，导入新课 师：北宋的版图远不如汉唐时期。当时与北宋并立的政权，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西北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 契丹族和党项族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北宋与辽、西夏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二、合作探究
(一）契丹族与党项族 请学生阅读课文，完成下列表格 师讲述契丹族起源的故事 横贯辽宁和内蒙有两条古老的河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两条河交汇，流入大辽河，是辽河的上游。契丹族就在两河流域繁衍生息，并流传着一个美丽的神话。 一位久居天宫的天女，觉得云霄之上的生活枯燥寂寞，她乘云来到人间，坐着一头青牛拉的车，从一个叫“平地森林”的地方，顺潢水而下。 一位“神人”，乘着一匹白马，从“马盂山”顺土河向东。坐青牛车的天女和骑白马的神人在潢水和土河的交汇处[木叶山]相遇。天女和神人，松开白马，叱走青牛，满怀喜悦，相对走来。 此时，天降花雨，地生灵芝，百花齐放，百鸟争鸣。万里蓝天，祥云飘荡，群山披翠，大地升起一片祥瑞之气。天女和神人在这普天同欢的日子里，携手相亲，花香传递心声，鸟语倾诉情怀，天作之合。这就是契丹族关于自己始祖的传说。 契丹人非常重视这个传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经在木叶山建“始祖庙”。每有战争，必拜祭。 请学生阅读课本，标记下列信息 （板书）1契丹的崛起 时间： 都城： 建立者： 国号： 民族： 师：阿保机建国后，发展生产，创制文字（措施），国力不断增强（作用）。师讲述相关史实 契丹是我国北方的古老民族之一。契丹正式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年代是389年。契丹人过着逐水草往来迁徙的游牧生活。“行营到处即为家，一卓穹庐数乘车。千里山川天土著,四时畋[tián]猎是生涯。”经过约500年的发展，到唐朝时，契丹已逐渐强大起来。
辽代契丹“四时捺钵”的文化价值 辽代契丹民族所创造的“四时捺钵”制度，作为一个绵延二百多年的社会历史现象，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已有诸多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其中包括古代地理、地名、人物、事件的研究，制度方面的研究，契丹四时捺钵的文 守处的关系方面做出的严格规定。《辽史?营卫中》里说，“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
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作为一个王朝的中央政府，这种捺钵行为主体的范围，几乎完整地囊括了所有的中央机构及官员。同时，由 旬 秋的呼鹿射虎，这些应属于生产方面的内容；四季中讲习武艺，议商国政，接受属国朝觐，会见宋使臣等寓于其中。第四，行为地点的规定。春季为鸭子河泺，为长春州；夏季无常所，多在吐儿山，起牙帐前以占卜方式择吉地纳凉。姚从吾先生认为，夏捺钵的主要驻跸地有两处，
一是庆州的永安山（林西县东北），另一处是察哈尔的炭山（张北县）；秋季在伏虎林。姚从吾先生认为，伏虎林应在庆州，今林西县西北。傅乐焕先生认为，秋山应在庆州西境诸山；冬季曰广平淀，在永州的土河与潢河汇流处（今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这些地点的选择，主要是地 质。如穆宗应历十六年秋七月壬午，“谕有司：‘凡行幸之所，必高立标识，令民勿犯，违以死论’”；圣宗太平四年二月己未，猎挞鲁河。“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圣宗太平七年，秋七月己巳，“诏辇路所经，旁三十步内不得耕种者，不得诉讼之限”。《本纪》
辽代史料 《焚椒录》及其他 辽人著作 同中原历代皇朝一样，辽朝也重视国史的撰修。辽太祖时，曾置监修国史。圣宗时，设修史机构国史院，置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和修起居注、日历等史官。“对其国史之努力，固不少逊金人，其成绩亦有足述者”①。但以世事沧桑，朝代更迭，战争频繁，官私著述，流散殆尽。流传至今者，实属凤毛麟角。 自太祖以耶律鲁不古监修国史以来，历太宗至兴宗先后编修了《始祖奇首可汗事迹》、《统和实录》、《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又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先朝事迹》）。道宗大康年间，耶律孟简上表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①同时编著耶律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乃命置局编修国史，至大安元年（1085），太祖至兴宗《七帝实录》已具。天祚乾统三年（1103），复命监修国史耶律俨（李俨）纂修太祖诸帝实录，俨撰成《皇朝实录》70 卷，是金、元撰修《辽史》的重要依据。 此外，尚有私家著述《礼书》、《契丹官仪》、《辽朝杂礼》、《辽四京记》、《契丹地理图》、《疆宇图》、《大辽对境图》、《契丹会要》、《大辽登科记》、《七贤传》等，惜今只有目而无书。 辽朝契丹、汉臣多有诗文集，如辽道宗《清宁集》、耶律资忠《西亭集》、萧孝穆《宝老集》、杨佶《登瀛集》、李瀚《丁年集》等，都已不存。今存者有进士王鼎的《焚椒录》，记录了辽道宗皇后被诬致死的情况，为研究道宗朝政事和辽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辽人著述流传至今者，尚有释希麟的《续一切经音义》、行均的《龙龛手鉴》和耶律淳的《星命总括》，对研究辽朝的社会和宗教也不无裨益。《契丹国志》及其他宋人著作中的史料与辽为兄弟之国的宋人著作中，专记或涉及辽事者，为数颇多，为研究辽史的重要文献。其中专记辽事者首推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全书27卷，包括帝纪12 卷，后妃、诸王、外戚、群臣列传7 卷，书、表、语录、杂记等8 卷。记录了契丹初兴、建国始末，搜集了与后晋、宋、西夏交往文书，今有贾敬颜、林荣贵点校本。又有节本名《辽志》，摘取书中有关契丹初兴、部落、族姓、制度和风俗等内容，不分卷。 南宋李焘所纂《续资治通鉴长编》，为编年体北宋史，其中涉及辽事也多有记载，可考订《辽史》的舛误和补充《辽史》的不足。 南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250 卷，记事起自宋政和七年（1117），终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在记宋金和战事时，对辽末形势，北辽和辽、宋、金三方交往事也有较多记载。 ①冯家昇《<辽史>源流考》，见《冯家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 年版。①《辽史·文学·耶律孟简传》。 南宋王称的《东都事略》有契丹专传可资参考。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对契丹人的早期活动、辽的建立和辽与中原五代各政权的交往以及辽朝某些制度的记载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宋大诏令集》、《文献通考》、《通志》、《册府元龟》、《宋会要辑稿》、《武经总要·北蕃地理》以及宋人使辽语录、宋人行记、宋人文集、诸臣章奏等也多有关于辽朝史事的专门或零星记录。近年，贾敬颜教授对宋人使辽行程录作了整理、疏证，有《宋元人行记十一种疏证稿》（油印本），搜集了胡峤、晋出帝、王曾、薛映、宋绶、沈括等人的使辽行程录，所记为宋使所亲见，对研究辽代地理、风俗、军政制度等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辽史》 按照中国历史传统，后继的朝代应为前朝撰修史书，以记录其君臣行事，政事得失。金朝曾两次撰修《辽史》，第一次在熙宗时，以耶律固主持纂修。后其徒萧永祺纂成75 卷，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九七年第五期 总第一一二期?辽金史研究? 略论辽朝统治下的汉人 王成国 辽朝(916—1125年)除居统治地位的契丹族外,在其境内还生活着奚、汉、渤海、女真、室韦、蒙古等诸多民族。尤其是,辽境内的汉族人民,作为辽代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成员,以他们较为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内涵给与契丹民族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他们在政治上虽然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但仍不断地发挥着他们的先进作用,成为了推动辽代契丹社会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本文据有关文献和考古材料,对辽代汉人的活动及作用作些探讨。 一、汉人进入辽朝的时间 汉人进入契丹辽朝的历史,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从唐末五代契丹族勃兴到阿保机建立政权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汉人流入契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历史上考察,辽朝腹地的东北地区,很早就已留下了汉族人民活动遗迹。远在秦汉以前这里已经是战国时期燕国的辖境。而辽东之地正是燕将秦开却东胡千余里之后由汉人开发的。秦灭燕后,燕王逃至辽东,大批燕民也随之流亡辽东。两汉时期,汉政府又在该地置郡县,以辖汉人。尤其是东汉末年,中原战乱不已,关内大批汉人流入辽东。而魏晋时期,东北地区的鲜卑、秽貊、高句丽等少数民族乘中原政权衰弱时,俘掠不少汉人进入辽东。如《后汉书?高句丽传》记载:“鲜卑、秽貊连年寇钞,驱掠小民,动以千数。”《三国志》亦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燕,略有汉民十余万户”。总之,自魏晋至隋唐,中原汉族人民或避乱、或逃亡、或被掠流亡辽东乃至整个东北地区为最多,故唐政府于高宗总章元年(668年)在平定高句丽、收复辽东之后,于其地置安东都护府,以汉人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管理汉人及诸少数民族军政事务。至此,辽东作为汉民族的开发地而载入史册。所以说,在辽代契丹政权没有建立以前,在辽朝的版图内已经世世代代生活了大批汉族居民。 其次,唐末五代,中原丧乱,藩镇互相吞并,战患连绵,使那里的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一度出现了“天下分裂为八九,生民糜烂于兵”的悲惨局面,加上“刘守光末年荷惨”,致使大量民众和“军士亡叛皆入契丹。” 成为这一时期北中国汉人的唯一出路。 第三,辽朝建国初期,契丹政权在扩张势力与中原王朝征战中俘获了为数众多的汉人迁至于辽朝境内。例如,唐天复元年(902年)“秋七月,(契丹)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 ;唐天佑二年(905年),契丹“进兵击仁恭,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辽神册六年(921年),“十一月……分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这一时期,进入辽朝的汉人都是以战俘或被掠民众为对象的。 — — 97
法库辽文化 辽宁省沈阳市法库县历史悠久，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里就留下了众多的遗址。而辽文化，是法库古史中的精华所在，现在的法库被称作“大辽福地，宰相故里”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永谦，从1964年发掘法库前山村辽北府宰相萧袍鲁墓到现在，历经50年，因考古工作几乎走遍了法库所有的村屯，他为世人描述了法库异彩纷呈的辽文化—— 穿越古今揭开法库六千年神秘历史 闻名遐迩带有神秘色彩的法库叶茂台圣迹山，是一处较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在这里发现出土的彩陶，体现了红山文化的分布范围，对考古研究极其重要。同时此地发现了商周之际的弯柳街遗址，其中出土的两件青铜钺价值最高，在青铜时代这是社会地位、权力的象征。 战国时期，名将秦开在法库境内留下了当年修筑的燕国长城。秦汉时期这里为辽东郡北境，东汉以后，这里是乌桓、鲜卑族的活动地域。 此后历两晋十六国、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从鲜卑建三燕于龙城，契丹族出现于历史舞台，北方地区出现新变化。
至唐末五代，契丹族联合汉族等其他民族建立起强大的辽国，从此中国北方面貌一改。金、元继辽统治，建置虽多有省、废，但大部还保留了辽代的州、县建置。 明清时期，满族兴起，最后入主中原，建立起全国性的政权。值得记述的是，清代在东北地区修筑了柳条边，在今法库镇设有边门称“法库边门”，此为法库县最初始见“法库”之名。后于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此地设法库门直隶厅，民国时期，于1913年又改法库直隶厅为法库县。 溯源法库辽代得到全面开发 五代初后梁太祖开平元年(907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契丹族建立起长达219年统治的强大帝国，其影响广远。 经过半个世纪的考古调查，法库境内辽代遗存非常丰富。法库辽代城址，既有王公贵族建的头下州，也有国家的行政州。经过考古调查和考证，宗州，为辽代权倾朝野被封为文忠王的耶律隆运所俘汉民建，其地为四家子村辽城址；渭州，为驸马都尉萧昌裔以所赐媵臣建，其地为西二台子村辽城址；原州，为国舅金德俘汉民建，其地为南土城子村辽城址；福州，为国舅萧宁南征俘汉民建，其地为三合城村辽城址；灵山县，其地为今五城店村辽城址；安定县，为辽州辖县，其地为古城子村辽城址。 法库辽代城址多达22座，而各类遗址如居住址、寺庙
第11卷第4期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 l.11,N o.42009年7月 Journal of Liaoning T echnical U 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July 2009 辽朝建立前契丹族文化与习俗考 张志勇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政法系,辽宁 阜新 123000) 摘要:根据有限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以契丹族文化习俗为主线(包括辽朝建立前的契丹族、辽代契丹族、辽亡以后的契丹族),比照与契丹民族有内在联系的北方民族,如匈奴、鲜卑、奚、室韦、靺鞨、女真等,就契丹族早期文化与习俗及其特点进行考证分析。早在辽朝建国前契丹人就有自己的文化与习俗,主要表现在经济文化与习俗,军事文化与习俗,社会组织文化与习俗,法律文化与习惯,交易文化与习俗,婚姻丧葬习俗,宗教、道德、信仰与礼仪,衣食住行文化与习俗。契丹早期文化与习俗具有原始性、流动性、粗犷性、融摄性、学习性、创造性的特点。关键词:契丹族;早期文化;游牧经济;兴兵议和制;柴册仪;髡发;毡帐 中图分类号:K 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91X(2009)04-0372-04 Khitan 's culture and convention before Liao Dynasty ZHANG Zhiyong (Adm inistration and Law Departm ent,Liaoning Technical U niv ersity ,Fux in 123000,China)Abstract :Based on limited liter ature and ar chaeolo gical data,the article is about ear ly Khitan's cultur e and conven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w hich is mainly based on Khitan's culture and convention before,in and after Liao Dynasty,com paring w ith no rth nationnalities hav ing internal relation w ith Khitan such as the Xiong nu,Xianbei,Xi,Shiw ei,Mohe,Nuzhen and so on.Khitan had its ow n culture and convention as early as before the founding of Liao Dy nasty.Khitan's culture and convention w as mainly show ned in its economy ,m ilitary,social organizations,marriage and funaral,relig ion,m orality,belief,food,clo thing,ho using and transportatio n.Beijing prim itive,m obile,r oug h,assim ilating,learning and creativ e are the features of Khitan's cultur e and conv ention. Key words :khitan;early culture;pastor al economy ;representative system o f sending troops;Chaice cere m any;punishm ent o f shaving head;felt net 收稿日期:2008-10-10 作者简介:张志勇(1960-),男,辽宁阜新人,教授,主要从事北方民族史、辽金法律史研究。 (接上期) 契丹早期葬式为树葬加火葬。树葬加火葬是契丹建国前葬俗的主流。树葬,源于原始民族普遍流行的天葬,即将死者尸体置于深山或者郊野的大树上,任其腐化。 北史 载:!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25]。火葬, 旧唐书 载:契丹!其俗死者不得作家墓,以马驾车送入大山,置之树上,亦无服纪?[10]。其方法是先将尸体焚烧成灰,后装入器物中埋入土坑竖穴墓。每逢朔、望、节、辰、忌日等日期,还有焚烧酒饭以祭亡灵的!烧饭?习俗。契丹族事死如事生的宗法礼俗,于此可见一斑。这种古老的葬式可归结为火葬,但又不同于以后直接焚尸的火葬,是古老天葬的一大进步,即不是将尸体放 在野外永远不管。这种葬俗在民间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楼钥奉使金朝路过契丹地区,曾见契丹置尸木上,并记到:!道中有一晒尸棚,其俗,行有死者,不理,立四木高丈余,为棚其上,以荆棘覆其尸,以防鸱枭狗鼠之害,立一碑以记其姓名年月?[26]。焚尸火葬在僧人和平民间盛行,后又逐渐演变成焚尸土葬。辽朝建立后,契丹树葬之俗渐息而土葬火葬并行。在辽宁阜新市彰武县发现了辽代早期墓葬:四堡子乡先锋村土扩竖穴墓,墓内葬一具尸骨,头东足西,在头部并置2件篦纹灰陶壶,喇叭形口,斜短颈弧腹。在手碗部位有一双扁片割口铜镯,一把剪刀。这座墓应为辽建国前契丹族的一座女性墓葬,墓口是长方形,竖穴墓壁探1.23m 。在阿尔乡、村发现一土扩竖穴墓,墓内葬一具尸骨,头东足西,出土喇叭篦纹灰陶瓶1件,喇叭口瓜棱式灰陶瓶1件[27]。这说明了 建国前契丹人也开始了土葬。辽朝建立后,契丹树葬之俗渐
契丹进校园活动总结 五年一班我们平北镇中心小学组织为了响应号召，组织了本校的契丹文化进校园活动，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收获颇丰。 平泉——契丹发祥地之一，目前已发现辽代古文化遗存264处，其中遗址246处，辽代墓葬18处，包括大长公主墓、窦景庸墓、萧公墓、八王沟墓群等曾轰动全国的考古发现。平泉现有1.8万件馆藏文物中，辽金文物占70%。 辽朝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人建立的一个多民族政权，辽朝统治中国北方长达200多年。契丹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剽悍勇猛的北方游牧民族，从秦汉时期，由东胡鲜卑族发展而来。专家称，契丹的本意是“镔铁”，即坚固的意思。 辽朝时，平泉境内生活着奚人、契丹人、汉人以及渤海人，他们为平泉的开发建设做出了贡献。平泉境内出土的铁犁镜、铁镰、铁锄与今天的劳动工具非常接近，表明了当时契丹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北方农业发达程度；同时，一些冶炼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当时造车业、采矿业、烧炭业等已经达到一定水平。 来自草原的契丹人，主动吸收中原以及其他地区的优秀文化，创造出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辽代文化，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辽文化既有中原文化的内质，又有草原文化的特征。平泉境内出土的辽代瓷器、墓壁画、乐器、石刻等就反映出这种情况。 上世纪50年代初发现的大长公主墓，位于平泉县蒙和乌苏乡八王沟村。大长公主是辽景宗与萧太后的长女。据介绍，大长公主墓被发现时，墓内随葬品已被洗劫一空，只剩下了石棺、墓志以及墓室壁画，石棺由六块青灰岩石板组成，石棺左右分别刻有青龙、白虎纹，前后分别刻有朱雀、玄武纹，棺盖雕刻几何纹加牡丹团凤纹。 契丹文化进校园，可以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契丹文化，了解自己生长生活的土地上曾经的历史，为传播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做出贡献。
内蒙古文物考古 2005年第2期 辽代契丹族金属面具与网络试析 张 力 张艳秋 (辽宁省博物馆 赤峰市博物馆) 金属面具和网络是辽代契丹族葬俗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研究契丹人习俗、宗教的宝贵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本文拟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金属面具与网络的来源和功能出发,提出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 面具是世界范围内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契丹面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源于其游猎民族习俗而产生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信仰的产物。 狩猎生产和巫术是面具起源最重要的因素,面具是原始伪装狩猎的工具。在内蒙古巴林右旗的新石器时代岩画中,有一头戴兽冠,张弓搭剑的猎人,其冠做兽头形、竖耳、长嘴张开,为典型兽冠面具 。另据满族 两世罕王传 和 萨大人传 云:面具 其源盖来自其 古昔狩猎 ,捕息兽或鸟群,头遮草伞,渐近捕捉得矣 。随着萨满教万物有灵观念的形成,野兽被视为有灵性的生物,于是在狩猎巫术中出现了以面具遮面,以防野兽报复的内容 。这是面具最初的掩蔽功能。 契丹国志 记载了关于契丹早期的一则传说: 有一主号曰喎呵,戴野猪头,披猪皮,居穹庐中,有事则出,退复隐入穹庐如故 。有日本学者考证,认为这是一个戴猪头、披猪皮的萨满 。这段文字也是契丹早期狩猎巫术中萨满形象的真实记录。 灵魂崇拜使面具的功能获得进一步发展。古人认为头颅是灵魂的藏匿处,世界上许多民族存在过头颅崇拜 。 死人的头骨或骨骼作为含有 灵魂力量 之物而受到崇拜 , 假如它属于一个杰出人物如祭司或首领,更是如此, 刻成的面具,象征着灵魂或精灵 。死者的头骨不仅在家中保存,而且还在仪式上使用,戴在头上以扮作动物和神灵,从而也就完成了头骨崇拜到面具的转变。 辽代金属面具的产生,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有学者将其渊源追溯到夏家店上层文化,这是颇有见地的。在赤峰红山后出土过人面铜牌,宁城小黑石沟也出土了青铜人面,一般个体较小,长5厘米左右,但五官俱存。类似后来的契丹金属面具 。 年代稍晚的资料出自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一号墓共出土了6件人面铜牌,皆出自女性的骨盆右侧,形制相同,中间为一人面,凸额、长鼻、突嘴、眼作圆圈形,外绕蛇状圈,在人面与蛇形之间有六个轴形连结,长9.2厘米。据报告作者观点,这些墓葬应属于东胡民族,其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 。 值得关注的是,以上提及的青铜人面均出自墓葬,十二台营子墓更明确出于一女性腰部,这些人面绝非普通饰品,而是萨满的法 85
契丹人的一族二姓（下）契丹人姓什么 萧氏的由来萧氏本是汉族姓氏。在宋朝人编纂的《百家姓》中，有“和穆萧尹”之句。郑樵《通志》称，宋国微子启之后人大心，在平息南宫长万的叛乱中有功，被封于萧，建立萧国，故其子孙遂以萧为姓。清代学者张澍认为：“箫姓即萧也，古人往往萧为箫，系借用字。后世不学者遂以箫为姓，犹苻、符互易也，或为指箫为姓。” 辽代后族姓萧，是借用汉族姓氏。契丹萧氏的出现，比耶律氏晚得多。至于契丹萧姓之由来，却有两种不同说法，始终难以统一。 1．辽太祖改后族为萧 《辽史?后妃传》称：“后族唯乙室、拔里氏，而世任其国事。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氏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乙室又作乙室已，辽内四部族中有“国舅帐拔里、乙室已族”可以为证。又，辽太祖二十部中有乙室部，其部始建于阻午可汗之世。部与族有所不同，部是部落，族是家族，乙室已族或为乙室部内之家族名。 乙室已、拔里二族，早在遥辇阻午可汗时代就存在了。《辽史?营卫志》记载：“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为七，二审密为五……三耶律：一曰大贺，二曰遥辇，三曰世里，即皇族也。二审密：一曰乙室已，二曰拔里，即国舅也。”据此可知，乙室已、拔里属于二审密。当时，二审密为耶律氏通婚对象，故有国舅之称。 乙室已、拔里为氏族之名因何而来?古代许多姓氏来源于氏族之名。故疑乙室已、拔里
是国舅即后族最初的姓氏。当时，耶律氏是人口众多的大姓，乙室已、拔里两个姓氏集团分别与其通婚，是完全可能的。 在辽建国前，中原汉儒就已进入契丹人中，辽太祖非常了解汉族文化，会讲汉语，由于敬重刘邦，将耶律氏“兼姓刘氏”，由于羡慕萧相国，将后族乙室已、拔里改为萧氏。宋朝人庞元英在《文昌杂录》中也有相似的记载。阿保机用改姓的办法来激励皇族和后族，可谓用心良苦，老谋深算。 不过仔细推敲《辽史》的文字，耶律氏只是“兼称刘氏”而已，兼称即别称，并没有完全改成汉姓，只有到了金代耶律氏才改为刘氏。不过乙室已、拔里“遂为萧氏”，倒是真正改用汉姓了。 2．辽太宗时代改为萧氏 契丹人萧姓的起源，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有谓述律皇后，兄子名萧翰者，为宣武军节度使，其妹复为皇后，故后族皆以萧为姓。”这种改姓始于萧翰之说，虽然为陈大任所撰《辽史》所不取，然而在《契丹国志》中却有记载：“太宗皇后萧氏、涿州人……后入宫，正位椒房，凡后族皆以萧为氏。”“其妹复为太宗后，翰始以萧为姓，自尔契丹后族皆称萧氏。”《新五代史》记载：“以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号阿钵，翰之妹亦嫁德光，而阿钵本人无姓氏，契丹呼翰为国舅，及特以为节度使，李崧为制姓名日萧翰，于是始姓萧。”李崧大概已经知道了辽太祖改后族为萧氏的消息，故而改阿钵为萧翰。 前萧氏与后萧氏 据史书记载，辽朝后族改姓萧氏共出现两次。第一次是辽太祖时代改乙室已、拔里为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