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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九:港府态度

西九:港府态度

作者:李小力

来源:《收藏/拍卖》 2012年第6期

“西九龙文化娱乐艺术区”(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以下简称西九文化区)

是香港回归后最大的文化建设项目,筹划超过十年,占地四十公顷,总花费超过216亿港元。

聚集全港人的期盼,虽然这个项目一再因为港府与民间的沟通及谈判,拖延了近十年,但是从

去年底到今年中有关西九龙的新闻,从香港媒体的正面报导来看,西九文化区似乎已经走上启

动正轨,港府与民众之间已经取得一定共识。

从宋元时代开始,香港还只是一个破旧小渔村,繁忙的小渔村随后发展为集散港,最后成了亚洲交通枢纽再到全球闻名的购物天堂,香港抓准每一次的时机成功变身,为自己不断增值。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曾经在香港97回归前刊登了一篇《香港已死》的文章,预言香港

必然会因为回归而日渐衰弱,当时文章一出刊还挑起众多争论;如今时光荏苒,港人团结一心

战胜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及2003年的“非典”,如今的香港依旧是人们口中的“东

方之珠”。2007年〈财富〉杂志选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发表文章,坦承当年的预测完全错误。

“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就是香港的又一次华丽变身。当高古轩、巴塞尔及白立方等艺术大腕纷纷涌入香港,香港开始抛却以往闻名全球的“名牌天堂”称号,这个城市正以飞快速度体

验一场文化的热潮。

从公布计划到落实的十年里争议不断

西九文化区是由时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于1998 年的施政报告中宣布的大型发展计画,

包括于西九龙填海区临海地段兴建一系列世界级的文化设施,包括集文化、艺术、潮流、消费

及大众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文化娱乐场所,核心设施包括剧院综合大楼、演艺场馆、博物馆群及

广场等,希望藉此提高香港的文化水平与世界地位,一举成为亚洲的文化艺术中心。

2004 年,时任政务司长的曾荫权曾以:“创地标,显文化,添悠闲”这几个大字来设定

做为西九的计划口号,并规定计划必须建造一块巨大天蓬为条件,此计画引起了不少争议,包

括被指建设成本过高及将会沦为地产开发项目。不少民众认为,流线型天幕美观多于实际,维

修成本在未来将是一大笔负担,也有不少艺文界人士表示,担心西九计划会像数码港计划一样,成为政府明益某大地产商的另一钜献,更甚者认为,香港根本不需要这些世界级的文化设施,

现在有的文化设施使用率亦未太高,如果西九只想建造大型娱乐设施供外地艺术表演团体来香

港表演,对于本土的艺术发展和培育却不够关注,文娱艺术区很有可能沦为文化大白象,令政

府背负沈重的财政包袱。亦有批评指出,发展方案过分著重住宅及商业用途,发展艺术相关的

面积相对较少。

2005 年,曾荫权上任行政长官,西九计划被修改,由当时的政务司长许仕仁及后来的唐

英年负责,迫于舆论压力改变了单一招标的形式,计划中的地产及文化设施项目分开。2006 年

2 月,在香港社会各界的不同意见下,香港政府宣布放弃原有发展的框架,并不再坚持兴建天蓬,计划被推倒重来。文化区从公布计划到落实扰攘有十多年,不少批评认为决策者犹豫不决,奢华的巨型天幕,单一招标,谘询不足等原因才引起争执,令这个原本是美事的工程,长年被

搁置著。

经过几年的“推倒重来”,西九管理局动用1.5亿元港币委托三间顾问公司研究概念设计方案,并由2010 年8 月20 日起在香港多处地点举行展览,公众谘询为期三个月,收集市民

意见,再归纳各方意见挑选主题方案。

2011 年3 月,西九管理局公布新的概念设计,由英国知名建筑师Norman Foster 的设计公司Foster+ Partners 成功地以「城市中的公园」设计概念夺标。经过谘询后,发展大纲于2011 年12 月呈交予城市规划委员会。2012 年,城市规划委员会公布西九龙文化区的发展图,发展图的涵盖总面积约为40.91 公顷,位于柯士甸道西和西区海底隧道缴费广场以南的土地。

西九管理局将按计划于2013 年开始建造工程,小型展览馆及西九中央公园部分地方可于2014 年至2015 年完成,紧接的是戏曲中心,当代表演中心,M+ 第一期,演艺剧场,中型剧场,音

乐中心,大型表演场地,展览中心,以及音乐剧院。

Foster 及其公司设计的「城市中的公园」中,这样描述理想的城市:“城市,是由小巷,街道,公共空间,公园还有平凡的建筑群和公众的文化地标建筑交织而成”。设计中最显著的

特徵是将大部分建筑都紧凑的规划到一个带状城区内,得以腾出一大半临海基地,将之变成一

个19 公顷,内有5000 棵树的公园。这样的理想招来香港专家的批评,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设计太过保守,Foster 的文化公园以绿色来取悦广大市民,另一方面即说明了香港政府对文化仍有戒心(或是对文化认识不足?)因为此计画实在太前所未有,西九龙文娱区究竟会变成什么

模样没人知道,如果失败了,“起码还能拥有一个公园”。

香港本地管理人才缺乏

2010 年3 月,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宣布委任谢卓飞(Graham Sheffield)出任该局行政总裁,他是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Barbican Centre)的艺术总监,不料才上任不到三个月,谢卓飞趁回英国过圣诞节时递交辞呈以健康问题避不见人,但随后不到两个月,他上任英国文化协

会艺术总监,此事引起港人一阵哗然。职位悬空了三个月之后,港府才又聘请到也是来自英国

的连纳智(Michael Lynch),外界一致认为连纳智是国际知名艺术管理人员,资历也要比前任谢卓飞还要优胜,而目前连纳智已经稳当地度过头三个月“试用期”,并陆续开启西九龙建设

项目,将港人“不可能的任务”玩笑话远远抛在脑后。这起事件也凸显出香港本地艺术高层管

理人才的缺乏,导致必须由海外引入高阶人才。

连纳智最出名的事迹莫过于在2002 至2009 年担任英国伦敦南岸艺术中心(SouthbankCentre)的首席执行官,除了为皇家节庆会堂(Royal Festival Hall)转型外,

他领导重要的改革计画及建立新的发展政策,将南岸重新建立为一个重要的世界级文化机构。

在此之前,连纳智一直在澳洲从事艺术行政的工作,他曾于1998 至2002年出任悉尼歌剧院的

行政总裁。南岸中心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综合艺术中心,在伦敦成立已经超过六十年,是全世

界所有美术馆借镜的最佳范例。

“西九文娱区”位于维多利亚港湾最后一块填海区,与广东道接壤,西南面依傍着美丽的港湾,是香港最后一块最值钱的空置地。西九中最重要的“M+”(MPlus)美术馆群,团队目前包括行政总监李立伟(LarsNittve,前任瑞典现代美术馆馆长)及馆主任TobiasBerger,他曾

参与过香港非盈利空间Para/Site 的策展工作,后来去了白南准美术馆,近期又回到香港,M+

馆内的策展人目前也已底定,由香港藉的Stella Wang及皮力负责。李立伟透露,M+ 目前正忙于制定馆内收藏政策,团队也正积极与世界各地藏家接触,寻求藏品捐献美术馆的可能性。

从娱乐之都到艺术之都

提到大众最关心的硬体建设问题,连纳智表示,M+ 已经开始规划未来的展览计画;到了2017 年,西九大部分的建设将可启用。他还特别补充,西九文化区的视觉平台以M+ 为名,是

因为它有别于传统的博物馆,M+ 是一座崭新的文化机构,是立足于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为基础。

而让人更好奇的是,对于一向热衷于娱乐八卦及大众流行文化的香港民众来说,西九文娱区是否是一个过于遥远的存在?“如何吸引观众入场”,向来是世界上美一个美术机构都要面对的问题,连纳智对此表示,自从他来到香港后,便整整花了六个月游览香港各处大大小小的表演,“我相信香港民众的确是有文化艺术需求的”,他认为大众不必将西九定义在一个严肃的艺术发生场所,为了更适当的融入香港人日常生活,“我们把西九视为一个不分年龄,全家人都能去的地方”。

美术馆建设向来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软肋,在内地美术馆各唱各调之际,西九龙文娱区狭着国际资源突围而出,能不能将香港从娱乐之都成功转型为艺术之都,所有人都引颈期盼。

香港教育史

香港教育史 平冈中学沈紊仪 1.教育统筹科 教育统筹局成立初时是专责教育事务的教育司署。1981年,政府把经济科辖下的劳工事务拨归教育司署管辖,除了有关教育及人力资源培训的事务以外,亦兼顾香港的劳工事务。同时,初期政府架构改组,司署分家为政策科(“科”)及负责执行及落实政策的“署”,教育司署改组为教育及人力统筹科及教育署,并接管劳工处。教育及人力统筹科于1983年改名为教育统筹科,香港回归后更名为教育统筹局。 2.近代宗教团体与香港教育发展的关系 香港教会办学历史悠久,起步早,发展快。香港开埠初期,港英政府没有专门负责教育的机构,对教育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鼓励教会办学。早期教会办学,主要侧重于培养教会人才。最早开办的教会学校是马礼逊纪念学校,创办于1842年。该校虽然只办了10年,但在中国教育发展史地位突出。1847年该校校长勃朗牧师携同黄宽、黄胜、容闳等到美国入学,其后各有成就。容闳于1872年推动了中国幼童留学美国运动,对晚清教育影响极为深远。港英时期,天主教、基督教获得了当局扶持,基本上垄断了教育资源。早在1847年设立的教育委员会(后来改为教育咨询委员会),其成员均是基督教教会牧师,主席亦由圣公会主教出任。1879年时任港督的轩尼诗因其本人是天主教徒,对天主教办学采取了宽厚政策,使其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与办学权。在长达150年的时间里,天主教、基督教学校因受到特殊扶持,获得了长足发展。至上个世纪90年代,仅天主教香港教区办的学校就达175所,修会办学155所,就读学生达31万人,占全港学生的四分之一。 香港宗教团体办学具有较大的自主权。政府只负责拨发教育津贴,教育主管部门一般不干预教会办学事务,教学管理全部由宗教团体负责。宗教团体办学,采取校董会管理模式,由教会团体负责人出任校董,教会自主成立校董会。校董会作为学校教育管理的决策机构,全面负责教学方针拟定、教学计划实施、教学事务管理、教师选聘培训、学生招收管理及课程设置调整等。香港宗教办学注重将宗教伦理道德教育同普通课程教育结合起来,并将本宗教的基本教义融入到教育活动之中,从办学方针到课程安排,都贯穿了宗教教育理念。各大宗教都要将本宗教的核心教义体现在教育实践与人才培养之中,专门开设有宗教课程。在这方面政府采取了积极扶持立场。2003年特区政府针对道教团体宗教教材匮乏,专门下拨921万元港币,支持香港道教联合会用于编写道教教材。一般来说,香港宗教团体所办的学校,无论从办学条件,还是从办学质量,都要高于政府所办学校,香港所有的名校,基本上都是教会学校。 3.容闳对中国留学教育的贡献 同治七年(1868年),向清政府提出以选派幼童出洋留学为重点的四项条陈。同治九年(1870年),在容闳的反复劝说下,曾国藩终于表示愿意向朝廷奏请派留学生。获得朝廷的批准,同治十年(1871年8月)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由陈兰彬任出洋局委员、容闳为副委员。陈兰彬负责留学学生在美期间的中文学习,容闳则负责孩子们在美国的教育,直至同治二十年(1881年)清政府撤回留学生为止。

香港发展史7

《香港发展史》 第七讲香港经济的起步发展 一、工业 (1)、香港经济起步阶段的工业格局皆与转口贸易有关. . “自由港”的确立.为了将香港作为英国永久性东方贸易据点,义律1841年6月宣布香港为“自由港”,声称“因香港位于中华帝国的海岸,英国政府对进出(中国)货物一概不收捐税。” 其中支柱行业为造船业和船舶修理业 1857年建成的香港仔造船厂为最早的造船企业. 1866年黄埔船坞建成, 1870年又与联合船坞合并,其资本总额达到100万; 1880年香港已成为中国南部重要的转口港. 1917年太古船坞为英国建造了奥图力加斯号轮船,为当时世界上同类型轮船中最大的. 洋务运动至今仅存的硕果招商局 李鸿章奏呈清廷批准“设局招商”,试办中国近代轮运业,以求实现“自强求富,振兴工商,堵塞漏卮(Zhi),挽回利权”.成为洋务运动创办的第一家工商企业,我国近代创立的第一家民族工商企业. 第一,1872年购入外国商船亚丁(Aden)号;同年12月26日创立招商局.组建了中国近代史 第一支商船队,开创了中国近代民族航运事业. 招商局开辟并创办了 第一条中国商船近海商业航线; 第一条长江商业航线; 第一家以西方股份制模式建立的企业; 第一家近代大型煤矿—开平矿业局; 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 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第一家机器织布局. 第二,李鸿章倡办的华商轮船事业,打破外国轮船把持中国海上运输的格局。为挽回利权,招商局北起天津南到香港沿海分设机构,与香港的怡和、太古、旗昌等英资公司竞争, 至19世纪80年代争得北洋航线60%利益。后虽与外资订立“齐价合同”以吨位分配,招商局仍得44分;怡和、太古各为28分。 洋务运动先驱者招商局总办唐廷枢(1832-1892) 广东香山人, 1848年在香港玛礼逊教会学堂学习,后在香港巡理厅和英怡和洋行担任买办10年,曾代理该行长江一带业务. 1873年脱离怡和洋行,经盛宣怀介绍,李鸿章委任其轮船招商局总办,成为招商局主要经营者,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第三,招商局“借船出海”成功经营之道 1、成功筹集大量资金. 1873-1874年47.6万两; 1882年增加到200万两. 2、有成效地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1873年购买英国“拉泰克号”轮船;后又购进英国“和众号”. 3、创建性地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股份制、保险制、核算和竞争机制.

西九:港府态度

西九:港府态度 作者:李小力 来源:《收藏/拍卖》 2012年第6期 “西九龙文化娱乐艺术区”(West Kowloon Cultural District,以下简称西九文化区) 是香港回归后最大的文化建设项目,筹划超过十年,占地四十公顷,总花费超过216亿港元。 聚集全港人的期盼,虽然这个项目一再因为港府与民间的沟通及谈判,拖延了近十年,但是从 去年底到今年中有关西九龙的新闻,从香港媒体的正面报导来看,西九文化区似乎已经走上启 动正轨,港府与民众之间已经取得一定共识。 从宋元时代开始,香港还只是一个破旧小渔村,繁忙的小渔村随后发展为集散港,最后成了亚洲交通枢纽再到全球闻名的购物天堂,香港抓准每一次的时机成功变身,为自己不断增值。1995年,美国〈财富〉杂志曾经在香港97回归前刊登了一篇《香港已死》的文章,预言香港 必然会因为回归而日渐衰弱,当时文章一出刊还挑起众多争论;如今时光荏苒,港人团结一心 战胜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及2003年的“非典”,如今的香港依旧是人们口中的“东 方之珠”。2007年〈财富〉杂志选在香港回归十周年前夕发表文章,坦承当年的预测完全错误。 “西九龙文娱艺术区”就是香港的又一次华丽变身。当高古轩、巴塞尔及白立方等艺术大腕纷纷涌入香港,香港开始抛却以往闻名全球的“名牌天堂”称号,这个城市正以飞快速度体 验一场文化的热潮。 从公布计划到落实的十年里争议不断 西九文化区是由时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于1998 年的施政报告中宣布的大型发展计画, 包括于西九龙填海区临海地段兴建一系列世界级的文化设施,包括集文化、艺术、潮流、消费 及大众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文化娱乐场所,核心设施包括剧院综合大楼、演艺场馆、博物馆群及 广场等,希望藉此提高香港的文化水平与世界地位,一举成为亚洲的文化艺术中心。 2004 年,时任政务司长的曾荫权曾以:“创地标,显文化,添悠闲”这几个大字来设定 做为西九的计划口号,并规定计划必须建造一块巨大天蓬为条件,此计画引起了不少争议,包 括被指建设成本过高及将会沦为地产开发项目。不少民众认为,流线型天幕美观多于实际,维 修成本在未来将是一大笔负担,也有不少艺文界人士表示,担心西九计划会像数码港计划一样,成为政府明益某大地产商的另一钜献,更甚者认为,香港根本不需要这些世界级的文化设施, 现在有的文化设施使用率亦未太高,如果西九只想建造大型娱乐设施供外地艺术表演团体来香 港表演,对于本土的艺术发展和培育却不够关注,文娱艺术区很有可能沦为文化大白象,令政 府背负沈重的财政包袱。亦有批评指出,发展方案过分著重住宅及商业用途,发展艺术相关的 面积相对较少。 2005 年,曾荫权上任行政长官,西九计划被修改,由当时的政务司长许仕仁及后来的唐 英年负责,迫于舆论压力改变了单一招标的形式,计划中的地产及文化设施项目分开。2006 年 2 月,在香港社会各界的不同意见下,香港政府宣布放弃原有发展的框架,并不再坚持兴建天蓬,计划被推倒重来。文化区从公布计划到落实扰攘有十多年,不少批评认为决策者犹豫不决,奢华的巨型天幕,单一招标,谘询不足等原因才引起争执,令这个原本是美事的工程,长年被 搁置著。 经过几年的“推倒重来”,西九管理局动用1.5亿元港币委托三间顾问公司研究概念设计方案,并由2010 年8 月20 日起在香港多处地点举行展览,公众谘询为期三个月,收集市民 意见,再归纳各方意见挑选主题方案。

制裁菲律宾,直到它对香港道歉

制裁菲律宾,直到它对香港道歉 令港人伤感的马尼拉人质事件发生至今已经三年多,但菲律宾政府一直不愿意为事件道歉。香港特区政府29日终于宣布对菲律宾实施第一阶段制裁,暂停菲律宾外交或公务护照持有人免签证访港14天的安排。诚然,这项措施的实质成效不大,但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充分反映出港府保障港人在海外权益的决心。 在国际上,跨国人质事件往往会引起国际纠纷,菲律宾也不例外。2004年,伊拉克武装分子就绑架了一名菲律宾人质,要求正在当地协助美国进行重建工作的菲律宾部队撤出。尽管美国政府一再警告菲国撤军可能会给予恐怖分子错误的讯息,但菲律宾政府最后仍然决定从伊拉克撤军。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挽救一名菲律宾国民的性命。 上述事件说明菲律宾政府并非视人命为草芥,至少对本国国民不是如此。当年菲国政府为国民性命,敢于向美国政府说不的勇气令人敬偑。相比之下,马尼拉人质惨剧发生逾三年,菲律宾政府对港人截然不同的态度,委实令人气愤。 回顾三年前,由于菲律宾警察的无能,造成十多

名港人在马尼拉人质事件中无辜死伤,引发港人共愤,齐声谴责。后来香港政府一念之差,将人质事件与制裁分开。这种过分的仁慈和宽恕举止,反而让菲律宾有恃无恐,视为是香港软弱的标志,不把香港放在眼中。死者家属和伤者多番奔波,至今仍未能讨回公道。 更令人气愤地是,过去三年来,香港人质死难者家属已经对菲国相当宽恕,除了不坚持要求总统道歉,赔偿金额也非大问题。但菲国政府却依然小动作不断,一时刻意矮化香港特首,一时又不断出尔反尔,原本同意在书面上用“道歉”字眼,后来又突然改变态度,只肯用“悲伤”一词,诚意欠奉,令人气愤。 面对菲律宾这个“无赖”政府,港府三年来与菲律宾政府谈判解决人质事件,可谓有理说不清,才在去年年底被迫定下一个月的谈判期。但不知不觉地,一个月限期早已过去,菲国政府仍未正式道歉及赔偿,港府终于在29日宣布推出制裁措施。这一措施在香港人看来,虽然来得有点晚,但总比没有好。 港府的有关制裁措施是一大突破,除了可以向死者家属和伤者交代,也有力地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即港府是有决心解决事件,为港人争取公道的。但港府和香港社会未来有必要思考:若菲国仍然坚持不道歉,港府未来需要再采取哪方面的进一步措施。在过

1997年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背景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于1997年7月,由泰国开始,之后进一步影响了邻近亚洲国家的货币,股票市场,和其它的资产价值。此危机另一名称是亚洲金融风暴(常见于香港)。 印尼、韩国和泰国是受此金融风暴波及最严重的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和香港也被波及。中国大陆和台湾受影响程度相对较轻,但台湾却面临著"本土型金融风暴"的威胁。日本则仍是处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自身的长期经济困境中,受到此金融风暴的影响并不大。 1997年,泰国经济疲弱,许多东南亚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和韩国等长期依赖中短期外资贷款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汇率偏高并大多维持与美元或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或联系汇率,这给国际投机资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捕猎机会。由美国知名炒家索罗斯主导的量子基金乘势进军泰国,从大量卖空泰铢开始,迫使泰国放弃维持已久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而实行自由浮动,从而引发了一场泰国金融市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之后危机很快波及到所有东南亚实行货币自由兑换的国家和地区,香港的港元便成为亚洲最贵的货币。 一、事件经过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 211.47点;28日,下跌1 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泰铢汇率(1美元=?泰铢)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 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量子基金和老虎基金开始炒卖港元,首先向银行借来大量港元在市场上抛售,换来美元借出以赚取利息,同时大量卖空港股期货。前者会使利率急升,导致股市下跌,从而在期货市场获利;同时一旦港元下跌,他们也可以同时在外汇市场获利,可谓一石二鸟。

港府

港府:中央在政改问题上有权有责,退让不可能 2015年06月03日来源:环球时报 原标题:香港政改方案表决进入倒计时,港府重申退让不可能 【环球时报驻香港特约记者凌德】香港特区政府2日正式向立法会公告,将于17日向立法会递交政改方案,等候审议表决。由此,香港2017年普选特首政改方案进入立法会表决半个月倒计时。泛民立法会议员扬言,届时会毫无悬念地否决政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当天对媒体说,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改有权有责,不会在政改问题上退让,呼吁立法会议员冷静客观,理性判断。 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港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2日向立法会呈交通知时称,政改方案将一如4月22日公布的内容,毋须作进一步修改,也不会延迟表决时间。未来两周,他与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会继续约见泛民议员,争取支持。梁振英当天会见媒体时说,基本事实是中央在政改问题上有权有责。中央官员日前与立法会议员会面时,白纸黑字,中央已清楚表达对政改的立场,相信所谓中央“退让”的可能性不存在。 香港商业电台报道称,对此,泛民“饭盒会”召集人、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声称,泛民否决政改毫无悬念。据香港《文汇报》报道,反对派拟于14日进行“反政改”大游行。有消息称,反对派极可能趁游行之机发动“包围”立法会,甚至再出现去年“占中”期间的占领行动。对

此,警方已经从5大警区集合6000多人的总队严阵以待。再加上待命的机动部队和反恐特勤队等,总警力超过7000人。 香港“AM730”2日评论说,政改五部曲启动至今,社会上120多万人联署呼吁政改通过,人心思普选,但泛民三度联署,坚决捆绑否决方案,拒绝华丽转身,扼杀香港人的普选权。上周日与中央官员会面后,泛民仍执迷不悟,政改一役看来尘埃落定。香港《经济日报》2日称,据悉,港府内部的评估认为,多名温和泛民上周日与中央官员会面后的反应不算太激烈。港府官员的一丝寄望是温和泛民在未来几天思考、沉淀中央官员的话后,以香港未来长远发展为念,转身支持政改。 最新一期的香港时政杂志《紫荆》称,表面上看,影响政改方案能否获得立法会2/3议员通过的重要因素,是27名泛民议员的态度。而事实上,对这些议员态度产生重要影响的是美国的政治势力。文章援引泛民阵营的多个消息透露说,美国一些机构对香港政改已经明确“两步走”策略:一是坚持与北京对抗到最后一刻,能争多少争多少; 二是替最后通过政改留下一定空间,有普选总比无普选好。该杂志评论说,公民党、民主党这类大党转身不容易,但其他泛民成员可以有策略地留出转身空间。在可见的将来,香港市民或许还会看到一些“怪事”。政改方案能否在立法会顺利通过目前仍是悬念。

台港澳原题

一、概念题 1、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构想,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国两制”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实行“两种制度”长期不变;*在台港澳地区实行高度自治;由爱国者来治理。 2、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缘起是为两岸协商寻求与奠定政治基础。两岸授权民间团体事务性协商开启后,需要双方为协商奠定明确的政治基础。1992年10月底至12月初,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在香港举行会谈,会谈后又通过数次函电往来,最终形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的共识,后被称为“九二共识”。“九二共识”的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九二共识”的精髓是求同存异。 3、望厦条约:望厦条约又称《中美五口通商章程》,是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7月3日清朝与美国在澳门的望厦村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也是清政府与美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美《望厦条约》共34款,并附有海关税则。主要内容为美国在通商、外交等方面,享有与英国同等的权利。也就是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获得的特殊权益,除割地、赔款外,美国全部获得,而且在许多方面危害中国更厉。包括1.协定关税。2.扩大领事裁判权范围。 3.侵犯中国的领海权。 4.规定了12年后可以“修约”的条款。此外,条约还同样规定了片面最惠国待遇,如中国日后给他国以某种优惠,美国应一体均沾。 4、过渡时期 5、联合汇率制:联系汇率制度是一种货币发行局制度。根据货币发行局制度的规定,货币基础的流量和存量都必须得到外汇储备的十足支持。换言之,货币基础的任何变动必须与外汇储备的相应变动一致。它是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首要货币政策目标,在联系汇率制度的架构内,通过稳健的外汇基金管理、货币操作及其他适当的措施,维持汇率稳定。联系汇率制度的重要支柱包括香港庞大的官方储备、稳健可靠的银行体系、审慎的理财哲学,以及灵活的经济结构。 6、两岸“三通”:两岸“三通”是指台湾海峡两岸之间双向的直接通邮、通商与通航,而不是局部或间接的“三通”。两岸“三通”将增加两岸政治上的互信度,可搁置争议,消减敌意,增强民族凝聚力;经贸和民间交流也将进一步加强。“三通”将带来更多投资,给客运与物流行业带来机遇。 1981年9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在新华社发表谈话时,阐述了党和政府对两岸和平统一与两岸往来的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主张。 这也是祖国大陆第一次明确“三通”的内容,即由1979年的“通航通邮”与“经济交流”概括为“通邮、通商、通航”。 7、“CEPA”: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即《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英文简称。包括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签署的《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是“一国两制”原则的成功实践,是内地与港澳制度性合作的新路径,是内地与港澳经贸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是我国家主体与香港、澳门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也是内地第一个全面实施的自由贸易协议。CEPA具有自由贸易协议性质,是中国国家主体与其特别行政区之间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性质的经贸安排,带有明显的自由贸易区特征。从宏观角度看,CEPA的基本目标是:逐步取消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提高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经贸合作水平。 8、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是指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香港、新加坡、韩

香港金融保卫战

香港金融保卫战 一九九八年八月,令世界震惊的八月,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香港政府无法容忍国际炒家三番五次地狙击港元,动用外汇基金合法地干预香港股市,与国际炒家在金融市场上进行殊死拼杀。这是一场战争,正如一些人说的,虽然看不见硝烟迷漫刀光剑影,听不见炮声隆隆喊声凄厉。可是这场战争中,尽管没有血肉横飞,其惨烈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一场真枪实弹令所有关心的人惊心动魄。港府与炒家的搏杀,标志着人类的战争已经开始了一种全新的形式——金融战。 一、索罗斯得陇望蜀,垂涎香港联系汇率 97年,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投机商掀起一股抛售泰铢风潮,这被认为直接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称其为“潜伏在金融市场中的狠毒的野兽”。挟着东南亚大胜的余威,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在97年10月23日,首次冲击香港市场,造成香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一度狂升至300%,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下泻1000多点,大获而归。10月风暴过后,多次小规模狙击港元,利用汇率、股市和期市之间的互动规律大肆投机,狂妄地将香港戏称为他们的“超级提款机”。港府虽然在今年初和年中击退了炒家们狙击港元,守住了汇市,股市却一路狂泻,经济也跟著陷入衰退。在这种互相搏击之中,圈外人可能觉得百思莫解:既然香港政府一再申明决心维护联系汇率,而且政府持有大

量的外汇储备,有能力对付炒家的进袭,为什么炒家明知是一无所获,甚至还会烧痛手指,他们却还是一而再的进场抛售港币?原来这里头还有另一层原因,炒家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这个沛公就是股票市场。因为每一次港币受到冲击,利率就上升,这势必打击到原已非常低沉的香港经济,股票市场就应声而跌。因此,这一年多以来,每当港币受到冲击时,香港股市也跟着暴跌。洞悉此中奥秘的炒家食髓知味,往往两面下手,既抛售股票、指数期货和期权,同时也抛售港币。虽然他们在港币的投机活动可能会有所折损,可是,在股票市场上却大有斩获。因此,与美元固定联系的港元汇率却始终是炒家们的目标。 通过精心策划,索罗斯等炒家在七月底八月初开始大规模狙击港元的行动。他们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利用日元疲软大肆散布人民币要贬值的谣言,动摇投资者对港元的信心;另一方面在外汇市场大手抛出投机性的港元沽盘,同时在股市抛售来压低恒生指数,以及在恒指期货市场累积大量淡仓,指望在汇市、股市和期市相关连的市场上大获其利。在八月份,量子基金已累积40亿美元的远期港元沽盘,占未来远期合约的六成。在特区政府入市干预之前的19个交易日内,恒生指数急挫2000多点。 二、香港政府义无返顾,巨资入市激战炒家 香港素称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港府对市场的原则一向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始末 19世纪后半叶,英帝国主义用炮舰外交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逼迫清政府将香港岛、九龙半岛尖端割让给英国,并把九龙界限北至深圳河的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租借给英国,为期99年。弱国无外交,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新中国的成立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结束了长期受侵略、被压迫、遭凌辱的历史。中国历史迈进新的纪元,中国外交也揭开了新的篇章。那时一个敏感而又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英国占领下的香港,何时收回香港对新中国更为有利。建国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定。这个决策是极具战略眼光的。“暂不收回”并不意味新中国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或放弃香港,而是有更加深远的考虑;“维持现状”有利于新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使香港成为新中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周总理讲得很清楚:香港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 1960年代,中国政府对港澳工作又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即对香港的未来要作长期打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采取足以改变香港现状的政策,同时要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香港成为新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保持与西方世界对话关系的“桥梁”和“窗口”。 197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内来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全国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从国际上来讲,冷战格局开始打破,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

了中国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 随着“九七”日益临近,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如何处理新界租约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而英国出于保护其在港既得利益的考虑,则一心想通过某种方式延续对香港的统治。坦率地讲,英国是极不愿意把香港归还给中国的。但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英国没有其他选择。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拉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的立场,并断言由中国取代英国的管治,“香港就会崩溃”,就会危及中国“四化”建设。针对这种论调,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回答:“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和办法。”邓小平说:“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了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还说:“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依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邓

香港建筑工严重短缺,机会来了?

香港建筑工严重短缺,机会来了? 香港建筑工严重短缺,机会来了? 据香港建造业总工会向南都记者透露,最近五年都将是建造业的小阳春,港府大力推动基建工程、十大基建已陆续上马,今年政府基建工务工程的支出已累计超过 1000亿港元,加上私人工程,香港在建的工程总额已经接近2000亿港元。由此带来了建造业的人力市场需求,其中基建工程中的混凝土、模板和扎铁等工种更是用工紧缺,涨薪幅度最大。 在总工会提供的一张《2014年度与2015年度建造业工人工资对比》表格中可以看到,混凝土工种的日薪已经从去年的2000港元涨到今年的2300港元,高居日薪榜首;模板工种的日薪也达到2050港元;其他多个工种平均加薪幅度也在10%以上,日薪从1100到2000港元不等。据悉,这已经是香港建造业界自2008年之后连续第八年加薪,工会透露,建造业界也是目前香港少有的保持每年都有加薪的良好前景行业。 两年引进565名建筑工 香港统计署的数据显示,20 0 4年香港人口为679万,2014年为739万,2023年将达到789万,但与此同时劳动力人口占比却将从52.1 %下降到46 .1%,香港餐饮、安老服务等行业都出现了严重用工荒,而建筑工人的用工荒因为近年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机场第三跑道等大型基建工程陆续开建而显得尤为严重。据估算,未来数年香港建造业仍欠缺约1万至1 .5万名技术工人。 在昨日的立法会会议上,香港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在回应议员提问时表示,港府与建造业议会一直致力于加强培训本地建造业工人及吸引更多新人加入,议会已在去年年初就成立了短期劳动力供应专责小组,识别了26个人手短缺工种并与职业训练局展开培训,各项培训措施已顺利推行并取得一定成效。 陈茂波同时也承认,培训并没有完全解决建造业技术工人短缺的.情况。从2014年4月起,港府就针对“补充劳工计划”推出优化措

香港人眼里的大陆人(看完后别砸手机)

香港人眼里的大陆人(看完后别砸手机)转自知乎如果看了这篇文章,你有想踏平香港的想法,我劝大家不用那么紧张,因为中国很多大城市里的人也有类似的看法。由于工作和社交的关系,结识了不少香 候必须提升服务质量,这样才能在自由行中获益。不过现在,你也看到了,中国游客给香港带来了太大的压力,即便是旅游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也都开始反感中国游客了——除非他是老板,直接赚到了中国人的钱,但毕竟那是极少数的Q:你怎么看待自由行中的大陆游客?A:当你歧视一个

人或一个族群的时候,你的眼中就只有对方的缺点。我曾经在广东道海港城一带观察过,虽然说话声音普遍比较大,但至少过半数的中国游客没有任何失礼的行为,甚至表现出比他们在国内还要更高的素质,比如会在指定吸烟区吸烟,过斑马线想冲红灯时会注意旁边是否有人在等候。然而因为固 港人,在与中国人交往时会表现的彬彬有礼,表达观点的时候也滴水不漏,但这只能说明他们很聪明,并不代表他们不歧视你。如果一个中国人跟一个香港人有着很好的私交——例如你我——那也只是他改变了对你个人的看法,却很难改变对你们整体的看法。Q:港府颁布法令禁止中国籍双

非父母在港产子,是否涉嫌种族歧视?A:这毫无疑问是种族歧视,全世界任何国籍的父母都可在香港产子并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唯独中国父母不可。试想在现今世界上还有比这更赤裸裸的、以法律形式存在的种族或者说族群歧视么?甚至中国父母在获取第三方国籍——比如加入菲律 眼、发牢骚、咒骂,但青年学生却会寻求各种途径、采取各种行为通过公共渠道不加遮掩的表达他们的歧视与诉求。有一定年龄和阅历的人会很清楚公开表达歧视是极为不妥的,但青年学生不会,他们在表达歧视的时候是带着一种使命感的,即“我知道你们也歧视中国人,只是你们不敢说出来。

香港问题

香港问题 作者:迟明峰香港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李嘉诚发家了,堵死了下一个李嘉诚的路子。以李家为代表的香港四大家族,操纵港府政策,严控香港的土地供应,迄今香港的建设用地面积不到10%,这就一方面造成了房价地价比天还高,另一方面也拉抬了人工成本。畸高的营商成本,让大部分工农业企业关门大吉。至于零售、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则大多为四大家族所控制,乃至香港有“李家的城”的称谓。 类似“自由行”等中央给香港的经济蛋糕,好处基本被控制了零售、酒店等产业的财阀拿走,普通民众所获寥寥,却承受了人潮拥挤、物价抬升的弊端。占人口80%的中产和底层民众活得太苦,自然就把气撒在港府和中央政府身上。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笨蛋,是经济!”,就凭这句竞选口号,克林顿打败了携伊拉克战争胜利之威的老布什。解决香港的问题,也得从经济入手,需要大智慧,需要大勇气。 下文为一位不愿署名的香港特区立法委员所写,标题为“嗟尔香港,气数尽矣!”,文中观点不见得中允,仅供参考: 正文: 要说香港为什么会衰落,就要先说香港为什么会崛起。 总结成功经验这种事情,向来是一百个人有一百零一个解释。不过委员认为真正靠谱的原因就一个:香港是内地和西方经贸交流的中转站。这个条件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达到最优,使得香港一跃成为国际级的大都市,只不过这样的好机会,之前之后都很难再找了。 首先,让时光倒推回1840年。从英国最初割占香港,到朝鲜战争爆发,中间有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里的香港固然也有不错的经济发展,但远没有

日后那么抢眼。这是因为,当时的香港并没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占据什么不可替代的地位。当年的中国对西方市场几乎完全开放,外国人员、资金、货物,都可以畅行无阻的直接进入中国内地,那么自然没有必要绕行英国控制的香港,多费一重周折。香港在当时的地位更侧重于军港,而非商贸中心。 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年轻的新中国同西方世界的经济联系几乎完全被切断。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特别不便,因为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苏联人可以为中国提供经济建设亟需的资金和技术。既然中国并不十分期待来自西方的经济资源,那么作为西方窗口的香港也就只有打酱油的份了。 转机起于中苏分裂。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的转向西方,寻求资源的替代来源。这种转向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七十年代著名的“四三方案”,从西方引进全套工业生产设备,满足经济建设需求。这是自156个苏联援助项目之后,中国第二次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工业技术和设备。以四三方案为代表,中国和西方经济体系开始重建联系。这种联系由小到大,最终演变成全国性的对外开放。 顺便说一句,当年直接主持四三方案的中央负责人,就是后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老人家。 然而,尽管中国大陆已经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实际操作中,开放面临重重问题。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上、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

谈判技巧香港回归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谈判技巧香港回归 篇一:香港回归谈判 香港回归第八轮谈判 地点:北京钓鱼台宾馆 成员:中方:主谈手:中方代表团团长周南() 副谈手:中方代表团副团长鲁平() 张扬() 团长秘书:余航 翻译:张强 美方:主谈手:英方代表团团长伊文思(饰) 副谈手:英方代表团副团长克鲁兹(杨) 约翰逊(王) 团长助理:特朗普孟饰) 翻译:威廉(春饰) 记者:李艳壮

谈判双方落座 余/张(介绍中方人员):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介绍我们中方代表团成员(介绍谁谁点头)这是我们中方代表团团长ThisisourheadofdelegationZhounan,这是我们中方代表团副团长鲁平ThisisourdeputyheadofchinaLuping,这是我们中方代表团副团长张扬ThisisourdeputyheadofchinaZhangYang.我是团长秘书余航,IamZhounan’ssecretary余航. 孟涛/刘春(介绍英方人员):ThisisourheadofdelegationIvens,这是我们英方代表团团长伊文斯Thisisourdeputyheadofenglandcruz,这是我们英方代表团副团长克鲁兹ThisisourdeputyheadofenglandJohansson.这是我们英方 代表团副团长约翰逊,IamIvens’ssecretarymengTao.我是团长秘书孟 伊文思(杨忠):非常感谢中方对我方人员的热情接待,我非常喜欢中国,这里的长城,兵马俑,故宫让我惊叹。 周南(王晨):中国地大物博,风景优美,肯定让阁下不虚此行。那么我们开始正式的议题吧。 鲁平(尹):下面由我来宣读中方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十二条基本方针(略)第三款,香港特区政府由中央人民政府直接管辖。

香港教育史

研究香港教育制度史(1840—1997) [大] [中] [小] 发布人:圣才学习网发布日期:2011-12-14 11:45 共531人浏览 导言 香港自古以来便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石器时代,香港地区就有中国先民在此居住与生活。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南越后,分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香港地区属于南海郡的番禺县,从此香港便正式纳入了中国的行政版图[①a]。近代以前,其文化教育与内地无异,实行科举制度,读书人所习者不外乎子曰诗云,以致仕为鹄。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通过与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占据了香港。香港教育从此走上了与内地迥然有别的发展道路,其教育制度也被打上了明显的殖民主义烙印。1984年,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宣布,中国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如今,香港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香港教育史也即将揭开新的一页。为了有利于“九七”以后香港教育的平稳过渡与顺利衔接,促进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教育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回顾和总结英占时期香港教育制度的发展历程,探讨并揭示其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因此,研究香港教育制度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时,由于多方面原因,香港教育制度史在以往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中几乎是一片空白。除了40年代末阮柔先生出版的一本《香港教育——香港教育制度之史的研究》(香港进步教育出版社1948年版)以及其后人们零星发表的若干论文外,多年来鲜见专门的有份量的研究成果面世[②a]。即便是已经面世的研究成果,也在观点、资料等方面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从深化中国教育史研究(包括香港教育史研究)的角度来说,研究香港教育制度史也是十分必要的,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历史唯物论与辩证法为指导思想,以香港教育史资料的广泛搜集和整理为依据,运用文献分析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对英占时期香港教育制度的演变过程、性质特征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和剖析,以揭示其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利于香港教育在“九七”之后继续稳定、健康地发展。 在正文展开之前,需要说明三点:1.教育制度的定义。教育制度一般指各种教育机构的系统。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涵义:一是泛指有组织的教育和教学的机构体系,包括学校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制度;一是专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制度,简称学制[①b]。本文取第一种用法。考虑到港英当局一贯奉行行政主导,故本文在论述程序上是先教育行政后学制系统。2.日占时期的取舍。由于日军占领香港仅三年多时期(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在香港被外人占据的150多年中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加之日军此时忙于战事,虽竭力推行殖民教育,但往往有心无力,绩效不彰。故本文未将日占时期的香港教育制度单列一节加以论述。3.英占时期的分期。本文依据国际和中国政情的变幻、港英当局教育政策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以及香港学校教育制度完善的程度,将英占时期香港教育制度史分为英占初期(1840—1900)、英占中期(1901—1941)和英占后期(1945—1997)三大段。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大致的。 一、英占初期的教育制度(1840—1900) 19世纪中叶,长期闭关自守的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泥沼,香港岛就是在这个时期被英国强占的。从此,香港教育被烙上了殖民主义的印痕。 (一)教育行政制度的演变 英国占领香港之初,并不关心教育事业的发展,而是将之交由英国圣公会、罗马天主教会和英国伦敦传道会分别办理。直到1847年12月6日,港府才在《香港政府宪报》上宣布以每月10元的标准资助三所中文学塾,并成立教育委员会,负责监督。教育委员会是在香港出现的最早的专责教育管理事宜的机构,其组织方式来自英国,设置的目的无非在于逐步加强对香港教育的影响,其时以宗教教育的渗透为甚,1847年3月13日,戴维斯总督在给殖民地事务部的信中表达出这样一个愿望:“倘若这些学校将来能够完全由受过新教的传教士所薰陶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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