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对当代的启示
摘要：朱熹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人们对其思想进行片面地批判，而今天的我们在研究时才发现，其思想的积极作用，不仅表现在我们的反腐倡廉和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上，而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关键词：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实质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其伦理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是他的重要思想主张。其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后世历代统治者则利用它作为扼杀人性的工具，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也是过分地强调其消极作用，而对其积极作用谈及甚少，在现在看来这是有失公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重新作出客观的评价，汲取其思想之精华，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广大，更加清楚地认识对当代的启示意义。
一、朱熹“天理”、“人欲”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在朱熹看来，“天理”是永恒不变、自己生成、统领万物的东西，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存在于万物产生之前。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1】“理”是宇宙的本体。同时“天理”还包含有合乎规律的自然法则之义。如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2】而且朱熹认为，“浑然天理便是仁”【3】，天理就是三纲五常，“仁”是浑然天理，那么循天理便是义，“义者，天理之所宜”，“礼者，天理之节文”，【4】所宜、节文都是天理存在的状态。天理不仅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而且体现为人伦，“父子、兄弟、妇夫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君臣虽亦是天理，然是义合”。【5】父慈、子孝、弟弟、夫妇敬都是天理之自然。同时，天理是心的本然，“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6】心之本然是指心中浑然天理，而无一丝人欲杂念；而且他宣扬伦理纲常是“理”的表现，是先验的。
朱熹说：“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7】他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又称为义理之性或道心）和气质之性（又称人欲或人心）两种。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理是纯善的；气质之性则是“理与杂念”，他认为人所感受的气有清浊之分，“天命之性”的气是凛清的，因而是善的，所以他认为“天命之性”就是“天理”，是无有不善的；而“气质之性”的气有清有浊，因而是善恶相混的，所以他认为“气质之性”是受到外界的物欲的诱惑和牵累，是产生欲的根源，是有善有恶的。朱熹所说的人欲，即“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卷十三】就是说要符合“天理之欲”，就如饥食渴饮都是欲，但这种欲是公共的、不得不满足的欲，故这种欲不能称之为欲，而称之为“天理”。而他所讲的“欲”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人们普遍的、共有的物质生活需求之欲，这种欲是合理的，是和天理一致的；另一方面是指乱于情而有的欲，即追求美味美色之欲、没有节度之欲，以及一己之私欲的贪欲，这种欲与天理不合，应予灭绝。而他所提到的“灭人欲”，即就是要遏制人的私欲、贪欲。朱熹认为“天理”和“人欲”是相互联系、互相消长的，在处理其关系时，应该掌握“度”，他说：“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恰好，便有人欲出来。”
为此，他主张以天理来克制人欲，以道心来主宰人心，要“存天理，灭人欲”，他认为“天理人欲两不立”而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就是公与私的对立。在他看来，凡属于天理的就是公，凡属于人欲的就是私。而且他认为要存的的“天理”就是存仁、义、礼、智这些伦理道德，朱熹把“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准则，继承了孔孟的道德伦理思想，强调以“理”来限制“欲”，以“理”来灭“人欲”。他说：“天理人欲之并行，其或断或续，固宜如此。至若论其本然之妙，则惟有天理而无人欲，是以圣人之教，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若心则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8】可以看出，尽管人欲是不可避免的，但要立足于心常不泯而天理常明，而不能只满足于有时符合天理之心理。因此要“灭人欲”，灭人的私欲、贪欲。对于这一点的提出，是适用于朱熹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下的，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随着人
们欲望的不断呈现和要求不断满足的基础上，“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消极作用逐渐显现，以至于再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进行批判的成分还是居多，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实质进行进一步的认识。
二、“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实质
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当时南宋面临着严重的社会统治危机，与北宋相比，南宋的统治阶级更加昏庸无道，金兵入侵中原腹地后，南宋迁都杭州，面对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统治者不但苟且偷生、不思进取、还加紧盘剥劳苦百姓。辛弃疾曾这样描绘：“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盗贼以剥夺害之···夫民为国本，而贪吏迫使为盗···”吴自牧在《梦梁录》也有记载：“公子王孙···更以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人都道玉露频催，金鸡屡喝，兴犹未已”这些都说明了当时的南宋统治者只知寻欢作乐，不图收复中原失地。朱熹正是针对当时危乱的社会现实和腐败且不思进取的统治阶级而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力图使统治者和南宋士民能存理克欲，当时来看，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协调好内部的关系和稳定外部的环境，也要求其统治集团的成员严格按照封建等级制度享用俸禄，控制自己的欲望。朱熹的思想正好符合社会的需求，因此他的理学思想在当时成为主流了主流思想。
朱熹不仅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克服自身的私欲，而且还告诫封建统治者要“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他说：“盖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术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9】在朱熹看来，帝王如以“道心”治国，实行得就是王道政治，这与天理是相符合的；帝王如以“人心”治国，实行得就是霸道政治，这与天理便是相违背的。他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实行的正是王道政治，以道心治天下，故天理流行，社会一片光明美好。而三代以后，帝王实行的是霸道政治，道心不传，故人欲横流，社会一片黑暗而混乱。因此，朱熹将“存天理，灭人欲”作为帝王是实行王道政治还是霸道政治的标准，也是一个政治准则。并且他的思想在倡导之后，的确起
到了矫正时弊的作用，如当时在福建闽南一带民风淳朴、遵法守法而成为“守礼敦义，溢于阖闾”之乡。可见，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在道德、礼仪文明方面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局限性
朱熹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家，其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也是以维护封建伦理的“三纲五常”为主要目的，而中央集权的君主统治者利用其思想，与其政治相结合，成为了强化思想控制的工具。因此，这就使得其理欲观具有了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从根本上说，是为维护封建的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服务的。这就使其封建等级更加分明，使得他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为维护封建的宗法制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次，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强调“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不免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他这一点的提出，似乎是完全灭尽世间的人欲，而忽视了人欲也是有符合天理的成分。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王夫之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学者有理有欲，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这种批评也是十分中肯的。
第三，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宣扬所谓的“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因而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划分天理与人欲的标准的不确定性，以至于可以在“公于天下”的旗号下，把极端的纵欲行为说成是“存天理”，又可以把同样的行为说成是“灭人欲”。可见，其思想的不确定性，既可以为封建统治者的及时行乐作辩解，又可以起到要压制人民群众合理的物质欲望。而使得在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宣扬之下，其思想变得更加具备了反人道的性质。
四、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当代启示和意义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但这也是与其所处的时代是有关的。而且其思想在巩固社会统治，对扭转腐朽堕落的社会风气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对道德文明礼仪也起了积极的教化作用。着眼现在来看，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期，其思想仍对我国当代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意义。
第一，朱熹所宣扬的“欲要合理，不能徇情欲”，对于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培养人们自律、互助、诚实、守信的道德品质，保持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良好生存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当代社会也存在了一种“理”的精神生活的追求，这也是更好地区分人与一般动物的标志，人想要更好地发展，就应适当地追求“理”的精神生活，那也就要求我们要与社会、集体、他人保持和谐的关系，就必须遵守社会的法律规章制度和伦理道德法则，克制自己过高的欲望，从而建立一个和谐的生存环境。
第二，朱熹所宣扬的“凡符合天理的就是公，凡属于人欲的就是私”，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公私之矛盾，有其指导意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在个人面前是永远之上的，所以，我们也有必要去考虑如何处理好公私关系。在健全法制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顺利进行。
第三，朱熹所宣扬的“汲汲于正心诚意以立其本”，对于反腐倡廉、遏制党内的腐败现象，有积极地警示作用。我们也会经常听到很多党员干部贪污腐败的报道，就目前我国有好多党员干部打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而根本不干一点实事，他们贪污受贿、进行权钱交易，大大损害了人民利益。这种现象是亟待解决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深刻教育，使得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从而发挥其模范带头作用。
朱熹 简介 朱熹（1130—1202），南宋著名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诗人、教育家、文学家。汉族，字元晦，后改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侨寓建阳（今属福建）崇安。庆元六年病逝。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是程朱学派的主要代表，诗作有《观书有感》《春日》《泛舟》等著名诗作。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但其词意境稍觉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盖因其注重理学的哲学思想故也。 哲学思想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②理是事物的规律。 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太极只是一个理字”。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个范畴。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属第二性。
朱熹的思想是什么 朱熹的思想是什么 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以北宋二程的理学为基础，融合了佛，道两家思想，构建了自己庞大的理学体系。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以人为中心，理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 他的思想体系主要可以概括以下三类：第一，理是世界的本源。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即是理;第二，格物致知理论，他在提倡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外部事物的考察;第三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想要体会到天地之理，就要除去人的私欲。 朱熹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是儒学发展到宋代的传承者和创新者。他的思想体系，在往后朝代的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产生了深远影响。康熙皇帝说朱熹是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对王阳明的心学的产生了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王阳明为了验证格物致知理论，他在书院一连坐了七天观察竹子，想体验会到竹子的道理，日不食，夜不寐，专注于观察竹子，思考问题，最后终于撑不下去生病了，但也没有体会出竹子的道理。王阳明格竹子让他对朱熹的格物致知产生了怀疑，也对格物致知有了新的理解。他们对格物致知理解不同在于：朱熹倾向于对外在事物的理性探索，而王阳明则是指向内在的主观体验。 朱熹对后世的影响如何 朱熹的理学说是他最大的成就，他认为理是山川河流、鸟兽虫鱼、四季变幻和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世间存在的，不能被破坏的规律，人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受到规律的约束，违反规律会受到自然和社会的惩罚。理相对的是欲，欲望要在正常的
范围内才被允许，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应该被禁止。这个学说被统治者截出来，用来约束人民。短期来看，有利于统治者管理百姓，使百姓能够安分守己，达到国家稳定的目的;长远来看，人的正常欲望得不到实现，人没有积极性，做事很消极，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朱熹提出的四书，四书是中国古代的四本典籍，他认为这四本书是读书人必读的经典，不读这四本书不能称之为读书人。这四本书后来被作为封建社会必读的教科书，每次的科举考试都是从这四本书里面找考点，读书人的思想都被这四本书禁锢了，直到封建社会结束才逐渐被废除。 朱熹提出的三纲五常，他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各自遵守应该做的事，大臣对君王、孩子对父母、妻子对丈夫都要绝对服从，从某个程度上约束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从短时间来看有积极作用，从长远来看，扼杀了人的自然欲求，人变得迂腐和封建。 朱熹理气论核心思想是什么 朱熹理气论核心思想是什么 朱熹的理气论的核心范畴是理，或者称为道或太极，从中可以看出他充分利用了道家的思想。理是万物之先，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太极包括了万事万物之理，万物就可以分别体现整个太极。也就是说人人有理、事事有理，每一个人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存在的根据。气是仅次于理的又一哲学范畴，气相对应理来讲，理是抽象的，而气是有固定形态的，有情、有形、有状，有迹可循，从而铸成万物，它具有凝聚和可改造、创作的特性，天下万物都是理和气相统一的产物。第二个方面，理、气是有主次之分的，理为先，气在后，理具有第一性，气则属第二性。
浅谈朱熹的法律思想 朱熹生活的南宋初期，国内各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对外有北方金贵族集团的入侵，对内有南宋政权的腐败与无能和不断爆发各种形式的农民起义。针对当时内外患忧的时局，从维护封建王朝的最大利益出发，他从理学上提出和阐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思想。 一、朱熹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哲学宇宙观。 首先，他从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出发，将“理”看成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和产生万物的本源，它不是人们主观想象的，它是客观实际存在的，是自然界的主宰，它是人类社会最高精神的本体；“理”必须靠“气”来体现，“气”的千差万变就构成“理”具体的多样化的宇宙万物。自然界的人自然是“理”与“气”的混合物，“理”在人类社会的体现就是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在人性上称作“天地之性”。“气”在人性上则表现为“气质之性”，它含有为恶的危险性，即“人欲”。“圣人君师”是“无人欲之私”的，所以才具有主宰人类社会的神圣资格，封建皇帝便成了“理”在人间的杰出代表者。他们的职责是“代天而理物”，谁违背了他们的意志，就是违背“天理”。他认为人间的忠孝仁义、三纲五常这些道德伦理观念是千古不变的，是上天规定下来的，是天理的组成部分，那么人间的立法和司法当然必须以“天理”作为指导。统治阶级用来统治人间的一切措施、方法，如德、礼、政、刑，其目的无非就是根除人们的“人欲”，恢复“天理”或曰“存天理，灭人欲”。一方面，因为人们的“气质之性”不同，因而“人欲”的多少也不同，所以要针对性运用德、礼、政、刑四项措施，逐渐改善人们的道德面貌，针对屡教不改者只能以刑罚严惩之，决不能心慈手软。但刑罚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不能尽绝“为恶之心”，因此，根本的措施还是教化。促使人们改恶从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理”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最高准则和标准，是先天地而生的，它是世间万物的本源，是千古永恒的真理，它是理学的最高范畴。 第二，因事致宜进行变法和改革主张 针对南宋当时政权腐败、外族入侵及民不聊生的局面，朱熹从历史的观点来裁判“天理、人欲”。他认为尧舜禹三代是“天理流行”“无不尽善”的时期，而三代以下则是“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的“利欲之私”泛滥的时代，他深感南宋“法弊、时弊”（即材木之心已皆腐朽，腐烂而不可复支持），以继承儒家道统为己任，要求效法三代，改革时弊，要起死回生，只有改弦更张，重建“天理流行”的盛世，不能死守祖宗法度。“必须别有规模，不用前人硬本子”。在朱熹看来，变法不过是改变人心的一个条件，改革时弊的改变方法是改变人心。要尽除人们的私欲，使他们的思想、道德、行为一准于“天理”，光靠法律制度，哪怕是良好的法律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君主“心术”的优劣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有无不正”，为了改变君主的“心术”，他主张限制君主的独断专横。他确信，只靠良好的政体，还不能改变君主的“心术”。
朱熹教育思想 作者：佚名点击数：510 更新日期：2006-10-13 本文仅供学习参考，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在此感谢本文作者。 摘要：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并且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即 8至15岁入小学，15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他认为，青少年德育最突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一旦接受了“异端邪说”，再教以伦理道德思想就会遇到抵触。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立志、居敬、存养、省察、力行。朱熹提倡：“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 关键词：朱熹德育明人伦方法 南宋大儒朱熹是位著名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他学识渊博，遍注典籍，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及自然科学，均有研究。《紫阳朱氏建安谱》附有朱熹著作总目凡41种，400百余卷，著述何止等身！非专业人士恐怕毕其一生精力也只能接触其宏富著作之一二，更不敢枉谈研究，对朱熹思想的发掘须经过几代人长期不断的努力。下面就朱熹的德育思想和教育方法说一点浅见，也只是隔靴挠痒，不得要领甚至谬误处，期待读者和专家批评。 一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与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相联，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朱熹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并贯穿到他整个的学术活动之中，身体力行。1173年，朱熹作《重修尤溪庙学记》，并为尤溪学宫题写《明伦堂》匾额，也体现了他的这一教育思想。朱熹19岁登第后，除了在地方上当官7年（一说9年），在朝任侍讲46天，四十多年都在致力于讲学传道，著书立说。朱熹一生从事教育，教化民众，可谓桃李满天下。据《紫阳朱氏建安谱》记载，朱子门人可考者有蔡元定、真德秀、
浅析朱熹《小学》中的道德教育思想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李月 摘要：朱熹作为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和理学思想集大成者，从教五十余年，其教育思想历来为中外学者所分析研究，尤其是其道德教育思想。居于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差异，朱熹将道德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处于第二阶段的小学教育是朱熹非常重视的。笔者先从简要介绍朱熹个人情况入手，引出其道德教育思想，再从其编制的小学教育教材—《小学》入手，详细介绍其小学阶段的道德教育思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朱熹道德教育思想进行了批判，但与此同时，挖掘其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为我国当下的道德教育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朱熹；道德教育思想；《小学》；批判；现代价值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in Zhu Xi’s《Primary School》 Student majoring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Yue Abstract:As a famous philosopher, educator, thinker and a synthesizer of Neo-Confucianism, Zhu Xi has been working as a teacher for more than fifty years, his educational ideology has been studied by Chinese and overseas scholars , particularly h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age, mentality and understanding between each individual, Zhu Xi divides his moral education into three stages, in which the second stag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is taken seriously by him. The author begins with a briefly introduction of Zhu Xi, then draws forth h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and ends with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h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in the period of primary education from textbooks for students in primary school-《Primary School》. Moreover, this article gives a criticism on Zhu X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to some extent, but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also explores modern value of Zhu Xi’s moral education ideology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our today's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Zhu Xi；moral education ideology；《Primary School》； criticism；modern value 引言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翁，祖籍安徽婺源县（今江西婺源县），是我国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全身心致力于儒学的研究，是程颐、程颢“二程”第四代弟子，也是宋代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理学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尤其是其教育思想曾影响我国元明清三朝600余年，是在我国历史儒家人物中仅次于孔子，董仲舒的第三个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上承孔子和孟子关于伦常的思想理论，又取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的理学的思想，综合构成了自己的理学体系[1]88-91。朱熹教育思想的基础是其理学思想，而道德教育又成为其理学思想的中心。朱熹生活的南宋时期，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严重，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面，宋室统治危机不断加深的现实，许许多多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都在寻求匡扶宋室的办法，朱熹也是其中之一，他深刻体会到道德教育是控制人们思想，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手段，所以他特别重视道德教育。 居于人的年龄，心理及理解能力差异[2]480-490，朱熹将道德教育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处于第二阶段的“小学”教育是朱熹非常重视的，虽然他视小学为封建社会的“末流”，但他在小学教育上却花费了颇大的精力。为此，朱熹还收集古代圣贤之人好的言论和行为，加以统合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小学的教材。全书共6卷，分别为内篇和外篇，总共有三百八十五章。其中内篇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这4卷，外篇为《嘉言》、《善行》这 2卷，以补充和说明《立教》、《明伦》、《敬身》。其中采用了众多历代儒学大师关于修身齐
朱熹的理学思想及评介 张志强 朱熹,字元晦,南宋徽州婺源人。他在程颢、程颐的唯心主义理学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庞大、严密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相应地,他本人也成为封建社会后期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哲学家,后人为纪念朱熹在思想上的贡献,谥其为“朱子”;又因朱熹生于福建尤溪,他所建立的理学体系被称为“闽学”。 朱熹治学严谨,对经学、史学、文学等文化典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朱子语类》、《四书集注》、《太极图谱解》、《西铭解》、《通书解》等。 朱熹思想是以儒家传统的政治伦理思想为内核,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并且成为了那个时代思想的范型。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朱熹思想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思维高度。可见,首先应对朱熹的思想做一种全面、多角度的审视,以理解其思想体系的性质及意义。 一、理本气末的唯心主义本体论 在前期的封建社会统治思想中,儒家着重于伦理实践而缺乏哲学论证,佛学、玄学精于思辨,可流于空无。在唯物主义思想的批判下,唯心主义思想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就是把出世的神学变为入世的哲学,着重于本体思辨和现实的纲常内容。 随着二程的理一元论与张载的气一元论的辩论,理气关系问题的争论很大。二程认为,“虚皆是理”;张载则与之针锋相对,认为“虚空皆气”。可见,哲学把理气关系的思辨水平提高到新的高度,不仅对理气孰为先后作出承诺,而且要让理气有一个更好的结合度。这个任务朱熹完成了。 朱熹认为,哲学在论证精神本体时,或者把精神本体规定为“有”或某种特殊的“物事”。由此精神本体异化为“一物”而不能成为万物的本体;或者把精神本体规定为“无”或“空”,使得精神本体的存在虚无化。朱熹认为,要重新解释“理”,以摆脱精神本体存在的困惑。在朱熹看来,“以理言之,则不可谓之有;以物言之,则不可谓之无”,“无极而太极,正所谓无此形状,而有此道理”。显然,经过朱熹的再解释,理既不是简单的有,也不是简单的无,而是有无的统一。从“以理言之”,即作为抽象的道理而言,由于其没有具体对象的可感觉特性,所以就难以称之为有,而应称之为无。但就其作为观念存在这一“物”的角度而言,因为它又是“有此道理”,所以又不能称之为“无”,而要称之为“有”。在这里,理即被朱熹加工为“无形而有理”的纯逻辑存在。 把“理”加工为“无形而有理”的纯逻辑存在的同时,朱熹还进一步在理气关系上论证了理的绝对实在性。他说:“太极者,不离乎阴阳而为言,亦不杂乎阴阳而为言”,“太极只在阴阳之中,非能离阴阳也,然而至论太极,则太极自是太极、阴阳自是阴阳”。可见,朱熹一方面强调理气相依,一方面又强调理气相离。之所以强调理气相依,是因为只有“理不离乎气”才能保证理的普遍实在性。而理气相离,是因为理对气的优先。因此,理气相依、理气相离都为了一个目的,即理气关系是本未关系,而不是平行关系。所谓理气相依,是指每一个具体物事中理气是相互依存的。而理气相离,则是在理上看,从本体上看,是相离的。他又形象地说:“理犹人,气犹马,马所以载人,人所以乘马,马之一出一入,人亦一出一入。盖一动一静,而太极之妙未尝不在焉”。因而,理是乘气,气是载理,理气相依诚然妙合,可气依理是“依傍”,而理之依气仅仅是附着而已,理气相依只能是主从的相依。 朱熹提出,理在气中,“如一个明珠在水中”。所以,理与气的关系如同明珠之与水。理是如明珠的一个通体透明体。因此,水是水,珠是珠,理在气中是外在。很显然,这种理所在于气的观点与张载所言的理为1998年4月 Jou rnal of Fuzhou U n iversity (Social Science ) A p r .1998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对当代的启示 摘要：朱熹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人们对其思想进行片面地批判，而今天的我们在研究时才发现，其思想的积极作用，不仅表现在我们的反腐倡廉和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上，而且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关键词：朱熹；存天理；灭人欲；实质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其伦理思想的中心内容是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是他的重要思想主张。其思想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后世历代统治者则利用它作为扼杀人性的工具，具有很大的消极作用。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人们也是过分地强调其消极作用，而对其积极作用谈及甚少，在现在看来这是有失公允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重新作出客观的评价，汲取其思想之精华，将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广大，更加清楚地认识对当代的启示意义。 一、朱熹“天理”、“人欲”的含义及相互关系 在朱熹看来，“天理”是永恒不变、自己生成、统领万物的东西，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存在于万物产生之前。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1】“理”是宇宙的本体。同时“天理”还包含有合乎规律的自然法则之义。如朱熹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2】而且朱熹认为，“浑然天理便是仁”【3】，天理就是三纲五常，“仁”是浑然天理，那么循天理便是义，“义者，天理之所宜”，“礼者，天理之节文”，【4】所宜、节文都是天理存在的状态。天理不仅表现为仁、义、礼、智四德，而且体现为人伦，“父子、兄弟、妇夫皆是天理自然，人皆莫不自知爱敬，君臣虽亦是天理，然是义合”。【5】父慈、子孝、弟弟、夫妇敬都是天理之自然。同时，天理是心的本然，“盖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则其心公而且正”，【6】心之本然是指心中浑然天理，而无一丝人欲杂念；而且他宣扬伦理纲常是“理”的表现，是先验的。
朱熹的思想是什么 朱熹(1130.9.15;1200.4.23)，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晚称晦翁，谥文，世称朱文公。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那你知道朱熹的思想是什么吗?对后世有哪些影响?下面是为你搜集到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朱熹的思想是什么朱熹的理学思想是以北宋“二程”的理学为基础，融合了佛，道两家思想，构建了自己庞大的理学体系。他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以人为中心，"理"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 他的思想体系主要可以概括以下三类：第一，理是世界的本源。朱熹哲学思想的核心即是“理”;第二，“格物致知”理论，他在提倡重视人的道德修养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外部事物的考察;第三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想要体会到天地之理，就要除去人的私欲。 朱熹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是儒学发展到宋代的传承者和创新者。他的思想体系，在往后朝代的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产生了深远影响。康熙皇帝说朱熹是“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对王阳明的心学的产生了起了重要的推动
作用。王阳明为了验证格物致知理论，他在书院一连坐了七天观察竹子，想体验会到竹子的道理，日不食，夜不寐，专注于观察竹子，思考问题，最后终于撑不下去生病了，但也没有体会出竹子的道理。“王阳明格竹子”让他对朱熹的格物致知产生了怀疑，也对格物致知有了新的理解。他们对格物致知理解不同在于：朱熹倾向于对外在事物的理性探索，而王阳明则是指向内在的主观体验。 朱熹对后世的影响如何朱熹的理学说是他最大的成就，他认为“理”是山川河流、鸟兽虫鱼、四季变幻和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世间存在的，不能被破坏的规律，人的一举一动都必须受到规律的约束，违反规律会受到自然和社会的惩罚。“理”相对的是“欲”，欲望要在正常的范围内才被允许，超出了正常的范围应该被禁止。这个学说被统治者截出来，用来约束人民。短期来看，有利于统治者管理百姓，使百姓能够安分守己，达到国家稳定的目的;长远来看，人的正常欲望得不到实现，人没有积极性，做事很消极，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朱熹提出的“四书”，四书是中国古代的四本典籍，他认为这四本书是读书人必读的经典，不读这四本书不能称之为读书人。这四本书后来被作为封建社会必读的教科书，每次的科举考试都是从这四本书里面找考点，读书人的思想都被这四本书禁锢了，直到封建社会结束才逐渐被废除。 朱熹提出的“三纲五常”，他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都各自遵守应该做的事，大臣对君王、孩子对父母、妻子对丈夫都要绝对服从，从某个程度上约束着人与人之间
朱熹的主要教育思想： (1) 、关于教育目的与教育作用：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 “明人伦”，以造就封建社会的所谓“圣人”。他的 教育作用论是从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出发论述的。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明明德”，以实现“明天理，灭人欲”的根本任务。 (2) 、论“小学”与“大学”的教育内容：朱熹把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看做是统一的教育过程中相互衔接的两个阶段。认为小学阶段的任务是“教事”，大学阶段的任务是“教理”，注意到了从儿童和青少年个性发展的心理规律来考虑教育阶段的划分。 (3) 、教育原则与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居敬穷理”、“学思力行”、“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 王守仁的主要教育思想： (1)、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王守仁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 认为教育作用是“明其心”。 (2)、关于儿童教育思想：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从“致良知”的要求出发，认为儿童时期“良知”保存最多，受蒙 蔽最少，教育应从儿童时期抓起。教育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性情，其教育内容是歌诗、习礼、读书；此外，他强调教育要“随人分限所及”，量力施教。 二者的异同点： (1)、王守仁和朱熹一样，都认为“理”是存在的，都把“理”作为宇宙的本体，把“理”当做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教育的根据，所不同的是，朱熹认为“理在心外”、“性即理”。而王守仁则认为“理在本心”，“心即理”，在内不在外。(2)、朱熹认为，圣人教训具在经书，为学之道必须穷理，穷理必须读书。而王守仁则认为经书是“常道”，即永 恒而普遍的道理，然其根源仍在本心，他认为凡是有助于“求其本心”者均可作为教育内容。 一、朱熹的教育思想：(他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朱熹一一南宋时期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曾师从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颢 的再传弟子罗从彦。朱熹天资聪颖，自幼接受儒学教育与理学启蒙，奠定了学术和思想基础。朱熹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他的理学思想直接继承了二程(特别是程颐)的学术思想。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 (一)“理”与“气” A、“理”：即规律，精神。 B、“气”：即物质，是构成万事万物的材料，理是不能脱离气而存在的。 C从根本上说，“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理”是纯美的，所以说他是唯心主义。 朱熹认为万物的最初本源首先是理(道德、真理、道理、规律)，道德规范是在人类社会之前就已 经出现了。理是生存万物的依据，也是一个生存的法则。 (二)“性即理” 朱熹认为，理表现在人身上称为性，性与理是一个东西，即“性即理”。可见他是以性为善的。 他认为“一理”就是“万理”。 (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天地之性”是纯善的。“气质之性”是有善有恶的，恶的表现都是气的关系。他认为生物的本性 上来讲，它是纯善的。理论上说人性应该是纯善的，但是具体的有肉之躯的人是有善有恶的。 (四)“存天理，去人欲” “存天理，去人欲”即“变化气质”之情。他强调“先天性”，“必要性”，他认为要想超过禽兽 必须进行道德教育，强调道德教育的自律。目前，道德教育只是宣传，他认变道德教育应先是他律， 然后再是自律。 五）“读书穷理”
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当今学校道德教育的启示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人。他是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宋明理学四大学派闽学的奠基人和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教育思想对宋以后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他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的论述，对今天的学校道德教育仍有借鉴价值。 一、教育目的：在教育目的方面，朱熹要求学校把德育放在首位。“学校之正、不患法制之不胜，而患理义不足悦其心”。他认为教育学生自幼必须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开始，以修养其孝悌忠信之道，然后再教以格物、致知和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学生“明人伦”。虽然“人伦”是封建社会“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但朱熹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严厉抨击了当时功利主义的学校教育，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追逐名利，导致“风俗日蔽、人才日衰”。因此，尽快改变教育、学习风气，以正本革弊。 朱熹的这些批评切中时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目前，我国“功利主义”教育占相当大的市场，为争名逐利而接受教育的现象屡见不鲜。在素质教育成为主流的今天，如何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如何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如何审视我国现行高考制度，不让高考成为现代读书人追求“功名”的桥梁，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 二、教育方法 为了达到“明人伦”教育目的，在教育方法上，他用“博学之、审问之、愤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作为为学的次序。并提出“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其要”，以“言忠信、行笃敬作为修身之要”；以“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劝”作为处事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作为接物之要。朱熹的道德教育方法，举其要点，主要有二： （一）循序渐进法 朱熹认为，学校德育应分三个阶段进行：八岁以下为童蒙阶段，道德教育要“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杂细事宜，皆所当知”；八岁至十五岁为小学阶段，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十五岁以上为大学阶段，主要是“发明此事之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朱熹还主张小学以上所用教材的次序是：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展；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读了“四书”再读其他经书。 可见，每个阶段的道德标准和要求各不相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阶段的道德教育是割裂的或孤立的。恰恰相反，朱熹认为不同阶段之间是一个连续的整体，各阶段要互相衔接、由浅入深、由简到繁、不可中断。童蒙阶段和小学阶段是基础，大学阶段是小学阶段的扩充和深入。因此，在德育过程中，既要坚持每个阶段德育的相对独立性，又要坚持各阶段教育之间的连续性。 朱熹的这一德育方法告诉我们，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工程，切不可急于求成，不切实际地过急过高地要求受教育者，幻想一蹴而就。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中，既存在着“雷厉风行”、“立竿见影”的不切实际的做法，也存在着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形式主义的弊端。因此，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应该高度重视朱熹倡导的循序渐进法，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要采用不同的德育方法，实施不同的德育内容，即要做到“因材施教”。只有循序渐进，不间断地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才能提高他们的道德素质和道德水平。 思想道德品质的塑造固然离不开外界的引导，但更依赖于自身的严格要求，受教育者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的参与教育过程，通过他们自身的思想矛盾斗争和思想转化，以提高其道德水准，从而能够自己约束自己，自愿地选择和自觉地遵循社会道德规范，即做到“迁善改过”。 这种自我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受教育者要在不断地学习与实践中，逐步改正自己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过失，积极促进自己的道德品质由恶向善、由低到高的转化和发展。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他们忽视了自我教育，放松了自我要求，有些未成年人抱着“只要不犯法，犯点小错没关系”的生活态度，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导致“免疫力”低下，由逃课、旷课、不思进取、贪图享受，进而发展为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因此，当今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应当引导广
朱熹的教育思想- - (2009-02-28 08:09:45) 转载 分类： dreamming 标签： 杂谈 一、关于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封建道德规范的观点。他说：“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谓之性”。 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他说：“古之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天下之人。……必皆有以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而后已焉。”在朱熹看来，要克服“气质之偏”，革尽“物欲之蔽”，以恢复具有的善性，就必须“尽人伦”。所以，他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伦也。庠、序、学、校皆以明此而已。”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也明确把上述五伦列为“教之目”，置于首位，指出“学者学此而已”。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他认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然而，当时的学校教育却反其道而行之，士人“所以求于书，不越乎记诵、训诂、文词之间，以钓声名，干利禄而已”，完全违背了“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的本意。他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学校，其名“虽或不异乎先王之时，然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因此，他要求改革科举，整顿学校。朱熹针对当时学校教育忽视伦理道德教育，诱使学生“怀利去义”，争名逐利的现实，以及为了改变“风俗日敝，人材日衰”的状况，重新申述和强调“明人伦”的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同时，他对当时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批评也是切中时弊的。 二、论“小学”和“大学”教育 8岁至15岁为小学教育阶段。朱熹十分重视这个阶段的教育，认为小学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圣贤坯璞”。他说：“古者小学已自养得小儿子这里定，已自是圣贤坯璞了”。同时指出，“蒙养弗端，长益浮靡”，若儿童时期没有打好基础，长大就会做出违背伦理纲常的事，再要弥补，就极为困难了，“而今自小失了，要补填，实是难。”因而，他认为小学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非常重要，必须抓紧，抓好。 在教育方法上，朱熹强调以下三点。首先，主张先入为主，及早施教。在朱熹看来，小学儿童“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很容易受各种思想的影响，而一旦接受了某种“异端邪说”，再教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就会遇到抵触。因而，必须先入为主，及早进行教育，“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使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也”。其次，要求形氛生动，能激发兴趣。朱熹接受程颐等前辈学者的思想，认为在对小学儿童进行教育时，应力求形象、生动，以激发其兴趣，使之乐于接受。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广泛地从经传史籍以及其他论著中采集有关忠君、孝宗、事长、守节、治家等内容的格言、训诫诗、故事等，编成《小学》一书，作为儿童教育用书，广为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再次，首创以《须知》、《学则》的形式来培养儿童道德行为习惯。儿童道德行为习惯的形成有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过程。
朱宾的主要教育思想： (1) 、关于教育目的与教育作用：朱察主张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以造就封建社会的所谓“圣人他的教育作用论是从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出发论述的。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变化气质”，“明明德”，以实现“明天理, 灭人欲"的根本任务。 (2) 、论“小学”与“大学”的教育内容：朱熹把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看做是统一的教育过程中相互衔接的两个阶段。认为小学阶段的任务是“教事”，大学阶段的任务是''教理"，注意到了从儿童和青少年个性发展的心理翅律来考虑教育阶段的划分。 (3) 、教育原则与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居敬穷理"、“学思力行”、“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 王守仁的主要教育思想： (1) 、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王守仁I?分布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审?要作用，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 认为教育作用是“明其心”. (2) 、关于儿童教育思想：他卜分布视儿童教育，从“致良知”的要求出发，认为儿童时期“良知"保存最多，受蒙 蔽最少，教育应从儿童时期抓起.教育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儿童教育必须顺应儿童的性情.其教育内容是歌诗、习礼、读书：此外，他强调教育要“随人分限所及”，量力施教. 二者的异同点： (1) 、王守仁和朱整一样，都认为''理''是存在的.都把'?理”作为宇亩的本体，把“理”当做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教育的根据，所不同的是.朱嘉认沏'理在心外"、“性即理”.而王守仁则认为“理在木心".“心即理”，在内不在外. (2) 、朱熹认为，圣人教训具在经书，为学之道必须穷理.穷理必须读书.而王守仁则认为经书是“常道即永恒而晋遍的道理，然其根源仍在木心，他认为凡是有助于“求其本心''者均可作为教育内容. 一、朱秉的教育思想:(他姓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朱蓦一一南宋时期著名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曾师从北宋理学家程颐、程颗的再传弟子罗从彦.朱嘉天资聪颖.I'l幼接受儒哮教育与理学启蒙，奠定了学术和思想基础。朱熹一生热衷于教育事业他的理学思想九接继承了二程(特别足程颐)的学术思想.他是客观唯心主义者。 (一)“理”与“气” A、“理”:即规律,精神. B、“气”：即物质，是构成万事万物的材料，理是不能脱离气而存在的. C、从根本上说.“理”是第一性的：“气”是第二性的。“理”是纯美的，所以说他足唯心主义. 朱熹认为万物的最初本源首先是理(道德、&理、道理、规衍)，道德规范是在人类社会之前就己经 出现了。理是生存万物的依据.也是一个生存的法则。 (二)“性即理” 朱熹认为，理表现在人身上称为性，性与理姑一个东西，即“性即理”.可见他是以性 为善的。他认为“一理”就是“万理” O (三)“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天地之性”是纯善的.“气质之性”是有善有恶的，恶的表现都是气的关系.他认为生物的本性上 来讲，它是纯善的。理论上说人性应该是纯善的，但是具体的有肉之知的人地有善有恶的。 (四)“存天理，去人欲” “存天理，去人欲”即“变化气质”之情。他强调“先天性”，“必要性”，他认为要想超过禽鲁 必须进行道德教育.强调道德教育的nnu目前.道德教育只是宣传，他认变道德教弃应先是他律.然后 再是n律. （五）“读书穷理”
朱熹与王船山关于《论语》《孟子》中人性论的理解比较 发表时间：2017-09-08T16:40:03.533Z 来源：《知识－力量》2017年8月上作者：高一品 [导读] 说明其各自所持“性善论”与“性近论”的差异，并通过二者自身体系中的本体论基础对其人性论进行分析。最终指明朱熹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及王船山对朱熹思想的批判继承关系。 高一品 （黑龙江省哈尔滨黑龙江大学 150086）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论语》与《孟子》中朱熹与王船山对孔、孟二人人性论的理解，说明其各自所持“性善论”与“性近论”的差异，并通过二者自身体系中的本体论基础对其人性论进行分析。最终指明朱熹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及王船山对朱熹思想的批判继承关系。 [关键词]《论语》《孟子》朱熹王船山 一、引言 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对《论语》、《孟子》等内容进行详细注释与分析，王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中也对《论语》、《孟子》等先秦著述进行解读，而本文立足《论语》与《孟子》的文本，分析二者在其各自的著作中对孔、孟人性论的理解，并通过其自身理论中的本体论基础分析其选择性善论与性近论立场的原因。 二、《论语》中的人性论 通过《论语》中“有教无类”一句，朱熹认为，人性皆为善，如果有不善出现则是因为后天的习染，所以只要对人进行教化，则人人均可恢复善性，“而不当复论其类之恶矣。”（《四书集注》，卫灵公第十五）可见，朱熹肯定人性皆善，而人的有善有恶并不是因为他们“性”的不同。而对于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一句，其认为，存在善与恶的差别的人性不是性之本，而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的善恶是受后天的习惯的影响的，而性之本是“理”，理是无不善的，因而人性如同孟子所讲是皆善的。可见，朱熹认为气质和习惯对人的善恶影响很大，且其接受了二程关于人性的思想，认为人性分为性理之性与气质之性，性理之性无不善，气质之性有善有不善。因而其认为孔子的性相近是指气质之性而不是性理之性。实际上，虽然朱熹在对《论语》文本进行解释时遵照作者原意，说明后天养成的“习”对人的善恶影响更大，但在朱熹自身的理论中，其认为气质及其所产生的私欲对人的善恶形成的影响大于习。 不同于朱熹，王船山认为，孟子的性善论与孔子的性近论差别并不在于是针对性理之性言，还是针对气质之性言，而是在于孟子是从人性的本源言性善，而孔子是从现实的人性言性近。 王船山认为，从善与性生成的时间性的角度，《易传》中，善在先而性在后，而“性善”中性在先而善在后。并且，一方面，在“继之者善”的对比下，船山认为孟子的说法是“以继之者为性”。另一方面，此种“成之者性”是二程所称，构成具体人的“气禀之性”，即与“天命之性”相对的“气质之性”，是气之本体气化而凝聚成的固定形体中的性。对此，船山曾将形成人的气划分为“天地之气”、“形质之气”、“形后之气”。其中，“天地之气”即为气禀成形以前的阶段，此一阶段对应孟子称为“善”的性，属于“继之者善”。而二程的气禀之性则对应以“天地之气”为材料的“形质之气”凝聚的阶段，因而二程所谓性是成之者性。实际上，对于性与气质的问题，船山反对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二元人性论，且反对朱子性寓于气质之中的说法。首先，朱熹所认同的二元人性论是基于其认同“性即理”的观点，而在其理论中，理又是作为独立于气而存在的实体，因此存在依于理的天地之性与依于气的气质之性的区别。而在王船山的理论中，理并不是可脱离于气而独存的，而是作为气的规则、条理、属性而存在的，因而其人性论是一元的。此外，其认为性寓于气质之中的叙述方法应用“气质中之性”的提法代替。“性寓于气质之中”或“性在气质之中”说明气质是性的外在的居所，这种外在性说明其是可替换的，但对人而言，人的性与人的形质是不可变换的内在关系。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别类似于“哲学在中国”与“中国的哲学”的区别。可见，朱熹与王船山在人性论上观点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其对理气关系的态度。 王船山在《论语说》中，对孟子性善论的解释为：“推其所自而见无不一，故曰‘性善’。”（《读四书大全说》）船山认为，孟子此种“性”实际上是指性的源头，而不是各个具体的人性的善，因作为源头的“命”是无不善的，所以性善也具有合理性。而作为“性之本体”的性的“善”，并不是在具体存在者中，与恶相对的善。其认为以“诚”说明属于天道存在的“性”更为妥当。孟子以善表述性，是根据各个具体的可见的人性做出的判断，只能说明“性之定体”，即已完成的、人所展现出的性，而未能到达“性之本体”，即本源性的性。因而此种观点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而以“诚”论性则是王船山将天道论与人道论相结合的一种体现，“诚”是其用于表述天与属于天道存在的属性的范畴，而以“诚”表述性，说明其将“性”认作与天具有相同属性的存在，人性的仁、义、礼、智与天道的元、亨、利、贞相对应。诚作为一种本源性的存在，作为善的前提，将善赋予人，使善存在于各个个体存在者之中，成为诚的结果。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单一的源头需要分殊为“多”，成为各个具体的人性。人性既然是分殊的结果，则必然不再是同一的，而是各异的，但由于其源头是共同的，因而其差异应相对较小，所以可归结为孔子的“性相近”说。如上述所提及，船山认为孟子的善应作为命的规定性而不是性，在《周易》中，命属于“继之者善”，性属于“成之者性”，成之是指形质。形质形成后性随之凝聚。质秉承由命而来的性，但已经不再是源头的“一”，而是各个相近的万殊。因而不能说性善而只能说性近。 三、《孟子》中的人性论 朱熹在《孟子集注》中，对“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一句进行分析，认为人性是禀受于天的，因而是至善而无恶的，如同尧舜的人性，而世人之所以未能达到尧舜的圣贤境界是因其被私欲所蒙蔽。所以人与圣贤的本性都是相同的，差别只在于圣贤能够充分发挥和实现其本性，而普通人则沉迷于私欲而丧失其本性。因此，人若想要实现善，不必向外探求，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喜、怒、哀、乐未发是善，发而皆中节为善，只要进行道德修身即可实现善。 关于《孟子·告子》中孟子与告子人性的论辩，朱熹认为，告子所称“生之谓性”之中的生是指生物的知觉运动，是来自于天之“气”的，属于形而下的范畴，而性则是指能生发仁、义、礼、智、信的存在，是来自于天之“理”的，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在朱熹的理论体系中，理与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础。人禀受理以成其本性，禀受气而成其个体生命，其在理气论的基础上以“性——生”二元论解释人与动物的区别。人与动物相同，都是禀受了气才形成其自身，因此告子认为二者并无差别，而人是禀受了仁义礼智信的全体，因而性为全善的，而动物只禀受了部分的性，因而各个动物之性中是有恶的，由此人与动物相区别。所以，朱熹认为，告子与孟子对于人性与动物性是否存在区别的问题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告子以气为性而孟子以理为性。此外，朱熹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只在于是否禀受了全部的理，也在于二者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