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下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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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时代下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概况 邹月华 摘要:本文从新闻学的学科归属———新闻学或传播学或新闻传播学、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传统继承与学术借鉴、创新研究与学术规范等诸方面, 阐述了对新闻传播理论研究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本文对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做了简要概述,包括学科各方面的总体,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各学术界和业界广泛关注经典新闻传播理论,并对媒体广大受众的产生深远影响力。
关键词: 新闻学; 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 相对于哲学、历史、文学等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历史年轻、基础薄弱、积累不多的新兴学科。由于新闻传播学所依托的新闻传播事业及产业正值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能够为这个学科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经验资源和人才资源,同时又持续不断地为学科研究拓展新的学术领域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自立于人文社会科学一百多年来,经过几代学人的深研苦斗,有了长足进展。在中国,由于置身由邓小平所开拓的改革开放学术环境,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更是举世公认。 按信息论的一个观点,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三部分构成的。传播学就是以信息生成、信息流通及信息传播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现代综合科学。以此界定传播学,比我们目前接触到的由施拉姆等学者撰述的传播学,视域要广阔得多。它既涵盖物质信息的传播,又涵盖非物质信息的传播;既包括客观信息的传播,又包括主观信息的传播,姑且称之为“大传播学”。这一层面的“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人类社会新闻信息的传播。这样的认定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用这样的观察与思考来看,现在的“新闻学”可以称之为“ 新闻传播学”。笔者撰写本文,即是在这层意义上使用“新闻传播理论”一词的。而现在的“传播学”,实际上只是“小传播学”,或者说是“传播学概论”。真正的传播学,应有更大的考察视域,更广泛的研究对象,更抽象的学术概括。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闻学要开拓思路,建立起科学的体系,传播学则要避免急功近利的倾向。两者应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主张新闻传播学研究应加快本土化步伐,更好地服务于实践。对此,暨南大学新闻系吴文虎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新闻学发展的相对滞后“不是传播学惹的祸”。传播是母概念,新闻则是子概念。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名称本身多少有点尴尬,因此,未来还需进行学科体系的重构。两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优雅的风度,赢得了与会师生的赞赏与钦敬。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丁柏铨教授就“新闻传媒的产业属性”阐发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两方面的属性。两者之间既矛盾,又统一。新闻传媒的两种属性,在三种情况下常常会出现一些矛盾——第一种情况:新闻传媒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预。第二种情况:新闻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被片面强调。第三种情况:新闻传媒的产业属性被错误理解。 此外,邓利平副教授对新闻审美活动中的各种心理因素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杜骏飞副教授分析了虚拟社区的社会属性。林玮副教授就传媒批判理论的发展演进及其逻辑结构作了一番梳理。方延明教授就新闻文化的价值评价体系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丁和根副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中,对荷兰学者关于新闻文本结构研究作了评析。陈堂发老师也对新闻真实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研讨。在应对新挑战中创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在其《影响力经济:关于传媒经济本质的一种诠释》的主题报告中提出:研究传媒经济涉及传媒产业的本质,即影响力经济,而影响力凝聚着巨大的社会关注,这是因为文化现象的价值实现不同于实体经济,媒介产业具有社会能动属性。影响力的来源有三个环节:一、通过规模化竞争和技术竞争这两种基本竞争手段来增强传媒与受众之间的接触率;二、在较高接触率的基础上,保持受众的行为忠诚度和情感忠诚度;三、实现价值提升。在电视产业化的大背景下,围绕收视率展开的竞争呈现白热化的状态。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副教授王辉通过对栏目扩容,实质性内涵的解析,提出荧屏新闻大战,从三个方面对传统电视新闻观念发起了挑战,即:现场化挑战信息化、主观式挑战客观式、进行时挑战完成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丁淦林教授则认为新闻学创新既要有理论兴趣,也要有理论勇气。创新的过程是快乐的,同时也是充满风险的。他提出,新闻学科建设应做好几项具体工作,即:界定基本概念、重视原理研究、广采众家之长、积极准备国际对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黄芝晓教授呼吁要重视新闻业务理论的创新、研究。这是因为新闻媒体重实干,但缺少理论研究,因而新闻改革经常卡壳;而在学校的业务教育中,新技能不能及时进入教学程序,即使进入,也缺乏有力的学术支撑,所以,业务教育相对滞后。因此,应力图寻找新闻媒体与院校的交叉点,加深对业务理论的探讨,并吸收传播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以此来提升其学术水平、理论层次,同时加强对复合型新闻人才的培养。 新闻的知识形态现在正在变成什么样子?一位作者指出:新闻将超越对线性时间的追逐,适应于所有时间,从容地提供时代所需要的事实;人们有能力处理更多的事实,提供关于事实的全新理解;新闻不再是职业媒体的垄断性知识,形成更开放、竞争更强领域;新闻知识标准将被突破,面向不同公众群体,更灵活地为社会提供服务。但这不意味着职业新闻的灭亡,职业新闻生产会变得更有活力。另一位作者指出,要警惕不加区别地将公关、广告等学科胡乱与新闻教育和研究嫁接。近年来商业主义、新媒体对新闻的冲击,新闻质量下降,新闻与普通信息、宣传的区别越来越不被重视。需要重申新闻对于民主的重大意义。今天要突破新闻研究的困境,需引入包括政治学范式在内的多元范式。 经过我国传播学界部分学者的多年努力,“媒介环境学”已在学术上立脚。这年有研究者梳理了这一学派思想在中国的引进和认识过程。由于国内学界有人用“媒介生态”之说讨论媒介生存的环境,以致一部分人错误地理解了“media ecology”关于“鱼”和“水”经典比喻,定名“媒介环境学”是要与中国式的对“媒介生态学”的误读区分开来,强调媒介如何构成了人生存的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对人的影响。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这一学派为什么重视技术的变革,试图将媒介变迁推向怎样的结论。有人在绘制环境学派的知识谱系,但对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学统”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莱文森主张技术向着“自然状态”的“回归”,暗示了回归前的技术是非自然的,这恰恰违背了麦克卢汉“媒介就是自然”的认识;文章提炼了莱文森思想中比重不高的黑格尔绝对精神,认定这是莱氏“人性论”的起点,认为莱文森背离媒介环境学派“作为环境的”的媒介视角,对媒介进化的解释自相矛盾。关于这个学派的未来走向,有研究者认为,技术哲学是其理论源泉,媒介哲学则是其理论归宿,我们需要继承和深挖的是其理论所蕴含的“技术/媒介即控制/权力”的人文忧思。 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常常分工为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笔者在这里使用“分工”一词,意在强调这种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安排。因为实际操作中,这两种研究也可以混合展开,基础研究中有应用研究的部分,应用研究中又有基础研究的成分。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不是研究方法的分类,而主要是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的不同,当然由此也会产生相应的研究方法使用的不同,但后者不是本质的。基础研究承担的任务是:拓宽学术领域,深化认识层面,填补研究空白,推翻原有结论。而应用研究担负的任务是:回答实际困惑,解决重大问题,创新运行机制,改换操作方法。 人类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发现新现象、揭示新规律、确立新理论、创造新方法的历史。学术创新是分层次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提出新的观点、概念或理论体系;二是提出有价值、有科学意义的新问题;三是开拓前人尚未涉及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或者从新的思维视角去发掘研究客体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和潜在内容;四是运用人们所忽视的方法或者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本学科的课题;五是用新的材料去证明问题,弥补原有研究成果的欠缺,使之更全而和更充实,增强其科学性。 为使学术人生道路上的一块块里程碑永不退色,就必须始终维护良好的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缺失,成了近几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被人指责的主要弊端。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颁布《拟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指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应以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己任,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敢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民族精神。这规范对学术引文、学术成果、学术评价、学术批评的规范作出了具体而可行的规定,是我们从事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宪法”以规范为准则,从近几年新闻传播学研究中被揭露的几次重大违背学术规范的事件总结经验教训,当前在以下几个方而特别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并加强监督,力求切实改进。 今天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基础研究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依笔者之见,主要有两个。一是耐不住寂寞。搞基础性研究比较枯燥,有的时候要在概念中间转圈子,许多范畴、原理难以说清说透,尤其是难以论证得有层次,有梯度,有说服力和有新意。行文时多数情况下使用论述、论证的句式,不像描述性、描绘性那样的句式有兴味和易驾驭。有的时候还要留意避免踩踏“理论禁区”和“政策地雷”,因而基础理论研究的空间不那么广阔。二是“两层皮”。许多新闻××学, 或××新闻学,往往成了新闻学加上另一学科的简单嫁接,缺乏嫁接成新学科之后新的概念、新的范畴和新的学科原理,因而显得空泛、无力,甚至同实际脱节。仔细披阅近几年新出版的多达 20 多门新闻交叉学科,大多存在这样的不足。因此,加强新闻传播理论的基础性研究,仍然应该是我们不该动摇的首要任务,尤其是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研究报告,提倡以基础研究为首选课题。 当代学术,包括像新闻传播学这样的新兴学科,都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往前走,有所新的发现和新的进展的。继承前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在前人学术积累的平台上前进是这些年的突出表现。令人欣喜的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观的系统挖掘和梳理,对于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的分析与阐述,有了突出的进展和标志性成果。对前人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大家的新闻经典的学习、分析与整理,有一个应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对前人的学术见解、已成定论的观点以及已经成为学术常识的概念,不应轻易地给予批判与否定,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读,更不能加一顶经不起推敲的帽子,然后给上一棍子。这里既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