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论自然美学范畴管窥

美术与设计 | FINE ARTS & DESIGN 2017_04美学与艺术学研究 103宋代书论自然美学范畴管窥刘禹鹏（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 要 ]宋代书法在艺术审美上追求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境界和品位。在书家的书论中鲜明地反映出崇尚自然的美学观念，主要体现在苏轼的“随物赋形”、“书初无意于佳乃佳”、“书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黄庭坚的“凡书要拙多于巧”；米芾的“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朱熹的“一一从胸襟流出”；姜夔的“自然高妙”等相关命题和观点中，蕴含在适意、天工、清新、平淡、真等与“自然”范畴相关的概念中，表现为“不着意”、“不求工”、“不囿法”的创作态度。宋代书家追求“平淡”、“适意”的自然论美学观念，丰富和发展了自汉魏以来的书法自然论，并对后世书法理论和美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 关键词 ]宋代；书论；自然；美学；范畴[ 中图分类号 ] J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675（2017）04-0103-06

收稿日期:2017-04-26作者简介：刘禹鹏（1989-），男，山东夏津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书法。

“自然”范畴在中国传统美学体系中属于元范畴，或核心范畴。它源于道家哲学，是道家思想的精髓。在魏晋时期开始由哲学向文艺领域浸润，南北朝时期在文学中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自然论思想。从此自然论文艺审美观就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审美理想。从哲学到美学、从萌生到发展、从理论到实践，“自然”范畴的内涵也因时代的不同而不断变化和丰富。宋代是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承续以往自然论美学思想基础上，其“自然”范畴内涵也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本文着重考察宋代著名书法家书论中的“自然”范畴及相关命题，试图从他们的书法理论中寻觅和领略书法自然美观念和境界，为今人书法理论和创作提供借鉴和启发。宋代书法理论中与“自然”范畴想联系的词汇、概念、范畴主要有适意、天工、清新、平淡、真等，对此将通过以下相关命题进行探讨阐释。

一、“随物赋形”、“文理自然”苏轼在艺术上崇尚自然天成之美，追求风格的自由变化。他在《文说》中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文艺自然观：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1]苏轼将自己文思情感比作涌泉一样，自由流淌，随处奔流。但同时又能随客观事物的情形和状态而随之变化，既是“随物赋形”的，又是“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当止”的。既文之若水，顺乎天性，自由挥洒，又循外在物理之自然规律，追求一种天然去雕饰、

人性与天工和谐统一的自然之美。苏轼的这段文字既讲出了发自肺腑的真情真意对艺术创作的重要性，也道出了艺术创作要依据客观事物本身的不同形态给予形象生动的描绘之规律性。苏轼说：“天下之至信者，唯水而已。江河之大与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为形，而因物以赋形，是故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2]水无定形，随物而变，

或奔流直下，或曲折蜿蜒；或波涛汹涌，或潺潺湲湲。在艺术创作中要依照外在事物的面貌和规律，自然、生动、真实的描写表达出来。既要形似，更要神似，通过对事物外在形象的描绘，反映出对象内在的意蕴、神采。“理”，即事物的客观规律，万物存在皆有其“理”。苏轼认为，事物“千变万化而有必然之理”。事物都有其“常形”与“常理”，只能表达出事物“常形”的作品还不算好的作品，作品要体现出事物的“常理”，只有将事物的“形”与“理”相结合的作品才是好的作品。苏轼在《净因院画记》中论道：余尝论画，以为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当，虽晓画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以其形之无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谨也。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3]苏轼认为艺术创作重要的是要充分认识、理解和把握事物的“理”，依循“自然”之理进行创作。他称赞吴道子之绘画“得自然之一数”，“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夸奖文与可画竹石枯木栩栩如生“真可谓得104 宋代书论自然美学范畴管窥

其理者矣”。艺术创作要做到“文理自然”，就需要“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上曾丞相书》），做到“胸有千驷”“胸有成竹”，从而才能“达理”，才能创作出“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作品。二、“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自然天成”的艺术追求同样体现在苏轼的书法观与书法实践中。苏轼在《评草书》中说：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4]“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反映了苏轼在书法上自由随性的创作心态。体现出不经意间“信手自然”的书写状态。而要达到这样的状态，书家不能有功利之心和对书写效果的过分计较，如果过分在意作品形式的工拙美丑和别人的评价，就无法做到“心忘其手手忘笔”的书写境界，也就难以写出无意而为的佳作。苏轼认为，文艺创作只要“达吾心”“适吾意”即可。他在《跋朱象先画》中说：“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以其不求售也，故得之自然。”怀着“求举”“求售”的功利心撰文作画就会患得患失，心为物役，就无法遵从从心性中自然流溢出的情思意趣，也就难以创作出如行云流水般的自然天成之作品。苏轼《小篆般若心经赞》云：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间无篆亦无隶。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正使匆匆不少暇，倏忽千百初无难。稽首《般若多心经》，请观何处非般若。[5]“忘”，其实是一种无意求工的自适状态，正如他在《跋王巩所收藏真收》题跋中所云：“本不求工，所以能工。如此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者耶！”颜真卿是历代书法楷模，独创颜体，后人争相模仿，然而苏轼却推崇其“信手”之书，在《题鲁公书草》中曰：“比公他书尤为奇特。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虽公犹未免也。”可见，“无意于佳”、“无意于济”、“信手自然”，都是一种“忘我”“适意”的艺术创作境界，佳作往往就在这种不刻意而为的心态下“自然而然”的诞生。苏轼“书初无意于佳”的创作境界，还可以从他书出于“游戏”、“自娱”的心态来印证。苏轼“游于艺”的意趣态度继承了欧阳修“学书为乐”的思想。欧阳修在《试笔》中说：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是人生一乐。”然能得此乐者已甚稀，其不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其趣，恨字体不工，不能到古人佳处。若以为乐，则自足有余。[6]可见，作书对欧阳修来说，是“人生一乐”，只有“不为外物移”才能“知其趣”，自乐自足。苏轼对作书为乐也有一些论述：如：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7]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8]笔墨之迹……而自乐于一时，聊寓其心，忘忧晚岁，则犹贤于博弃也。[9]是中有何好，而我喜欲迷。……多谢中书君，伴我此幽栖。[10]他在《墨宝堂记》中就劝诫人们不要过于执着于书画，表达了“以书自娱”的书法态度：“今张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称其才，优游终岁，无所役其心智，则以书自娱。”在《石苍舒醉墨堂》中说：“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在《六观堂老人草书诗》中说：“云如死灰实不枯，逢场作戏三昧俱。化身为医忘其躯。草书非学聊自娱……”在题画诗中也有一些论述：如“斯人定何人，游戏得自在。诗鸣草圣余，兼入竹三昧。”苏轼这种“游戏”、“自娱”的心态出于人的自由趋乐天性，诗书画不过是合乎自然的、发乎于情的内心情感的自然流露。苏轼的诗文书画是其率真天性使然。如明代李日华曾记载：“东坡先生虽天材卓逸，其于书画二事，乃性所笃嗜，到处无不以笔砚自随。海南老媪见其擘灯芯纸作字，……所以逸笔草草，动有生气，彼固一时天真发溢，非有求肖之念也。”[11]苏轼认为，酒可以让人暂时摆脱外物的束缚，达到一种放意自然、任性逍遥之境，在“酒气拂拂”状态下恣意挥毫泼墨，亦可以获得“书初无意于佳乃佳”的效果。他在《试笔》中言：“醉笔得天全，宛宛天投霓。”他说：“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题醉草》）《念奴娇•赤壁怀古》为“东坡醉草”，此贴笔墨酣畅淋漓，放性自适，笔画尽处，每每“隐隐有聚墨痕如黍米珠”（董其昌语）。他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一诗中，抒发了酒后作画题诗的情形：“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苏轼的许多诗、书名篇，都是酒后之作。黄庭坚曾为其画题诗云：“东坡老人翰林公，醉时吐出胸中墨。”但苏轼却不主张有意为书而故醉的做法，他对张旭有意醉酒作书的做法颇有微词：“张长史草书，必俟醉，或以为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长史未妙，犹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尝寄于酒乎？仆亦未免此事。”[12]可见，苏轼认为酒后作书是更易于

顺其天性，放任随意，摆脱束缚，能够使书写达到一种更加“适意”、“忘我”、“游戏”的自由境界。

三、“书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