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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与藤野的故事鲁迅先生，中国近代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他的生平中，有一个特殊的人物与他有过交集，那就是藤野先生。
藤野，一个日本人，是鲁迅早年在东京留学时的好友。
两人相识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当时鲁迅在那里攻读医学专业。
他们两个人一拍即合，经常一起探讨文学、艺术以及社会问题。
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有着相似的思想和对社会现象的关注。
他们通过互相交流，了解了彼此国家的文化差异和社会状况。
鲁迅通过与藤野的交流，进一步拓宽了他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洞察。
在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我们可以找到他关于藤野的描述。
他认为藤野是一个具有思辨精神和人文关怀的人。
藤野在鲁迅眼中是一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他试图通过文学和艺术来影响社会，传递人道主义的价值观。
鲁迅对藤野深感敬佩，他将藤野描绘成一个反映人类悲剧和矛盾的创作家。
藤野的理念对鲁迅的写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思想倾向和对社会现象的关注也可以在鲁迅的作品中找到共鸣。
然而，他们的交情并没有持续太久。
鲁迅后来回国并投身于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而藤野则留在日本继续从事文学创作。
尽管分隔两国，他们保持了联系，但彼此的友谊逐渐淡化。
尽管他们的交往时间不长，但鲁迅先生与藤野的故事仍然令人难忘。
他们的交流为鲁迅的思想成长和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启发。
他们之间的友谊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传递着友谊与理解的力量。
通过回顾鲁迅与藤野的故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鲁迅的思想和对社会的关切。
他们的交流是跨越国界的友谊，也展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这样的友谊和对文化的探索将继续激励和影响后来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如对您有帮助，可购买打赏，谢谢民国大家鲁迅的死亡与日本人有多大的关系？导语：1936年6月15日，鲁迅根据松井医师的指示，曾在上海福民医院做“胸部X光”照。
而在同年10月18日下午，在鲁迅病情急遽恶化之际，在须藤医师的1936年6月15日，鲁迅根据松井医师的指示，曾在上海福民医院做“胸部X光”照。
而在同年10月18日下午，在鲁迅病情急遽恶化之际，在须藤医师的委托下，石井政吉和松井胜冬曾一起会诊。
海婴先生在《父亲的死》中的《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一节，提到鲁迅死于日本军医须藤误诊之说，虽然那已不是个新的说法。
早在1949年周建人已在《人民日报》写过《鲁迅的病疑被须藤医生所耽误》的文章，而到了1984年，纪维周、蔡琼等更为文支持这个论点。
只是也因此而引发日本人的施压，当时北京方面，在不妨碍中日邦交的状况下，自身模糊焦点，使得日本方面，做出《鲁迅儿子周氏否定鲁迅之死与日本原军医有关的论点》及《鲁迅死因之谜的论争可以终止了》等报道，完全撇清这事件。
也因此20年来，无人再提此事，历史的真相就这样被掩盖了。
所幸海婴先生终于在17年后，再提出这个长埋心底的真相。
有关此事件的来龙去脉，笔者已在另文阐述过，在此不多费笔墨。
唯对王元化先生在本书序文中提到，“另外鲁迅在有人提醒他之后，为什么坚持不换医生，这也是一件悬案”及“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按此或是根据海婴先生之说法)，两件事提出个人的看法及事实的真相。
我们知道鲁迅是在日本学医的，只是后来“弃医从文”。
他曾和医学教授藤野严九郎，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我们从鲁迅写于1926年的《藤野先生》一文，可见一斑。
也因此鲁迅对于日本医生有特别的偏生活常识分享。
鲁迅逝世后，记者采访他的日本恩师，藤野：一个中等生罢了展开全文我们都知道，鲁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鲁迅的一生在文学创作、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不仅如此，他在全世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也有重要的地位。
如此成就，也与他在日本长达八年的留学生涯有关系。
1902年，鲁迅留学于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并在此地长居了八年之久。
但在鲁迅的很多文章里，却很少提及日本。
只是偶尔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提过，说日本人并不见得比中国人出色，只是他们社交方面还不错而已。
而鲁迅说这番话也是有原因的，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经常受到日本学生的排挤和轻视，甚至有很多人都嘲讽他，这让鲁迅对日本并没有多少好感。
所谓弱国无外交，所以当时的鲁迅认为，日本的优点就是外交好一些罢了。
不过这些经历，也让鲁迅更加下定决心，要改变“弱国弱民”的现状。
在这八年期间，鲁迅对日本唯一的好感大概只来自自己的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了。
当时，鲁迅在仙台学习，而这位日本老师藤野先生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轻视鲁迅，反而给予了鲁迅很多的学业上和精神上的帮助。
在鲁迅打算弃医从文的时候，藤野先生对此事表示了惋惜，同时也鼓励他，要勇于面对困难，要坚持下去。
这让鲁迅一生都对他很感激，甚至在临终前几年，还写长文追忆了这位让他难忘的藤野老师。
不过，在鲁迅去世后，有记者去采访藤野先生，他却说对鲁迅的印象并不深。
在他的记忆里，鲁迅学业一般，当时在班上也就是一个中等生而已。
之所以关照他，是因为鲁迅来自中国，当时中国人在日本屡受歧视，他希望自己能够尊重中国人。
其实，藤野先生的这番话看似无情，却表明了他平等对待学生的优良美德。
也仅仅是一个“尊重”的表现，却让鲁迅感受到了来自日本人的温暖，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却也让鲁迅有了更为坚定的力量。
如此误会，也是值得的。
后来，藤野先生在得知鲁迅的成就后，也吃了一惊，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眼中的“中等生”，竟然成为了一位知名作家。
【课外阅读】十年隐默的鲁迅——论鲁迅的“第一次绝望”鲁迅与绝望，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话题。
但学界谈到鲁迅的绝望，受《〈呐喊〉自序》等自述性文章的影响，多指向日本时期弃医从文的挫折，并以北京绍兴会馆的六年为其标志。
其实在笔者看来，鲁迅的一生经历过两次绝望：一次如上所述，开始于日本时期，以北京绍兴会馆六年的沉默为标志；一次形成于《新青年》解体，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
对于鲁迅的第二次绝望，笔者已有专文论述，本文基于对鲁迅第二次绝望的发掘，回顾和重新梳理鲁迅的第一次绝望，意在把它放到鲁迅整体的精神结构和心路历程中来重新把握，连接起两次绝望的内在逻辑线索，并就其对于鲁迅的意义作出新的评判。
一1909年，鲁迅提前中断了留学生活回国，广采博收、激扬文字的日本时期结束了。
从是年回国到他发表《狂人日记》的1918年，约十年时间，鲁迅在国内辗转于杭州、绍兴、南京和北京，经历了从教员、中学堂监督到教育部官员的频繁转换的生涯，其间1912至1918六年，鲁迅只身寄居于北京的绍兴会馆，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寂寞”的S会馆时期。
这十年，与他频繁转换的生活轨迹相比，笔述生涯则暂显停顿，比较于其前的慷慨激昂的日本时期和其后的“一发而不可收”的五四时期，显然独自构成了一个“心声”隐默的十年。
《鲁迅全集》所收这期间所著文字，仅见1912年的《〈越铎〉出世辞》、《辛亥游录》、《怀旧》，1913年的《儗播布美术意见书》，另有1915年一篇、1916年一篇、1917年四篇、1918年两篇，除了1916年者为文牍“签注”，其它皆为据手稿编入的短篇金石、文献考订手记，写作月日不详。
通观这些文字，1915至1918年者多为学术札记，是作者思想论战和文学创作之外的学术研究及个人爱好的文字遗留；1913年的一篇为发表于教育部部刊的带有行政呈文性质的文章；1912年之《辛亥游录》是日记性质的生物考察的记录，署名“会稽周建人乔峰”，《〈越铎〉出世辞》为《越铎日报》创刊绪言，《怀旧》为文言小说。
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与故事鲁迅（1881年-1936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影响深远，被誉为“魂”代表之一。
而藤野先生则是日本籍的翻译家兼出版家，对中国文学的传播有着重要贡献。
鲁迅与藤野先生的相识始于20世纪初，彼时鲁迅正在日本东京学习医学。
藤野先生以其卓越的语言能力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而备受瞩目。
在一个文学研讨会上，两位有着共同志向的文人相遇了。
藤野先生对鲁迅的文学才华赞叹不已，而鲁迅则对藤野先生在中国文学翻译领域的造诣赞赏备至。
他们之间的合作首先体现在《阿Q正传》的翻译与出版上。
藤野先生对这部作品的翻译工作十分认真，力求忠实地保留原作的精神内核。
通过他的努力，鲁迅的作品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这也为鲁迅在日本的声誉奠定了基础。
除了翻译工作，藤野先生还积极为鲁迅争取国际文学奖项的提名。
他通过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努力，使鲁迅的作品得以在国际舞台上获得认可。
这无疑对鲁迅在文学界的地位有着重要影响。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与藤野先生之间的合作出现了裂痕。
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和价值观的差异。
鲁迅坚守自己的文学信仰，追求真实、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而藤野先生则希望通过改良和平衡取得社会进步。
这种分歧导致了不可调和的分离。
尽管合作关系结束，但鲁迅与藤野先生之间的友谊并未完全破裂。
他们仍保持有限的联系，并互相思念。
藤野先生在鲁迅去世后，写下了深情的悼念文章，并将鲁迅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传承下去。
总体来说，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是一段较为密切的文学合作关系。
他们共同努力让鲁迅的作品走向世界，为中国文学的国际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虽然合作的时期不长，但他们的故事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是两个伟大文化人对彼此的敬意与珍视的象征。
鲁迅是被日本人谋害致死的吗？十几年前，周海婴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对鲁迅的死因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迄今为止仍未平息，而且已被列为“鲁迅生平疑案”之一。
现在来讲这件事情，其实是旧话重提。
十几年前，周海婴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对鲁迅的死因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迄今为止仍未平息，而且已被列为“鲁迅生平疑案”之一。
这里只就其中所涉及的一个环节稍作梳理。
说来并无新鲜材料，均见载于《鲁迅全集》。
然《全集》虽非稀见，有些发议论、抒感慨的人却好像不大查阅。
鲁迅身后，大家针对他说了太多的话，众声喧嚣之中，也许应该听听当初鲁迅自己对此如何说法。
《鲁迅与我七十年》有云：“叔叔(按指周建人)接着说：……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甚至对我讲，你寻妥看过即可，这里边更大有值得怀疑之处。
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
我为租屋还代刻了一个化名图章。
这件事距他逝世很近，由于病情发展很快，终于没有搬成。
”王元化为此书所作序文则云：“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
日本就此知道了鲁迅的态度，要谋害他是有可能的。
像这样一件重大悬案，至今为止，没有人去认真调查研究，真令人扼腕。
”鲁迅在日留学期间不如先来“认真调查研究”一下《鲁迅全集》。
我用的是一九八一年版，面世于周海婴著书、王元化作序之前，二位容或读到。
据周海婴《一桩解不开的心结须藤医生在鲁迅重病期间究竟做了些什么？》一文，周建人说那番话是在一九六九年冬，《鲁迅全集》出版时，他还健在。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许广平致曹白信(注明“由鲁迅拟稿，许广平抄寄”)云：“至于转地疗养，就是须藤先生主张的，但在国内，还是国外，却尚未谈到，因为这还不是目前的事。
”此乃鲁迅首次提及“转地疗养”，的确出自须藤的建议，但显然并未指定日本。
文化鲁迅晚年在日本侵华问题上的预感与忧思文/王彬彬鲁迅逝世于1()36年10月19H,距“七七事变”爆发 尚有八九个月。
如果说，“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对中国 的侵略还是一种局部霸占，那“七七事变”则意味着H本 是以侵占全部中国为目标了。
鲁迅没有看到“七七事变”以及后来的情形，但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鲁迅 便预感到日本会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
国土全面沦陷，人 民都成为亡国奴，是鲁迅晚年深重的担忧。
当“九一八事 变”发生时，中华民国诞生才20年。
中华民国是推翻满 清统治后建立的。
满清作为异族侵略者，入主中原，统 治中国260多年。
鲁迅生于1881年，30岁以前，都是满清 统治下的草民，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作为汉人，是满人的 奴隶。
当作为满清的奴隶时，鲁迅有着强烈的反清思想。
满清统治中国260多年，不但以暴力迫使汉人在身体上屈 服.还以各种手段对汉人“治心”，即在精神上愚弄、麻 醉汉人，使汉人在心理上和在精神上认同满清的统治、奴 役。
当辛亥革命发生时，极力要捍卫、维持满清统治者，并非全是满人，也有许多汉人。
甚至当满清政权已然垮 台、民国已然成立，还有些汉人以遗老身份无限怀恋满清 王朝，时刻梦想满清皇帝的复辟，也真有汉人主导的复辟 闹剧发生。
这情形，鲁迅在书上读到过许多，在现实生活 中也曾见识过许多t摆脱此一异族的统治才20年，又要成 为彼一异族的奴隶，这怎能不令鲁迅有无尽的哀伤？满清 统治者费尽心机对汉人进行“治心”，手段也不可谓不 高明，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
而日本如果全面占领了中 国，也必然会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上的愚弄、麻醉，让 中国人民不但在身体上臣服于日本统治，在精神上也认 同甚至迷恋日本的统治——而这，才是晚年鲁迅最为深 切的忧虑。
“九一八”之后，鲁迅便清醒地意识到，日本的侵略 野心决不会停止膨涨，国联的调解也好.日本国内自由主 义者的呼吁也好，中国军政要人和学界名流的劝告也好，都不可能让日本停止、放弃对中国的侵略。
郁达夫与日本文士的交往郁达夫与日本文士的交往于听一九八一年春，承日本伊藤虎丸教授寄给我一本他和稻叶昭二教授、铃木正夫教授共同编辑的《郁达夫资料补编（下）》，读后深感日本学者为研究中国作家郁达夫的文学遗产所做的资料工作十分严谨细致。
此补篇不仅收集郁达夫在一九三八年底到达新加坡后所发表的约近百万字的作品，而且在附录中还有与日本“文学者们交往的有关资料”一章。
这一章是访询了七位日本文士后而辑录成章的，为研究郁达夫提供了不少史实。
研究这位壮游日本达十年之久，回国后“为时代、为自己作了忠实的记录”（见《郁达夫诗词抄·郭沫若序》）的作家郁达夫，是中、日文学界共同的事业。
为了酬谢日本学者这种可敬的研究热忱，特按这一章中七位人士所述内容，从郁达夫的日记、杂文和其他有关文字（部分未发表过）中检集出对证资料，作为第一部分，分列于下，提供中外研究家参考。
由于郁达夫与日本文士的交往，包括受业、唱酬、通讯、作品评价等等，远不止这七位，还将辑录其他部分。
一石田之助石田先生说：“远在郁达夫先生在东京帝大经济系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已经会过面了。
是大正末年前后吧，帝大的正门前有一家名叫石藤的吃茶店，正业是水果商，我就常在那里见到他。
”从世界上看石田先生记忆有误。
郁达夫是大正八年（1919年）夏，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毕业的。
据这一年六月二十六日日记：“九时顷，高等学校卒业生姓氏发表，余及第。
夜不能睡。
”七月一日日记：“午前十一时五十八分乘车发热田，入东京已午后十一时。
驿舍远近，灯火已昏。
”开始进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学程。
同年九月四日至十一月底曾回中国一次。
大正十年（1921年）八月又回国筹划出版《创造季刊》，并去安徽法政专门学校任教。
直至大正十一年（1922年）三月才回日本参加帝国大学毕业考试，取得经济学士学位。
同年七月离东京回国，结束在日本的十年留学生火。
大争末年（1925年前）郁达夫已先后在中国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1933年，鲁迅的日本弟子增田涉离沪回国，鲁迅写诗送别：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鲁迅对日本怀有深刻的记忆。
他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是在日本结识的，他怀念留学日本时期的生活，其实是怀念“华年”和与华年相连的友情、亲情。
鲁迅在日本当然也有不愉快的经历，也受过歧视。
但随时光流逝，记忆中美好的东西留存，并且渐渐放大，也属人情之常。
中国读者都熟悉的鲁迅在日本学医期间遇到的一位老师藤野先生，为人善良，勤恳，不傲慢，善体贴，又尊重中国文化，其品格，就像鲁迅的小时候就读的三味书屋的教师寿先生一样，“方正”“质朴”。
鲁迅在回忆录中，虽然对在日本经历一些人事表达了不满，但主要笔墨用在赞扬和感激藤野先生，由此可见鲁迅的平正态度和仁厚之心。
晚年，一位日本翻译家编辑他的著作，写信征求他的意见，他特别叮嘱将《藤野先生》译出来收入文集。
鲁迅在上海期间，也悉心照顾日本弟子，可以说是对他以往所受恩惠的报答。
增田涉为了翻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来到上海，几个月时间里，几乎每天到他的住处，请教翻译的细节。
回国后又以通信的方式讨论问题，信件积起来一大堆，正像当年藤野先生为鲁迅校正课堂笔记一样。
这种关系，可以表征鲁迅与日本人交往的格局和性质：注重学术交流，进行有恩有义的普通人民之间的交往。
直到去世，对日本医生的信赖没有变鲁迅在北京期间交往的日本人中，以日本《北京周报》记者清水安三比较亲密。
清水多次到八道湾周宅采访鲁迅和周作人。
1922年7月1日，清水安三还到八道湾周宅小住，次日由周作人送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和清水安三一同离京，因北京东站没有发车而回还，3日才送走。
1922年11月24、25和27日，清水以“如石生”的笔名在日本《读卖新闻》“支那的新人”专栏发表《周三人》一文，介绍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
其中对鲁迅的评价很高：“盲诗人爱罗先珂(Eroshenko)推崇周树人为中国作家第一人，我也持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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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日本友人》
作者：
来源：《初中生世界·八年级》2015年第11期
作者：周国伟 出版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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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06年9月
简介：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即使在两国关系最险恶的年代里，中
日有识之士依然坚定地相信，人民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鲁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
表。鲁迅以其崇高的文学地位、卓有成效的译介活动，以及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所做的真
挚而不懈的努力，在中日交往史上，树立了一座友谊的丰碑。
本书主要叙述了鲁迅先生与近60位日本友人的交往经历。这些日本友人中，既有鲁迅在
日本留学时的老师，如我们非常熟悉的藤野先生；也有他留学时期结交的朋友，如宫崎龙介，
以及他晚年时经常为之诊治的医生须藤五百三，其中多数是由于文化交流而结识。本书凝聚着
鲁迅先生和日本的进步文化人士为中日友好而取得的丰硕成果。本书的出版对弘扬鲁迅精神，
促进中日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为“回望鲁迅”大型丛书的一种,伊藤虎丸先生的《鲁迅与日本人》是这套丛书中仅有的外国人写的关于鲁迅的书。
这本书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所提供的研究视角,并不限于鲁迅一人,而实系“亚洲”,这也许从该书的副题“亚洲的近代与`个'的思想”即可看出。
至于《鲁迅与日本人》的书名,据作者的解释,是想通过鲁迅,“与日本人的交流”的意思(《后记》)。
因此,作为日本人的伊藤虎丸,他写作此书,首先是面对日本读者、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发言的。
同时,他也渴望以此为桥梁,谋求一条中日两国人民的真正理解与沟通之路。
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深受竹内好一代知识分子影响的有良知的学者,伊藤虎丸具有一种强烈的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在《序言》里,他从“中国近代文学为什么受冷落”的现象谈起,继而说及“日本———学习西方近代文化的优等生”时,将原因解释为:“对我们来说,中国近代文学没意思,不是正因为我们由衷地憧憬西方,并将西方作为惟一应该学习的权威,甚至在某种情况或某些领域内恨不得变成西方人,因此也就感受不到了`落后'的其他亚洲国家文学的兴味了吗?换句话说,我们不再对本国文学所具有的个性拥有自信心和自豪感,不也是这种表现之一吗?”正是在对日本人这种一味追随西方,丧失了本民族的个性的“优等生”意识的反省和批判的过程中,作者恰恰在鲁迅的身上发现了完全不同的东西,或者反过来,在发现了鲁迅之后,他找到了反省和批判自身(日本人)的契机,并由此出发,思考亚洲的近代问题。
在此之前,竹内好曾区分了东方进入近代时的两种文化形态,一种是“转化型”(回心型),另一种是“转向型”,虽然“转化”和“转向”在“变化”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转化”是以抵抗为媒介的,“转向”则没有媒介。
而所谓“抵抗”,就是“坚守自己”(即把自己坚持下去的意思),也可以称作自主或独立的精神。
在他看来,日本是“转向型”,而鲁迅则是“转化型”的。
上承竹内好的关于伊藤虎丸的《鲁迅与日本人》杨立青这一思想,伊藤虎丸认为日本的近代由于没有抵抗,丧失了自主或独立的精神,造成“一元化”(而不是多元化)思维在社会上的支配地位,导致“战后民主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
相反,他认为鲁迅在接受西方时的方式与此相比是完全不同的:“那就是亚洲近代文学中所存在的和日本近代文学不同的接受欧洲的方式……一言而蔽之,就是可称为`真正的个人主义者'的鲁迅,我要向鲁迅探寻的问题,如果会因`真正的个人主义'这一提法而被误解,那么便是构成西方近代文化根底的`个'的思想方式。
因为我认为,在上述第一点的意义上,这是鲁迅掷给今天的日本和中国的共同课题。
”在后现代理论中,“主体性”这个概念,与“理性”一样,是个被重点解构的对象,可是,无论如何,在讨论“现代性”时,尤其是在讨论亚洲的近代问题时,它却是个非常重要且非常有效的概念和范畴。
伊藤虎丸在阐释鲁迅的“个”的思想时,在我看来,其实也就是在探讨鲁迅或者亚洲的主体性问题。
事实上,“主体”在伊藤虎丸的论述中是一个关键词,其出现的频率之高,令人惊讶,因此,解读他对“主体”的阐释,也就把握住了他所要表达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路向,自不可等闲视之。
同时我们将会看到,伊藤虎丸其实是借助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来探讨亚洲的近代化问题的,由此可见,尽管在当今后现代理论对“现代性”的解构面前,“现代性”理论依然显示出它的生机和活力,而这一切,是从鲁迅开始的,或者说,从“鲁迅与日本”开始。
与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稍为不同的是,伊藤虎丸因其情境(国籍、历史等)的不同,他对鲁迅的分析,是从“鲁迅与明治文学”的梳理开始的,在该书第一章第二节,作者重新呈现了鲁迅七年的留学生涯中,在日本所接触到的时代(文学)氛围,充分而有力地论证了鲁迅与明治文学的“同时代性”问题。
所谓“明治文学”,在作者的论述框架内,是与“大正文学”相对而言的,前者的代表是“政治青年”,其特征是:“`我'的自觉和国家独立的意识紧密相连……反过来说,这又意味着把个人的独立,作为国家独立的绝对条件来要求。
`我'作为国家的一员,并不意味着使我去迎合事先由当政者确立的国家意志,而是意味着`我'是参与决定国家意志的政治上的能动者。
`我'的自觉,是这种情况下作为国家一员的自觉。
”后者的代表是“文学青年”,其特征是,在”大正文学”时代,知识青年主张脱离乃至逃避体制以外的“我”的存在。
换言之,在“政治青年”那里,政治和文学是一种不能剥离的共生关系,而在“文学青年”那里,表现个性的“自我”却自觉地与政治拉开距离,“在政治之外找到`我'”。
鲁迅留学日本时,正处于“明治文学”时期,他后来的文学对政治的主动介入,显然与此时期的日本文学对他的影响有关。
因此,鲁迅式的“个人主义”自觉,又是与他的民族主义一体化的,两者具有一种内在的深刻关联:“他当时的民族主义……具有双重契机,一方面是`文化上的自立要求',换句话说,就是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这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又首先是以个的自立,国民的`人各有己'即国民主体性的确立为前提的”。
为了说明鲁迅的民族主义(文化上)是以“个”的主体性为前提,作者又从“鲁迅对尼采的理解和接受”着眼,指出鲁迅在尼采于日本的第一次流行当中,从尼采那里接受了并非“反近代”的近代思想,“在承认其`自然的必然'的前提下,又进一步向其中投入了尼采式的`以意志超越自己'的因素,并以此把人类的历史,看成并非由`自然的必然'所被动规定的产物,而是`意志'不断地抗拒`必然',实现自我的过程”。
换言之,作者在鲁迅身上强调的是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意志)的倚重(鲁迅将“科学”把握为一种精神而非物质,其原因即在此)。
众所周知,将人从自然当中抽取出来,并将两者的关系看作一种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一直是现代性理论的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对于“个”的思想的把握和对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倚重,可以说是鲁迅从尼采那里“习得”的最重要的启示,因为它是内在的处在欧洲近代文明根底上的东西,是其“神髓”(精神和个性)。
伊藤虎丸在梳理鲁迅与西方近代精神的关系时,他的分析凸现了“日本”这一文化空间在此过程中的中介性质和作用,这种分析明确告诉我们,鲁迅的早期思想及其表达在相当程度上直接源于日本人的论述(日本人对西方的认识),这点在他的几篇早期长篇论文中最为明显,这一事实本身其实也昭示了鲁迅思想的资源问题。
当然,要明确指出鲁迅思想的每一处来源是不可能的,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每一种思想在接受者身上都要经过某种过滤而发生形态上的变异,更何况,还有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发挥作用。
那么,作为主体的鲁迅对“个”的思想的把握是如何可能的?他有何种前提式的东西使他成为主体?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便是作者在第二章“鲁迅与西方近代的相遇”中的内容。
这其实也在探讨鲁迅与传统的关系。
在此问题上,一般的看法是因鲁迅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形态使人们理所当然地判定鲁迅与传统的关系是主动“断裂”的关系,但伊藤虎丸的分析则明显要复杂得多。
在他看来,在“鲁迅与西方的相遇”之前,鲁迅浸泡于中国传统文化多年,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鲁迅“文化认同”的根基所在,由此才能解释鲁迅的与西方近代相遇的一瞬间的“文化震惊”,即西方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完全异质性。
而其原因就在于:“他后来在接触西方近代语言(学问、思想、文艺)时,能够以此前的民族语言(传统文化)为教养基础,不是恰好说明了他在接受西方近代文明(语言)时,已经在自身当中以强有力的形态,具有着竹内好所说的`抵抗'(坚守自我)的主体(民族语言)吗?”另外,暂且撇开西方和鲁迅的关系,就与传统的关系看,鲁迅身上的传统文化遗产也具有两重性,作者归纳为三点:因袭的重负———冷漠的封建人际关系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迷信;经书的教养———正统古典文化的沉重遗产;美好的故乡山水和农民质朴的心地———由神话传说所体现的古代中国人丰富的想像力。
并且认为鲁迅的一生可以说就是他和民族文化传统上的这种难解难分的“两重性”进行苦斗的过程。
在此,作者特别强调了第三点对于鲁迅的意义,即中国古代人的“神思”和“白心”(朴素之心)如何构成鲁迅文化心理结构的两极之一。
在第四章中,作者对此做了非常精彩的阐释。
在论及“小说在鲁迅工作中的位置”时说:“第一,是构成他全集半数的翻译(主要是小说)……第二,是《古小说钩沉》和《中国小说史略》等项工作……这两项工作,可以说,构成了作为普遍(启示)的西方近代,和作为其接受主体的中国古代的两极结构……鲁迅的思想或文学活动,就是要从两个方面来`夹击'中国的近代……而对此`夹击'的两面,就是他说的`外来的主义',即不断寻求发展和上征的西方近代`精神',和富有充沛生命力的中国古代的`神思'。
换言之,作为翻译者,是介绍西方近代;作为学者,是研究中国古代;而作为作家,鲁迅的工作,则是以翻译和研究为基础,展开`夹击'黑暗现实的韧性战斗。
”正是在这种韧性的“苦斗”中,作为主体的鲁迅诞生于其中。
一般说来,单纯地接受某一种思想是很容易的,只要这种思想在理论上自圆其说。
困难的是,在如何接受这一思想而又不将之当作“权威”,即“拥有”它而不是只限于“占有”它。
这需要作为接受者的主体在不断的流动中对自身进行反省和调整,接受的过程由此也是个不断增加和削减的过程,这也许才是所谓主体精神或“主观能动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鲁迅一生思想的变迁,可以说也是他内心的不断冲突及其克服的一生。
在该书的第三章“小说家的诞生”中,表面上作者是在探讨鲁迅成为小说家的奥妙所在,即在鲁迅“我如何做起小说来”的问题上提供新解,深层上却是在讨论鲁迅思想的“二次觉醒”问题,即主体从奴役状态走向自由的精神历程。
伊藤虎丸在提到鲁迅的《狂人日记》时,特别指出“这是他三十七岁时写的”这一细节。
这到底有什么意味呢?同时,他又提到日本的夏目漱石写《我是猫》时是三十八岁———这意味着,“对于鲁迅和漱石来说,做小说并不是文学青年的感伤和一时冲动的表现,也不是受青春的功名所驱使的行为”。
又说:“鲁迅当初在东京`想提倡文艺运动'时,虽搞过翻译,写过评论,但还没做小说。
———不,我认为他恐怕还做不出小说。
”为什么呢?作者提到了《呐喊·自序》里的关于鲁迅“不能忘却”的青年时候的“梦”和后来的“寂寞”问题。
这“梦”代表着青春焕发、个性张扬,代表着“弃医从文”的“批判国民性”的勃勃雄心;相反,“寂寞”则意味着“梦”本身的虚幻性质,意味着梦破灭后的失败心绪的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而这二者之间,即从一九★七年归国到一九一八年写出《狂人日记》的十多年时间内,是当教员和经历辛亥革命一系列事件的惨痛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