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与现代社会演讲稿

1 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 一、儒家文化的三个层次：经典、制度、核心精神 一般而言，儒家文化包括三个层次：儒家经典、依照儒家思想而设立的社会制度和儒家经典所体现的核心精神。

（一）儒家经典的形成过程：儒家经典主要指的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典，后来《乐》典亡佚，实际上只有《诗》、《书》、《礼》、《易》、《春秋》五典，这五典在汉代武帝之后定为经书，从此，儒家思想就成为治国的法典。对“五经”进行注疏、训解、阐发等专门研究的学问就是经学。

儒家经典与孔子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按照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六经》都经过了孔子整理和修订。《诗经》是周代的诗歌总集。本来有三千多篇，周代时已经缺失了一部分。孔子删去了其中有重复的部分，挑选了符合礼义的篇章，最后成三百零五篇，并配上乐，使这些诗篇都可以诵唱出来。《书经》是三代历史文献及部分上古史料的记载。孔子搜集上古及三代文献，为《尚书》编了次序，并作了《书序》。《礼经》是西周、春秋时各国礼仪的记载。孔子曾考证了夏商周三代之礼，并对《礼经》加以损益，主张恢复周礼。《乐经》可能是以乐谱来记载的音律、舞蹈方面的知识，后来失传。司马迁引《论语》中孔子论乐的言 2

论，来说明孔子正《乐经》的事迹。“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论语》中关于孔子论乐的记载还很多，可见，孔子对《乐经》也作了一定的整理工作。《易经》是古代占卜之书。司马迁认为，孔子晚年喜欢研究《易经》，曾为《彖》、《系辞》、《象》、《说卦》、《文言》作序。认为孔子研究《易经》很勤奋，“读《易》，韦编三绝。”可见，《易经》也经过孔子整理。《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司马迁认为，孔子因其道不行，于是根据鲁国的史记而作《春秋》，上至鲁隐公元年，下迄鲁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历史。“其文辞约而旨义博，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明确说明《春秋》为孔子所作。以上表明，孔子与“六经”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最卓越的思想家和文献整理家，在创立、传播他的思想及教学实践中，对搜集来的大量古代文献作了整理修订，编订“六经”。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为中华文明的承先启后和中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做出了伟大贡献。 概括地说，儒家经典可以分成“五经”系统和“四书”系统。“五经”系统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稳定的过程。先秦时期是儒家经典的形成和奠基时期。根据古代史书的记载和现代出土文献的考证，孔子曾经用“六经”作为教材去教育学生，至少在战国中期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并成为当时士人学习研究的主要经典。《乐经》可能是在秦始皇焚书和战乱中失传。到汉武帝时立五经 3

博士，指的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乐经》已无博士。 东汉时，儒家经典由“五经”增加到“七经”，当时通行的“七经”是《诗》、《书》、《礼》、《易》、《春秋》再加上《论语》和《孝经》。尊崇“至圣先师”孔子，尊其为“素王”。同时提倡孝道，宣称“以孝治天下”，因此《论语》和《孝经》也受到特别的重视。当时学人先通《论语》《孝经》后再学习其他“五经”。

唐代将先秦的“五经”扩大为“九经”，即《诗》、《书》、《易》加“三礼”和“三传”，“三礼”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三传”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传》，总称为“九经”。唐代以科举取士，就把这九部经典作为考试的内容根据。 唐朝后期，在科举取士“九经”的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尔雅》，合称“十二经”，并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刻成石经，立于国学，史称“开成石经”。重视《孝经》，使《论语》重新为经，并将古代训诂书《尔雅》提高到经的地位，这是唐朝后期“十二经”的特点。 宋代在唐末“十二经”的基础上，又将《孟子》从子部提升到经部，列入经典之中，成为“十三经”。从此中国儒家经典正式确定，并一直流传至今。 宋光宗绍熙年间，合刻“十三经”注疏本问世，是我国最早的经学十三经丛书。今天通行的《十三经》注本有两种。一种是 4

《汉魏古注十三经》，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四部备要》第一、二册缩印而成，又称“四库备要”本。因笺注者王弼、韩康伯、孔安国、毛亨、郑玄、杜预、何休、范宁、何晏、赵岐、郭璞为汉和魏晋人，故名《汉魏古注十三经》。另一种是《十三经注疏》，不仅有汉魏人作的《注》，还有唐宋人作的《疏》，是清朝阮元根据宋本校刻的善本，中华书局1979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阮元刻本影印，并作了校勘。这一种《十三经注疏》还有简体字版本，是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的李学勤先生点校的，以阮元刻本为底本，作了一些技术处理，简体，横排，方便了读者的学习和研究。

“四书”系统是在宋代形成的儒家经典体系，区别于汉唐经学的“五经”系统。“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唐朝中期时开始受到重视。韩愈提倡儒家“道统”，推崇《孟子》和《大学》，其弟子李翱又表彰《中庸》，阐发其中的修齐治平思想和心性思想。宋初的二程非常重视《论语》《孟子》，认为《论语》《孟子》及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同时表彰《大学》《中庸》。朱熹继承发展了二程的思想，对《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潜心研究，集四十年之功，著成《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形成了与“五经”不同的“四书”系统，以“四书”的义理之学取代了汉唐的训诂之学而成为整个中国经学的基础和核心。宋以后统治者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标准取士，“四书”义理之学得以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 5

响。 （二）、儒家制度 儒家制度是指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在国家制度方面按照儒家的思想设立的一系列伦理的、政治的、社会交往的规范系统。这一制度系统的基本精神结构就是我们耳熟悉能详的“五常”与“三纲”系统。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除这些精神性的内容之外，还表现在经学文本的经典化，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神圣化，祭孔子仪式的国教化，和人才选用时考试内容的儒家化。汉代的举孝廉制度就是儒家思想制度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其后，汉魏的察举征辟制，隋唐以后，科举考试的取士与选官制度，都是儒家制度文化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宋明以后的科举取士制度，直到清末（公元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为止，一直是中国教育与官员选拔的制度。以“四书”为核心内容的宋明科举取士制度，对传统中国后期社会的士阶层及其精神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三）、儒家的核心精神 “仁爱”思想是儒家的核心精神。忠孝节义都是从这一核心精神引申出来的政治与人伦观念，礼教制度则是仁爱精神的一种外化表现。 仁的基本意思就：仁者爱人。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人与人相处，将所有的他人当作同类来看待，以爱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 6

同类。历史上的儒家思想有很多的变化，但能够保持儒家学派自身统一性的核心理念就是仁爱的观念。为 尽管仁是儒家的核心精神，但在《论语》中，孔子并没有对“仁”给出定义。这对后来的思想家来说，既留下了发展的空间，也造成了一定的理解困难。不过，仁爱的基本思想底线还是大体清楚的，那就是“爱人”。 最近出土的楚简文字中，仁字是由上身下心（），后来简化成上千下心。今日的仁字就是由此演化而来的。仁字的古体字当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古人对“仁”的看法，但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其根本精神还是由孔子阐发出来的。作为哲学概念的“仁”字，其意义远远比一般文字中的仁字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正如老子思想的中 “道”字，其内涵远远比日常生活中的道路之道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因而，老子才说：“道可道，非常道。”

清代考据学大家，也是清代的封疆大吏阮元，通过训诂的方式，将“仁”解释成“相人偶”，即人与人之间相互存问、关怀为仁。这一解释，既符合孔子的本意，也是“仁学”思想在清代的一种发展。 孔子之后，在仁的核心精神指引下，后来的儒家还逐渐地发展出了一套维持这一核心价值的观念体系，那就是义、礼、智、信的具体德目，还有实践仁德的具体方法——忠恕之道。针对君子阶层的修身方法，追求中和与中庸的人生境界和天人合一的超越性境界。特别是在宋明理学时期，发展出了一套非常精致的修 7

身与治国相结合的人生—政治理论。这些思想非常复杂，不能一口气道尽。 在孔子之后，孟子着重将孔子的仁爱思想落实到政治层面，提出了了仁政思想。而荀子则着重从道德理性的方面发展了礼制，从而使孔子的仁爱思想获得一种制度化的保证。西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逐渐获得国家统治的地位，“孝”的思想得到了大力的阐扬，以孝治天下是汉魏政治思想的灵魂。 两宋以后，在政治生活中，忠的思想逐渐占住统治地位，孝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仁爱的思想仍然是士大夫们所津津乐道乐道的核心精神价值。 “仁爱”精神是儒家为人类相处所设定的一种心理起点。尽管儒家也相信天命，也重视祖先。但儒家为世俗世界人们相处所设定的基本底线则是仁爱。正因为这一“仁爱”的心理起点，人与禽兽的之间的区别就因此彰显了。以仁爱为心灵的起点，儒家为人类的心灵建构了一个爱的秩序，从而在无序的、冰冷的物质世界里开出了一种人伦秩序。 二、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的心灵秩序观

在儒家思想中，“仁爱”是其思想的起点。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没有“仁爱”，礼乐等外在的制度都将失去根本精神而变成一个空壳子。到了孟子，他将这种“仁爱”思想内化为一种人性，提出了人皆有“四端”之心的说法，认为人天生的就具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