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顿长篇小说《来生再见》的复调叙事解读作者：彭茜彭在钦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5年第09期摘要：何顿新作《来生再见》运用具有后现代风格的复调叙事手法，讲述了一群普通人物的对日抗战史。
其复调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常态叙述视角的运用，通过不断转移小说的叙事视角达到展示各人物意识活动的目的，实现人物彼此之间的相互对话。
二是以多文本的方式构成现实与虚构的复调冲突。
最后在宏大的叙事空间幅度和时间跨度背后，传达出作家自身对历史的追思与现实的反思。
关键词：来生再见；复调叙事；叙述视角；叙述时空；反思历史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6-0001-02复调小说理论最早见于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他指出复调是“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
”这些声音各自独立自主，不由作者绝对控制安排，人物意识不囿于作者的单纯表达，而是与作者一样平等的客体。
童庆炳进一步阐释复调叙事：“在这里，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困惑通过叙述者声音与主人公声音的对立而表现出来。
这样在同一个叙事中并行着两个甚至更多的声音的叙述方式可以借用音乐术语称之为‘复调’式叙述。
”《来生再见》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复调文本，作品是湘籍作家何顿为抗日将士谱写的一首生命挽歌，并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提名。
作品以黄抗日的一生为主线，用平淡的语言再现那个战火硝烟时代下普通老兵的抗战史，从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具体生动的生命史中看到的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血泪史。
作品运用了非常态的叙事视角，多时空交叉呈现的复调叙事方法，蕴含了作者对于历史的思考和时代的审视。
一、叙事视角的复调卢伯克曾指出：“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角度问题——叙事者所占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调节。
”这里所说的角度问题指的就是小说中的叙事视角，叙事视角的选择决定故事和人物的命运发展，并从侧面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
而在复调小说中由于所有人物声音和意识之间的平等性导致需通过不断转移小说的叙事视角达到展示各人物意识活动的目的，实现人物彼此之间的相互对话。
然而这种转移又始终以作者与主人公的思考与意识为中心进行。
于是主人公与作者的关系在复调小说中变得十分微妙，“复调小说作者将传统小说中原本属于作者视野中心的主人公及其生活驱逐到视野边缘，并使其背转身来面向自己，赋予他一种视野即主人公视野，让他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网取世界，使他对周围的世界与生活，包括创造他的作者，采取一种主体性的态度。
这样，留在作者视野中的就不再是主人公的客体形象，而是他对世界的主观反应，即他的意识和自我意识。
”《来生再见》中小说按照“我爹”的历史经验来叙述，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完全由作者所控制，他们有自己的选择和意识。
意识的不可控性使作者与主人公之间保持平行的互动关系。
《来生再见》中就叙述者来说是有着双重叙述身份的“我”——黄抗日的儿子，而叙述视角除却“我”的视角外还包括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
《来生再见》全篇小说由主、副两条线索贯穿，主线是“我”带领“我爹”重走当年湖南抗日战争遗址路线，并穿插“我爹”抗战结束后的生平事迹；副线则是以“我爹”文革时期交代的材料和历史资料为依据创作小说《来生再见》。
在文本中为体现叙述线的不同由两种不同字体的叙事文本平行叙述，两条叙述线既独立成篇又相辅相成。
而这两条叙述线之中又有着同一个叙述者：“我”。
在主线上，“我”既是小说中的人物，也是小说中黄抗日故事的叙述者。
于是，“我”的身份就包含双层叙述，构成一种复调叙事，使得文本的叙述更有层次感。
这种双重身份使“我”区别于文本中其他角色的存在，永远比故事中其他的人物更“透明”，不仅可以参与故事的发展，又可以随时离开文本对读者予以说明和评价。
而在副线部分，“我”的叙述隐藏在如上帝般无所不知的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之上。
“我”以第三人称的口吻讲述着黄抗日等人的抗战经历，俯视着故事文本中发生的一切。
在“我”所创作的小说世界中，“我”自由的穿梭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中，不但了解日军的攻击路线与作战计划，也掌握国军的一切动向。
“我”无所不知，甚至可随意进出任何人物的内心世界窥探隐私，人物的思想活动及其命运都由“我”所掌握。
全方位的讲述人物的命运和事情的发展，在局部又不断转移叙述角度，使叙述得以完整明晰。
叙述视角的多重重叠与转化使得叙述者的声音与人物声音展开对话，形成叙事声音互相矛盾的复调状态。
对同一件事情，由于叙述视角的不同，造成两种叙述声音的并存，体现出两种意识的冲突。
在副线部分有这样一个场景：衡阳保卫战中，已晋升为排长的田矮子在日军发动攻击时动员衡阳学生兵参加战斗，而学生兵个个慌成一团，不敢打仗。
愤怒的田矮子直接打死了一个学生兵达到震慑衡阳学生兵的目的。
而在主线部分中，身为当事人的田矮子却持不同看法：“我还常常梦见龙连长骂人，梦见龙连长一枪把那个害怕的衡阳学生兵打死在地上。
”事后，“我爹”提出质疑：明明是田矮子亲手枪毙的衡阳学生兵，为什么却将责任推到龙连长头上。
而“我”因未曾参与事件全程，只能从“我”的角度去发表看法，“我琢磨这事曾经折磨过他，致使他六十多年后，一看见您，便向您提及此事。
”田矮子由于多年往事与命运的折磨，已将记忆中自己感到良心不安的片段抹去。
于是在副线的小说部分中田矮子杀死衡阳学生的事实由于主线中当事人的否定，“我”的第一人称视角的限制，成为真假难辨的谜题。
就这样，何顿通过复调叙事手法，让叙述者在多个叙述视角下发出多种声音，扩大了小说的内在张力，使小说文本达到艺术的新高度。
《来生再见》叙事视角的选择，体现何顿自身的思考和态度，读者在不同的视角下阅读文本，获悉故事的进展。
何顿在设置双重身份叙述者的同时采用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和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角的叙事手法，使故事的讲述变得更加鲜活，将读者带到那个硝烟四起的抗战年代，满目疮痍的文革时期，引发读者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审视。
二、叙述方式的复调如上文所说，《来生再见》由现实和虚构两部分的叙述构成，副线部分以创作小说的方式讲述故事，使得整个文本成为小说中的小说，带有元小说叙述的意味。
在元小说的创作中传统小说文本的完整性被打破，多个文本散落在各个区域之中。
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曾宣称：“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
”《来生再见》中多处引用《湖南省志》、《湖南文史资料》等历史文献对小说文本的书写进行解释与补充，从侧面揭露了日军在安乡会战和常德会战的残酷暴行并详细记录了常德会战和衡阳保卫战中国军与日军为争夺据点展开激烈搏战的过程。
而黄抗日在文革时期所写的交代材料报告中，详细地解释了有关他被黄家镇治安队俘获的前后所有经过，这份报告成为黄抗日一生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主线部分中黄抗日文革时期命运坎坷的导火线。
这种叙述手法的选择使历史与小说形成一种互文性的表达。
复调小说中会引用多种文本，然而这些文本的发声都是在表达同一个主题，传达同一个声音。
使小说的话语空间得以扩充，多种文本提供的线索彼此互补，共同达到复调叙述的目的。
这些文本共同服务于整个小说文本的创作，构建同一个故事，增加小说文本的说服力，有助于激发读者的发散性思维。
复调小说在结构上摒弃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块，以开放性兼包容性的特点为读者创造了一种新颖的阅读环境，使读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从杂糅的多声部中去获取所需信息并对事物作出判断。
依照《来生再见》文本中的两种不同字体，将两条叙述线分开来看，可以得到两个相对独立的文本：黄抗日抗战以来经历的故事和“我”创作的抗日小说故事。
两个故事之间交叉互补，主叙述线上的讲述影响副线叙述上的创作，如2003年我和爹在讨论战争时“爹回忆着常德会战的前前后后，说到了田将军把两只冰冷的脚插到他裤裆里取暖的细节。
”这也就为副线部分创作的小说提供依据和素材。
而副线部分的情节也与主线部分相照应，被日军俘虏的田将军在临死之前，神经错乱，向黄抗日哭喊：“我要回去，我要妈妈……”这与主线部分我大哥的母亲桂花死前说的话一模一样。
情节的设置将主副两条叙述线连贯起来，叙述又从副线部分转移到主线情节之上。
小说在主副两条叙述线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上进行。
两条叙述线的平行发展，讲述了三个游走在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故事，叙事的结构被打乱，呈现出复调式的叙事结构。
三、叙述时空的复调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指出：“终极悖论时期要求小说家不再将时间问题局限在普鲁斯特式的个人回忆问题上，而是将它扩展为一种集体时间之谜，一种欧洲的时间，让欧洲回顾它的过去，进行总结，抓住它的历史，就像一位老人一眼就看全自己经历的一生。
所以要超越个体生活的时间限制，在它的空间中，引入多个历史时期。
”在《来生再见》一书中，主线部分多用一般现在时讲述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并常用插叙和倒叙的手法讲述“我爹”的生平。
在这一部分小说的连续性叙述方式被打破，通过多时空并置的手法讲述黄抗日的历史生命进程，展现小说内部多价值内容的共时性结构。
而在副线部分故事的讲述则以过去现在时的方式进行，是按小说的时空顺序进行叙述的循环渐进的线性结构。
何顿摒弃了传统的单一时间顺序和历史线性方式的创作手法，作为跨越维度的时间掌握者采用时空交叉呈现的叙事手法，形成历史与现实的复调叙事。
超越认知的时间维度造就多维的叙述空间。
原有的时间顺序被打乱，空间的转换也变得灵活自如。
为区分时间和空间上的转换，小说部分用小号字体叙述黄抗日等国军官兵的抗战史。
主线部分则讲述“我爹”在内战、文革和现在的故事。
双线叙述将故事分成现实与历史两个版块。
主线部分中，“我”不断点明叙事时间。
小说开头，以“我爹”的生日开始，简单介绍“我爹”抗战以来的生活经历，而镇档案室中“爹”文革时期的交代材料则成为“我”虚构小说的参考依据。
于是时间便从21世纪初退回到1943年11月的冬天，黄抗日等人坚守安乡抵抗日军的场景。
而在小说部分正常讲述时何顿又经常跳回到现在的时间点进行叙述。
这种对时间顺序的不规则记叙为复调小说所偏爱。
抹去历史时间与现实时间的明确界限，形成多维的复调时空观念，将现实叙述与小说叙事融合在同一部作品之中。
黄抗日的活动并不止步于一个空间和时间，叙事在讲述“我爹”生活现状的同时，又引入发生在内战和文革时期的故事，将李香桃（我母亲）、黄阿狗（我伯父）、桂花（我大哥的母亲）、游击队杨队长等人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何顿在小说的书写中将历史、真实与虚构三个时空并置在一起，产生多时空效果，增大了叙述的可能，也提高了叙事的真实性。
多个历史时期的故事“共存”，使读者肆意的穿梭在时空的轮回中，历经虚构与现实的转换。
而在这宏大的叙事空间幅度和时间跨度的背后蕴含的是何顿自身对历史的追思与现实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