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被害人权利的程序保障和权利救济段守亮胡泰忠肖波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是人权保障的重要方面，而现行法律和现在学术界大都是从被害人权利实体保障方面来阐述的，即刑事被害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权利来阐述，例如被害人应该享有国家补偿权，被害人享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等等。
然而，无救济则无权利，权利就是程序。
现行法律和学界对如何在程序上保障被害人各种诉权和实体权利的落实、如何在权利受到漠视和侵犯时给予程序上的救济，则规定与研讨甚少。
缺乏救济的权利是画饼充饥似的权利；缺乏程序上的保障，这是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被虚置的根本原因。
本文拟从被害人权利的程序救济角度展开对被害人权利保障的探究。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有颇为先进的明文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刑事案件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样具有当事人的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主要规定了四项权利:1、控告复议权,如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2、安全保障权,如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3、申请回避权,如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二十九条的规定；4、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权,如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又有多少得到真正落实，多少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利益得到赔偿、权利得到保障、冤情得以伸张？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被告知诉讼权利的情况较少，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过程的更少，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结束后得到赔偿和补偿的情况就更是少之又少。
尽管刑事诉讼法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法律地位和权利有颇为先进的明文规定，但在盗窃、诈骗、合同诈骗等侵财型犯罪的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通常被冷落在一边，对审判的实质性进展不知就里。
而中国司法的一个颇具特色的传统是以被害人为轴心反复演绎伸冤话语，[1]刑事被害人由于冤屈无法澄清不停的申诉、控告、上访。
有人把被害人权利在诉讼过程中受到的侵害成为“第二次被害”。
[2]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我国理论界提出的进一步解决方案大致如下：首先，赋予刑事被害人与被告人对等的权利，比如对等的起诉权、上诉权等等；其次，赋予刑事被害人请求国家补偿权；第三，扩大被害人的赔偿范围，赋予被害自然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