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总监陈小莹谈财经报道(首发《新闻界》)

】《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总监陈小莹谈财经报道（首发《新闻界》）(2013-09-13 23:35:19)转载▼标签：文化财经记者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专访《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总监陈小莹□张志安刘虹岑个人简介陈小莹，1983年生，上海人，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首席记者，现任该报头版/特稿部总监。

2006年入职以来，连续四年被该报评为年度记者，2009年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年度记者。

代表作之一《京沪高铁20亿贷款变形记》荣获2010腾讯网年度华语传媒盛典“年度经济报道”大奖，牵头负责的《起底实德资金链》获2012年度南方周末传媒致敬奖。

访谈实录『用财经的视角去报道社会公共事件』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志安”）：从2005年入行起，你就一直做的是财经新闻，怎么理解财经新闻，比如小财经、大财经等概念？陈小莹：我2005年入行起就一直做的是财经记者。

“财经新闻”这个概念本身一直被财经媒体不断扩展内涵和外延，可以说现在的财经新闻都是一个“大财经”的概念。

举个例子来说，像“钱云会事件”[1]，如果用传统的新闻概念的划分，可能比较倾向于把它划归为社会新闻里面去。

但事实上，只要发生这样类似的事件，所有的财经媒体都会去做报道。

再比如最近的“唐慧事件”[2]，很明显这是一个法制领域的选题，但所有的财经媒体也都会去做。

因为在中国当下的语境里，由征地问题产生的矛盾背后，是农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与其他利益群体博弈产生的矛盾，这个普遍存在的激烈矛盾正是中国经济环境下的重要命题。

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经济的上层建筑都会被动摇。

这次表现形式可能是钱云会事件，下次可能是别的事件，但本质不变。

法制报道也一样，一个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将对经济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绝不能因为是财经媒体，而把自己的视野局限在狭义的财经领域。

我们的社会结构、法制基础等领域与财经密不可分，互相作用。

所以，几乎所有的财经媒体都会去报道，像《财经》、财新传媒，也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都会倾注时间和精力去调查。

因此，在我看来，传统的划分已经不太合适今天的财经新闻的定义了，现在都是“大财经”的概念。

张志安：“大财经”基本是指广义的财经新闻，用财经的视角来报道社会？陈小莹：我指的是广义的财经新闻。

今天的财经新闻的范围不单单只是公司新闻、产经新闻的报道，已经扩大到时政、法制、社会事件等各个领域。

可能在传统的概念中，这些都只能算社会新闻，但在今天的语境下，这些领域的报道已经被纳入绝大多数的财经媒体的报道范围之中了。

同时，在具体操作层面，很多财经媒体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面对其它领域的新闻，财经媒体不是报与不报的区别，而是怎么报的问题。

张志安：这种“大财经”的报道实践主要由哪些方面的原因导致的？陈小莹：这也算一种趋势吧。

因为现在不仅仅在中国有“大财经”的现象，在美国，比如《华尔街日报》也会经常报道一些时政新闻、社会事件等。

“大财经”本身就是一种趋势，因为政治、经济、社会并非独立存在的结构，很多时候是互为基础的。

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社会现实，比如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等，这些社会结构本身决定着经济事件的发展，是经济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

另一个方面，一开始经济新闻在中国的发轫，像是《财经》杂志早期著名的报道《银广夏陷阱》[3]等都是聚焦于财经领域。

但这几年《财经》杂志在法制新闻方面做得也特别强，反腐的报道也做得特别多。

这既是社会现实造成的，也是舆论热点导向所驱使的。

在微博上，许多意见领袖谈论最多的也不是他们专业领域的事，反而是一些公共事件。

其实，今天中国发生的很多事情如果用“社会事件”这个词来定义可能并不妥当，用“公共事件”才能准确地表达，更有利于解释为什么财经媒体会去关注这样一些事件。

张志安：针对公共事件的报道，财经新闻与一般的社会新闻在报道角度的选取上会有所不同。

介入重大突发事件报道时，财经媒体通常会从哪些角度切入？陈小莹：就动车事故或者地震这些重大的突发事件面前，在第一层次的报道上，没有社会新闻和财经新闻的区别，因为第一层的报道都是关注救援。

这个时候，新闻的第一要素与记者的媒体类别是没有关系的，肯定都是以人性关怀为出发点去报道这样一类的事件。

如果说财经新闻的切入角度与其他一般的社会新闻有什么不同的话，大多是在第二阶段，由于财经类媒体本身对于财经领域方面有一定的积累，在后续的报道上会有自己的独特视角。

举个例子来说，雅安地震发生之后，我们报道了一个上千亿经济损失数据何来[4]的新闻。

当时是有雅安三个重灾县，每天都上报自己当地的经济损失情况，很快就发现这个数据达到上千亿元的规模。

结果，当我们把上报的数据与去年当地的GDP数值比较之后发现，上报的经济损失数据至少是其上年GDP总和的21倍。

我们就开始从这些角度去质疑这样一个经济损失上报的情况：这个统计数据是怎么来的，统计的口径是怎样的，上报的损失内容具体包括哪些，上报的过程是如何的，当地得出的这个数据是否可靠等。

最后，我们的这篇报道在雅安地震期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地政府上报损失的方法立刻被叫停，国务院也派了由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下去具体核定当地的受损情况。

所以，与经济挂钩的这部分可能是我们财经媒体比较擅长的领域。

再比如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写的关于校舍倒塌的稿件与其它时报类的稿件相比，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我们的稿件与地方财政的分配体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首先校舍的倒塌与它的维护费用是否落实到位是紧密相关的，维护费用里面深入下去就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维护费用是否能落实，与地方财政的配套资金能力相关度极高，财力越弱的地方，配套资金被挪用的情况越严重。

第二我们发现由于城乡二元体系的割裂，城镇小学和村小所获的资金来源不同，数额上也大不一样，这也造成了最后村小倒塌严重的原因。

我们会沿着体制原因来探究校舍倒塌的原因，这可能是财经媒体比较不同的地方。

可能财经媒体会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在面对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的时候既有用共同的人性角度去还原，也会用财经的视角去解读它。

所以，我觉得选取报道角度应该是“同中有异”。

『财经记者要有一套洞察、认知和行文的逻辑方法』张志安：从2005年到今天，你已经做了八年的财经记者。

根据你的体会，财经记者与其他领域的记者相比，有哪些素质必不可少？陈小莹：第一点很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21世纪经济报道》一向非常强调记者要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对于一个财经事件，记者要有一套自己的洞察、认知和行文的逻辑方法。

就像我前面举的报道地震的例子，其实把地震导致的校舍倒塌与维修经费联系在一起，进而与地方教育经费和地方财政联系在一起，这就是一种方法论。

这需要记者有这样一个认识框架之后，才能沿着这个思路去找相关的素材，进而得出这个结论。

在报道地震的时候，记者首先想到的是，大面积的校舍倒塌意味着校舍的质量不好；下一步，记者就应该去追问为什么校舍的质量会不好呢，这个原因就有很多，既有经费组成的“央地配套”方式，也有城乡二元割裂的原因。

因为校舍倒塌不是一个单一的现象，是大面积的存在着，所以不可能是一两个官员贪污腐败的结果，那么记者在寻找原因的过程中就要去探寻更有解释力、更为普遍的原因。

第二点是对财经类资料的占有能力和解读分析能力。

这样的能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很多财经事件其实是有大量的公开资料或者半公开资料可以查询得到的，优秀的记者可以从中找到新闻的线索。

我举一个比较老的例子，我们在报道上海社保案的时候，在当时中央调查社保案的真正意图并不清晰、新闻媒体可报道的空间也不明确的形势下，我们注意到了上海企业家张荣坤。

我们通过查询他控制的福禧公司的财务报表，发现了上海社保基金与福禧公司的巨额借款往来。

这个财务报表就属于半公开资料，从中我们就发现了张荣坤和社保案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后来一连串的报道和事件。

张志安：你在复旦大学读本科学的是新闻，一毕业就开始做财经新闻。

你是如何积累自己财经方面的知识的？陈小莹：就是边做边学。

其实做新闻的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快速学习能力。

因为每一个稿件的周期都不会特别的长，除非是非常重大的稿件。

要在短周期里面学习这个领域的知识并灵活地运用起来，实际上是平时一个一个稿子的积累而慢慢形成的。

新闻敏感性对于事件的把握和判断很重要，因为只有建立了认知框架才能去寻找线索，但是财经知识的运用对于财经报道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财经领域的知识非常庞杂，我经常会遇到需要调动各方面财经知识的综合事件。

比如我们前一阵制作的一个专题“债袭区县”[5]，探讨地方性债务问题。

地方负债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体系的问题，首先牵扯对地方债务构成的把握，厘清哪些债务主体可以纳入到我们考察的范畴里面，比如需要统计地方的哪些融资平台，哪些可以视作等同于政府行为，哪些是公司行为，这其实非常能够考验一个财经记者能不能把这个领域内的知识融会贯通。

张志安：财经新闻调查报道的突破手段与其他类型的新闻调查手段之间存在哪些异同？陈小莹：通常的调查手段，比如接近当事人、突破核心信息源等都是共通的，比较特别的一点还是在于对于资料的证实和应用。

比如上海社保案调查，其实很多财经新闻的调查突破都来自于关键资料的取得，财经新闻相对比较注重从公司的工商资料和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以及外围的基础信息里面获得调查线索。

『财经记者可以站在利益交换的角度突破采访』张志安：你在《新技术背景下的财经新闻调查术》一文中曾提到，财经新闻强调记者应通过调查获取真实的多面向的信息，侧重于直接与采访对象沟通之外的一些先期性、辅助性的工作方法。

听起来，采访的重要作用似乎被放在了第二位？陈小莹：我觉得,更合适的表述是财经新闻的调查更注重对关键资料的占有和应用，但是在采访上与其他调查报道相比其实是同样重要的。

如果能争取到核心信息源开口，在任何报道里面都是最关键的指引。

张志安：你一般会怎么让核心信息源开口呢？陈小莹：不同的情况可能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最重要的一点是，记者能够从利益的角度，换位思考，能够了解到你的采访对象各自有什么样的诉求。

如果你的采访能够满足对方的诉求或者一定程度上达到他的目的，对方就有可能与你做这个交换。

有的时候，新闻事件中存在冲突的两方，比如达能和娃哈哈两家企业进行商战，双方都很想说话，不想输给对方，这个时候，记者可以很轻易地用一方的话去套另一方的话。

怕就怕没有利益冲突的双方，这个时候突破就会变得困难。

但是在商业世界里面，利益是永恒的主题，如果去找冲突一定能找得到。

张志安：你提到可以站在利益交换的角度去采访突破，这样做的时候，如何避免被受访者所利用，如何避免卷入利益之争、成为某一方的工具？陈小莹：我说的只是采访方式，不是写作方式。

采访是获取资料的基础，获取的资料越多，你对事件越能形成独立且合乎逻辑的判断。

最后的写作是以这个判断为依据写的。

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采访的思路和写作的思路完全不是一个思路，如果比较机械地写采访过程，肯定不是一个好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