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

“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中华好学者摘要我不知道钱钟书的为人为文为学，究竟为现当代中国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资源，无论是“自由之思想”，还是“独立之人格”，似乎都谈不上。

用一个时髦的词汇来概括，一生演戏、标榜学问的钱钟书，只是一个“知道分子”而已。

我想，什么时候我们不再盲目崇拜钱钟书之类的“知道分子”了，什么时候我们完成了对李慎之、吴祖光这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普及工作”了，我们的文化启蒙就有希望了。

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作者| 余杰宗璞的长篇小说《东藏记》，取“东躲西藏”之意，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合大学的生活为背景，生动地刻画了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

他们对亲人朋友的大善、对祖国人民的大爱、对日本侵略者的大恨、对亡国之祸的大痛，在这部小说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宗璞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修养，文字淡雅，笔墨委婉，《东藏记》一书如同一支“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腊梅，含情脉脉而芳香袭人。

她的文字有点像刚刚去世的台湾女作家林海音，古雅而不失灵动，婉约而不失自然，清新而不失深厚。

这样的文字在青年一代作家中已经很难看到了。

西南联大堪称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它在九年间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甚至超过了此后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半个世纪所培养的杰出人才的总和。

在警报和烽火中、在饥饿和寒冷中，西南联大为何能创造出世界教育史上的传奇呢？宗璞在这部小说重现了少女时代在西南联大的一段亲身经历，那时她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正在联大任教。

她并没有刻意去寻求答案，却在不经意之间说出了若干秘密。

《东藏记》以它特有的方式，部分地揭开了谜底：西南联大是抗战的第二战场，教授和学生都是战场上的战士，他们有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们在奋力保存、传播和发扬着文化和学术的命脉。

他们坚信，只要这一命脉不断，中华民族就不会消亡。

这种信念支撑着他们在警报声中探寻真理、研究学问、关心时务、追求民主。

宗璞的文字里饱含了那个遥远时代的温热，却在某些特别的片断里暗藏着闪闪的机锋。

整部小说总体风格的温婉舒缓，与某些片断的锐利张扬，形成了颇为奇妙的落差。

前面还是“春江花月夜”，突然之间却转化为“高祖还乡”，中间似乎缺乏必要的“起承转合”，多少让人感到有些“不协调”。

换言之，在抒情的段落之间，穿插锐利的杂文笔法，让文本充满了张力。

《东藏记》中涉及的诸多人物，大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他们几乎都是当时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师和文化泰斗。

作者的家庭便是其中的一员，因此作者对他们有着若干近距离的观察，而不是外人的那种“高山仰止”。

不仅有“赞”，也有“贬”，不仅有温情，也有冷嘲。

这些文化人并非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不能将他们理想化。

他们当中也有虚伪冷漠、自高自大的“局外人”，身上也有“高级阿Q”的种种劣根性。

宗璞描写这类人物似乎得心应手，这些文字颇具英国小说《小世界》的风味，也有向清代伟大的小说《儒林外史》致敬的意思。

在此意义上，《东藏记》不仅是一部抗战小说、一部回忆小说，亦是半部“反知识分子小说”。

《东藏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人物，是小说中有一对留洋归来的年轻教授夫妇，名为尤甲仁、姚秋尔。

他们家住“刻薄巷”，以刻薄冷漠、造谣生事著称。

在他们刚刚登场时，作者便描写道：“说话都有些口音，细听是天津味，两三句话便加一个英文字，发音特别清楚，似有些咬牙切齿，不时互相说几句英文。

”那么，他们的学问究竟如何呢？有教授想试他们一试，询问《诗品》中“清奇”一章，话还没有说完，尤甲仁便将原文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问到一处疑难，尤甲仁马上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讲述得很清楚。

这时，其妻姚秋尔面有得色。

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微怔，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

小说中还写到，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莎士比亚和汤显祖”，大段背诵莎剧和《牡丹亭》的片断。

虽然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

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学术“我注六经”的方式。

“我”看不见了，“我”成了“六经”的奴仆。

对此，宗璞借书中另一人物之口发表议论说：“读书太多，脑子就不是自己的了。

这好像是叔本华的话，有些道理。

”这样的教授对学生而言，不是开启心智的导师，而是一座将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泰山。

台湾学者吴祥辉在《芬兰惊艳》中记述了与一名芬兰学生的谈话。

芬兰人马蒂曾经到台湾留学，他比较了芬兰与台湾教育的差异：“比方说，一个题目出来，我们芬兰的学生会很简要地提出一些相关的理论和见解，然后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看法。

台湾不一样。

我提出四个已经有的理论，他们马上说，不对，有第五个，你少写了一个。

还有的会告诉你该去读什么书和什么书，还有七个、八个理论和方法。

他们并不关心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有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是那么重要。

”台湾是如此，大陆何尝不是如此？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固然培养出对知识的高度理解力，却使得学生丧失了想象力和创造力。

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模式和学术传统，始终将记忆放在第一位。

于是，尤仁甲这样的记忆力超群的学者便倍受尊崇。

日前，日本学者研究得出一个惊人的结果：猩猩的记忆力优于人类。

对此，学者笑蜀评论说：“教育的使命是使人成为人，教育当以思考为中心，也就是天经地义，所谓教化，所谓启蒙，根本的涵义就是教人思考，教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判断，用自己的心去选择，而不是人家给什么，就往自己的大脑填什么；人家要自己怎样，自己就怎样。

用这样的尺度丈量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的基础教育，我不能不认为，它们本质上是反教育的，孩子们那似乎永远不能减轻的沉重的书包，那似乎永远不能减少的漫长的学时，那似乎永远不能简化的刁钻的考试，在在显示着一个趋势，就是把人变成大猩猩的趋势。

”这种科举制度遗留下来的“比赛记忆”的评价方式，至今仍然统治着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体系。

如果说以上对尤仁甲的描述，涉及的仅仅是做学问的方法和路数，那么下面的描写则是对其个性和人品的质疑，更具讽刺意味，可谓画皮画骨。

有一处写尤氏夫妇互相吹捧，颇有晚清讽刺小说的风味——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

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

”尤甲仁则说：“内人的文章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

”两人的这种互相赞美已经日常生活化了。

这对夫妻看上去好像神仙眷属、夫唱妇和、才气纵横，好不让人羡慕，却不由得不让人疑惑：这两个如此骄傲的人、如此冷漠、如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真的相亲相爱吗？他们是更爱自己，还是更爱对方呢？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在那天崩地裂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是否应当心安理得地躲在“自己的园地”里？法国思想家朱利·班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中指出：“如果对事物之间活生生的关系毫无兴趣，一个人会只是一位杰出的艺术鉴赏家，不涉及其他领域。

……如果没有这种活生生的关系，小说、诗歌、剧本就不会长久流传下去。

”《东藏记》中毫不留情地写出了尤甲仁的自私和虚伪：尤甲仁素来不发表带有政治色彩的言论，有人说他清高，有人说他自私。

他却攻击一位批评国民政府压制舆论自由的教授说：“现在民主人权很时髦了，无怪乎以前有人说某某教授善于投机。

这可不是我说的。

”别人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国民党当局的独裁统治，他却在一边自以为高明地说风凉话，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对方是“投机”。

宗璞本人并非热心于时政的人，但即便是宗璞也对这样的言谈举止不以为然。

可见，当时尤姚二人在教授圈子里如何不受欢迎——“他们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

若对方没有得到信息，还要设法传递过去。

射猎必须打中活物才算痛快，只是闭门说说会令趣味大减。

”那么，尤甲仁夫妇的人物原型究竟是谁呢？我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文学史略有了解的读者，一眼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物是在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

有人说，宗璞如此作践钱杨二人，是因为父辈间的恩怨。

冯家和钱家是否有私人恩怨，我并不清楚，也不感兴趣。

但我很喜欢宗璞所塑造的这两个人物，他们颇具典型性。

而从小说到现实生活，从现实生活再到小说，通常只有一步之遥。

钱钟书写《围城》，洋洋得意地讽刺别人，却没有料到自己成了《东藏记》中的主人公之一。

他何以忘记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最简单的道理呢？钱钟书夫妇的偶像崇拜，早该破一破了。

我一向不喜欢钱钟书夫妇的行事为人。

虽然他们两人学识渊博、记忆超凡、著作等身，但他们何尝对现实中的苦难和罪恶发过言？他们从来没有对这片土地和生活其上的同胞有过痛彻心肺的大爱。

钱杨二人，其生存秘诀无非是蜗牛与鸵鸟。

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真能做到无视黑暗的现实政治吗？真能做到假装看不见暴虐的专制权力吗？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短暂任教之后，不能忍受后方物质的匮乏，便离职返回沦陷区的上海，与一帮汉奸文人打得火热。

抗战胜利之后，他还因此受到国民政府的审查，经过多方打点，方才得以过关。

一九四九年之后，钱氏夫妇的生活大抵波澜不惊。

钱钟书虽然对外塑造出一幅超凡脱俗的模样，却没有像陈寅恪一样斩钉截铁地拒绝学马列、趋新学。

在暴力肆虐的“文革”之中，他拼命讨好某身居高位的清华老同学，正是靠着此“理论权威”的照顾，才讨得一个翻译红宝书的好差使。

即便在干校中，这对夫妇亦精心得评估进退得失，周密而稳妥，有杨绛之《干校六记》为证。

如果完全断绝权力之诱惑，钱钟书为何在晚年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这一高官呢？如果真的不在乎名利，杨绛为何通过官府向与钱钟书学术观点不同的青年学者施加压力呢？他们夫妇所标榜的隐居生活，乃是一种“北山移文”式的隐居，古人早就用过了，并不是钱杨二人的首次发明。

其实，宗璞《东藏记》中的讽刺文字并不算太刻薄，钱杨二人的文字才算是刻薄到家了——看看他们对散文家林非一家的攻击，便清清楚楚了。

刻薄是人类最恶劣的品质之一，刻薄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爱，不会去爱别人，也得不到别人的爱。

在“文革”当中，钱钟书夫妇与林非一家，同处杂院，为着寻常的邻里纠纷而大打出手。

多年之后，双方均撰文攻击对方，其中尤以杨绛的文字最为恶毒。

两家的矛盾，其实并无根本的好坏、是非之分。

与许许多多“臭老九”一样，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都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当然知识分子自己也需要反省和忏悔。

而对于广大“钱迷”来说，一听到这个事件，便如同神话破灭一样。

我一直坚信，知识的渊博与人品的崇高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不会误认为那些学问家也是道德家了，也就不会对他们高山仰止了。

钱钟书去世之后，媒体广为报道，若干位高权重的人物还亲自打电话给杨绛表示慰问。

由此可见，钱氏在当政者心目中乃是“国师”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