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及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_仅以瑞典和英国为例_齐红芳

·２０１１·１０·一、瑞典社会福利制度及其改革（一）瑞典社会福利制度概述１９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瑞典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各种社会问题，传统的社会救济制度已经无法适应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瑞典进入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萌芽阶段，通过颁布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立法，对养老、失业、疾病等社会保险进行关注与研究，为未来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确立了基础。从１９１０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瑞典不仅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和健康保险制度，在劳工福利方面也有重要发展，但这一时期社会保险制度以自愿性为主，覆盖面也主要是对劳动人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１９８０年，是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阶段。这一时期，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开始了飞速发展，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日益扩大，保障项目日益全面，社会福利水平不断升高，建立了世界闻名的“瑞典模式”。但是，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由于其上述优点也给瑞典的政府财政、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压力，导致１９８０年至今瑞典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瑞典实行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其最大特点就是强制性和社会化，人人都必须参加统一的社会保障，并能享受由国家统一提供的各种社会保障。这些保障主要有八大类，即老年保障、健康保障、失业保障、家庭保障、住房保障、儿童保障、教育保障和带薪假期等。瑞典的养老金制度、健康保险和国民卫生保健服务、义务教育、家庭津贴等都是瑞典最有特色的保障制度，全面的福利对瑞典的宏观经济和微观行为等都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二）瑞典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措施人们一般将瑞典社会福利制度中的问题称为“瑞典病”。对于如何治理“瑞典病”，瑞典国内有不同的看法。社会民主党主张在保持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维持充分就业的前提下，增强经济实力，改善公共部门，适当削减公共开支，反对“私营化”。而保守党则主张对现行的社会福利制度作较大的变更，大规模减少公共开支，实行“私有化”，鼓励私人在医疗保健、托幼事业方面与官方单位进行竞争，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要求给人们更多的自由支配权。由于瑞典有长期实施社会福利的传统，福利又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福利国家”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因此，人们宁愿维护现有的社会福利制度而不愿接受更大的改革。在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问题上，各党派都不得不谨慎行事，因而使“瑞典病”的治疗十分艰难，只能采取对症治疗的办法小改小革。例如对于医疗保险，改革的思路是将部分欧洲福利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及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仅以瑞典和英国为例齐红芳曾瑞明李甜（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市２０１６２０）摘要：瑞典和英国作为欧洲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高水平普惠型社会福利。但其长久以来奉行的“父爱主义”，造成政府对社会福利的大包大揽，再加上柔性调节机制的缺失，使得两国“福利病”缠身，两国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我国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应从中应汲取经验教训，从而实现社会福利制度的顺利转型。关键词：欧洲福利；国家福利制度；改革；启示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３．７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７－７２４３（２０１１）１０－６２－３国外借鉴

62···２０１１·１０·经费交给消费者和有关专家组织，让医疗机构通过竞争、提高服务效率来获得消费者和有关专家组织控制的经费，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自由；同时将病假头３天的补贴由工资的年９０％降为７５％，以防止职工“泡病号”的现象。瑞典在１９９８年开始取消实行多年的小学生免费午餐。这些小改小革措施虽然不能完全根除“瑞典病”，但能够使“瑞典病”的病情得到缓解。相对于其他“福利国家”而言，瑞典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阻力更大。二、英国社会福利及其改革（一）英国社会福利概述英国是社会保障制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社会福利最为全面的国家之一。从１６世纪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单纯救济扩展到全面福利，从低水平到高福利，不断完善。２０世纪７０年中期以来，随着社会问题的出现和政党的更迭，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断改革和发展。从１７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社会福利大致可以分为４个阶段：初始阶段（１６０１－１９０５年），英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中世纪的社会救济发展到政府主导的旧、新基本法时代；“福利国家”的酝酿阶段（１９０５－１９４２年），通过颁布了一系列社会福利立法，建立了国民保险制度，提供养老金、病假和产假工资、失业金等福利，具备了福利国家的雏形；战后确立所谓“福利国家”（１９４２－１９７５年），这一阶段，英国在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指导下，以贝弗里奇社会保障计划为蓝本，战后英国颁布了《国民保险组织法》（１９４４年）、《国民救济法》（１９４５年）、《家庭津贴法》（１９４５年）、《国民保险法》（１９４６年）、《工业伤害法》（１９４６年）等一些列社会保障法案，形成了福利国家的基本框架，并在其后的３０年保持着巅峰状态，被称为所谓社会福利立法的“第二个兴盛期”；福利制度改革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今），改变了半个世纪福利化不断增长的势头，出现了“非福利化”的取向。英国社会保障制度不仅规模大，而且结构庞杂，其社会福利可以分为国民保险、国民保障、专项津贴、住房、教育和个人社会服务、医疗。其中社会保障为收入性福利，它进一步按照资金来源不同分为国民保险和非缴费性福利两部分。在管理体制上，英国的各项福利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负责，实行的是集中的管理模式。英国的《国民保险法》规定了一个由多种津贴和补助金组成的综合性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制度是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其支出占整个社会保障开支的７０％左右。社会保险的种类齐全，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各大险种，其费用来源于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国民卫生服务是英国最有特色的医疗保障制度，给全体国民提供了免费的医疗服务，另外还有住房、教育以及多种多样的津贴和社会服务。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保证了国民的生活质量。英国全方位、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制度，促使战后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一样，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改革并没有变动英国社会福利的基本框架，英国社会福利的特色仍然具有普遍性、全面性等特点（林闽钢，２００７）。（二）英国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措施英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涉及的领域有养老保险、住房、卫生和其他社会服务机构，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１）废除了国民收入养老金制度，鼓励私营企事业单位进一步改善其职业养老金制，充分发挥社会的积极性来补充国家养老金的不足。（２）确立了鼓励私人拥有住房的政策，减少了住房补贴，并用优惠价格向住户出售公共住房。这一政策使房租价格大幅上升，从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度到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度，房租平均增长了１４０％，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于是，政府提高了社会福利支出中与收入挂钩的补贴，使之超过了房租的上涨额度，但补贴更加集中于低收入家庭。这就促使了高收入家庭购买私房。英国政府住房政策的调整，促进了住房的买卖、市场的发展和资金的流动。（３）１９８２年，英国开始对国民医疗保险制度进行改革，鼓励使用商业合同医院，建立成本和收益体系。后来逐渐允许公费病人到私人医院看病，强调个人选择的自由。于是，在英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中发展了双层结构，即基本服务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但是质量下降；而缴费病人则能得到良好的服务。因此，参加私人医疗保险的人数大大增加，从１９７９年的２７６万人增加到１９８４年的４３７万人，同时，国民医疗制度中从事私人营业的人数也有所增加。（４）在其他社会服务领域也开始发展由政府、自愿机构和私营部门共同工作的混合经济。三、欧洲福利国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一般认为，福利国家模式的社会福利体系最主要特征是它的普惠性。由于奉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福利照顾，这些国家因此获得了“福利天堂”的美誉，又因此而背负着沉重的福利负担。为此，笔者认为，我国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过程中，应积极借鉴福利国家的有益经验，主要包括：１．社会福利制度的“普遍主义原则”。“普遍主义”运用于社会福利制度领域意指建设覆盖全部人口的福利模式，这是欧洲社会福利政策的基石。事实上，“普遍主义原则”彰国外借鉴

63···２０１１·１０·显的是实行福利的社会责任和公民权利（陈乙南，２００９）。福利国家设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国家制度，充分彰显了国家对公民的责任（熊跃根，２０１０）。２．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要适时建立。西方国家选择在“二战”结束后建立普惠型社会福利体系，主要是基于当时社会需求、政治需求和道德需求的迫切。首先是社会需求。战后西方各国经济凋敝，民众生活极端困难，急需建立普惠型社会福利来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其次是政治需求。二战后，西方国家的民众将政府是否为民众提供社会福利作为考察其政权合法性的物质前提。各国政府意识到许多社会矛盾可以通过社会福利制度缓解，同时也依赖民众的选票实现政党的执政地位。第三是道德需要。二战后，西方各国社会公平正义与促进共享发展成果的价值取向得到确立（蓝云曦，谭晓辉，２０１１）。３．社会福利管理的法制化与规范化。福利国家在建设进程中，以统一立法、统一管理为主线，建立了一套高效、有序的管理体制，用法制的刚性确保福利目标的实现。这种具有普惠性质的社会福利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为福利国家赢得了殊荣，但是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福利国家却频发“福利病”，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１）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缺乏柔性机制，福利政策与国情和经济水平日益不适，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瑞典庞大的公共支出费用、高福利、高税收不仅导致了政府财政的不堪重负，也给该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沉重的包袱，而且引发通货膨胀、失业等社会问题。一向引以为傲的福利制度走向了其反面———变成了瑞典福利模式的致命弱点（王亚萍，２００４）。与此同时，除瑞典以外的其他北欧福利国家也因日益庞大的社会保障支出使财政赤字剧增，债台高筑，出现了巨大的“财政黑洞”（袁群，安晓敏，２００７）。（２）福利国家的“父爱主义”，造成国家大包大揽。欧洲国家借助国家力量对经济实行干预和调节，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福利制度几乎把人都“包下来”，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逐渐推向了顶峰。国家越俎代庖，致使社会福利陷入尴尬的境界。这一形式的“父爱主义”为了实现福利平均化，导致不愿意工作的懒汉越来越多，造成了一批寄生于该制度的“食利者”阶层，这批“食利者”的存在，不仅破坏了福利制度建设的初衷，而且造成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袁群，安晓敏，２００７）。国内学界鉴于福利国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普遍认为，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欧洲的模式也不宜用来照搬。但用什么样的福利模式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有什么样的福利水平也绝非首要，更重要的是有没有这样的政策目标，并为之持之以恒，不懈努力，持续发展。参考文献：［１］林闽钢．社会保障国际比较［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５３－１５４．［２］陈乙南．北欧普遍主义福利国家的经验和启示［Ｊ］学理论，２００９（１３）［３］熊跃根．中国福利体制建构与发展的社会基础：一种比较的观点［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１０（５）．［４］蓝云曦，谭晓辉．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对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促进作用［Ｊ］，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１）：１１４－１１９．［５］王亚萍．评瑞典福利制度模式———兼论其对中国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启示［Ｊ］．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０４（４）：８４－８７．［６］袁群，安晓敏．北欧福利国家的改革及对我国的启示［Ｊ］．经济问题探索，２００６，（１１）．［７］张平，孙敏．瑞典———社会福利经济的典范［Ｍ］．武汉：武汉出版社，１９９５．［８］孙健夫，张士军．英国社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借鉴与创新［Ｊ］．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０２（５）：５５－５７．［９］［德］斯坦因·库勒，罗志强（译）．福利社会与发展中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Ｊ］．南京师大学报，２００７，９：１１－１５．［１０］张桂琳，彭润金．七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兼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Ｍ］．北京：中国政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作者简介：齐红芳：（１９８５．１０－），女，汉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曾瑞明：（１９６９．１０－），男，汉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李甜：（１９８７．６－），女，汉族，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