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视野下的管理伦理问题

　周易研究2003年第6期(总第六十二期)　《周易》视野下的管理伦理问题盖勇徐庆文(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企业界出现的行贿受贿、弄虚作假、价格垄断、环境污染等管理伦理问题。西方科学管理对管理伦理问题的解决显得乏力,《周易》所彰显的人文理念却为管理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资源。《周易》的功利价值蕴涵着管理的合理选择;“盛德大业”为解决管理伦理问题指明方向;

变易观念为管理创新提供依据;诚信的树立是管理伦理问题解决的关键;“中正”理念起到制约管理伦理问题的作用。关键词:周易;管理;管理伦理中图分类号:B221;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03)06-0059-06

AdministrationethicsunderthevisionofZhouyi

GAIYong,XUQing2wen(SchoolofBusinessAdministration,ShandongUniversity,Jinan250100,China)

Abstract:Since1950s,therehadappearedethicalproblemsinadministration,suchasbribery,fraud,monopolyofprice,environmentalpollution,etc.inthecircleofwesternenterprise.West2ernscientificadministrationexhibitsitsdisabilitytosolvetheseproblems,whiletheideaofhuman2itymanifestedinZhouyiofferssourcestotheresolutionofthem.UtilityvalueinZhouyiconceivesrationalchoiceinadministration;Enrichingvirtuestoenlargebusinessesshowsclearlythewaytosolvetheethicalproblems;ConceptsofchanginginZhouyioffersbasisfortherenovation;HonestyandtrustworthinessupheldbyZhouyiisthekeytosolvetheproblemsinadministration;Theideasofbeingmiddleandcorrectcanfunctionasrestrainingtheethicalproblems.Keywords:Zhouyi;administration;ethicsinadministration

管理伦理(BusinessEthics或ManagementEthics)是一门应用伦理学科,它是研究管理活动中是否应该符合伦理以及怎样的管理行为才是道德行为的学科。管理伦理的诞生并不是理论界或企业界自觉的产物,而是管理界出现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收稿日期:2003-07-18

作者简介:盖勇(1962-),男,山东滕州人,哲学硕士,山东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徐庆文(1966-),男,内蒙古赤峰人,哲学博士,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师。

95©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企业界出现了一系列的管理丑闻,引起了企业界和社会公众的极为不满。管理丑闻大多涉及伦理道德,所以被称为管理伦理问题。这些管理伦理问题包括:1.行贿受贿。如1975年美国公布的洛克希德公司猖狂的境外行贿中,金额竟达2.5亿美元,受贿人员有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伯恩哈特亲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及其政府官员。2.弄虚作假。有的公司为了达到融资目的,在上市股票的报表中虚报或瞒报;有的企业为了获取利益,做虚假广告,欺骗客户等等。3.价格垄断。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下的国际七大跨国石油公司(被称作“七姐妹”)合谋限制石油产量,

人为造成石油供不应求,从而抬高油价。4.环境污染。由于工业废气的排放使得伦敦上空浓雾积年不散,并且产生硫酸泡沫,致使在这里生活的人呼吸道系统发病率非常高。1952年12月5日至8日,4天时间内因呼吸硫酸泡沫死亡的达4000多人。[1]5.其他伦理问题。如窃取商业机密、非法股票交易、不公正歧视等等。对于管理伦理问题,学术界的学者反应尤为强烈,他们积极进行企业调查,讨论企业究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问题,

并呼吁建立一种企业伦理行为学科,规范企业行为。在此背景下,管理伦理学应运而生。由于管理伦理问题的不断涌现,催生了管理伦理这门学科。管理伦理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对企业以追求效益为目的的科学管理的反动,它标示着企业片面追求速度增长往往以企业的伦理秩序的失范为代价,因而需要建立一种道德约束机制,规范企业行为。无疑,这种道德规范机制舍弃了传统管理的科学取向,而代之以人文取向。但是,管理伦理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人文价值取向,时至今日,企业界和理论界并没有达成共识。许多学者认识到西方管理人文资源相对匮乏,把目光投向以人文精神见长的东方文化。美国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曾在1997年的著作《杜拉克论亚洲》中预测:“过去十年内,‘日本管理哲学’之类的书盘踞西方书市;未来十年,相信与‘中国管理哲学’有关的书将会成为畅销书。”[2]更有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作为中国思想“大道之源”的《周易》上,认为《周易》所彰显的人文理念正是管理伦理发展的方向,并以此建立中国管理哲学体系,提出“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的方向。[3]《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本源和基础,能否直接用作管理伦理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无力涉及。但是,《周易》的许多理念对管理伦理问题的疏解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这些理念经过现代化的诠释和改造,确实能够作为管理伦理问题解决的重要人文资源。第一,《周易》的吉凶观念其预示着管理的福祸同源,其“趋利避害”的功利价值蕴涵着管理的合理选择。管理伦理问题的出现,其直接根源是以科学管理为基础的古典管理理论。古典管理理论是建立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这种理论认为,科学管理是给人类带来无限福祉的,

人类只要按照科学进行管理,企业的效益就会不断上升,而人类的资本就会不断丰厚。但是,这种管理理论在运作过程中却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科学管理为企业带来效益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企业效益的增加,往往建立在职工的劳动量或劳动强度增加为基础;企业利润的取得,有时依靠欺诈、垄断等不正当手段;企业为了获取资源,改善生存环境,会以另一种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等等。实质上,管理伦理就是呼唤在管理中建立一种人文秩序,这种人文秩序以管理是福祸同源为基础。科学管理既可以为企业带来可观的效益,也会造成一系列的伦理秩序的破坏现象,科学管理既可以造福人类,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管理是一种价值判断,即管理者对管理的后果进行利害权衡和选择。06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怎样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周易》的吉凶祸福的功利价值实际上蕴涵着管理的合理选择。《易经》将世界的万事万物依附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上,认为卦卦有吉凶,爻爻言祸福。《易经》爻辞显示着一种价值取向,它将人们的行为进行“吉”、“凶”、“悔”、“吝”、“厉”、“无咎”等的划分,认为人们得到有利于人的生命发展的、失去有害于人的生命发展的为“吉”,人们得到有害于人的生命发展的、失去有利于人的生命发展的为“凶”,

“悔”是人们没有获得利益时的心理感受,“吝”是人们没有避免伤害时心理感受。推而广之,整个《易经》中的价值判断用语都是对人们利害得失关系的描述。“吉”就是得、利,“大吉”就是大得、大利,“无咎”就是无利无害、无得无失,“凶”就是失、害,“大凶”就是大失、大害,“厉”就是得小失大、利小害大,“悔”是没有得到利时的小失,“吝”是没有得到大害时的小失。按照《周易》的吉凶祸福理念,管理应该是人们避害趋利的过程。管理本身具有利害的“双重效应”,它可以为管理者带来丰厚的收益,也可以使管理者为了追求某种利益而丧失更大的利益,所以管理者应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系辞》),也就是“尽人事而知天命”(《系辞》)。管理的“天之道(天命)”是什么?《周易》也做出回答,“崇高莫大乎富贵”(《系辞》)就是管理的“天之道(天命)”。这里的“富贵”一方面指的是物质方面的富有,

也就是从管理中获取效益,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指对“道”的领悟和对“德”的实践,只有领悟到“天之道”,依“天之道”行德于民,民才能富,管理者才能贵,才能称得上“崇高”。相对于物质方面的富有来说,管理者对“道”的领悟和对“德”的实践更为重要。管理者怎样才能“富贵”?这就要“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系辞》),也就是说,管理者建功立业的根本目的是“以为天下利”,而不是只为自己企业的“利”。如果管理者能够实现“为天下利”的目的,那么管理伦理的诸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了。第二,“盛德大业”确立了管理的目标,为解决管理伦理问题指明方向。管理伦理问题的提出虽然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管理伦理作为一门学科的建构至今仍没有取得共识。因为管理伦理问题的解决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人文秩序,究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管理界和理论界还在争论。《周易》提出的“盛德大业”理念,即为管理确立了目标,也为管理伦理问题的解决指明方向。“盛德”是《周易》德治与政治的管理目标与理想,只要达到“盛德”,就能建立“大业”。所以《周易》特别推重德,六十四卦中近1/3的卦用道德来解释;《系辞》更是对树立道德的基础、施行道德的方法、巩固道德的途径、检验道德的标准等进行探讨,认为“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拾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在《周易》的“盛德”理念中,德不仅仅是一种管理的目标和理想,而且还是管理过程和管理成名的途径和手段。“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系辞》)是说管理者要靠道德、靠仁政进行管理;“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文言》)把道德作为人的成长的手段;“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彖传》)把道德当作人文教化;“君子以厚德载物”(《象传》)、“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系辞》)、“存乎德行”(《系辞》)等等把道德作为成己达人的载体。由此,《周易》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理路,即从“内圣”中求“外王”,儒家思想典籍《大学》将此思想进一步展开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并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由“盛德”而成就“大业”,《周易》的入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方向。“显诸仁,藏诸用,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