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错案的原因和对策

刑事错案的成因及预防刘朔邑摘要：刑事错案给司法公信力、公民人权、诉讼效益和社会稳定等带来巨大的危害。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有罪推定思想的存在、难以杜绝的刑讯逼供、司法体制的弊端等因素导致了刑事错案的发生，应当从贯彻无罪推定原则、遏制刑讯逼供、改革司法体制、促进控辩平等方面着手，建立科学、完善的刑事错案预防机制。

关键词：刑事错案；概念；成因；预防机制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ＣＮ６１－１４８７－（２０１９）１３－００５４－０４“一次错判的性质之严重实超过十次错判的案例。

因后者不过弄污了水流，而前者则败坏了水源。

”[1]2013年至2015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监督指导各级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正重大刑事冤假错案23起，这一系列刑事错案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应当立足我国国情，建立起兼具系统性和科学性的错案预防机制，以有效防止刑事错案的发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司法公平正义。

一、刑事错案的概念刑事错案是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对案件的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或者严重违反诉讼程序，导致对案件的处理决定出现错误，严重侵犯案件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刑事案件。

刑事错案损害司法公信力、侵犯人权、影响社会稳定、降低诉讼效益，具有十分严重的危害性。

目前学界对刑事错案的界定有三种标准：一是主观标准说。

这一观点认为司法人员主观上存在过错是界定错案的依据，认为“应该把对结果的关怀转移到对行为的监控上来。

[2]二是客观标准说。

客观标准说以对案件的处理结果为界定标准，支持客观标准说的学者在具体的标准的选择上也存在差异，主要有“诉讼结果标准说”和“刑事赔偿标准说”。

三是综合标准说。

认为只有把上述两种观点结合起来才能避免局限性，即要综合考虑对案件的处理是否正确与司法人员的主观是否存在过错。

笔者认为，主观标准说存在明显的缺点，在实践中，司法人员办案时的主观心理状态很难具体认定，而且导致刑事错案的发生究竟是因为司法人员的主观故意或过失，还是因为客观情况使错案的发生不可避免也难以判断。

刑事错案的学理分析刑事错案是指因制度问题、操作失误等原因，导致司法机关在处理犯罪案件时，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被告人作出了错误的定罪或判决的现象。

刑事错案严重侵犯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对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因此，对刑事错案进行学理分析对于加强司法公正、保障人权非常重要。

刑事错案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制度问题、证据不足和程序问题等原因。

针对制度问题，可能是由于法律规定不完善，法律条文含义模糊不清或者法律适用有误等。

不同层面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司法实施中未达到一致性和连贯性。

针对证据不足，可能是指证据的收集、保存、鉴定和使用等环节出现问题。

一些关键证据可能被遗漏或者遗失，或者被篡改、伪造，甚至是有故意的公检法机关以不正当手段获取证据。

针对程序问题，是由于司法机关在犯罪案件审理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或者程序错误导致的。

比如，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对被讯问人的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或者审判程序存在失误等。

针对刑事错案，对受害者进行补偿，可以减轻其被侵权的痛苦；同时，对检方和法官的失误进行追究，可以增强司法公信力。

另外，防止刑事错案的发生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体制上，加强社会对司法独立性的监督，避免监管机构与被监管企业的利益勾结，维护司法公正的领域；在效率上，加强证明和证据规范等方面的相关培训，使犯罪案件处理更加规范、系统，并且加强公共和社区参与，促进共治理念的深入；在理念上，尊重被告人权利，支持法律援助体系完善。

此外，在刑事错案发生后，不仅仅是单纯的对判决进行追究，对刑事诉讼制度进行完整审视和深刻反思。

立法者应该加大力度为职业针对性法律人才的培养投入，独立评估案件瑕疵，每个司法干警都需要进行系统化道德方面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对法律精神、职业精神、行为规范、责任心等指标进行精准衡量、形象打造、逐步培养，加强对灵活操作性强、模糊性大的诉讼程序规定的监督，特别是加强对证据完整性的保证，减少证据遗漏等情况发生。

浅析冤假错案的成因与防范措施摘要：2020年8月4日张玉环故意杀童一案在江西第四审判庭重审后法院宣布其无罪，这一案件的发生再度引发了人们对冤假错案的种种评议。

古往今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免不了冤假错案的发生，最关键的还是要尽可能的降低其发生率，这就不得不要求司法制度的创新与完善。

随着近几年我国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上个年代发生的不少冤假错案在当今得以平反，但也不能确保冤假错案将不再发生，为此我们必须要深度思考我国刑事司法体制中仍然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问题采取措施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

关键词：刑事冤假错案证据意识淡薄刑讯逼供程序不合法轻律师辩护防范措施一、冤假错案案例回顾在近些年，国内许多起刑事冤假错案得以平反，例如1991年胥敬祥一案，在被关押13年后得以释放，其自诉的原因是口供是在严刑拷打下编造的，指纹也是被人按着手按上去的，是严刑逼供导致这一冤假错案的发生；1994年聂树斌强奸杀人一案在2016年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无罪，虽然已还聂树斌清白，但人死不能复生，一个人蒙冤而死，能想到他当时该有多么痛心与遗憾，一件冤假错案甚至能给一个家庭带来无法挽回的影响，聂树斌一案既有严刑逼供，又有证据不足，司法机关人员证据意识淡薄，疑罪从有的意识贯穿始终，众多不合法的因素导致了这场悲剧发生；1996年孙万刚强奸杀人案，在2004年最终认定其无罪，主要原因也是证据不足；还有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湖北佘祥林杀妻案、河南赵作海杀人案等等；近期平反的张玉环杀人一案中据报道是当地警察让警犬对张玉环进行了“攻击性”的审讯，办案人员纵容警犬对张玉环进行攻击和撕咬，撕扯了他的裤子并且咬伤了他的大腿，疲劳审讯、以家人相威胁等刑讯手段也被用在了对张玉环的审讯过程中，最后的结果是他在恐惧和多种负面情绪的冲击下承认了杀人罪名，在2020年最终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原因宣告张玉环无罪，张玉环将近27的牢狱生涯虽然结束了，但人已年过半百，无论怎样的赔偿都无法弥补一个人27年的岁月。

浅析冤假错案的成因及防范近一个时期，媒体先后曝光的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上海两梅（梅吉祥、梅吉杨）杀人案以及河南李怀亮杀人案等刑事冤假错案，给司法公信再次带来灾难性影响。

这些案件与之前的湖北佘祥林案、云南杜培武案、河北聂树斌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一样，一次次挑战着法律与正义的底线，一次次考验着人们的心理承受极限。

这恐怕也是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我们应如何防范冤假错案”的紧迫背景。

正如沈副院长所言，“相继出现的刑事冤假错案给人民法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不妥为应对，将严重制约刑事审判工作的发展，已经到了必须下决心的时候”，“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我们守护司法公平正义的末端，我们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冤假错案堵在司法审判的大门之外，给党、给人民、给宪法和法律一个交代”。

应当说文章对冤假错案的认识、分析还是比较深刻的，对防范冤假错案也提出了应采取的具体措施。

但遗憾的是文章对产生冤假错案的关键、核心问题即错案产生的根源、成因没有过多论及。

笔者认为，要防范冤假错案，首先必须认真分析冤假错案发生的根源、成因，只有准确找出问题所在，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防范，否则将劳而无功或事倍功半。

那么，当前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何在？笔者以为，归根结底还是理念与制度问题。

一、错误理念是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源从目前暴露出的冤假错案的情况看，无论是赵作海杀人案、张氏叔侄强奸案、李怀亮杀人案，还是佘祥林、杜培武案件，案件本身并不复杂，认定犯罪事实的证据存在重大疑点，而且公检法办案人员对存在的问题都很清楚，并由此导致案件一而再、再而三的被退回补充侦查或发还重审。

如果公检法任何一个机关能够坚守法律底线，坚持定案证据标准，可以说不需要业务多么精通就能够作出正确判断，就可以避免悲剧的发生。

但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些案件经过公检法层层关口，经历慢长时日，大多仍然是以“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的“留有余地判决”而告终。

这也是这些案件之所以引发公众强烈不满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