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原因
摘要：建国后，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艰苦探索，开拓进取，取了辉煌的成就。
但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时间短，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情和建设规律认识不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和理论还很不成熟，加之在初步胜利面前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和于求成的“左”倾思想，导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
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
决议指出:“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决议要求,“积极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决议预言,“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1]
初期成立的人民公社,在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总路线的指引下,以狂热的“大跃进”运动为伍,引领农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其“一大二公”的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模大,如以一个县为一个人民公社,山东省范县即如此;二是包含广,如包含工、农、商、学、兵各行,农、林、牧、副、渔各业,党、政、军、民、学各社会组织。
其“公”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为地提高公制程度,建立公社一级所有制,并准备逐步向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过渡;二是在分配领域实行全部或部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如举办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
与这一特征相伴随的生产、生活方式,则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即破坏家庭组织,按军队编制,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生产,组织生活。
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掀起绝不是偶然的，它有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和我党领导人决策思维的主观促成。
一方面，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取得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很快顺利完成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迫切需要改变自己长期受穷的地位，希望尽快当家作主。
对外来新生事物有一种盲目追求的思想，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思想单纯而又激进，但文化水平、政治理论、个人品德存在较大差异性，加上长期的战争薰陶，在革命运动中比较容易接受“左”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口号和主张（误认为越“左”越革命）由此产生“左”的行动。
另一方面，党的一些领导人，忽视了在一个经济相当落后的且社会还不稳定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希望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出奇迹，很多决策都来自各大省、区首长的汇报或被各大省、区采好的“点”选好的“群众”进行调研决策，因而所得出的决策、调研理论是不全面的，不客观科学的。
主流媒体在宣传报道中只注重上级领导意志而没有客观地实事求是的报道，反而夸大其词，过分的乐观报道，不加科学分析的报道，影响了中央的决策思维。
同时，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中，过去是拿枪闹革命，打天下，现在治理国家、管理人民，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思维、工作方式应该转化为建设者的身份，但事实上很多地方领导干部仍然以战争的理论、工作
方法来指挥工农业生产和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所以，地方群众适应不了这种领导方式、方法，就产生各种各样的思想，人民群众的各种矛盾思想就出现了，当这些矛盾出现以后，没有及时化解，反而上纲上线，用阶级斗争观念、用敌我矛盾的思想观去解决，本身是一般的个体的人民内部矛盾，却上升为社会敌我矛盾。
导致“人民公社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遭到失败。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社会理论来认识考量我国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必须用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发展观统领全局，指导具体工作。
经济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必须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按经济规律办事，如果盲目追求高速度、高标准，必然破坏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自然法则，欲速则不达，1958~1960年三年大跃进运动最大的教训就是生产建设的急于求成，盲目追求工农业生产的高速度、高指标。
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农业大跃进、“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严重影响了农业和其它各行各业的均衡发展，而农业高指标带来高估产。
实际生产量达不到咋办？浮夸虚报、上行下效！上级号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推出高产“卫星”典型，基层便大搞“高产路”、“高产片”、“高产田”、“水稻王”、“包谷王”、“红苕王”、“油菜王”等虚假经验，为了实现这些根本无法达到的指标，企图从统一思想、强化政治意识来完成，以精神意志来战胜一切，方法上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摆擂台比赛挑战进而出现“三高五风”，
“左”倾错误的泛滥也就顺理成章，在所难免。
最终违背客观规律和科学，导致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第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既不能超越，也不能阻碍，否则就要受到惩罚。
“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违背了这一经济社会规律，急于从刚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基础上快速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产生这种思想的人有两种，一种人是没有文化科学知识的人，片面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不懂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懂得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复杂而又长期的过程，把建设新中国社会简单化、理想化。
另一种是政治狂热者，明知是错，为了政治利益甚至是一己私利，去搞轰动效应，以赢得一部分人的赞许，只顾当前不计长远，只讲当前效果，不计成本，只顾局部团体利益，不思中国社会大众幸福安危。
早在合作化时期苗头就出现，个别政治运动狂热者一再促使中央改变大政方针，加快速度，盲目冒进势力招头，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出炉，《决议》明确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中央提“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到地方党政领导口中便成了“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明天就实现共产主义，一再强调共产主义因素，扩大共产主义理想的可见性，其后果无形中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与共产主义理想的混淆和对立，在广大基层群众特别是个别政治盲动投机分子中造成错觉：中央号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现在我这个地方搞“共产主义天
堂建设”就更进一步、更先进、更能受到中央（省、市）的重视，能让上级领导赏识和其他地方学习、效仿觉得是一件光荣的事，事实也是如此。
总之，产生上述这些言论行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最主要的还是中央决策层的指导思想造成政策在短期内变化无常，前后不一致，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作为党的领袖，他在理论上、实践上有许多卓越的贡献举世公认。
但自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不难发现他在指导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上、理论上有前后不统一的地方。
比如：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起初是比较冷静思考对待，主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大约三个五年计划）逐步完成由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的转变，而且一再强调要采取边发展、边巩固的方针。
但初级社还未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个别地方开始搞高级社试点时，他便急切认为：“这种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便在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时便认为：“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高潮就要到来。
”毛泽东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超越设想，想得过分简单，对国情的研判过于乐观。
除了本人对中国国情的研判上存在误区外，还与一些省、部级领导工作汇报不重视实事求是的调研和判断有很大关系，因则导致中央决策层高估了建设形势和各地区各族群众建设新社会的综合素质和热情。
参考文献：
1、刘玲人民公社难以为继的原因分析；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0年5月
2、张健集体化时期的农民政治社会化分析*内蒙古农业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5期
3、邓怡舟；反思建国后两次“大挫折”及其根源的现实意义；
历史研究
4、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
5、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450.
6、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云南人民出版
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