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兴起及深入上杨华

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兴起及深入（上）杨华，粟慧（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沙坪坝401331）【摘要】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开展前后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1949年），此阶段里由于考古发现资料很少，故研究者主要是从历史文献学方面着手研究，老一辈史学大师吴致华、顾颉刚、徐中舒、董作宾、童书业、卫聚贤等对巴、蜀民族的由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并提出了“巴蜀文化”这一概念，这是巴蜀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高潮；第二阶段（1950年～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地区开展了一些调查和发掘工作，据广元宝轮院、巴县冬笋坝、涪陵小田溪几处战国时期墓葬的发掘资料，结合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专家们提出了“巴文化”概念，进而认为这些战国时期的墓葬资料当属于“晚期巴文化遗存”。

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三峡东部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期人类居住遗址，对其文化性质，专家们分析认为应属于“早期巴文化遗存”。

出版了一批具有影响的研究著作和研究论文，此乃巴文化研究的第二个高潮；第三阶段（1980年～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三峡地区发掘出了大批巴人遗址和墓群，对巴文化起源由过去判断是在夏商时期的认识又向前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

建立起了一批巴文化学术研究组织，举办了多次巴文化研究学术活动，创办了一些巴文化研究刊物，这一时期为巴文化学术研究活动的最高峰。

文章对巴文化研究活动兴起与深入前后80余年研究活动情况进行了全面概述。

【关键词】巴文化；巴蜀文化；考古发现；早期巴文化；晚期巴文化；学术研究活动中图分类号：I20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8004（2013）06-0003-07收稿日期：2013-09-09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三峡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项目号：08XKG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杨华（1955-），男，湖北宜昌人，教授，主要从事西南考古和巴文化研究；粟慧（1989-），女，重庆奉节人，研究生，主要从事文物考古研究。

巴文化研究肇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距今已历80年。

而巴文化最先的研究，却是从“巴蜀文化”开始的，其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及认识水平的提高，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鄂西和三峡地区发掘出的堆积如山的文物资料表现出与四川地区先秦文化遗存的一定差异，不得不使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逐渐从过去笼统称谓的“巴蜀文化”旧概念中将“巴文化”分离出来，从而复原出它的本来面目。

回顾巴文化研究的80年历程，可大致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即20世纪的30、40年代（1930年～1949年）；第二阶段，即20世纪的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1950年～1979年）；第三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初至本世纪初（1980年～2010年）。

Vol.32No.62013年11月第32卷第6期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v.2013现在我们将巴文化研究活动的开展情况分阶段逐一介绍如下。

一、第一阶段（1930年～1949年）早在1930年，史学大师吴致华先生就根据文献典籍中的有关记载，撰写了研究文章《古巴蜀考略》，文章考证了巴、蜀的立国及疆域情况[1]，这是近现代研究巴蜀历史的早期代表作。

随后马培棠撰写了《巴蜀归来考》[2]、钟凤年撰写了《论秦举巴蜀之年代》[3]、张公量撰写了《张仪入秦续辨———附马培棠、钟凤年二先生秦灭巴蜀在惠文王初元说的商榷》[4]。

这些文章及所述观点，曾引起学术界的密切关注。

1929年广汉真武宫的玉石器出土和1934年真武宫遗址的考古发掘资料，一时更成为巴蜀文化研究者讨论的热门课题，当时避居日本的著名历史学、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曾来信问及这两项考古发现。

据资料介绍，复信中认为考古发现中的琮、璧、璋等，均与中原的出土物相似，证明中原与蜀地之间，很早就有了文化接触。

对于真武宫遗存，当年的《发掘报告》将其称为“广汉文化”。

[5] 20世纪40年代，正值抗战时期，为避战祸，全国绝大多数学者云集西南。

重庆作为战时陪都，与成都等西南中心城市便成为学者们汇聚的中心。

著名学者顾颉刚、徐中舒、董作宾、缪凤林、童书业、郑德坤、卫聚贤、商承祚、吴敬恒、傅振伦、陆侃如等，都来到四川地区。

这些史学大师们来到蜀地，凭借他们的专业敏感性，很快注意到了成都地区当年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的资料，纷纷撰文表达自己的观点，代表性的文章有顾颉刚的《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6]、郑德坤的《巴蜀始末》[7]、陆侃如的《评卫聚贤“巴蜀文化”》[8]、黄少荃的《秦灭巴蜀考》[9]等。

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巴蜀史研究形成的第一个高潮。

这其中尤其是卫聚贤先生，除自己探身巴蜀史研究以外，还根据四川地区考古发现的这些实物资料，提出了“巴蜀文化”这一概念。

巴蜀文化的提出，为四川地区巴蜀文化的研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卫聚贤先生在《巴蜀文化》一文中提出：古代的巴国在今汉中，巴可能因渝水（嘉陵江）而得名。

对成都白马寺坛庙出土的青铜器，根据其中有较多兵器的现象，卫先生推测白马寺坛庙可能曾是蜀国的武器库；而根据其中亦有一些青铜礼器如罍、罈等祭器的情况，卫先生认为白马寺坛庙还可能曾是蜀国的宗庙。

关于白马寺坛庙出土兵器的年代，卫先生认为应在商代末至西周春秋战国时期[10]。

更值得提出的是：卫聚贤先生在他主编的《说文月刊》上专门开辟了“巴蜀文化专号”，当时一些颇有影响的史学大师都在此“专号”上发表了有关巴蜀文化的研究文章，如于佑任的《巴蜀文化之研究》、卫聚贤的《巴蜀文化》、缪凤林的《漫谈巴蜀文化》、傅振伦的《巴蜀在中国文化上之重大贡献》、吴敬恒的《避巴小记》等。

可以说，卫聚贤先生在那个年代对巴蜀文化的开拓性研究，大大推动了四川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活动的开展。

特别是在1933年～1934年广汉真武宫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后，面对陌生的出土遗物，学者们一时无从着手，颇感茫然，此时卫聚贤先生采用了以出土文物来求证巴蜀古史的研究方法，不仅匠心独运而且影响深远。

总的来说，20世纪30、40年代里，巴蜀文化研究从开始提出到一批史学大师努力探索，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他们提出，巴蜀建国的历史可能在殷周之际，其国当在长江上游地区或陕南汉中地区；四川地区的先秦文化遗存与古蜀国有关，同时也表现出了与中原文化某些因素的联系。

不过限于当时的学术环境及考古材料的缺乏，老一辈史学者们在研究时主要还是依据文献典籍中记载的线索来进行分析和考证的。

当然，文献史籍中记载的巴蜀古史也是可以肯定的。

本阶段里“巴蜀文化”概念的提出，为后来巴蜀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但客观地说，此阶段的所谓“巴蜀文化”，除借助文献典籍记载附带涉及了巴国的历史外，其主要研究对象其实只是成都地区的古蜀国历史，也就是说，此时所谓的“巴文化”概念，在这一阶段还没有真正建立。

二、第二阶段（1950年～1979年）1949年后，为配合各项工农业建设，文物考古部门先后在四川、湖北地区发掘了大批古遗址、古墓群，时代包括新石器时期、夏商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以及秦汉以后各历史时期。

现按四川、湖北两个区域来分别作如下介绍。

1.四川地区。

1958年7～8月和11～12月，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四川省文物部门先后三次对巫山大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遗址中墓葬分布密集，揭掉表土即现文化层。

文化层分上、下两层，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

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时，在发掘的228平方米内清理出墓葬74座；第三次发掘时，清理出墓葬123座。

以上墓葬的时代与文化性质，据发掘整理者分析，其时代应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其文化性质则显示遗址下部文化层代表了当地的土著文化，而上部文化层虽仍显示由当地土著文化发展而来，但是在某些方面明显受到了其它文化的影响，与中原龙山文化存在一定关系。

遗址地层中出土的彩陶，既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彩陶，也与江汉地区屈家岭文化的彩陶有别，其时代可能比屈家岭略晚一些[11]。

1962年，大溪遗址整理者提出了“大溪文化”的命名[12]。

而随着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积累，逐渐证明大溪遗址的时代要早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屈家岭文化。

大溪文化是我国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

对大溪遗址的三次发掘，为我们研究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实物资料。

其后50年代末，考古部门对忠县中沟遗址群何家院子、汪家院子、吴家院子三个地点进行了发掘，在何家院子、汪家院子两地点发现了较厚的文化层。

遗址的第3层为早期文化层，厚达150厘米，出土主要器物有陶釜、罐、钵、大口尊（缸）、尖底杯等，其中的一件角状杯口径8厘米，通高21厘米。

《发掘简报》对遗址的时代与文化性质作了分析，《简报》称：“在文化层中出土有卜骨，从卜骨的钻孔痕迹看来，似乎是用铜工具制作的，原料为兽骨。

同时在文化层中出土有铜镞，因此，我们认为该遗址时代的下限可能进入青铜时代[13]。

”遗址的上限则没有说明，但据整理者分析，其时代应该已至新石器时代。

文化性质属于土著文化，同时也有外来文化影响。

除上述两处古遗址外，另外有三处巴人墓葬。

1954年在广元昭化宝轮院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巴人墓葬，1954～1955年在巴县（现重庆市巴南区）冬笋坝又发掘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巴人墓葬。

两地墓葬多为船棺葬，亦有以船为椁，内置木棺的情况。

两处墓地墓葬中均出土有铜器和陶器。

铜器以兵器为主，组合为剑、钺、戈等。

铜容器有鍪、甑、釜、壶、盘等。

青铜器及印章上有手心、虎等符号。

陶器多为灰褐色粗陶，火候较低，器类主要有绳纹釜、圜底器罐、矮柄豆、盂、壶、盘、盆等。

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期。

冯汉骥先生曾在《四川古代船棺葬》中分析认为：四川古代船棺葬“与战国时期的巴人应有一定的关系”[14]。

1972年，四川省文物部门在涪陵小田溪发掘了3座巴人墓葬，其中M1内出土青铜器90余件，器形主要有釜甑、釜、勺、豆、盆、盒、罍、灯台、斤、凿、剑、钺、矛、戈、弩机、胄顶、编钟、钲、铺首环等；M2内出土青铜器20余件，器形多数与M1中器形相似，另有铜錞于、铜镜；陶器有釜、罐等。

M3内出土青铜器50余件，器形多数与M1、M2器形相似，另有一件精美的错银铜壶；陶器仅釜3件。

几座墓葬中都出土有精美的青铜器，且数量较多，这是过去（1972年以前）四川地区战国墓葬中少见的。

墓主人身份当属上层贵族，有学者认为是“巴王墓群”[15]。

涪陵战国墓葬的发掘资料与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之“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合川），或平都（今丰都），后治阆中（今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积（今涪陵）”的情况大致相符，其中的M1规模之大，随葬青铜器之多（近百件），是否即显示该M1竟是巴王墓呢？这里我们还不能武断地下结论，不过，可以肯定这几座墓葬的墓主人生前应属上层统治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