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诸子史学思想发凡

第２９卷第５期天鼍天甲甲孤ｖ０１．２９Ｎｏ．５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Ｌ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０ｅｔ．２００８

战国诸子史学思想发凡葛志毅（大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辽宁大连１１６６２２）

摘要：在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枢轴时代，诸子的学术思想建树彪炳可观，决不仅仅限于政治、哲理层面，此外即便在史学思想层面也卓有成就，沾溉千古，由此后世学者有战国诸子源出史官文化之说，在中国占代史学发展史上也应特设专章，为之大书一笔。关键词：史官文化；战国诸子；诸子哲理；诸子史学中图分类号：Ｋ２３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２３９５（２００８）０５—０００１—０７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７—１６作者简介：葛志毅（１９４７一），男，大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成熟，当以《春秋》的出现作为标志性史著，孟子谓“诗亡然后《春秋》作”，即史诗时代由此转入编年史时代，亦即开启以史书编纂为主要特征的古代史学发展正轨。《春秋》出现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它又引致战国诸子之学的发达。关于战国诸子的学术渊源，按《汉书・艺文志》之说，乃出于周室的王官之学，所谓：“皆出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几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左传》昭公二十年载孔子之言亦日：“守道不如守官”，即三代以来的道术即各种文化知识的主体，大都依附于官府的行政管理范畴内。是一种实践层面的专门知识，而不是如后世那样的书本学问，是即王官之学。春秋战国之世周室衰微，王官失守，由此流为各取一端的百家之学，并演为互相争鸣的盛大学术局面，是即王官之学下播为百家之学。《汉书・艺文志》又谓九流百家“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此说同可视为汉代尊儒的意识反映，但由于儒家代表三代文化主流的继承传衍之绪，故谓诸子出于六经亦未尝不可，而且其言与《庄子・天下》所言亦可谓相合：“古之所谓道术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捂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此外，《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谓诸子“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所言颇值得关注。因为这无疑又指出诸子之学与《春秋》间的学术渊源关系，就是说．此言相当于把诸子出于六经之说，集中归结为诸子出于六经中的《春秋》之说①。按《十二诸侯年表序》谓“儒者断其义”，应指儒家诸子阐释《春秋》大义的三传之学；所谓“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应指儒家之外的诸子纷纷汲取《春秋》的内容著书立说，但又同《春秋》的史学取向有某种偏离。诸子著书同然为明理救世的目的而从哲理层面演说道法．同时亦因有取于《春秋》而表现出一定的历史意识，亦即使诸子思想与史学结缘，因而被赋予一定生机。《春秋》以鲁君十二公系世编年，确立起明审的历史纪年意识。儒家诸子的ｉ传之学，则继承此史法纪年框架而演说《春秋》大义，从而进一步突破此前的世族宗法性质的谱牒族系之学，在阐释《春秋》时更加明审地贯彻历史纪年意识。如《公羊》、《谷梁》二传俱于鲁襄公二十一年记孔子生，《左传》则于哀公十六年记孔子卒，是乃史传记述中明确记载历史人物生卒年月的首例。在此明确的历史纪年概念基础上，《公羊》、《谷梁》二传又发展出春秋家所谓时月日例。它相当于从义理角度诠释丰富了历史纪年意识，是历史纪年意识的儒学化反映。儒家诸子之外，其他诸子的历史意识亦十分明确，如《墨子・鲁问》：“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这里反映出墨子认识中的历史意识，即把记事的性质视为传于后人的取鉴纪念方式，它是个人生命经验的延续，这种认识无疑增加了对历史记事的兴趣与动力。又如《韩非子・大体》认为道德全备之世的标志之一是：“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②此乃立于道家反文化的立场，指出历史记载乃文明时代的标志性特征，那么，韩非对历史记载的正面认识可由此得到反映。这种认识促使诸子析义明理的论说方式与历史思维结合起来，也是诸子学说繁荣兴盛的主观动机。又如墨子认为“万事莫贵于义”③，因而“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上说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④，以推说其“义”。所谓“义”主要指其学说中有代表性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尊天、事鬼、兼爱、非攻等论议命题。墨子主张应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说

①蒙文通谓春秋后期，《春秋＞由诸侯围史变为大夫家史．到战国时《春秋》由大夫家史发展ｍｌ成为诸于，诸ｆｆ＿之学大盛．史学逐渐衰落。见《蒙文通文集》第ｌ卷《占学甄微》．巴蜀书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４一１５页。②“罔书”与“盘盂”、“记年之牒”并言．其取义为历史记载。＜守道’：。故图不载宰予，不举六卿；书不著子胥，不明夫羞。”可为。罔书”指历史记载之让佐。③‘景子・贵义’。④＜墨子・鲁问＞。

万方数据２大连大学学报第２９卷以不同的“义”：“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缅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①此诸“义”乃墨子结合大量历史知识取资论证而成，如为辨明“明鬼”之义而引及《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墨子书中其他诸义亦多用历史知识取资论辩而成，如尧舜禹汤文武等三代圣王及春秋齐晋楚吴越等霸国之君的业绩行事等故实。又如韩非对其思想论题的阐释，亦多借助于众多历史知识论辩演绎而成。如《韩非子》中的《说林》上下、《内储说》上下、《外储说》左上、左下、右上、右下及《十过》等篇汇编了诸多的历史故事，并采用分类汇编诸历史故事的方式，条分缕析地论说其思想主张。《内储说》、《外储说》、《十过》等篇都是先总挈大纲，分叙条目，然后列举历史故事加以论证…。这种以纲统目的方法，应受到《春秋》经传类似纲目主从关系的阐释方法的启示。有学者指出：“在先秦诸子中，明确地称引《春秋》而且征引最多的是《韩非子》。”拉。是韩非深于《春秋》学，在诸子中亦堪称首屈一指。因为《春秋》所载诸多亡国弑君之例，可成为他研究权谋之术，尤其是君主防止臣下奸劫弑夺之祸的首选借鉴根据。这是韩非留意《春秋》的重要思想原因。《汉书・艺文志》谓汉初为《诗》作传者，“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史记・平津侯主父传》谓公孙弘“学《春秋》杂说”；《韩长孺传》谓其“尝受韩子杂家说”，此“韩子杂家说”应即《韩非子》中《内储说》、《外储说》、《说林》中杂说史事的“《春秋》杂说”。此类“《春秋》杂说”在汉初的影响，应是战国诸子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习惯的余响。战国诸子中的历史意识使其学说体系别具一种引人注目的特征而受到关注，乃至当近世学者在评说诸子的学术渊源时，出现诸子之学源出史学说。如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谓诸子乃周史之支孽小宗，张尔田本之作《史微》，说不仅六经皆史，诸子亦史之支流余裔，刘师培倡“古学出于史官论”，谓九流之学俱源于史，江琮本之作《百家之学俱源于史》。从大的方面看，诸子是传自古代的文献记载，当然属于史学的大范畴。此外，如上文所言，诸子虽以论辩说理为主，但其中包含诸多史学知识的内容，使之显示出浓厚的史学色彩。《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孔子作《春秋》以来四百余岁，“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其中周室崩解与史官制度衰微，导致大量官书史册向外流散，从而为学术思想脱离官府控制而走向解放和新的繁荣，提供大量可供取资的思想文化资料，这即是战国诸子发达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战国时诸子学的发达，不妨可视为史学在特殊学术文化条件下的变相发达状态。因为诸子大量汲取历史知识与历史资料于其著作中，不仅使其内容丰富深邃起来，而且亦使史学借诸子的形式得到曲畅旁通的发展，或者说，是乃《春秋》之义转移到诸子中的保存发扬。后来司马迁继承孔子《春秋》著史而始名其书日“太史公书”，就是战国诸子与《春秋》之义相通在汉初史学上的反映。对此，梁启超曾谓：司马迁作《史记》“最大目的，乃在发表司马氏‘一家之言’，与苟卿著《苟子＞，董生著《春秋繁露》，性质正同。不过其‘一家之言’乃借史的形式以发表耳。”‘３３所以，对战国史学发展状况的探讨，不仅必须借助对诸子著作的分析考察，尤须注意发掘诸子著作中所蕴含的丰富史学思想观念。以下尝试考察战国诸子中表现出的丰富史学思想。

一、诸子学说取证于历史如前所言，诸子之学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往往要取证于历史。他们们怀抱各自的政治理想，寻求自己的历史榜样，以张大突显其思想学说。如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墨家取法夏禹，道家推崇神农、黄帝。由于诸子多出于论证自家学说的需要，因而往往强使历史就范于自己的理论，这使他们举证的历史材料之可信度，受到影响。有学者对此指出说：战国诸子“是专以理论阐述为中心的作品了。虽然它也征引了一些史事，但其目的只是为了阐明其思想理论。以致常常出现用自己的思想、观点来把历史加以改造而使它背离了历史的真实。这些作品所记的史事，其史料价值也就大大降低了。””１这可举儒墨学说对尧舜的宣传造饰说明之，《韩非子・显学》：“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即韩非指出，孔、墨俱以尧舜作为学术偶像在宣传，却各按自己的学说需要造饰尧舜的形象，结果使尧舜被分别儒家化和墨家化，历史上的尧舜真相反倒冈此被遮蔽隐没而难明。虽然诸子在历史编纂上的成绩因此受到局限，但诸子涉及的相关历史思想却十分值得关注。因为诸子学说多涉及社会文化及政治伦理等问题，诸如社会与国家的起源、政治制度的发展、道德伦理的变化和学术思想的演进等，多有论列，其中往往还涉及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所以，诸子学说中反映出的历史思想很丰富，几乎关涉到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大部分基本范畴。其中以儒、墨、道、法、阴阳各家最为值得关注。如《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像这样由天地起源，进而社会家庭，进而政治秩序，进而礼义制度的论述，无论就历史发展层次，还是历史发展内容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历史思维水平高度，也反映出诸子对历史发展法则的思考深度。无怪乎金景芳先生称之为“简直可抵一部社会发展史””Ｊ。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对先秦诸子学说中的历史观念，当予留心。

二、对社会历史的合理解释商周天命论，实际是在宗教观念指导下的神权政治学说，人类几乎成为天神意志操纵下的玩偶。春秋战国时代经历了一场人事政治的大竞赛，是即各国的富国强兵运动、变法运动，这样，人事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人们开始用人类自身的因素去解释和说明社会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