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矩镜与规矩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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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镜与规矩纹
规矩镜是汉代流行的铜镜品种，规矩纹指的是规矩镜所采用的纹饰：镜钮外一个方格，有时方格内会有铭文带，方格四边中点各出一T形纹饰，与其相对为L形纹饰，方格四角外相对V形纹饰。TLV纹饰间一般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和羽人、瑞兽、乳钉纹等。规矩镜于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最为盛行(图1、3)，关于它的来源、寓意和定名问题，不少学者曾进行过探讨。
在我国有关编著中，规矩镜的命名最早见于1942年梁上椿编撰的《岩窟藏镜》一书，梁氏称：“外人称为TLV式，国人则以字命名。梅原氏谓为方格规矩云。”由此可知，首先为“规矩纹”定名的，是日本学者梅原末冶先生。自从梁上椿将“规矩镜”的名称引入之后，我国学者普遍接受和采用，原因可能是此三种纹饰皆类似于木工用具的“规矩”，且“规矩”二字较之“TLV”的洋字码更易得到中国人的认同。
日本学者中山平次郎早在1918年在《古代支那镜鉴沿革》一文中就提出，规矩纹是西汉中、后期草叶纹镜、叶纹镜的草叶纹变化的产物。日本的后藤守一也赞成此说。此外还有人提出规矩纹是由纯地纹兽纹镜之兽纹演变而成。梁上椿不同意中山平次郎等人的观点，认为这是由山字纹镜的“山”字、细地纹镜之细纹及蟠螭纹等变化而来。他还具体阐明它们的发展序列是规矩蟠螭――规矩草叶――规矩四神。他们的“演变说”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日本的铃木博司等人指出方格与TLV组合的图形不是先前某种铜镜纹饰变化的结果，而是独立存在的，因此也被镜子采用。从战国到汉代，随着时代的发展，它们与龙纹、叶纹、草叶纹、四神等不同纹样组合在一起。
1937年，欧洲一些学者提出TLV的形式只适合于方格的基调而不适合于圆形的镜子。梅原末治根据王盱墓出土的占星盘上有与此相同的纹饰，提出了TLV纹来源于占星盘之说。
另一些学者根据端方旧藏以及一些被认为是汉代的日晷上有与规矩镜相似的TLV纹饰，认为TLV纹具有天文学的意义。因而有人就将方格规矩纹镜取名为“日晷镜”，并根据日晷推测L与V是表示时间的图像，L表示夏至、秋分、冬至、春分，V表示四季的开始，T则含有空间的意思。
但是，较多的学者则认为规矩纹与六博图纹有关或来源于六博。中山平次郎早已注意到了两者的关系。还有的人也注意到了TLV纹不适合于圆镜而适合于六博方形盘，推测其可能是由此演变而来的。杨柳升亦认为汉画像石上有TLV图纹的方形物是六博盘，并提出铜镜是转借它的图案的看法。熊传新根据马王堆等地出土的六博的格道图案与铜镜上的规矩纹相同，提出规矩纹铜镜亦可称为“博局纹铜镜”。这些看法未被多数人接受。
关于规矩纹象征宇宙图式的看法，在国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中比较流行。伽马认为钮周围的方框表示地，T象征四方之间，四隅的V象征四海，L是沼泽地的栅栏门，用弯曲的符号是为了表示防止恶魔直接进入(一说T象征大地四边入口两侧有阙楼的门，T的竖线表示通道)。中心的钮代表居于宇宙中心的中国，钮座的八个乳表示支撑天的柱子。这种图式的目的是基于汉代的思想意识形态，表示自己置身于宇宙中间，故铭文有“子孙备具居中央”，以示与宇宙一起运行，有企求长生不死、高官厚禄之意。他的观点虽有学者同意，但他对TLV的解释却未被人接受。
驹井和爱提出，古代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因此将它们配以规矩。这种说法甚为流行。他认为：规矩纹的T、L分别表示地和犬的四方，V表示天的四维，因此TLV也可称为规矩隅角纹。但是为什么要用TL表示地和天，他没有加以说明。
布林克将规矩纹与敦煌石窟、高句丽占坟特别是天王地神冢加以比较，认为方格是天花板的梁框，T表示交叉于藻井中心的十字形架的顶端残留的东西，V与L是斗拱，钮是中心柱，表示宇宙的轴，方格内十二乳是小柱，内区八乳是四方的门。
林巳奈夫结合中国古代文献中“共工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女娲销炼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的传说，认为正方形框表示大地，T象征东西南北四方之极，T符号的横线是横梁(极)，竖线是支撑梁的柱，以此来支天。又据《淮南子?天文训》，认为方框外的图形象征天，但天不是球形而是盖形。十二辰铭的子午、卯酉即正北、正南与正东、正西的连接线称为“绳”，其顶端配置L字形象征绳。V形是连接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的方角。除了上述种种说法之外，劳干还认为规矩图纹似中国古代亚字形宫室。正方形是中庭或大室，T形是围绕它的房屋。
著名汉学家鲁惟一在《TLV铜镜及其象征意义》一文中，一方面从图像上比较了式盘和TLV铜镜的相关因素，另一方面还指出TLV铜镜与式盘各自的不同特征。他认为TLV铜镜暗示着宇宙图式中的最佳位置，铜镜的设计制作者希望通过有意地模仿式盘上的一些特征，从而使得式盘上出现的最有利的局面永远固定下来，以保证铜镜的所有者――不论生者还是死者――和宇宙保持一种正确的联系，拥有一个通向永生的最佳位置和最佳时机。
1987年，周铮先生根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旧藏铜镜拓本”的铭文“刻娄(镂)博局去不羊(祥)”，提出“‘规矩镜’应改称‘博局镜’”。之后，又有许多学者就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如李学勤先生发表了《规矩镜?日晷?博局》《大乐贵富蟠螭规矩纹镜》和《与规矩纹》等文章。李零先生在《跋石板村“式图”镜》《跋中山王墓出土的六博棋局》《说汉阳陵“罗经石”遗址的建筑设计》和《说云纹瓦当――兼论战国秦汉铜镜上的四瓣花》等文章中，对规矩镜的名称和规矩纹的含意，都发表了意见。两位学者在规矩镜的定名上各抒己见，在规矩纹具有某种数术的意义、象征古人的宇宙模式观念方面，观点非常相近。
从目前考古发掘资料看，河北平山中山王陪葬墓(战国中期偏晚)出土的一组石雕板上就有了规矩纹(此组石雕板是否为六博，学术界意见还不一致)。但是发掘出土的西汉时期的一些六博博局图也确与铜镜规矩纹相同。可见规矩纹不只见于铜镜，而且也见于六博盘。既然两者纹饰相同，将铜镜上的规矩纹称为博局纹也是可取的。应该说六博盘与铜镜上同时出现的规矩纹，恰好说明这种纹饰自有其意义，代表着当时流行的某种观念，所以才会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较多地表现出来。
1993年，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出土一面直径27.5厘米的规矩镜，其铭文中有“刻治六博中兼方”，这是目前已发表的考古出土的唯――面有“刻冶六博”铭文的铜镜(图2)。2004年出版的《三槐堂藏镜》里，著录了两面有“刻镂博局去不羊(祥)”铭文的规矩镜。笔者还曾在河南博物院陈列中见到一面有“刻镂博局去不羊(祥)”铭文的规矩镜。浙江省的收藏家还收藏有类似铭文的规矩镜(目前尚未发表)。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具有“刻镂博局”或“刻治六博”铭文的规矩镜，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也是非常罕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