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公崇拜及其时间流变
关公崇拜是汉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信仰文化，可以概括为关公文化。所谓关公文化可以表述为：基于对关公的崇拜信仰而形成的相关社会集团具有的特色的民俗文化。也就是说在千百年来人们尊崇、信仰关公的过程中遗留和传承下来的相关物质及精神财富的总称。它以关帝庙宇为物质载体，以祭祀、文学、传说、民歌、绘画、雕塑等不同形式寄托人们对关帝的无限崇拜和敬仰，形成了奉祀关公的丰富的文化景观。关公文化是在汉民族文化大环境中形成、发展的，千百年以来，特别是明清以来，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错综复杂地影响和制约，在时间和空间上产生各种分异。反过来，关公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文化地理环境条件下可孕育出不同特色的地域文化，作为精神文化的关公信仰文化同样如此。此过程按照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的问题，从而形成分析关公文化的基本框架。即关公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产生的源地随时间过程的传播扩散、不同时间断面在空间上的分布格局、与自然环境的文化生态关系、与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冲突和整合、所有这些过程发生发展的结果或状态（即文化景观）。本文对关公崇拜现象的形成原因进行审视分析，由此勾画其在时间长河中发展的流变。
一、关公其人
在中国民间信仰体系中，有一类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对人神的崇拜。所谓人神崇拜就是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灵魂崇拜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某些生前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进行神化，并赋予其某种或某些职能进行祭祀和崇拜。原始人类认为生前强有力的人，其鬼魂也一定是强有力的，于是就把这些人神化，作为自己的保护神，这种信仰方式为后世所继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许多历史人物被人为地神化，成为某个地区乃至全国的保护神或专门神，有些甚至充当了传统信仰中的天神、地祇。奉祀人神的庙宇遍布城市乡村，人神信仰成为民间重要的信仰形式。如，供奉文圣孔子的文宣王庙有很多，过去在各个城邑都有这类建筑。而武圣关公庙在海内外数量及规模远远超过了孔子的文庙。这说明在中国民间对关公的信仰非常普遍。关公崇拜最初属于民间信仰，是对三国人物关羽的人神崇拜。随着中国古代文化地理环境的不断发展变化，而使关羽崇拜逐步上升、扩大，但该文化的形成发展并非偶然，而与该文化的核心人物关羽本身所具有的特质直接相关。
关公是人们对关羽的尊称。关羽，字云长，出生于约公元160年，卒于公元219年。关羽在世近六十年，有关他的史书记载中很简单。在关羽逝世后14年出生的史学家陈寿在48岁时所著的《三国志》中也不过1146字。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追谥羽曰壮缪侯。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
以上史书中大致概括了了关羽自25岁在家中打抱不平杀死郡豪，出逃后遇到刘备和张飞，三人“桃园三结义”后，关羽策马横刀、驰骋疆场、征战群雄、辅佐刘备完成鼎立三分大业等的大致过程。在当时和他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在人们心目中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战将。与他生活时间相距不长的陈寿甚至都没有在意，也没有考证一下关羽的生辰，只把他当作蜀汉的五虎上将之一列入“关张马黄赵传”之中已矣。否则，也不至于几百年后关公成神时后人对其生辰无从考证、至今仍无定论。后来，特别是隋朝以降，由于大的文化环境的变化，出现了各种文艺作品对关羽的生平大加粉饰，如元末明初的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对关羽的浓笔重彩的描写，谱写了一曲关羽令人感慨万端的人生壮歌，被后人推举为“忠”、“信”、“义”、“勇”集于一身的道德楷模，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农工商广泛顶礼膜拜的神圣偶像，以“武圣”的至高荣誉与“文圣”孔子齐名。
在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有不计其数的、浩如烟海的、灿若繁星的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的缔造者，然而在如此众多的杰出历史人物中，被后人尊为“圣人”
者有且仅有“文圣”孔子和“武圣”关羽二人。说起来还有点戏剧性，他们一个是山东夫子作《春秋》，是中华传统儒学的说教者，而一个是山西夫子读《春秋》，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忠、义、信、勇”的实践者。由此看来，关公崇拜并非偶然，而是有其形成的特定文化地理环境的关公文化如果从源头人物关羽诞生算起，至少已有1850年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是我国特定时期的产物，受到来自历史、政治和社会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与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密切相关。可以这么说，关羽的“忠义”特征是形成关羽崇拜的内因，封建社会的传统文化对民间信仰的影射和封建统治者的顺应民意的推崇是形成关羽崇拜的外在因素，而佛、道、儒三教竞相将关羽拉入自家大门对关羽崇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一）关羽崇拜的根本原因
孔子是中国传统社会正统文化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和说教者，关羽是生活在东汉后期的一名战将，而此时经过孔子为代表的儒学之士的著书立说、口诛笔伐、大力宣扬后，特别是西汉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口号，“忠义”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观。关羽对此也不例外，不仅一生喜读《春秋》，并以春秋大义时时刻刻自觉践行儒家的这一行为准则。如，对刘姓汉室的绝对的忠，对以曹操、孙权为代表的“大逆不道”之徒的鄙视，被俘曹操后“约三事”而“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决绝，乃至到后来华容道冒违抗军令掉脑袋之风险义释曹贼等等。
孔孟等大儒著书立说，大力宣传儒家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是在言教。关羽却在不折不扣、身体力行地实践着儒家思想，为国以忠、待人以义、处世以信、修身以智、立身以勇，用具体行为诠释了孔孟之道（《全像关公》59）。言传身教、身教胜于言教，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广大平民百姓文化水平普遍并不很高，许多人甚至目不识丁，对深奥的儒家著作只能高山仰止。但关羽是一个来自下层社会的普通民众，他的传奇经历，“忠”、“义”、“信”、“勇”的事迹很容易在民间广泛流传，他的身教犹如一本没有文字的儒家经典，更有效更直接地教化人们，也就是说关羽更有群众基础。
关羽本身的忠义神勇是关羽崇拜和信仰起源的最根本原因。在民间自古就有崇拜英雄的情结，关羽是英雄又非一般的英雄，而是集忠、孝、节、义于一身，近乎囊括了封建社会所崇尚的最高品德于一体的，堪称人之楷模的集大成者。下自平民百姓、凡人孺子，上至帝王将相，都能够也都希望自己或更多的人成为关羽式的人物。不仅如此，就连儒、道、释三教也都想尽一切办法把关羽作为自己神祗谱系内的一员，以扩大各自的影响力。
所以，关羽由人到神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其本身所具有的优秀品德和感人至深的忠义之举，是其走向神坛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动力。当然，与民间信仰的基础、佛道的推波助澜、儒生的美化、文艺文学的宣扬等密不可分。
（二）民间信仰初始阶段为关公崇拜奠定了基础
人类早期的意识形态主要表现在民间信仰中。古时的民间信仰大致有：由自然物崇拜而衍生的自然神崇拜、因灵魂不死观念由祖灵崇拜而演化成的人神或人鬼崇拜、由社会力量崇拜而转化成的社会神信仰。关羽崇拜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化环境存在、形成和发展，以至如今超越了民间信仰的层次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与古代民间信仰习俗的初始阶段息息相关。古人认为人的死亡只是肉体的终结，而其灵魂依然以另外一种形式即鬼魂存在，并且鬼魂有善恶之分，生前得善终者成善鬼，生前冤屈不得善终者则化成厉鬼。百姓对待善鬼和厉鬼的态度是不同的，对善鬼采取亲近、依赖的态度，并在遇事时征求“指示”再行动。而对恶鬼则尽可能地讨好、敬畏之，以防恶鬼作恶于己。
关羽在百姓心中是英雄，最后却令人惋惜的悲剧性地惨死敌手，且落了个身首异处的结局。所以在民众心理形成巨大的反差，引起心理上的不平衡，所以，为了寻找些许心灵的慰藉，人们根据自己的臆想附会出很多关羽死后变厉鬼、四处申诉自己的冤屈、不断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