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对科学的作用

论哲学对科学的作用 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一向是科学技术哲学这门学科或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之一。随着时代的演进，我们应当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不断进行反思，以期以此为切入点，不断把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推向前进。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包括哲学对科学的作用和科学对哲学的作用等多项内容。本文仅就哲学对科学的作用的有关问题，略陈些许陋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理论自然科学离不开理论思维，尤其是辩证法的帮助；只有辩证法“才能为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发展过程，为自然界中的普遍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过渡提供类比，并从而提供说明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66页。）； 辩证法“为理论自然科学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准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66页。）；“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 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533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观点有三个要点：其一，科学研究尤其理论自然科学研究，离不开辩证法的帮助；其二，辩证法对科学研究作用的性质是提供方法、准则，甚或是支配性的；其三，辩证法之所以对科学研究有重要作用，基本的原因是：（1 ）作为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自然过程具有不可抗拒的辩证性质，即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因而需要研究者具有高度的辩证意识，才能更有效地研究自然界；（2）自然科学研究所运用的范畴充满了辩证属性。 即这些范畴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流动性的。对立的范畴往往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并没有绝对分明的界限；（3）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 往往可以从哲学史上关于外在世界普遍联系的某些见解，即具有辩证观点的命题那里，受到启发。如古希腊的原子论哲学对于道尔顿的原子论研究、笛卡尔的运动原理对于能量守恒原理的研究等等，都是有巨大启发意义的；（4）自然科学研究中某些坏哲学造成的思想上的混乱和纷扰， 运用辩证法的武器可以有效地予以抵抗和清除。例如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潮经常侵蚀科技队伍，如果科学家能自觉地学习辩证法就可以有效地消除这些坏哲学的消极影响。 长期以来，上述观点构成了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界和理论界关于哲学在科学研究中作用问题上的基本认识框架。每当谈及哲学在科学研究中作用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观点总是频频被引用的。 然而，就我国理论界的情况看，关于哲学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问题，也还是有不同声音的。例如，前几年，自然辩证法和哲学界曾进行过一场有关这个问题的全国性讨论。讨论中双方观点的分歧和对峙相当尖锐。基于这种情况，我们有必要认真反思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以期端正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认识。 一、哲学对科学是否有作用？ 不少的人，尤其是一些科学家，有一种厌弃哲学的倾向。认为哲学对科学没有用，持一种“哲学无用论”。可以说，自从自然科学诞生以来，“哲学无用论”就有一定的市场。某些“哲学无用论”者甚至认为，倘若承认哲学对自然科学有作用，就会束缚自然科学，会限制科学家的自由思想，因而往往对哲学采取一种十分蔑视的态度。其实，“哲学无用论”是不能成立的。原因是，哲学与科学之间所存在的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决定了哲学与科学不能分离，以及二者之间一定存在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 当然，不少的科学家持“哲学无用论”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在科学上，对于那些不太关心本门科学理论基础的、仅只做些零星贡献和在应用方向上工作的一部分科学家说来，哲学与他们工作的关系并不太直接，哲学的重要性也不太显著。正如一位物理学家所说，普通工人不一定要懂牛顿三定律，可一流工程师必须精通物理学理论；同样地，普通科学家不太懂哲学，也能做出一定成果来；然而欲做出重大成就的科学家，则一定要熟悉哲学。 二、对科学有作用的是否仅有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则上说，任何成一家之言的哲学都会或可能会对科学起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实际也承认，即便是坏哲学、错误的哲学也会对科学起作用。更进一步说，也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对科学起积极作用。在一定的条件下，其他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能起积极作用。从理论上说，这是因为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各有自己存在的根据和合理成份，马克思主义不能囊括所有的真理。只要含有真理的成份，就可能对科学起积极的作用；从事实上说，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家也真实地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哲学对他们研究工作的有力作用。如，爱因斯坦一方面承认科学没有哲学认识论，就是原始的、混乱的东西；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科学家“感激地接受认识论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事实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容许他在构造他的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注：《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480页。）爱因斯坦这段话，除了现身说法， 从事实上证明科学研究选择哲学具有多元性以外，还表明，科学家选择哲学不是从现有的哲学体系出发，而是立足于经验事实，受经验事实的制约。科学家所遇到的经验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支配了他的哲学取向；经验事实的无比丰富性和多样性，决定了科学对哲学选择的多元性和多样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无条件地对科学起积极作用？ 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哲学对科学起作用，需要许多中介因素，是有条件的。我们可以认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性，但无法保证中介因素和条件无一例外的正确性。例如，把哲学应用于科学研究，首先需要科学研究者对所运用的哲学观点和理论有一个起码的正确理解。其次，要对某一哲学观点或理论运用特定对象时的边界条件有一个全面和清醒的认识。文革时期，盛行一时的“代替论”，要求科学家在从事科学研究时，从几条抽象的哲学原则出发，把整个研究进程套进一些抽象的哲学公式，并且用哲学的结论代替具体的科学结论，这就完全忽略和抹煞了哲学应用于科学时的复杂的边界条件，结果严重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四、哲学对科学作用的性质是什么？ 在哲学对科学作用的问题上，我国长期以来十分流行的观点是：哲学对于科学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当然，这里的哲学，一般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前些年，部分学者对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针对“指导”论提出了著名的“辩护”论。他们认为，就哲学对自然科学的作用来说，哲学家的主要任务在于为自然科学家提供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的思维工具。哲学没有裁判科学的资格，而为科学的进步作辩护，倒应该是它的神圣义务。所谓哲学的辩护任务，主要包括： （1）凡是有实验事实作根据的科学理论， 不论它与哪种哲学的信条相冲突，哲学家都应当为它辩护，并论证它们无罪。 （2）凡是按一定科学程序提出的假说， 即使它与某种哲学观念不一致，也要为它的生存权利辩护，论证它的“合法”地位。 （3）当科学由于和某种意识形态相冲突而受到不公正的指责时， 哲学家应挺身而出为之辩护。 （4）当科学因触犯某个权势集团的利益而受到压制和摧残时， 哲学家同样要挺身而出为之辩护。 （5）当一种新科学不被公众正确理解时， 哲学家要努力清除传统文化心理背景的障碍，为它的正常发展开辟道路。 （6）当由于科学成果被滥用从而损害科学的声誉时， 哲学家要维护科学家的荣誉。 （7）当某个科学理论的局限性被发现而引起某种反科学思潮时， 哲学家要为科学的合理性辩护。如此等等。 从根本上看，“辩护”论和“指导”论之争，涉及的中心问题有二：一是如何看待我国过去所发生的哲学粗暴干涉自然科学研究的现象与’指导”论的联系？二是究竟如何理解哲学对自然科学作用的性质？ 首先分析一下第一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前，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确实曾经发生过同前苏联类似的哲学粗暴干涉科学的现象。这一现象发生的根源固然与我国曾一度发生过的政治路线上“左”的错误等因素大有关联，关键是，它与“指导”论有没有关系？须知在发生哲学粗暴干涉科学的时候，作崇者正是把“指导”论作为主要理论根据来看待的。他们一方面把哲学命题作为科学命题的逻辑前提看待，不顾哲学与科学层次和本质上的差异，硬在哲学命题和科学命题之间建立莫须有的直接逻辑演绎关系；另一方面，又把哲学意识形态化，和政治直接连接起来，从而使哲学成为科学的审判官，并使这种审判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凡是不符合哲学现有命题的科学成果，统统视为错误的和政治上反动的，如果从这点看，在哲学粗暴干涉科学问题上，“指导”论是不能完全摆脱干系的，至少是被作为了某种有用的工具。 为什么“指导”论能被作为粗暴干涉的工具？关键在于“指导”可作不同的理解。“指导”可以被理解为类似先生“指导”学生、政策和法规“指导”民众意义上的“指导”，这是“强”理解；“指导”也可以在启发、引导、开阔视野、活跃思路、提供方法论工具之类的意义上理解，这是“弱”理解。很显然，在粗暴干涉中，“指导”是在“强”意上被理解的，而这种“强”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应予彻底摈弃的。 再来扼要分析一下第二个问题。 “辩护”论为哲学所规定的所有“辩护”任务，统统贯穿一个基本精神：科学对于哲学具有基石作用，哲学应当在形形色色的情况下旗帜鲜明地坚守和维护科学的基石地位。显然，这是正确的。但是，这与反过来哲学对科学具有“弱”意义上的“指导”作用，是并行不悖的。“辩护”论淡化甚至有意排除了哲学对科学“弱”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好象对于科学而言，哲学充其量不过是勇敢的卫士和忠实的仆人，除此以外，别无它用。科学研究过程中，科学家不必要、也不应该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