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诉讼程序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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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15.2011司法论坛①刘计划：《中国控辩式庭审方式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试论弱化讯问被告人程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文／朱军一、现行刑事庭审方式的由来和理论依据开庭是审判程序中最核心的内容，其对于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

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之前，我国的刑事庭审方式是典型的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的纠问式审判方式，这种审判方式可追溯到1979年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的颁布。

第一部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是中国法治时代的开端，是中国法治化进程的真正起点。

但是，这部诉讼法确立了超职权主义的庭审方式，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内在缺陷不久就暴露无遗。

其消极后果是：（1）法官庭前阅卷，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形成预断；（2）法官在庭审中过于积极主动，致使控审职能不分，违背了裁判者中立性的基本要求；（3）被告人的辩护权受到压制，沦为审判的客体。

所有这些问题导致庭审流于形式，法院沦为定罪的工具，审判人员的思想深处表现出“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程序法本应具有的权利保护功能因缺乏有效保障而难以充分实现。

①我国在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之后，建立了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混合式诉讼模式。

对于这种混合式模式，理论界用“控辩式”一词来加以概括。

我国的控辩式审判方式虽然是一种混合模式，但相对于以往的纠问式审判方式还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将控诉权交给检察机关，促使控辩双方展开对抗，使法官尽可能的居于中立地位。

我们对比一下新旧刑事诉讼法对讯问被告人这一环节所作的规定，就可以清晰地体会到这种变化。

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法庭审判中，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后，审判人员开始审问被告人，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讯问被告人。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五条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

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

辩诉交易概述 辩诉交易滥觞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 ， 因其在刑事诉 讼实践 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现 在 已成为美国法律体系中一项 极富特色的制度 。 辩诉交易制度 中所蕴含 的对诉讼效率的追 求深刻的启示了世界上许 多国家和地区， 其制度中的合理内 核 已经融进了许多 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 。 国内学者对辩诉交易概念的界定并不统一： 第一，辩诉交易又称答辩交易、辩诉协 商或有 罪答辩 。 它是指检察官在被告律师 的协助下， 就案件的处理 问题与被 告 进 行 协 商 、 判 甚 至讨 价 还 价 ，以促 成 有 罪 答 辩 从 而 不 经 谈 审 判 而 了 结 案件 的 一 种诉 讼 方 式 。 第 二 ，辩诉 交 易 亦称 辩 诉 谈 判 或 者 辩 诉 协 议 ，是 不 甚 正 规但 实行甚广 的处理刑 事案 件的一种诉讼模 式检察 官为使 被告认罪， 以减少控诉罪行 ， 减轻控诉罪名或者刑罚为条件 ， 与被告方 （ 一般通过律师 ）在法庭外进行谈判 。由于双方都 争取有利于己的最佳条件 ， 在谈判过程中就会出现 讨价 还价 的局 面 ， 因而 称 辩诉 交 易 。 第 三 ，所谓 辩 诉 交 易 ， 处 于 控 告方 的检 察 官 和 处 于被 指 告 一 方 的辩 护 律 师进 行 会 商 和 谈判 ，以撤 销 指 控 ，降格 指 控 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条件 ，换取被告人 “ 认罪”答辩 或者满足控方其他要求 。如果交易成功 ，达成协议 ， 法官 经 审查被告系 出于 自愿 ，协议内容合法 ，便加 以采纳，直接对 被告人定罪判刑，不再进行开庭审理 。 其实无论对何定义 ， 辩诉交易的本质 都是控辩双方 “ 讨 价还 价”以求得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自辩诉交 易这一制度 产生，人们对其的合 理与否的争论就不 曾中断 。 成者认为 赞 其体现了程序正义，彰显 了司法效率这一价值 的追求 。 反对 者则 认为 “ 辩诉交易制度 ）实 际上对追诉者不公平 ：无罪 （ 人对 洗 刷 罪 名 的 困难 望 而 却步 ； 辩诉 交 易 往 往 对 职 业 犯 罪 人 更为有利 ， 而对偶犯和非职业犯罪人并不太公平 ； 际上有 实 损于公正，并在道德上有害 ” 学者们 多是围绕辩诉交易 。 的实 践效用，以自己对司法现实的思考展开论述 ， 但一项司 法制度仅的建立与完善不但 需要运行效果作为检验尺度， 更 需要完善理论支撑 。 只有使辩诉交易制度能 自洽在诉讼理论 的大厦、彰显出人文关怀 ，才能真正使其有 旺盛 的生命 力， 强大 的说服力。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视域下“毒树之果”的取舍作者：武宁徐俊峰高天霞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25期摘要“毒树之果”规则是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派生性规则，其基本意思是依据非法取得的证据而获取的衍生性证据非法。

通说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司法解释及刑事规范性法律文件没有“毒树之果”及“毒树之果”规则的相关规定。

然而实践中“毒树之果”又大量存在，回避问题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形同虚设，甚至可能会对非法取证行为形成负激励。

惟有立足我国刑事诉讼现状和国情客观审慎地对“毒树之果”进行取舍，方能找到公正与效率价值的黄金分割点。

关键词“毒树之果” 非法证据排除公正非法取证刑诉法第54条作者简介：武宁，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检察员，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方向：刑法学；徐俊峰，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检察院技术科科长；高天霞，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侦查科科长。

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9-132-03“毒树之果”规则发端于美国的司法实践，其构建于美国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赖以建立和完善的自由主义传统之上。

“毒树之果”规则源于1920年西尔弗索恩·伦巴公司诉美国案（Silverthorne Co. v. United States），该案件确立了一个规则：由非法取证而派生出的第二手证据也在排除之列。

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使用“毒树之果”的概念是在1939年的纳多恩诉美国案（Nardone v. United States.）的裁决意见中。

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亦大量存在“毒树之果”，尽管理论界展开过深入探讨，然而刑事诉法立法至今未予以明确。

对“毒树之果”证据能力认定的难点在于，如果承认其证据能力，就会违背程序正义的价值要求，不利于保障人权。

而如果否认其证据能力，又可能会放纵犯罪，不利于发现案件真相，既损害效率，又与实体正义的价值目标相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