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煌变文

Buddhist conception influence on story of Tang Ming Huang visiting the moon palace written in the
Tang Dynasty
作者： 赵红
作者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北京100875
出版物刊名： 敦煌研究
页码： 94-98页
年卷期： 2011年 第1期
主题词： 佛教;月宫观念;明皇游月宫
摘要：“明皇游月宫”故事见载于唐代多种笔记小说，是当时流播很广的传说，故事中对于明皇月宫之游所见所历的描绘，正可视为唐人月宫印象的缩影。

而追本溯源，考察最接近故事
原始形态的敦煌变文《叶净能诗》中叶静能引明皇入月游赏的内容，则发现唐人月宫印象的形成，是受到了佛教月宫观念的深刻影响。

敦煌变文疑难词语考辨三则张小艳自上世纪初敦煌藏经洞面世百年来，有关敦煌变文词语的考释、校注，经过几辈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出现了许多集大成之作，如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下文简称《通释》）、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下文简称《选注》）及黄征、张涌泉合著的《敦煌变文校注》（下文简称《校注》）。

然而，由于敦煌变文多是晚唐五代时期民间书手所抄，其中每多俗写误字。

这些误字，或由音近通借使然，或因形近讹混所致。

上述作品在校正误字、释读疑难字词方面，已多有创获。

这里，我们打算沿着前辈的足迹，对变文中遗留的个别疑难词语进行考辨。

《伍子胥变文》中的“首”，前贤皆录作“垓首”，释为“百官之长”。

但“”并非“垓”字，而是“”，“首”当读作“魁首”，指居于首位者。

文中“国之首”，乃称子胥为国人的首领。

《韩擒虎话本》中的“壁”，或录作“敷壁”，释为“遮墙的帷帐”。

其实，“”也不是“敷”字，而是“缴”的省形字，“缴壁”指缠绕在墙壁四周用以遮饰的帷幕。

文中“权时把壁遮拦”，是说杨妃暂时用墙帷来遮挡皇帝的尸体。

《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中的“剜”，前辈都录作“剜剕”，释为“陪伴、追随”。

就字形来看，“”未必是“剕”字，极有可能是“挑”的类化俗字。

“剜”即“剜挑”，本义指“抠挖”，引申可表“挑选、拣择”。

文中“空是剜恶伴侣”说的是子女长成后专门挑选邪恶不善的人交往。

具体详尽的论证，详下文。

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首S.328《伍子胥变文》：“后乃越王勾践，兴兵动众，来伐吴军。

越国贤臣范蠡谏越王曰：‘吴国贤臣仵子胥，上知天文，下知地里（理），文经武律（纬），以立其身。

相貌希奇，精神挺特。

吴国大相，国之首。

王今伐吴，定知自损。

’”（《英藏》1/127B）按：“首”的“”，《选注》录作“垓”、校为“阶”，注云：“原文‘垓’当作‘阶’，指官位等级。

《文选》卷七潘岳《籍田赋》：‘森奉璋以阶列。

’李善注：‘阶，爵之次也。

’‘阶首’指百官之长。

121美学随笔敦煌话本是中国通俗小说的滥觞，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变革性意义。

《韩擒虎话本》是敦煌小说话本中艺术成就最高、保存最完整的作品之一。

其创作年代大约在唐朝，内容以隋朝大将韩擒虎平定南方陈国，降服北方突厥为中心展开。

无论从内容题材还是创作手法上来看，《韩擒虎话本》都对后世的英雄传奇小说产生了多元化影响。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因此敦煌文献中的外来词语比较丰富。

《韩擒虎话本》开头的佛教意味和韩擒虎去当阴司主人的故事结局，使得整个话本充满了佛教色彩。

除故事性外，其语言面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文化影响。

佛教传到我国以后，与道教、儒教密切融合，形成“三教论衡”的局面。

“每一个文化到了一个新地方以后，一定要同它旧的、本地的文化相结合。

”隋唐时期的语言面貌处于上古和中古词义的混合状态，文本也体现了语言的渐变性特点。

从语言方面讲，汉语词汇之所以丰富多彩，与中古时期隋唐五代大量吸收梵语体系的佛教释词不无关系。

仔细研究敦煌变文集后不难看出，其中词汇发展不乏有宗教文化所带来的影响。

一、天使“天使”一词，在中国的上古和中古本土文献中多指上天派来的使者。

例如《西游记》中的太白金星，群猴称呼他为老天使。

也指皇帝派出的特使，即天使钦差。

而今日的“天使”，作为使者的这一义项已不多见。

“天使”在《汉语大词典》中的义项之一是“谓天帝所使之神，天神的使者”。

这一词语义项在春秋战国时候已出现，《左传·成公五年》：“天使己：祭余，余福女。

”后《史记·赵世家》中也有记载：“余霍泰山，山阳侯天使也。

”《说文解字》中对“使”的解释为“伶也。

从人吏”。

本义为“派遣、使令”，后引申为“出使”。

在古代中国出使附属番邦的使者，天朝上国“中国”派到归顺称臣小国的使者，称为天使。

而如今在提到天使的时候，大家多会想到长着翅膀的女人和小孩，这就是西方文化传入中国造成的词语义项补充和替换现象。

“天使”作为文学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意象,实际上是以一种“创始神话”的形式参与了男权社会文明建构的全过程。

佛教文化与敦煌变文张跃生提要佛典与变文之间关密切的关系，中国文学在体裁、题材、主题、情节模式、情思模式、叙事模式、叙事角度，以及审美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方面均受其沽溉。

关键词佛书之流裔两大母题三世情节无常情思本土化作者张跃生，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武汉珞瑜路1037号）魏晋以来，翻译佛经甚多，遂于中国文学影响亦深。

佛经的体裁，最特别的就是在散文的叙述之后，往往缀以韵文之偈颂；或者在散文叙述之前，亦往往先以韵文为引。

遂造成一种文学新体：白话文与韵文交错而行。

唐五代之变文即是。

①敦煌石窟藏书中，与文学相关的，有唐人的诗，唐末五代的词，最多的则是散韵交错、有说有唱的变文。

这些变文，多数取材于佛经，也有一些取材于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

本文着重析理与佛教有缘的变文，版本依据是杨家骆先生编的《敦煌变文》。

其《引言》认为，唐代寺院中盛行的说唱体作品，乃是俗讲的话本(佛经佛理的通俗化与文学化)。

变文云云，只是其话本的一种名称而已。

据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九世纪上半期，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为海岸、体虚、齐高、光影、文溆等僧人，文溆更被誉为京国第一人。

唐代讲唱变文一类话本的，不限于佛寺，民间也很流行，并为当时士民所喜爱。

犹如今天的流行影视。

据载，俗讲大师文溆登台时，“听者填咽寺舍”，“其声宛畅，感动里人”，上自帝王，下至庶民，无不倾倒。

佛教也因此渗入民间与皇室，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并导致了中国文学的变革。

唐代俗讲为宋代说话人开辟了道路，俗讲文学本身——敦煌变文，也是宋人话本的先声，是宋以后白话小说的雏形，影响深远。

从中国小说史的角度看，敦煌变文的价值不在宋人话本之下，为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②杨家骆先生编的《敦煌变文》，先依历史故事与佛教故事分为两大类。

历史故事又依文体有说有唱、有说无唱和对话体，分为三编；佛教故事则依释迦牟尼的故事、佛经讲唱文和佛家故事，也分为三编。

因佛经讲唱文乃逐句讲解佛经，缺乏小说之特征，故本文着重析理释迦牟尼的故事和其他佛家故事，这些变文最为接近宋人话本，是宋以后白话小说之滥觞。

敦煌变文字词校释札记作者：罗凌x来源：《三峡论坛》2020年第02期摘要：敦煌变文的字词识读和训释存在一定的难度，《敦煌变文集》《敦煌变文集新书》《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校注》等著述不断面世，后出转精，尤其是《敦煌变文校注》带有会校会注的特征，是迄今相对完备且识读训释比较准确的敦煌变文校注本，也是近年变文字词考释的集大成之作。

然而百密难免一疏，笔者学习过程中随手札记，谨撷几例，如法缘、日大、十方无亿佛、解解、所隔、步琴、生治不解等，前此之校勘和训释，或有值得商榷处。

检核敦煌卷子，重新辨识字形，同时细读上下文，从敦煌变文的內证和外证角度，结合训诂学的考辨方法，予以一一释读。

关键词：变文；《敦煌变文校注》；校释；札记中图分类号：H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20）02-0078-04敦煌变文中俗字多，俗语词包括不常见的佛教词汇亦比比皆是，而且很多文字的书写形式，并不规范，故其整理的难度不言而喻。

十多年前，笔者追随项楚先生学习敦煌文献。

先生的教学方法，并不特别，但强调原始文献，同时关注前期研究成果。

首先，必须接触的是复印的敦煌卷子，内容具体以《庐山远公话》为主；其次，参考文献主要包括王重民等先生的《敦煌变文集》、潘重规先生的《敦煌变文集新书》、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项楚先生的《敦煌变文选注》以及黄征、张涌泉先生的《敦煌变文校注》等数种。

黄征、张涌泉先生的《敦煌变文校注》当时出版不久，其编撰带有会校会注的特征，充分吸收了敦煌变文近百年来海内外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当时最完备且识读训释相对准确的敦煌变文校注本，因此是学习时必备的重要参考文献。

故本文主要针对《敦煌变文校注》（后简称《校注》，词条所引文字以及页码，皆出于《校注》）等著述的具体校释，对“法缘”等七个词汇和短句进行校勘训释，或为一孔之见，贻笑大方。

法缘是时众僧例总波逃走出，惟有远公上足弟子云庆和尚，为师礼法，缘情切未敢东西回避。

论敦煌变文骈句的个性与功能许松+程兴丽内容摘要：敦煌变文中频繁地使用了骈句，与传统骈文相比较，它的特点体现在驰骋才气的长句对仗；匠心密运的错综对；语言平易流畅，基本不用典故，文字浅显易懂；对仗不精切；对仗触犯了禁忌。

变文骈句在文中的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摹状人物，渲染场景；直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提升变文的文学韵味；有助于记诵。

变文没有排斥骈文的必要，相反，还可以吸收骈文的长处为我所用。

关键词：敦煌；变文；骈文G256.1 ：A ：1000-4106（2017）01-0111-09杨雄先生在《敦煌文学中的骈体文》一文中说：“骈体文在敦煌文学中并非偶发、个别的现象，而是敦煌文学的一个重要传统。

”[1]敦煌遗书中，许多文体都使用过骈句，有的是零散地出现，有的则是大段的骈文，如《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中的骈句篇幅超过了散文，散文俨然是骈句的点缀而已。

敦煌骈文集中出现于以下文献中：碑铭文、书仪、邈真赞、愿文、变文、各类文范等。

作为敦煌文学大宗的变文，涉及骈文之处甚为繁多，不特《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为骈文奇观，即使如《伍子胥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五）》亦有精彩奕奕的骈文，读之仿佛于彩舟云淡之际忽见星河鹭起，振人神智。

因此，有必要对它的骈文使用情况做出一番探索。

传统骈文的特点不外乎：辞藻华美、对仗精工、用典富雅、句式灵动、音韵协调，变文骈句里完全可以按照五个方面逐一寻找材料以证成其符合标准骈文的规范，但清代袁枚所说“意义俱被说过，作者往往有叠床架屋之病，最难出色”[2]，为了避免叠床架屋之弊，今拈出敦煌变文骈句中具有独特个性、不同于传统骈文之处，以彰显变文骈句之文学价值。

一变文骈句的个性（一）驰骋才气的长句对仗柳宗元《乞巧文》说骈文的特征是：“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四言句、六言句成了骈句里面最常用的句式，当然，与四六言一起常用的还有五言句、七言句。

骈文作家笔下络绎奔赴的奇采俪句往往不会超过七言，但是，在变文中，我们看到变文作者对七言以上长句的积极尝试。

河西宝卷活着的敦煌变文作者：晚报记者雒焕素文／图稿件来源：兰州晚报页面功能【字体：大中小】【关闭】宝卷传承人李作柄本人的照片宝卷艺人杨国太正在“宣卷”宝卷保护单位整理宝卷3月初，记者闻听一令人振奋的消息，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河西宝卷·武威”这一文化遗产，国家文化部批准凉州区张义镇灯山村村民李作柄成为“河西宝卷·武威”传承人。

而且，令人欣慰的是，虎年春节期间，武威十多个县乡的人们，又重新听到了这种充满韵味“一唱三叹”的民间说唱文学......河西宝卷曾盛行明、清、民国据资料记载，宝卷是由唐代敦煌变文、俗讲，宋代说经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民间吟唱文娱活动。

在唐代，敦煌变文曾经是整个敦煌文书占有关说唱文学的总称，具体属于转变脚本一类。

转变的“转”即“啭”，是唱的意思。

转变就是说唱变文，是唐代脱胎于宗教宣传的俗讲活动世俗化而形成的一种曲艺形式。

而俗讲，即对佛经的通俗化演讲。

由于佛教教义繁复深微，不易领悟，加上老百姓识字不多，普遍文化水平较低。

于是佛经的讲解当中便出现了转读和梵呗，即以旋律感较强的唱腔进行歌赞，并用唱导演义式的言辞发挥出来，使得佛经意义通过“俗讲”的形式普及于广大人民群众当中。

宋代说经，是由十分盛行的曲艺“说话”衍生出来的一种宣讲佛经的表现形式。

其艺术已十分成熟、发达，不仅情节十分曲折生动，而且语言细腻流畅，从表演形式来看，既有宗教题材故事，又有历史题材故事。

传说在唐朝，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时，曾经认识了长安很多出名的俗讲法师，其中著名的有石街的文淑，就连皇帝也经常到佛寺去听他的俗讲。

到了宋代说经阶段，大量现实题材话本和民间故事题材的话本更是广为传唱，如《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韩擒虎画本》、《前汉刘家太子传》、《唐太宗入冥记》等。

总体来看，宝卷内容多以宣扬佛教故事，反映谴责忤逆、规劝孝道、隐恶扬善等为人处事、立言立德标准为题材，具有故事情节曲折离奇、形式灵活多样、语言朴素生动、内容题材广泛等特点。

启功、曾毅公旧藏《敦煌变文集》稿本述略(注:XX简介:刘波(1980- ),男,汉,GJ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馆员。

研究方向:古文字,古文献,敦煌学研究。

萨仁高娃(1972- ),女,汉,内蒙古人,ZY民族大学文学(ZG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博士,GJ图书馆古籍馆善本特藏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

研究方向:古文字,古文献,ZG古代文学研究。

)XX:I207.99XX:20XX年11月,启功先生所藏《敦煌变文集》稿本入藏GJ 图书馆古籍馆。

此事经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笔者因而有机会拜读了曾毅公先生旧藏《敦煌变文集》稿本。

兹将此二种稿本的概况简述如下,以再现《敦煌变文集》的编纂过程。

一、《敦煌变文集》的编纂背景变文是讲唱故事类俗文学作品,约产生于初唐时期。

《全唐诗》载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反映了民间艺人讲唱变文的情况。

唐代末年,变文流行于民间。

11世纪初,宋真宗明令禁止僧人讲唱变文,变文文本与实物俱归于湮没。

变文对宋话本、白话小说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对宝卷(明清民间说唱曲艺宣卷的底本)更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是ZG文学史的重要史料。

对于“变文”的含义,学术界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一般的看法是,变文是配合一种故事性图画(变相)演出的讲唱文学底本。

而学术界在使用“变文”这一术语时,往往将其用作讲唱体文学作品的总称。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失传千年的变文,为ZG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从上世纪初开始,学术界便渐次展开敦煌变文的整理、研究工作。

1924年,罗振玉辑印《敦煌零拾》,收录了《降魔变文》《维摩经讲经文》《欢喜国王缘》,总名为“佛曲三种”,这是最早刊布的敦煌变文。

1931年3月,郑振铎在论文《敦煌的俗文学》中首先使用了“变文”这一名称。

此后,郑著《插图本ZG文学史》(1932年版)、《ZG俗文学史》(1938年版)又以大量的篇幅对“变文”加以阐述。

在郑振铎等学者的大力倡导下,“变文”这一名称逐渐流传并固定下来,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