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香港话剧的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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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香港的戏剧工作者以话剧为工具和武器，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战斗作用，也在中国抗战文化史上添补了有价值的一页。
研究这段历史，对了解香港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价值。
一上世纪３０年代初至４０年代中期，亚洲及整个世界都处于风雨欲来的动荡状态中。
１９３１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制造了“９・１８”事件后逐渐占领了东北三省，１９３５年后又进一步觊觎我华北地区。
日侵的猖狂行径和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反抗，全国各地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如春江潮水般彼伏涌现。
香港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长期以来进步文化受殖民主义压制始终未能得到发展，但随着国内抗日救亡运动呼声的日益高涨，香港的抗战文化最终破土萌芽了。
到１９３７年底，日本侵略者已经占领了上海、南京，正用铁蹄践踏着我们的家园。
此时的神州大地一片疮痍，而香港因其特殊的政治①及地理因素，还保有着相对的升平，成为一块暂免战火的“孤岛”。
在此前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对坚持抗日的民主人士和文化人进行迫害，国内不少知名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如萨空了、张季鸾、邹韬奋等人也转移至香港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１９３６年６月，邹韬奋在港创办了《生活日报》，提倡抗日救亡运动。
萨空了复办原在上海的《立报》，请茅盾担任副刊的编辑。
１９４１年４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夏衍、邹韬奋等人在香港建立抗日宣传阵地，创办了《华商报》晚刊、《大众生活》、《光明报》、《香港中国通讯社》等，发表了许多文艺作品和政论文章，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直至日军在港登陆，《华商报》还发表了社论《团结动员抗拒日寇》。
②在全国和香港当地抗战形势和爱国抗日宣传活动的鼓舞下，香港人民的爱国抗日觉悟和热情空前高涨，从各个方面以实际行动支持爱国抗日战争。
在戏剧方面，许多港人，特别是广大的爱国青年纷纷组织起了抗战救亡戏剧团体，如青年会剧艺社、女青年会剧社、中华歌咏班、文员协会、银联剧团、蜂社、合群、学余、春秋、洪流、远东、海燕、蚂蚁、七・七、丁丑、红白等约有两百个剧社。
③学校如香港大学、罗富国师范学院、中业学院、岭南大学及附中、培英、培正、真光、梅芳、华仁、华侨、仿林、知用等校亦成立剧团。
④在这些港人自创的业余话剧社中，时代、七・七、丁丑、红白、培育等剧社，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活跃。
“时代剧团”成立于１９３８年７月，由香港影剧界卢敦、胡蝶、李月清、张瑛、赵如琳等人组成。
之前他们曾组建过“华南戏剧组”，重组后，修正过去重艺术的主张。
在其发表的《我们的工作态度》一文中明确提出：“我们没有忘掉我们底使命……既然没拿着枪杆跑上前线去，在后方，……也得站好自己的岗位。
……”该剧团第一次公演的是阳翰生的《前夜》，主题为大义灭亲；接着又推出了马彦祥从法人萨都名著改成的《古城的怒吼》。
不久沉寂了一段时期，直到欧阳予倩⑤来港后才再排新戏，后在港澳两地演出。
“七・七剧社”是由九龙华南中学校长郭兆华约请梅芳中学的学生陈云帮助组织的业余剧社。
陈云在抗战戏剧工作方面颇有经验，之前曾参加过香港学生赈济会的戏剧宣传活动，由其导演的《放下你的鞭子》、《汉奸的子孙》等几出戏曾在港九的街头上演过。
“七・七剧社”的成立目的是“为祖国抗战加强宣传与筹募”。
剧社首次演出的剧目就是阿英的《春风秋雨》，该剧反映社会现实，从不同侧面宣传了当时“革命的火花在地底潜流”，并对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社会现实进行了鞭挞，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走狗进行了揭露，连演数场，甚获好评。
以后又上演过洪深的《飞将军》、崔嵬的《放下你的鞭子》，以及描写汉奸丑态的《布袋队》、揭露侵略战争罪行的《最后一计》和外国独幕名剧《血海晴空》等。
“七・七剧社”的演出活动除起了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政治动员作用之外，还带动了香港不少学院戏剧救亡运动的开展。
抗战时期香港话剧的峥嵘岁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刘丽５０“丁丑剧社”是由香港的仿林、梅芳、养中、青华英文书院等几间中学学生联合组成的业余剧社，因该社成立于１９３７年即农历丁丑年而命名。
社址设在香港仿林中学内。
领导人有黄烽、毛畏等，成员主要是来自上述各校的学生，如黄烽、陈云、邓婉霞等人，同时还吸收了几个在印度人开办的丝绸行工作的职工参加。
该剧社的活动经费全部由社员自筹，先后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烙痕》等宣传抗战救国思想的剧目。
“红白剧社”也是业余剧社，由曾到日本研习过舞台艺术的卢景光、卢英芳兄妹组织而成，旧址设在九龙红磡一层租来的楼房。
剧团演员有数十人，较有名气的有卢可屿、魏凌可、李殊伦等。
该社曾先后上演过陈白尘的《魔窟》（披露敌伪丑态）、吴祖光的《凤凰城》（讴歌抗日联军，抗战期间唯一一部正面描写战争的戏剧）、陈卓猷的《天下太平》等剧目，其演出活动，曾一度得到欧阳予倩的大力支持，派出中艺剧团的李景波等人前去协助演出工作。
此外，在宣传抗日救亡的演出中曾遇到过很大阻力，当其准备在九龙普实戏院演出《凤凰城》时，由于港英当局不愿得罪日本人，下令禁演该剧，引起了香港文化和戏剧界人士的极大义愤。
“红白剧社”在独立演出之外还得到了当时也正在香港的夏衍的支持，筹备演出《上海屋檐下》。
到１９３９年冬天，该社因为经费困难不得不停止了演出活动。
“培育剧社”是由香港陪英中学校长苏子干约请陈云协助组织的业余剧社，有演员数十名。
演出的主要剧目有《上海屋檐下》、鹿地亘的《三兄弟》⑥、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田汉的《阿Ｑ正传》、曹禺的《雷雨》，以及朱白水创造的《花姑娘》、《这土地是我们的》和根据田汉原著改编的《扬子江暴风雨》，根据鲁迅原著改编的《过客》、《孔乙己》，还有《毁灭吧，香港》、《三江好》、《古旧的别墅》、《放下你的鞭子》等。
⑦抗战时期的香港话剧工作者，不仅在港九地区演出，而且到澳门及国内各地巡回公演。
如１９３８年香港学生赈济会组织回国服务团，团长是骆克，成员主要由“七・七剧社”和“丁丑剧社”的成员组成。
他们曾到过佛山、四会、新兴等地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布袋队》等剧目。
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国语同志社话剧组的苏萌等人，在香港沦陷后，也回到粤北地区参加了广东省社会教育工作团，以演戏等为主要手段进行爱国抗日宣传活动。
他们的戏剧演出活动，在香港、澳门以及内地，都发挥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积极参与支持抗日战争的重要作用。
二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失陷。
其时，汪精卫叛国投敌，国民党顽固派坚持不抵抗主义并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种情况下，国内大批著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先后南下赴港，使香港文艺界的抗日救亡力量得到了加强，而当时在香港开展戏剧抗日救亡活动的团体，除香港本地人士组织的剧社外，还出现了不少来自国内的戏剧团体和剧人，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三中”———“中国旅行剧团”、“中国艺术剧团”和“中国救亡剧团”。
“中国旅行剧团”是最早抵达香港的国内剧团，成立于１９３３年，初时只有唐槐秋及其女唐若青、唐若英等６人。
１９３８年７月抵港，先后在利舞台、普庆戏院等剧场公演了阿英的《青风秋雨》、曹禺的《日出》、《雷雨》及尤竞的《夜光杯》等剧目，极受欢迎。
后来由于组织不健全等原因该剧团出现了“分裂”，一些演员如李景波、姜明、吴景平等退出并另组成由欧阳予倩领导的中华艺术团。
其后，唐槐秋得到张雪峰等协助重组“中国旅行剧团”。
１９３９年５月为难民筹款，再次公演《凤凰城》时，由于唐的婚姻纠纷，两个女儿皆不肯参加演出。
不久，唐槐秋无奈之下带领一些团员回国。
“中国艺术剧团”是姜明等人退出“中国旅行剧团”后组成的。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成立，１９３９年公演了陈白尘的《得意忘形》（《魔窟》）、胡春冰的《中国男儿》等剧，并特地为港人用粤语演出了于伶的《花溅泪》，劝喻过着灯红酒绿生活的人们切勿重踏“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覆辙。
欧阳予倩称道：“中国艺术剧团在香港成立，工作从香港做起”。
该团吸收“中国旅行剧团”的教训，财政公开、薪酬一致、生活严肃，又设立读书会、座谈会，但由于时局越来越紧张，四年后不得不解散。
“中国救亡剧团”由金山、王莹领导，１９３９年春夏间赴东南亚地区演出时，途经香港，在利舞台上演了席勒的《民族万岁》、集团创作的《台儿庄之春》、《放下你的鞭子》等剧。
这些剧目将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引起驻港日本领事馆的仇视，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遭到日本领事馆组织的数十个日本浪人的捣乱，由于在场一千多名爱国观众的支持和保护，最终粉碎了日本人的破坏阴谋。
两个月后该团改名为“新中国剧团”，到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各地演出，筹得赈款一百万元（当地货币），后来虽被勒令离境，但已给当地侨胞留下了深刻印象。
除了“三中”外，原来在广东地区从事抗日救亡戏剧活动的几个剧团，因广州沦陷也转移到香港继续５１演出。
如东莞的“红白剧团”，１９３９年抵港，也是为筹款赈灾。
首演日就发表“我们的态度”：“自由解放需要经过斗争得来的，……用血红的代价，才能达到洁白的将来，……我们以‘红白’自勉”。
他们曾公演陈白尘的《群魔乱舞》，演出时改名为《狗》，并解释易名的原因：“剧中人物，与其说是‘魔’，更贴切的应说是‘狗’。
‘魔’虽然值得诅咒，却有点不凡。
剧中人却是混混沌沌地失了人的本性，也庸庸碌碌地缺了人的本能，简直与禽兽无异，该称为‘狗’”，借以讽刺和警惕当时港人中的一些肖小之辈。
同年，广州著名戏剧家胡春冰、唐淑明夫妇在港重组“广东戏剧协会第一剧团”，后以职业剧团出现，上演了《自由魂》、《海上风云》、《烽烟万里》三部曲等剧。
自称为“摇旗呐喊的后来者”，曾掀起一度热潮。
进步剧团的纷纷到来使香港剧坛一时间繁荣起来，活跃了剧场演出，培养了一批话剧爱好者，最重要的是催生了不少香港本地话剧团，促进了抗日救亡活动的发展。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香港岛内的抗日宣传活动缺乏策略性的灵活方式；同时由于从国内来港的两个重要话剧团———“中国救亡剧团”和“中国旅行剧团”，前者只是匆匆过客，后者未能团结起来长期演出，这些都使得香港的话剧救亡活动曾一度沉寂，直到１９４１年夏末，剧坛形势才逐步发生变化，重现活跃之姿。
１９４１年春，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并与日本侵略军配合进攻我华东解放区，同时还在全国各地公然迫害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及文艺界进步人士；国际上，英法为维护自身利益积极谋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德日法西斯四处耀武扬威，港英当局怯于日人的嚣张气焰，限制在港的抗日宣传活动。
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反映到各个领域。
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中共加强了对香港抗日宣传活动的指导，采取内外有别的方法，对香港新成立的进步文艺团体，去掉“抗敌”“抗日”字样，以免刺激港英当局和日伪顽，如“中国救亡剧团”就更名为“新中国剧团”。
此外，大批不堪忍受国民党文化专制的国内文化人到港，使香港的抗战文化力量进一步强大，对其加以领导已成不时之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