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外交与欧洲政策辩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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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外交与欧洲政策辩析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连玉如博士
2005年12月完成
“德国的外交与欧洲政策”（Deutsche Aussen- und Europapolitik），是2005年11月22日正式当选为德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联邦总理的安吉拉·默克尔博士（Dr. Angela Merkel）于30日向第十六届德国联邦议院发表的“施政声明”中有关外交政策的提法。将欧洲政策与外交政策相提并论，表明欧洲政策已从传统的外交政策范畴中剥离出来，不再属于或至少已不完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范畴了。
对此问题，不少专家觉得算不了什么；欧洲联盟对其成员国来说，早已是各国内政的重要组成部分了。1这种看法不会引起异议。然而，如果比较一下2005年11月11日联盟党和社民党签订的《执政联盟协议》，就会发现这里是将“德国的外交、欧洲与发展政策”三者并列的；2《执政联盟协议》还把“欧洲统一和大西洋伙伴关系”并称为“我们外交政策的两个最重要的支柱”。3德国人向来以思维谨严著称于世。在几乎同时发表的上述两份重要官方文件中出现这种有关外交政策明显不同的表述，发人深思。
欧洲政策从德国第一届联邦政府总理阿登纳开始，就是国家的一项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外交政策。丘吉尔奠定的英国的“三环外交”和戴高乐代表的法兰西民族主义的大国独立外交都没有、也不可能把欧洲政策作为国家主要（甚至唯一）的外交政策来实施。默克尔总理将欧洲政策从传统的外交范畴中剥离出来、赋予其独立地位，这种变化的背景条件和战略考量是什么？将对国际关系重要行为体德国今后的对外关系发展带来哪些影响？这些问题是值得“小题大做”一番的。本文拟从欧洲联盟的发展及其性质、德国外交政策身份认同的演进、德国政治精英对施罗德政府外交政策的论争等方面入手，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德国默克尔政府赋予欧洲政策以突出地位，是同欧洲联盟的发展及其独特性质紧密相连的。
二战以后兴起的欧洲一体化运动起初仅限于西欧国家一体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与发展，拥有25个成员国的欧洲联盟如今已经成为国际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二战以后在欧洲兴起的一些组织，如欧洲委员会、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比荷卢联盟或北欧理事会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区域性合作组织，都表现出比较密切的国际合作意愿，然而，所有这些组织都仅限于一种国家间协调与合作的国际组织定位。而欧洲共同体则一开始就取得一种凌驾于成员国之上的超国家主权，将“建立一个更广泛和更牢固的共同体”奉为目标，4特别是共同体法优先于成员国法。这种超国家性质是欧洲联盟迥异于其它国际性与区域性国际组织的根本之处。
欧洲一体化从名称的演变、成员国的扩大，到一体化内容的深化，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譬如关税同盟的建立，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统一大市场的建成，欧元的启动等；特别是创设了具有较强一体化色彩的共同机构，如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等；拥有自己的盟旗（底色为蓝色，中间由12颗金色五星构成圆环）、盟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的《欢乐颂》序曲）和盟庆节（每年5月9日，又称“舒曼日”），形成一种欧洲联盟的集体身份认同。欧盟委员会2004年对已扩大为25国的欧盟成员国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超过2/3的受访者说对欧洲有“依赖感”；57%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身份在不远的将来将带有一种“欧洲特性”，比1999年高出5个百分点。5
1 2006年1月12日，在“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新年酒会上遇到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京代表Roland Feicht和前中国外交学会会长梅兆荣大使，他们都持这种看法。
2 “发展政策”是指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如官方发展援助ODA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3 Gemeinsam fuer Deutschland – mit Mut und Menschlichkeit. Koalitionsvertrag CDU、CSU、SPD – 11.11.2005, S. 125.
4 引自1951年4月18日西欧六国在巴黎签订的《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序言，载于苏明忠译：《欧洲联盟法典》第一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年，第5页。
5 只有41%的受访者说他们的身份仍然完全是本国的。“欧洲人”意识建立在共有的价值观基础之上，如民主、社会安全保障、环保、非武力方式实现政治目标等。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网站2005年4月26日报道“悄然萌芽：欧洲人身份”，转引自《参考消息》2005年5月3日，第3版。 2 在欧盟各成员国中，德国对欧洲的认同感相比于其它国家（如法国和英国）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欧洲身份已经成为德国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如果说，欧洲联盟的发展及其独特性质是德国默克尔新政府欧洲政策地位提升的外部条件，那么，德国的国家身份认同中较强的欧洲主义色彩就是其内部条件了。
欧洲身份属于集体身份 (Identity) 认同范畴，体现了一种认知过程，即把“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引向认同（Identification），自我被“归入”他者；集体身份可以促使行为体将他者利益定义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具有利他的性质。7德国的著名文学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说过：“我们要的不是德国的欧洲，而是欧洲的德国。”8这句名言概括了二战以后德国精英人士的集体身份认同。一个大大的“德国良民”总是一个大大的“欧洲良民”。
德国的欧洲身份认同是冷战结束以后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重要保证，对一些重大决策起到决定性作用，譬如在放弃民族国家货币、引入欧洲共同货币上就是如此。马克是二战以后德国经济奇迹的象征，是德国民族自豪感的重要载体。科尔总理在《马约》框架内做出放弃马克、引入欧元的决策几乎没有遭到国内反对派的特别阻挠，与其它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原因何在？德国较强的欧洲认同意识和科尔对它的巧妙利用不能不是重要原因。9
20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的自我意识主要是欧洲主义的了。1998年德国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以后，更加推进了这一欧洲主义发展进程。绿党外交部长菲舍尔在他入主外交部前就曾明确表示：“将国家利益作为尺度来衡量德国如何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并承担其责任与义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102000年5月，菲舍尔在柏林洪堡大学发表题为“从国家联盟到联邦：对欧洲一体化最终形式的思考”的著名讲话，全面展示了他对欧洲联邦的远景规划，反映出他对这一发展目标的痴迷。11德国外交部高级官员艾克哈德·卢布克麦尔(Eckhard Luebkemeier)曾在一次访谈中半开玩笑地建议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改称为“德意志欧洲共和国”，他将拥有对这一“新概念”的知识产权。12
了解德国默克尔新政府欧洲政策地位变化的内、外条件是必要的。问题是，上述德国的欧洲政策发展、特别是施罗德总理执政七年（1998—2005年）时期的发展，已经引起德国政界和学界精英人士的严重质疑甚至激烈抨击。
（二）
2005年，德国掀起一场对施罗德政府外交政策、特别是对法和对美政策的论战。各种论点针锋相对、褒贬不一。在褒扬者中，历史学家格列格·朔尔根 (Gregor Schoellgen) 的看法较有代表性。在他看来，施罗德总理是靠国内政治打拼上台的，但很快在外交政策上成绩斐然、威望大增；红绿政府对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反映了德国自主意识的增强和与德国实力相适应的外交活动空间的扩大。人终走，但留下了外交政策。朔尔根认为施罗德政府外交政策的根本方针不会变，也没有理由变；倘若变化，也只是气氛上的差异和程度上的调整，是操作层面的策略问题，而不是根本原则层面的目标与方向问题。13
在众多批评者中，德国保守派历史学家汉斯·彼得·施瓦茨（Hans-Peter Schwarz）的观点最值得一提。他曾长期担任德国前总理科尔的外交政策顾问，在联盟党内以及德国思想和舆论界影响较大。2005年初，他在德国《国际政治》月刊上发表一篇题为“迷失方向的共和国”的文章，14猛烈抨击了红绿联 6 Thomas Risse, “Deutsche Identitaet und Aussenpolitik”, http://web.fu-berlin.de/atasp/texte/030113_identitaet_risse.pdf, S. 6.
7 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289页。
8 转引自Thomas Risse, 前引文，第6页。
9 科尔曾经义正词严地指出：欧洲货币联盟建设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谁支持欧元，谁就是赞同欧洲一体化，就是对德国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说不；谁质疑欧元，必须首先明确表态他是否坚决支持欧洲一体化。同上，第8页。
10 Joschka Fischer: “Die Selbstbeschraenkung der Macht muss fortbestehen”, Vortrag am 8. Juni 1989, in: Karl Kaiser (Hrsg.):
Zur Zukunft der deutschen Aussenpolitik, Bonn 1998, S. 78.
11 讲话全文见曹卫东编：《欧洲为何需要一部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4页。
12 2001年9月4日，我在柏林外交部对他进行访谈时他的谈话。
13 Gregor Schoellgen, “Die deutsche Aussenpolitik in der Aera Schroeder”, in: 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 32-33/2005, S.
3-8.
14 Hans-Peter Schwarz, “Republik ohne Kompass”,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Januar 2005 Nr. 1, S. 46-53. 施瓦茨是德 3 合政府的外交政策，认为施罗德政府放弃了德国“基本法”的“治国之道”（Staatsraeson），15而搞欧洲联盟的“治盟之道”，是“德意志特殊道路”在新时期的翻版。16
20世纪40年代以前的“德意志特殊道路”，是犯了极端“右倾”错误，发生在欧洲以外；而90年代以后的“新版德意志特殊道路”，是犯了极端“左倾”错误，发生在欧洲以内。施瓦茨指出：在权衡欧盟建设和本国利益之时，欧盟绝大多数成员国都将本国利益置于首位，是情之所系；欧盟事务仅为理智之举，居第二位。德国做法正相反，将欧盟建设视为首要，不仅是理智之举，还是情之所系；且不仅自己向欧盟转让主权全力以赴，还期待其它欧洲盟友同样效仿之。17
作为历史学家的施瓦茨将欧洲联盟同历史上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同样庞杂和陷入困窘。在他看来，欧洲一体化的联邦国家发展前景绝对不会实现。18他还援引1800年黑格尔的发问“德意志已经不是国家了吗”，用以指涉德意志历史上曾经犯过的极端“左倾”错误，即置德意志民族国家自身的统一与发展于不顾，竭尽全力去维护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正统。结果是“德意志从未有过正常的成长阶段，从未到达过任何的成熟阶段；19德意志在精神领域是伟大的、崇高的，在政治领域里却是渺小的、卑微的。从历史转向21世纪的施罗德政府，他的批评更加犀利：向“后戴高乐主义者希拉克投资是一个重大失误；搞法德双头领导令欧盟其他成员国反感与生厌；迷信权力政治而力主土耳其加入欧盟已直接导致欧洲宪法条约在法国与荷兰公投中失败；利用欧盟以期建构“平衡”美国的势力（Gegenmachtbildung）更是可笑而不自量力。20施瓦茨断言道：“从历史上看，德意志特殊道路从来没有好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