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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法治理的西方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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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９月　

第２６卷第５期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ｅｐ，２０１３　

Ｖｏ１．２６　Ｎｏ．５　

文章编号：ＣＮ５３—１１４３／Ｄ（２０１３）０５—１１４—０６　

软法治理的西方经验　

王瑞雪　实践与探索　

摘要：软法的兴起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变迁密不可分，当传统法秩序不能满足治理需求，需要　

新的法律工具应对多元协商与博弈竞争的社会现实之时，软法的兴起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趋势。西方　

软法理论在经过漫长的准备期后，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发展，并在进入新千年之后进入蓬勃发展　

阶段。从西方经验可以看出，无论在全球治理、区域治理抑或国内治理维度下，都有众多的软法实践　

探索事例。这些软法实践以一种生动的方式呈现软法之治的多元化、多样化，用一种直观的方式解析　

治理模式变迁的社会根源以及治理工具的选择。　

关键词：软法；实践；治理；西方经验　

一、西方软法理论的发展流脉　

软法的溯源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工作。软法的渊　

源常被西方学者追溯至中世纪商人法，作为对中世纪　

商人法的延续，二十世纪初，国际商会开始确立一些　

非强制约束的规范，　不过这样的追溯大可商榷，一　

是以“非强制约束力的规范”的单一特征来追本溯　

源，很难精确到某个时间和某个制度，软法研究者的　

一个共识在于，并不是任何没有强制力的规则都可以　

任意归人软法，软法具有法的一般属性，简单地说，软　

法规范也必须具有富勒所强调的法律内在道德与合　

理性（１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二是彼时语境下的不具强制约束　

力的规范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兴起的全球治理　

语境下的软法若以同一种制度沿革或思想沿革的进　

路进行解释，也着实十分牵强。　

也有不少观点将硬法与软法的关系追溯至凯尔　

森与埃利希的分歧，亦即凯尔森的统一法律秩序与埃　

利希的法律多元主义之争。　虽然埃利希的“活法”概　

念在软法的讨论中不断被提起，但我们不能仅从字面　

上考量，就此将软法简单溯至法律多元主义，认为凯　

尔森的“实在法”排除了软法的存在。事实上，凯尔　

森主张所有共同体同时也是一种法秩序，法的创制主　

体可以是多样的，既可以是国家共同体，也可以是公　共自治组织（包括政治组织和社会共同体等具体形　

－、　态）。　

于是，鉴于软法思想渊源难以精确考量，不少学　

者开始试图去考证“软法”的词源。不少学者将英语　

世界中“软法”一词创造者的殊荣归于英国法学家　

Ｌｏｒｄ　ＭｃＮａｉｒ，ＭｃＮａｉｒ教授不仅是剑桥大学最具盛名　

的国际公法学者之一，亦为国际法院的法官，同时还　

于１９５９—１９６５年担任了欧洲人权法院的第一任院　

长。不过，据他的学生Ｊｅｎｎｉｎｇｓ撰文指出，他在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使用该语词时并不是意指不具强制约　

束力的软性文件，他当时用”ｓｏｆｔ　ｌａｗ”和”ｈａｒｄ　ｌａｗ”指　

代的是现行法（ｄｅ　ｌｅｇｅ　ｌａｔａ（或Ｌｅｘ　Ｌａｔａ）与拟议法（ｄｅ　

ｌｅｇｅ　ｆｅｒｅｎｄａ（或Ｌｅｘ　Ｆｅｒｅｎｄａ）④。　

虽然对于软法研究的起源争议颇多，但较少争议　

的是，当代意义上的软法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法　

国著名的国际法学者Ｐｉｅｒｒｅ—Ｍａｒｉｅ　Ｄｕｐｕｙ教授即明　

确提出，１９７２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斯德哥尔摩　

宣言）应当被看作是现代第一个国际软法规范，在环　

境软法规则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ｉｔ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经合组织等正　

式国际组织以及国际法协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国际法学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等　

作者简介：王瑞雪，北京大学法学院２０１１级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①对此的讨论，参见安娜・迪・罗比兰特：《软法的谱系》，张世泰、林玲译，载罗豪才、毕洪海主编：《软法的挑战》，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２２—４６页。　

②Ｓｅｅ，Ｊａｙｅ　Ｅｌｌｉｓ，Ｓｈａｄｅｓ　ｏｆ　ｇｒｅｙ：ｓｏｆ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Ｌｅｉｄ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２０１２（２）．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Ｇｏｌｄｍａｎｎ，Ｗｃ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ｕｔ　ｏｆｆ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ｔｈｅ　ｋｉｎｇ：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Ｌｅｉｄ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２０１２（２）．Ｊａｙｅ　Ｅｌｌｉｓ，Ｔｈｅ　ｋｉｎｇ　ｉｓ　ｄｅａｄ，　

ｌｏｎｇ　ｌｉｖｅ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Ｇｏｌｄｍａｎｎ，Ｌｅｉｄｅ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２０１２（２）．Ｍａｔｔｈｉａｓ　Ｇｏｌｄｍａｎｎ，Ｓｏｆ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Ｊａｙｅ　Ｅｌｌｉｓ，Ｌｅｉｄｅｎ］ｏｕｍ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２０１２（２）．　

③罗豪才、宋功德：《软法亦法》，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３１页。　

④Ｓｅｅ　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ｙ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Ｓｔｏｃｋ，３９　ＩＣＬＱ　５１３，ａｔ　５１６（１９９０）．　

１１４　软法治理的西方经验　

非政府组织，都发挥了重要作用。①当然，对此肯定　

亦会有不同看法，对软法司法化颇有研究的巴黎高等　

商学院助理教授Ｏａｎａ　Ｓｔｅｆａｎ博士就指出，从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起，欧盟法院就充斥着各种软法措施，虽然　

“软法”的字样本身很少在法院判决中出现，但它可　

以有一系列的名称：通告（ｃｉｒｃｕｌａｒ），准则（ｃｏｄｅ），声　

明（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框架（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指南（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ｎｏｔｅ），指导（ｇｕｉｄｅ），信函（１ｅｔｔｅｒ），备忘录（ｍｅｍｏｒａｎ—　

ｄｕｍ），公告（ｎｏｔｉｃｅ），意见（ｏｐｉｎｉｏｎ），建议（ｒｅｃｏｍ－　

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报告（ｒｅｐｏｒｔ），决议（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等等。②　

暂且抛却孰先孰后的纷争，我们可以想象的是，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四十年之前，软法概念的发　

展给法学学者带来了多大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如此　

充满矛盾的术语，来用以定义一种如此难以界定的现　

象。人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的悖论，从一个一般的或者　

古典的视角来看，法律规则都是硬的，自愿性规则是　

不存在的。但令人困惑又不得不面对的是，现实中的　

规则效力却通常难以厘清，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软法　

已经成为现代造法工具的一部分，逃避它是不能解决　

问题的，正所谓，“软法是一个麻烦制造者”⑨。实际　

上，软法已经越来越普遍，反而大大超过了硬法的数　

量，Ａ．Ｄ　Ａｍａｔｏ教授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说法，“软法　

即为赤裸裸的规范，硬法不过是披上了处罚的外衣而　

已。”④　

虽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法学者已经开始了　

软法理论的研究，但这基本处于软法的论证阶段，就　

其存在与否进行小心翼翼地求证。⑤而根据笔者就　

Ｈｅｉｎｏｎｌｉｎｅ和Ｌｅｘｉｓ数据库进行的不完全统计，在二　

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以“软法”为题进行专门研究　

的文章只有１１篇（当然，这个数量并不包括书籍或　

论文文中谈及软法的著述），其中有４篇是对软法理　

论的研讨，３篇是国际法学者对于食品领域的关注，１　篇是对国际海洋法领域的关注，还有１篇是对国际金　

融法领域软法的细致阐述。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九十　

年代初期之前，软法研究处于它的论证阶段，人们开　

始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接受软法。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尽管对于软法现象也有一些　

批评的评论⑥，但这些争鸣其实是在为国际法学者承　

认软法的存在、承认软法的功能奠定基础，较之硬法，　

软法是一种更为有效的说服工具（ａ　ｔｏｏｌ　ｏｆ　ｐｅｒｓｕａ—　

ｓｉｏｎ）⑦。这一时期，软法研究的文章数量也几乎翻了　

一倍，欧盟软法研究亦开始兴起。并不意外的是，软　

法研究文献在进入新千年之后开始井喷，软法研究领　

域大为拓展，社会学与法学，国际法学、民法学和公法　

学，研究视角十分丰富，据统计，２０００年一２００９年以　

软法为题的英文文章达到９１篇（其中欧盟软法文章　

为２Ｏ篇），从２０１０年开始，每年的软法专题研讨文章　

则稳定在２０篇以上。而《Ｌｅｉｄｅｎ国际法杂志》⑧、　

《全球历史人类学杂志》⑨、《法律理论探究》⑩以及东　

京大学软法评论都曾对软法问题进行过专门研讨，据　

笔者检索，以软法为题的英文博士论文亦达９篇。而　

这些文献的内容极为庞杂，难以进行面面俱到的梳　

理，下文即从不同的英文文献中提取一个个软法适用　

的情形，通过场景的切换，用一种更为生动的方式呈　

现软法之治，用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展示治理模式变　

迁的社会背景。　

二、全球治理语境下的软法实践　

对于全球治理语境下的软法，笔者从纷繁的文献　

中攫取了两个软法适用的情形。　

一份２００７年发表的由德国金属工业工会执行委　

员会国际部的研究员Ｈｏｒｓｔ　Ｍｕｎｄ和Ｋｌａｕｓ　Ｐｒｉｅｇｎｉｔｚ先　

生共同执笔的软法研究报告⑩，在开篇即设想了这样　

一个场景：在遥远的２０７７年，在中国，全球７万个跨　

①Ｐｉｅｒｒｅ—Ｍａｒｉｅ　Ｄｕｐｕｙ．Ｓｏｆ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２　Ｍｉｅｈ．Ｊ．Ｉｎｔｌ　Ｌ．４２０（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②Ｏａｎａ　Ｓｔｅｆａｎ，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ｆｔ　Ｌａｗ，Ｄｒａｆｔ　ｐａｐｅｒ　ｔｏ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ＵＳＡ　Ｔｗｅｌｆｔｈ　Ｂｉｅｎｎ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ｏｓｔｏｎ　３—５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１．　③Ｐｉｅｒｒｅ—Ｍａｒｉｅ　Ｄｕｐｕｙ，Ｓｏｆｔ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１２　Ｍｉｃｈ．Ｊ．Ｉｎｔｌ　Ｌ．４２０（１９９０—１９９１）．　

④Ａ．Ｄ￣ｔｍａｔｏ，‘Ｓｏｆｔｎｅｓ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Ａ　Ｓｅｌｆ—Ｓｅｒｖ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Ｎｅｗ　Ｌｅｇ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Ａ　Ｒｅｐｌｙ　ｔｏ　Ｊｅａｎ　ｄ＂Ａｓｐｒｅｍｏｎｔ’，２０　ＥＪＩＬ　８９７　

（２００９）．　

⑤Ｅ．ｇ．Ｐａｕｌ　Ｊ．Ｍｉｓｈｋｉｎ，Ｇｒｅａｔ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Ｌａｗ：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ｏ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ｖ．Ｎｉｘｏｎ，２２　ＵＣＬＡ　Ｌ．Ｒｅｖ．７６（１９７４—１９７５）．Ｒｅｎ６一Ｊｅａｎ　Ｄｕｐｕｙ，‘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ｏｒｙ　Ｌａｗ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Ｌａｗ：Ｆｒｏｍ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ｕｓｔｏｍ　ｔｏ“Ｓｏｆｔ　Ｌａｗ…，ｉｎ　Ｒ．Ｊ．Ａｋｋｅｒｍａｎ　ｅｔ　ａ１．（ｅｄ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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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公共产品的管理与软法

准公共产品的管理与软法

准公共产品的管理与软法

徐陈军

【摘 要】准公共产品是一种有益于某个社会群体的集体利益的产品，然而其在管理中却出现了管理主体不作为、公众的监督无力、破坏现象严重等现象。软法为我们有效管理准公共产品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软法有利于约束管理主体不作为的现象，有利于公众的监督，有利于实现准公共产品的社会价值。%Quasi-Public

Goods refers to some kind of products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collective

interests of a social group. However, such problems as the omission of

management, ineffective supervision from the public and destruction to

quasi-public goods cannot be neglected. Soft law provides an approach

for us to carry out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quasi-public goods. It will

contribute to the solution of the above-mentioned problems and help to

realize the social values of quasi-public goods.

【期刊名称】《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2(011)006

【总页数】3页(P27-29)

【关键词】准公共产品;管理;软法

【作 者】徐陈军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法学院,安徽合肥230061

【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DF31

2011年8月29日，某校网站的首页上的通知公告栏里一则“关于投放百姓缘自助自行车”的公告引起了不少同学的关注，公告指出学校为倡导绿色交通、宣传节能环保，改善校区的教学、学习和生活和环境。然而其效果却出乎意料，投放不到三天，就出现了很多令人费解的现象。在校园里，随处可见遭到损坏的自行车，很多车没有了脚踏板、车座和车龙头，车胎和链条破损的更常见。时至今日，校园里能供师生使用的自助自行车已经屈指可数。人们不禁要问，一项本该值得称赞的项目，为什么会遭此厄运。产品本身的问题当然是一方面的原因，然而人为的破坏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现实生活中，很多关系到公众的共同利益的产品都遭遇了同样地命运，最为突出的就是公共绿地和公园里的公共设施。本文将从准公共产品的角度进行分析，论述产生这一社会问题的原因，并试图从软法的角度探讨解决问题的路径。

国外网络舆情治理：特色模式典型经验与现实启示

国外网络舆情治理：特色模式典型经验与现实启示

国外网络舆情治理：特色模式典型经验与现实启示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舆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全球范围内，各国纷纷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治理，以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国外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特色模式，这些经验和模式对于我们改进网络舆情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将结合国外的典型经验，探讨国外网络舆情治理的特色模式及其现实启示。

一、美国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

美国一直以言论自由著称，其网络舆情治理也体现了这一特色。在美国，网络舆情治理主要由公民社会和自律机制来实现。各大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制定相关规则，对网络舆情进行约束和管理。相比于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美国强调行业自律和社会共治，倡导开放、多元并包容的网络舆情环境。

与此美国政府也通过相关法律和监管机制加强对网络舆情的管理。《通信法》规定了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用户言论的管理责任，而《数字千禧版权法案》则规定了网络平台对侵权内容的管理和处理程序。这些法律和监管机制为美国网络舆情治理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制度保障。

美国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强调言论自由和社会共治，倡导自律和共识，这为其他国家在网络舆情治理上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德国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也有其独特模式。与美国不同，德国注重对网络言论的规范和约束，更加强调保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德国政府通过立法和监管机制，加强对网络言论的管理和监督。德国《网络执法法》规定了网络平台对违法言论的管理和处罚程序，要求平台对违法内容进行及时删除和处理。德国还设立了网络舆情管理机构，负责监督和管理网络言论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国外的网络舆情治理模式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要充分尊重言论自由，倡导开放、多元并包容的网络舆情环境。要加强法律和监管机制，提高网络言论的合法性和合规性。要注重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加强对网络言论的规范和约束。要鼓励自律和社会共治，建立行业自律和管理机制。

跨政府网络与国际经济软法：多层面“全球治理”架构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跨政府网络与国际经济软法：多层面“全球治理”架构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1 跨政府网络与国际经济软法：

多层面“全球治理”架构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

徐崇利

一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国际关系以民族国家为中心，

民族国家运用权力对国际经济事务实行“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统治”，这是民族国家在强制性

权力支持下相互间以维系国际经济秩序，便利全球集体行动的正式而制度化的一个运作过程。相

应的，在国际经济立法中，民族国家是以“一元化”的单位，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门

代表，并多在正式的政府间组织（协定性组织），通过正规的程序谈判缔结国际经济条约；而由

国家制定的国际经济条约又被普遍认为是国际经济“硬法”——一种体现国家共同“统治”手段

的法律形式。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原属各国国内法管辖的经济事务不断进入国际层面，形成了纷繁复

杂的“全球经济问题”。由于全球经济问题（如金融危机）本身就是市场在国际层面上失灵的产

物，不可能自发地通过市场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加以解决；即便有各国政府的介入，也存在

着国际政治失败的可能。因为世界上没有全能的国家可单独或共同解决复杂的全球经济问题；换

言之，传统的国家“统治”方式已无法单方医治全球经济问题这一顽疾。

为了弥补国际市场失灵和政治失败，便产生了应对全球经济问题的第三种路径——全球治

理。所谓的“全球治理”是指，对于全球问题，需要以共同目标为支撑，采取相互协调的方式，

将不同层次上的各类行为体联结在一起，在营造共识的基础上实行“各种路径的综合治理”。这

就意味着，在从“统治”到“治理”的过程中，民族国家的权力将向上、向下和横向向各种非国

家行为体扩散；1

就经济领域而言，民族国家的权力向上主要是向政府间经济组织分流，横向主

要是向跨国公司（跨国商业社会）和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市民社会）分流。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全球治理理论在强调非国家行为体作用的同时，并不排除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中所担当的主

要角色。实际上，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民族国家不会只是一味地消极防御，而是会积极应变，

民间金融的“软法”思考

民间金融的“软法”思考

民间金融的“软法”思考

“软法”是指没有强制约束力的类法律文件，从法哲学、法社会学的角度看，其对民间金融具有重要的作用。民间金融中的交易习惯及民间金融行业协会的治理都体现了软法之治。

标签： 民间金融 软法思考

我国民间金融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依然问题重重。目前国家对民间金融的“硬法”化制度供给与农村自身的“软法”化制度需求之间并未完全契合。硬法与软法的协调做的还不够，软法的应有功能还未充分发挥。本文拟从软法的角度对民间金融做一探讨。

一、“软法”研究范式的理论依据

1.“软法”内涵的界定

美国法社会学家罗斯科·庞德从“法”调节社会秩序运行的功能强弱的角度将其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为“硬法”(Hard Law)，第二类为“软法”(Soft Law)。根据MORDEWORK百科全书，“软法”是指“没有强制约束力的类法律文件，或指在跟传统的‘硬法’相比的情况下强制约束力相对弱的法律文件。”具体来说，“软法”可以界定为：由一定人类共同体为了实现共同意志而制定或认可的以保护力为主强制力为辅、主要依靠自律或者社会影响力等内在约束力的方式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实际效果的一系列行为规则。例如各种行业协会、社会自治组织的标准和规范、行业惯例、村规民约、交易习惯等。

2.基于法哲学的角度

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认为：“早在人类想到自己能够制定或改变法律之前，法律已然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 并且提出了“法律先于立法” 这一命题，立法正是人类运用理性的抽象行动，但要排除将其视作“人类理性设计的结果”的理论预设，而是视作“人之行动的结果”。这就是说，理性在立法中的建设性作用不是说它能“创造”法律，而只是“发现”业已存在但不显现的法律，并用明确的形式把它表达出来。立法机构绝不是创造了法律，而是发现了法律并明文表达之。以下经典的区分法律，堪称哈耶克的独创：就形式而言，是立法的法律与自生的法律之别；就实质而言，又是强制的法律与自由的法律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