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法治政府的理念逻辑及其借鉴价值

论西方法治政府的理念逻辑及其借鉴价值作者：侯保龙来源：《行政与法》2012年第12期摘要：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具有人类普遍的进步性，它保护人权以申张个人自由，实行民主政制以维护公民政治权利，实行法治以匡正政府权力界限。

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历经共和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法治主义到服务主义的演进过程。

其中，共和主义确立政府形式，民主主义解决主权归属和政府合法性，自由主义表征政府目的，法治主义护佑公民权利，服务主义标明政府行为理性。

这些理念对我国的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法治政府；政府理念；理念逻辑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2）12-0045-05收稿日期：2012-06-26作者简介：侯保龙（1973—），男，安徽临泉人，安徽科技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与行政、思想政治教育。

在我国当前的政府改革中，建设法治政府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虽然我国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还存在一些偏离法治理性的行为。

究其原因，最关键的是未能有效树立法治理念。

因此，系统梳理西方法治政府的理念，探寻法治政府的本真属性和价值追求，对于我国进一步建设法治政府不无裨益。

一、西方法治政府的理念逻辑所谓“理念逻辑”，就是对某一事物的内在本质的抽象思维过程和思维结果。

本文探讨的西方法治政府的理念逻辑就是试图对西方法治政府观念的纵向发展历程进行抽象思维和高度概括，以便于我们把握和认识人类政府理念发展的一般线索和规律。

纵观西方法治政府理念的流变，其先后经历了共和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法治主义和服务主义的演进过程。

考察这些法治理念及其发展演进历程，对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⒈共和主义确立政府形式。

共和主义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的一个古老传统，其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后经古罗马及中世纪的思想家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共和”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意思是“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产业”，其基本观念和精神是共治、共有、共享，是和平、温和、平衡。

它与我国封建时代家天下理念的专制、暴政传统相背离。

最理想的共和制的根本原则是“天下为公”，国家权力成为每一个公民的共同财产，国家公共事务的治理成为所有公民的共同事业。

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权力对全社会公民和组织平等开放，意味着不得有世袭的、独占的、不可让渡的权力，意味着各阶层人民的联合执政、共同执政。

相对于君主和独裁者的“家天下”、“私天下”，共和主义的要求就是“公天下”。

此外，共和还意味着政府以和平而非暴政、以理性说服而非武力征服的方式参与和处理政治事务和政治纠纷。

[1]（p105-106）总之，它倡导和平，其目的是实现人类持久和平的理想。

⒉民主主义确保政府主权归属及其合法性。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秉承共和主义必然导致民主主义。

共和主义强调人民内部的和平共处，如果没有民主主义这一目标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当然，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民主总是一定“人民”的民主，是一种阶级统治形式。

近代西方社会契约论者以假设的口吻不仅阐明了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其实是资产阶级），而且从契约论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也应该是人民，是人民权利的互相让渡才产生了一个所谓的主权者（政府）。

洛克和卢梭甚至提出，如果政府违背了人民的意志，人民有权单方面违约推翻政府。

人民之所以要保留这一“最终权力”，说明人民对政府的承诺还不能完全信任。

这一思想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时期广为传播，并在资产阶级或温和或疾风骤雨式的革命实践中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理念根基。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民主主义呈现多样化趋势：从人民民主论到精英民主论，从一元民主论到多元民主论，从政治民主论到社会民主论，从代议制民主论到行政集权民主论再到参与式民主论等等，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都是政府的基本价值意蕴。

这是法治政府确立的根本性政治基础与合法性基础。

任何法治国家的形成过程都离不开政治民主化过程，任何法治国家都必须实现民主政治，否则，这种法治国家就不具有实质法治的意义。

因为，所谓的“法” 治，只不过是人民意志的最高体现。

“民主意味着在国家的法律秩序中所代表的那个‘意志’等于国民的意志。

”[2]（p315）在民主主义看来，法就是人民权力和人民权利的意志体现，因而人民权力和权利也即法律在产生的时间上要早于政府权力，在地位上要高于政府权力。

因此，民主主义总是要实现与法治主义思想的有机联姻，建立法治政府。

只有法治政府才能有效地制止以权代法、以权压法、以权废法等破坏法治和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

⒊自由主义表征政府目的。

从人类的自由天性出发，笔者认为，共和主义所主张的阶级或阶层之间的和谐共处就是实现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思想和行为自由；而民主主义的实践诉求也是要建立一个人民自由掌握自己命运、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政府体制。

其实，“自由”是一个相对的程度性概念。

人总是追求自己最大的行动幅度，但实现人的自由总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

也就是说，实现自由是一个人的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矛盾运动的过程。

我们平常所讲的“自由”概念往往被界定在不损害他人合理利益的界限内。

这是因为绝对自由具有任意性，易使主体的需求和行为相抵触。

严重的情况下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为了避免这种最坏状态的出现，人类就需要通过规则来约束个人的绝对自由欲望，这个规则被称之为“民主制”。

而这个民主规则又是人民在自由和广泛参与的条件下制定的，它本身是人类自由和理性的产物。

所以，自由与民主相伴而生，人们求民主以获得自由，争取自由以扩大民主权利。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念，要求政府的成立奠基在人们自由的契约之上。

成立政府的惟一目的是确立公民权，给予和保障公民尽可能多的自由。

如果不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公民的自由就必然会被侵蚀以致殆尽。

所以，为了让政府履行保证和促进公民自由的职责，就必须找到平衡政府权力的杀手锏，这就是法治。

因为法治是人民正当自由的保护神。

正如哈耶克所说：“由于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权力的限制。

”[3]（p260）为此，必须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的不当使用。

在自由主义看来，单纯强调民主主义以及政府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还不足以保护个体公民的神圣权利，还必须实行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原则。

洛克认为，如果为了防止权力高度集中和权力专横，从而造成损害人们自由权利的不良后果，那么，一个国家的权力就不应作为一个整体由某一机构或某一些人来独掌，而应当按其所属领域分开，由不同的机构来行使。

这就构成了自由主义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

自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随着议会民主制向行政集权民主制的转移，社会中的其他力量如利益集团、新闻舆论等加强了对国家行政权、立法权以及司法权的全面监督。

所以，正是基于自由主义的考量，国家内部的权力分化以及国家与社会权力的多元化分割，其目的就是规制政府滥用权力的“自由”，从而达到政府护佑公民自由的目的，这也是法治政府的本质内涵。

⒋法治主义护佑公民权利。

相对于共和、民主和自由这些人类备加珍惜的政治价值来说，法治主义就是保护与促进这些价值的手段和工具。

当然，法治就其基本内涵来说，它用“共和”、“民主”和“自由”铸就了自己的基本精神内核。

1766年，约翰·迪金森就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写道：“我们的权利不是从签过字或盖过章的羊皮纸文件中所得到，而是从更高的源头，即列王之王和万物之主那里获得。

这一切都是遵照神的旨意归属于我们，并建立了我们的自然法则。

我们生来就有这些权利，是任何人也不能从我们身上夺走的，除非要我们的生命。

总而言之，它们是基于永世不变的理性与正义准则之上的。

[4]（p189-190）约翰·亚当斯说，权利是“人性的结构，扎根于智力和道德世界”，来自“宇宙的伟大立法者”。

“人民，即使在最底层，也变得更加关心他们的自由，越寻根究底，越下定决心要保卫他们自己……”。

[5]（p141）面对国家权力扩张的本性，弱小的公民个体仅靠一己之力难以维护自己的权益，现实迫使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由一个最高的权利监护者，这就是国家法律。

因此，法律是公民权利的保证。

如果从社会管理的角度分析，作为法治理性的法律，其功能在于实现社会良好的治理、最大限度地增进人们的利益。

因此，遵守法律就是尊重自我的自由和权益。

西塞罗指出：“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

洛克也曾指出：“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去追求他的正当利益……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

”[6]（p35-36）公民权利只有为法律所确认并受到法律的保护，才能得到实现。

保护自由、平等、人权等公民权利正是法治主义的价值所在。

⒌服务主义标明政府行为理性。

如果从行为理性的层面分析，服务主义应是共和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法治主义所张扬的人类价值的根本诉求与必然要求。

因为价值层面作用的发挥最终要依赖于执行力的实践来体现。

法治政府的行为理性和执行力的水平与效能如何，将直接决定公民利益享有的程度。

所以，法治政府把服务主义作为自己的行为理性是其内在的价值理性发展的逻辑结果。

从政府行政理念发展的逻辑秩序推演来看，服务主义是西方政府理念历经统治主义、管理主义的实践困境的深层次发展，是西方法治政府理念的创新，标志着西方法治政府理念发展的最高水平、最高境界。

当然，人类在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服务主义政府观念的出现，也表明公民对维护自身权利的要求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处于政治危机、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中的西方政府不得不顺应政府服务社会的客观趋势，把真正的服务主义作为挽救自己三重危机的救命稻草。

其实，服务主义在政府创设时期就应是政府遵行的行为准则。

早在18世纪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潘恩就曾指出：“政体应当永远被视为服务的问题，而不是权利的问题。

”[7]（p85）但由于历代统治阶级总是力图把政府看作谋取狭隘的家族利益或阶级利益的工具，服务主义的展示总是遮遮掩掩，总是掩盖在统治主义和管理主义虚幻的光环之下，因而直至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到后工业社会阶段，服务主义才名正言顺地成为政府改革的指导准则。

二、西方法治政府的理念逻辑对我国的借鉴价值应该说，共和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法治主义具有人类普适性价值，法治政府就是实现这些理念的具体政府形态。

当然，这些理念的具体实践形态必然具有民族化、国别化的特征。

我国法治政府建设也必然带有中国特色，应当是法治政府理念与其实践形态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⒈弘扬“共和”精神，形成和谐的政民关系。

在政府建设中实践共和主义理念，就要坚决摒弃某些不文明的执法行为，树立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和善形象。

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富国与富民“共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