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

摘要 我国逮捕制长期围绕着“惩罚犯罪”这一执法理念，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被捕者人权的保护。本文试从现有立法和体制两个层面来审视逮捕制度存在的缺陷，继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措施，如：合理设置最高羁押期限、“自侦自捕”案件交由上级检察机关批捕、增设批捕公开质证程序、建立保释制度等。

关键词：逮捕制度，逮捕程序，羁押期限，人权，保释 论文提纲 1.我国逮捕制度的现状 1.1执法理念陈旧，过分强调逮捕对追究体实体犯罪的保障作用 1.2逮捕所带来的羁押期限过分长久 1.3外地人和本地人采取不同的逮捕标准 1.4缺乏对逮捕权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1.5逮捕者所能获取的救济途径贫乏 2.从现有立法层面审视我国的逮捕制度 2.1应进一步细化逮捕标准 2.2逮捕程序的法律规定 2.3立法上明确最高羁押期限 2.4应规定在逮捕羁押程序中违反法律规定所承担的法律后果 3.从体制层面审视逮捕制度 3.1增设批捕公开质证程序 3.2建立“被捕者的救济途径和赔偿条件”的相关体制 3.3设置中立性的羁押处所 3.4建立保释制度 4.结语 论我国逮捕制度的改革 “刑罚犹如一把双刃剑，用之得当，则个人与社会两受益；用之不当，则个人与社会两受害”。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其双刃性尤为明显。一方面，逮捕存在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保障人权，另一方面，保障人权的实现却以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为条件的。因此，在“人权”入宪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平衡国家司法权和公民基本人权的对立状态，如何让逮捕真正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寻找两者的契合点”，成为了摆在中国法律工作者面前的重要命题。本文试着平衡这两个价值追求，由我国现状分析入手，结合国际上的先进经验，进而提出一些有实践意义的立法及体制建议。 1.我国逮捕制度的现状

从现状的缺憾中发掘出逮捕制度存在的有关问题，是我们改革的第一步。 1.1执法理念陈旧，过分强调逮捕对追究体实体犯罪的保障作用 当前实践中，逮捕的立法初衷 “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已逐渐被淡化，反之，“以捕代侦”，“构罪即捕”的执法理念已取而代之成为主流。 诚然，随着人员区域流动的频繁，社会控制力的减弱和社会诚信的缺失，选择“构罪即捕”等作为执法理念，某种程度上存在着无奈，但不可否认此种理念对立法初衷的背离对嫌疑人人权的漠视已远远超过了它的积极意义。 据统计，拘留、逮捕等羁押性强制措施的使用已达到整个刑事案件的８０％以上，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不到整个刑事案件的２０％。上海检察系统的批捕率已达到９５％以上，甚至有的检察批捕率高达１００％。①“逮捕”在很多执法者观念中，已经片面地成为了刑事处罚和侦破案件的手段；而现实中，在嫌疑人经历了长时间羁押后，法院以判缓刑草草了事的却司空见惯。 1.2逮捕所带来的羁押期限过分长久 区别于外国“逮捕与羁押分离”的模式，我国的逮捕通常意味着审前的长时间羁押。 我们来看一组数字：除去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精神鉴定的时间外，我国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最长羁押期限是八个月零七天（包括逮捕前的拘留期限）；在起诉阶段的最长羁押期限是六个月（包括退侦两次的期限）；在审判阶段，被告人一审的最长羁押期限是九个半月（包括检验机关两次补充侦查的期限），在二审阶段的最长羁押期限是两个半月。据此，从拘留开始，排除刑诉法若干诉讼期限的例外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未决羁押期限最长可达到两年零八十二天之久。如此长的羁押期限，却可未经司法审查。这在现代法治国家是十分罕见的。不仅如此，一旦司法部门认为有逮捕必要，仍可恢复采取逮捕措施并使羁押期限重新得以计算，如此反复，羁押期限实质上具有“上不封顶”的性质。这与《公民权利与政法权利国际公约》第９条第３款所提到的：“等待审判的人们被拘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1.3外地人和本地人采取不同的逮捕标准 司法实践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外地人，不论犯罪情节是否轻微，只要构罪，一般都予以逮捕”，理由很简单，外地人流动性大，很难采取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的方法，为了防止嫌疑人外逃、再次危害社会等情形，出于“求稳怕错”的思想，逮捕就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这种对本地人和外地人采取不同逮捕标准的做法，违反了“同样案件同等处理”的基本司法原则，容易激化社会冲突，产生社会新的不安因素。 1.4缺乏对逮捕权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司法实践中，逮捕权被作为一种行政控制手段在为公诉功能和诉讼监督功能服务。一方面，逮捕成为侦查监督的手段。另一方面，逮捕还保留着以公诉为中心的烙印，而逮捕本身所应具有的司法性却逐渐淡化。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在控诉得益的一致性，使得相互制约流于形式；另一方面，针对检察机关“自侦自捕”案件的特殊性，要求检察院靠自我约束来制约其权利，其客观公正性势在必行必引起人们的怀疑。 1.5逮捕者所能获取的救济途径贫乏 《权利公约》确定了“有权利就有救济”的理念，被羁押者均有权申请司法救济，然而我国的刑诉法根本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异议的权利：另一方面，我国的赔偿法虽然规定了被错误羁押者有权获得赔偿的权利，却也同时规定了一些例外条件。比如：免于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不获国家赔偿，这种例外条款，某种程度上已演变成公、检、法合理规避国家赔偿义务的手段，与《权利公约》“普遍赔偿”的原由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2.从现有立法层面审视我国的逮捕制度

现代各国法律体系都不是封闭、不与其他体系交往、发展的，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制度、规则、概念、法律意识等因素完全是自己独立创造的，不吸收借鉴其他法律体系的相互因素。②考察我国的逮捕实践，９６年刑诉法修改后，尽管律师可以提前介入侦查阶段，某种程度上增强了逮捕程序的制约性，但如前所述，现实状况仍不尽人意。立法是改革的起点，笔者以现有立法规定为基础，参照有关国际做法，提出了以下立法建议。 2.1应进一步细化逮捕标准 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６０条规定，实施逮捕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１）、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２）、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 何为“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实践中有两种意见，一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即可；二是对证明构成犯罪的事实必须做到确实、充分。对此理解和把握不准，就会人为地降低或提高逮捕条件，其结果，不是影响保障人权就是影响惩罚犯罪。 另外，“有逮捕必要”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法律对没有必要逮捕的情形并没有做具体的规定，再加上由于不捕后可能发生犯罪嫌疑人逃跑，致使刑事诉讼无法进行的情形，办案人员通常的做法是只要符合前两个逮捕条件，便将嫌疑人一捕了之，而对是否有必要，从不过问。 针对上述情况，在立法上细化逮捕标准，变得很具实践意义。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曾在一次访问中提到，“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就是“以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构成犯罪为原则，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基本构成犯罪为例外”，而“基本构成犯罪就是指八九不离十”。该说法，试图从证据所能证明的程度角度来定义这个逮捕条件，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2.2逮捕程序的法律规定 现有法律对公安机关侦查案件中的批捕程序规定的较为详细 ，而对检察机关、法院自行决定的逮捕程序规定较为原则、抽象。但事实上，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提请批捕权和批准逮捕权均出自一家，客观公正性值得置疑；法院使用逮捕更是缺乏外部监督。立法和现实有了明显的脱节。西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利约束权利。”国此，在逮捕程序上增强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显得尤为重要。 笔者认为，针对我国目前的国情，要解决对“法院的外部监督问题”可以通过“法院和检察院定期相互审查的方式”得以实现。两家对逮捕情况进行相互的检查监督，一旦发现问题，先向对方的承办部门提出异议，异议未被采纳，再直接向其上级部门提出。 而对检察院内部的“自侦自捕”案件的监督，理论上赞成“法院批捕说”的占大多数。笔者倒认为，法院作为司法中立机构，对逮捕的制约，因然理想，但就中国目前的诉论格局来讲，不经济也不现实，倒是采取由“上级检察机关”批捕的方式更为合理。理由有三：其一、上级检察院机关批捕处的工作量相对基层来说较少，但人员配置、人员素质都高于基层，因此，完全可以胜任基层院自侦案件的批捕工作，可操作性强；其二、检察院系统内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出于自侦案件的特殊性考虑，将逮捕权交上级检察部门把关，显得更为慎重，也符合检察院系统内部设置的初衷。其三、相对于现有的“自侦自捕”格局，这种做法，尽管“侦”、“捕”仍在系统内部，但鉴于上下级的监督制约关系。其客观公正性势必大大增强。 2.3立法上明确最高羁押期限 前面提到，我国刑诉法羁押期限实质上具有“上不封顶”的性质，因此，通过立法的形式设定最高羁押期限成了解决超期羁押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三项规定：被羁押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接受审判或被释放。联合国反对自我归罪和保护青少年的下属委员会建议：所有政府应通过立法使羁押者在被逮捕的三个月内接受审判，或将其释放等待以后的诉讼程序。 结合我国国情，可以考虑将最高羁押期限限定在可能被判刑处刑罚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同时为了防止羁押期限重复计算的问题，应严格贯彻“一事不再理”的刑事司法原则。一旦达到最高羁押期限，必须变更羁押措施。 2.4应规定在逮捕羁押程序中违反法律规定所承担的法律后果 我国现有的法律对违反羁押程序的违法行为，比如：超期羁押、无证逮捕等，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这显然不利于公正逮捕。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检察工作中防止和纠正超期羁押的若干规定》的通知中明确提到：“要实行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严肃查处和追究超期羁押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根据情节不同，分别追究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的纪律责任或刑事责任。”此规定充分体现了该项工作的必要性，有了明确的法律制约，“慎用逮捕，保障人权”的执法理念才会深入人心。 3.从体制层面审视逮捕制度

鉴于“外国批捕权一般归属于法院行使”的现状，我国有些学者也提出“取消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权而改由法院行使”的方案。不可否认，该方案的确可以比较有效地根除逮捕实践中的弊端，符合国际刑事诉讼立法趋势。③但笔者认为，该方案的实现一方面势必要对现行司法体制做较大的变动，实施的阻力会很大；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社会治安形势严峻，需要相对稳定的司法体系来承载惩罚犯罪的重任，在这个阶段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改革，显然是不适宜的。 因此，批捕权归属于检察机关有它的实践合理性，我们要做的应当是在批捕权保持原状的基础上，对相关的体制加以完善和修改。 3.1增设批捕公开质证程序 现代刑诉理论崇尚审判中立、控辩平衡。这不公表现在审判阶段，更应贯彻底于审前程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