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汉学汇总

一．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游记》却大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打破了宗教的谬论和传统的“天圆地方”说；同时《马可·波罗游记》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打破了中世纪西方神权统治的禁锢，大大促进了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因此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更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这又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从此，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开始了。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马可·波罗游记》直接或间接地开辟了中西方直接联系和接触的新时代，也给中世纪的欧洲带来了新世纪的曙光。事实已经证实，《马可·波罗游记》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其积极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中国流，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以致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是参考游记制作的。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是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

二．马若瑟

马若瑟从一开始学习汉文时起，其目的就不只是为了传教，而且想要用汉文来著述，并且从汉文经籍中寻找对信奉基督教的支持和依据，为此，那些把中国经典文献看成礼仪事物代表的传教士们，就对马若瑟感到不满和怀疑。

马若瑟精通汉文，他著有许多用汉文写成的宣传天主教教义的书籍和用拉丁文、法文写成的研究中国的书籍。马若瑟的最重要著作就是《汉语札记》

马若瑟还把中国元曲《赵氏孤儿》译成了法文（法文标题为这是欧洲人首次将中国戏剧译出的译本，伏尔泰在读了马若瑟的法译本《赵氏孤儿》之后，创作了一部悲剧，题为《中国孤儿》，《赵氏孤儿》在法国一经发表，就赢得了众多的读者，甚至在整个欧洲也不胫而走。先后几十年间，就被译成了英文、德文、俄文等多种版本。

马若瑟还曾寄给巴黎法国皇家图书馆许多在中国出版的书籍，法国国内非宗教界的世俗中国学家们曾作为任务对这些书籍进行过研究。在马若瑟寄回法国的这些书籍中，还特意挑选有一部元代杂剧选集，译成法文出版了，该书中文标题为《元曲选解题》

马若瑟的有生之年大多用于研究中国文学，其研究对象从保存下来的早期文献一直到宋朝的哲学家、文士和诗人。他在这些研究中所获得的对中国文学的深刻认识，使他在写作《中国语言志略》时获益匪浅。《中国语言志略》是一本关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指南书，后来，这部作品成了欧洲汉学研究的奠基之作。

三．雷慕纱

在1826年，雷慕沙又将中国的一部才子佳人小说《玉娇梨》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这个法文译本是这部小说的第一部外文译本。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 中曾提到这个译本。

雷慕沙在1821年出版了一本重要的书籍《汉语语法基础》这是一部为研究人员准备的、颇为实用的语法书籍。

1825年对《老子》作了进一步研究，称老子的思想与稍后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学派所提出的“学说有无可争辩的共同之处”，甚至提出假设把《老子》第十四章中的“夷”、“希”和“微”与基督教的耶和华等同起来。雷氏没有全译《道德经》，认为老子的这本书不容易理解，如果谁能全译并结合学说阐明它的内容，那就是一个大功劳。

雷慕沙最重要的著作是逝世以后才出版的译著《法显撰〈佛国记〉》(1836年)，这部由东晋高僧法显著述的《历游天竺记传》的法文译文，这是第一部认真地致力于研究佛教的西方著作，而佛教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中国学家的眼里看来，是非常受到贬低的一种宗教。

四．沙畹

1889年初，24岁的沙畹被法国外交部派来中国，被给予了法国驻清公使馆随员的名衔，但主要任务是进修汉语和汉文。此期开始了艰苦的《史记》研究，并进行译注，发表了《史记·封禅书》的法文译注以及相关的《殷历谱》。1893年，沙畹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习第四任教授，时年28岁。他的译本《司马迁史记》共分5册，于1895至1905年间陆续出版。莫东寅在《汉学发达史》一书中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是：“为汉学界盖世名作。译文既正确详尽，且有丰富之底注，创见既多，考证及比较法亦复精细。”刘正在《海外汉学研究》一书中称赞沙畹的《史记》译本足以“名垂千古……就是在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中国古代史正史著作的研究中也找不出一部可以和此书相比的著作来!”沙畹的《司马迁史记》一出版，便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1907年3月至1908年2月，沙畹再次来华东北和华北地区考察文物古迹，归国后刊出了《华北考古纪行》。沙畹还有大量著述，如《泰山》、《西突厥史料》、《中国两汉石刻》等等。

五．翟理斯

翟理斯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即语言教材、翻译、工具书和杂论四大类。我们将对其主要著作做一简要的介绍，并对其《中国文学史》、《华英字典》作一番较为深入的论述。

1872年，翟理斯学习汉语尚不足5年时间，就出版了第一本汉学著作—《汉言无师自明》。这是一本专门为初学汉语的外国人编撰的汉语语言教材。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使用简单的英语给汉语注音。

1873年，翟理斯出版了第一部汉英译作——《两首中国诗》( Two Chinese Poems)，其中收录了韵体《三字经》和《千字文》英译文。翟理斯谈到自己翻译这两首诗的动机，其实并非出于什么高尚的目的，而是因为有一位传教士白纸黑字地指出，要把这两首诗译成英文韵诗几乎是不可能的”。翟理斯指出，对于“希望掌握中国书面语，希望养成汉语思维习惯的外人的而言，《三字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1892年1月，开始出版《华英字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第一卷，11月，三卷全部出齐。这本字典“被认为是其一生的最大成就”。

1875年，翟理斯出版了《中国札记》( Chinese Sketches )。这本书汇集了翟理斯历年来发表的报刊文章，内容涉及中国社会生活和习俗的方方面面面，如妇女的地位、文学、医学、当铺、占卜、赌博、和尚、文字、迷信、新年、鸦片、风水、基督教、反基督的打油诗等等。

总的说来，翟理斯的这本《中国札记》对于改变西方人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翟氏这部文学史，总的来说对中国文学的译介还是相当丰富和实事求是的，其学术价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第一次从“史”的意识上整体把握中国文学。这是中国人前所未做的。在序言中翟氏批评中国学者无休止地沉湎于对个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和鉴赏中，而在中国文学的总体历史研究上几千年却止步不前。

二是翟氏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出发，比较公正地对待各种文学体裁。他把中国传统上视为“野史稗闻”，“街谈巷语”的小说、戏剧、民间文学搬到了文学的正堂大殿。他介绍了道学家、“正人君子”不耻为谈的《金瓶梅》，对“怪力乱神”的《聊斋志异》大加介绍。

三是在文学史的写作体例上开了先河。翟氏以朝代为经，以文体为纬，辅以专章作家、作品介绍，先总后分，奠定了中国文学史体例的基形。

四是翟氏注意到了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他专章介绍了佛教传入及其影响。这正是其超出他同时代文学史之处。

五是第一次系统地向西方读者展示了中国文学的概貌，使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从一鳞半爪的印象到系统的了解，尽管这个概貌并不很全面。同时，本书译介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文笔流畅，准确易晓，是一本优秀的中国文学读本，也是19世纪欧洲汉学水平和译介成就的总结。

六．卫理贤

早期阶段：1902——1910年

（１）编写教材。其中主要有：《德汉语言练习册》，《德汉语言教科书——汉语课文》、《德汉语言教科书——词汇、语法和汉语课文改写》、《德汉语言教程——P·克兰茨教程》、《按笔画排列并加注音和翻译的最常用汉字》等。这些教材是卫礼贤为青岛“德华神学校”的中国孩子们学习德语而编写的。

（２）尝试向德语读者译介一些中国的古典作品，其中以儒家典籍为主，也包括其他文学作品。除了《三字经》以外，卫礼贤还先后在同善会的《传教信息与宗教学杂志》、上海《东亚劳埃德报》等德文报刊上发表了他节译的《诗经》(1904)、《大学》和《论语》(1905)、《三国演义》(1906)、《聊斋》和《吕氏春秋》(1910)等。1910年，他翻译的《论语》全文由迪德里希斯(Diederichs)出版社出了第一版，代表着他在这一时期学术翻译的最高成就。

（３）向西方尤其是德国读者介绍中国的风土与人情、历史与文化、现状与人物等。如《中国的乞丐》和《山东省的教育》(1903)、《关于中国的形势》(1904)、《中国的天文学——据中国文献资料编写》和《中国的社交礼仪》(1906)、《山东的丧葬风俗》(1907)、《历史上中国与外国的联系》、《中国女孩出生的风俗》、《德国在中国的文化使命》、《中国妇女在婚姻中的地位》和《中国的海军》(1909)，《西藏问题》、《中国的青铜器收藏》、《所谓秦始皇焚书事件》、《中国的文化斗争》、《国民党的影响》、《袁世凯》和《西方科学与中国科学的区别》(1910)等。这些介绍虽然大多带有猎奇的性质，而且缺乏深入的背景分析，但也明显表现出卫礼贤对广义上的中国文化的关注。

（４）与孔子乃至整个儒家学说结下不解之缘，这影响了他一生的活动特别是汉学活动。包括他为自己取的汉文名字，他的字(希圣)，以及他自命为儒家弟子，都体现了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他的深刻影响。

中期阶段：1911—1921年

1911年是卫礼贤汉学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个时期，卫礼贤的活动除继续坚持办学外，更多地转向了学术研究领域，尤其是学术翻译工作。

（１）翻译出版了《论语》修订版和《老子》、《列子》和《庄子》、《孟子》、《大学》，以及《中国的民间童话》等。这些作品，使卫礼贤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赢得了声誉。

（２）随着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思想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卫礼贤开始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研究中国，而不再仅限于做一般性的介绍。其中，《中国——民族与特性》和《辜鸿铭：中国对欧洲思想的抵抗(批判文集)》)是这一时期两部较重要的作品。

（３）发起建立“尊孔文社”，以此为依托开展一系列学术活动。尊孔文社不仅是研究儒学的一个机构，还是卫礼贤联系前清遗老的一个组织，在这里人们不仅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也经常进行中西学术交流，既安排中国学者讲授中国文化，也安排德国学者讲授西方文化。

后期阶段：1922—1930年

这一时期，卫礼贤彻底放弃了传教工作，他的活动几乎仅限于学术研究和交流，后来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创办了“东方学社”，之后在中国只呆了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就回国了。作为法兰克福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卫礼贤进入其汉学生涯的黄金时期。

（１）陆续完成和出版了一系列对中国古典作品的翻译，包括与迪德里希斯达成的出版计划中的后几部，其中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之一，就是在他的中国师长劳乃宣的指导下完成了对《易经》的翻译工作。《易经》的德文译本是在劳乃宣向卫礼贤进行详细而深入的文本解释和介绍的基础上产生的，为使德文译本尽可能正确地反映原有思想，他又把德文译本返译回中文。卫礼贤认为，只有在体现原作精神前提下，方可被视为真正的外文译本。这是卫礼贤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从开始着手学习、研究和翻译它，到最后出版，花了十多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