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就地城镇化的模式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西部地区农村就地城镇化的模式选择*吴碧波黄少安【摘要】西部地区历来与国家民族发展息息相关，同时，国情决定西部部分农民必然就地城镇化，根据动力机制和空间布局科学分类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带动、项目统筹、集体筹资、政府保障、中心村建设、慈善资助等路径或模式比较适合西部实际，各省区结合自身特点可采取一种或者几种结合起来的混合模式。

政府政策导向可有力推进就地城镇化进程，建设过程必须注重软环境建设和民族文化的保护。

【关键词】农村就地城镇化；城镇化模式；西部地区【作者】吴碧波，广西大学商学院博士后，广西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博士，南宁，530022；黄少安，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院长，博导，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济南，250100【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8）02-0016-008乡村衰退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但在我国尤其是西部地区“三农”问题尤为凸显，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体，本应相互支撑、相互融合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还没有完成，而农村城镇化是实现由农村建设向城市建设转移的中介和桥梁，但实施过程被有些地方政府将其异化放大和突破利用，盲目实施大规模撤村并居、侵害农民权益、无视村民意愿、破坏乡村风俗文化、上楼致贫等问题时有发生。

乡村振兴是正确认识农村城镇化、使人们重新审视原有发展路径的重要契机。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城镇化不仅依然重要而且必须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统筹起来，更好发挥农村城镇化对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的促进作用，而西部农村的特殊情况决定了需采取多元化城镇化模式或路径。

鉴此，本文以西部地区农村自然环境及经济社会为基础，充分论证部分农民必然就地城镇化，系统分析其基本条件和适应特征，进而引申出不同地区不同模式的选择问题。

一、研究综述国外相关研究起步于19世纪下半叶，远早于中国，主要集中于以下四方面：一是人地关系与经济发展，人地关系一词最初出现于1650年西方人文地理学家沃仑·纽斯的《地理通论》，而最早从理论和原则上进行土地研究的是区位论先驱杜能，但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和技术改变了土地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二是要素流动与城乡一体化，“城镇化”概念最早出现于《城镇化的基本理论》（A.Sedra，1867），随后刘易斯（1989）建立二元经济模式，托达罗模型、拉尼斯—费景汉三阶段论、唐纳德·博格“推—拉”理论是流动人口重要理论之一；三是城镇化动力和影响因素，马*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互联网+’视角下中国农业供给结构失衡与优化研究”（17BJY095）。

歇尔等以空间区位及活动组合、藤田昌久和克鲁格曼等以新贸易理论分析城镇化的动力机制，还有学者从全球化、文化影响、制度因素等进行研究；四是资源环境与城镇化空间结构，1898年霍华德构建田园城市理论，20世纪20年代恩温提出卫星城理论，1942年芬兰沙里宁在《城市：它的发展、衰败和未来》一书中阐述了城市地域空间低密度、生活回归绿色自然的思想。

国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城镇化进行了较好的阐释，对本文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随着“三农”问题关注度的提高，国内学者对城镇化的研究越来越多。

自费孝通为代表的小城镇论后，后来学者逐渐关注小城镇的缺点，主张大中小城市全面发展。

2005年开始，黄少安教授等系统研究了建国以来不同时期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

而关于西部城镇化问题，主要集中在城乡一体化、城镇体系建设、城镇化与民族关系等方面：一是西部地区城乡一体，认为消除二元结构是西部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路径，界定了城乡一体化内涵，构建了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1］66-69从动力机制和协调机制等方面提出制度创新；二是西部地区城镇化，对西部城镇化全面系统的回顾，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归纳与分析，既有全国层面的制度政策因素，也有区域因素，［2］21-27分析了人口、产业、地域城镇化的协调、影响和作用，［3］［4］总结了城镇化动力机制或模式选择，包括工业驱动型、资源驱动型、旅游驱动型和边贸驱动型城镇化模式；［5］［6］三是城镇化与民族关系，主要分析城镇化滞后对地区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西部民族地区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7］有学者以甘肃阿克塞县草原牧区、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牧区、青藏高原牧区等为案例，探讨构建民族人口城镇化计量模型。

自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国内乡村振兴的研究日益丰富，包括内涵分析（韩长赋，2017；韩俊，2017）、重点内容（张晓山，2017；陈锡文，2017）、战略措施（叶兴庆，2017；黄祖辉，2017）、路径和模式（宋洪远，2017；朱信凯，2017）等，并一致认为乡村振兴是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举措。

有学者特别强调小农户与大产业的对接，展开预警性分析防范潜在风险，也有学者认为必须解决撤村并村、要素单向流动等难题。

总之，西部城镇化研究既重视理论同时更加注重地区特色，层次有所提高、内容更有深度、涉及领域更广泛，但总体比较片面，缺乏系统性，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对城镇化的影响。

因此，应充分考虑乡村振兴宏观背景下当地地理特征与宗教、社会组织、习俗、生计方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着重研究以城镇化作为西部基本模式的格局下，如何与多元因素产生互动实现新形式的整合。

二、西部地区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必然性和特殊性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西部地区农村就地城镇化不是对以往村镇建设模式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对自然村落简单合并，更不是搞大拆大建，而是逐步由单一的“生活功能”转向“生产、生活、生态”多功能复合。

在农村就地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同样可以实现城镇化，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最集中的欠发达地区，城镇化的推进将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

（一）西部地区农村就地城镇化的必然性1.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城创业能力差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庞大的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构成巨大压力。

紧张的人地矛盾决定农业的递减边际生产力，人类的开发拓展活动使原有的农业生产土地被转作他用；农村难以容纳不断增长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政策环境的宽松、转移者追求收入最大化等都会引起村庄劳动力流向城市。

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农民整体素质偏低使农民缺少在城市长久安身立业的资本。

2.现有大中城市吸纳劳动力能力有限人口快速膨胀而城市承载能力有限，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就业困难等系列矛盾，住宅、教育、医疗、市政不足等“城市病”愈加凸显：城市资源供应紧张，资源能源大量浪费，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低；［8］城市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显得越来越突出，大批外来人员涌入，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城市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农民孩子城镇上学难；［9］农民城市就业不彻底，带来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农村空心化、城市歧视等。

同时国企改革、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对劳动力吸纳能力减弱，大中城市难以大规模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3.农村条件改善吸引更多的人返乡创业一是国家财政“三农”支出增加，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推进了现代农业建设，延长了农业产业链条，推动了农业产业发展的合理分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使通信技术迅速普及；二是城市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向农村区域广泛传播，返乡创业农民工传播先进的政治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改善了农村社区政治环境，为乡风文明建设完善奠定了基础；三是农业产业化不断推进，农民职业非农化加快，乡村从业人员在第一产业就业的比重逐渐降低，即使仍然从事农业的人员，也是用工业化的手段去操作，农用机械总动力显著提高；四是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农民工返乡创业步伐加快，由于城市竞争激烈，很多农民工开始返乡创业，2015年返乡创业农民工人数达242万。

（二）西部地区农村就地城镇化的特殊性1.西部地区基本区情西部地区国土面积68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比重71%，人口36876万人，占全国比重26.97%。

复杂多变的气候和自然资源造就其丰富多彩的人文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西南适合橡胶、甘蔗等南亚热带经济作物生长，西北复杂的自然气候为诸多珍稀动植物提供繁衍生息的条件；国家紧缺的磷、钾、盐、镍、石棉等尤其丰富，矿产资源储量可观，但开发利用尚不足1%；悠久的历史和人文景观，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秦兵马俑、莫高窟、九寨沟等均位于西部。

但西部也是—个地形复杂、环境承载力弱的区域，多为河流、沙漠、戈壁、高寒山区等地区，中国四大高原几乎全在西部地区，中国大江、大河也多发源于西部地区，还有荒无人烟的戈壁滩和大沙漠、崇山峻岭和原始森林及茫茫大草原。

近年来，西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与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2015年西部城镇化率为48.25%，比当时全国平均水平低7.85个百分点。

2.西部农村城镇化特点一是区位的限制，西部处于全国边缘地带，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交通运输等条件较差，思想观念落后、管理模式传统，直接影响了生产要素和产品空间转移，导致进一步的封闭与落后，也没有吸引人才的魅力和条件；二是自然环境脆弱，城镇化力量单一，大多依赖当地自然资源，一旦资源枯竭，城镇发展即缺乏新的动力，加上民族生活习惯、文化传统和人口素质低下、思想观念守旧，使就地城镇化难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三是经济发展水平低，由于政策导向等原因，西部与东、中部地区经济水平存在较大差距，仍以农牧业为主，工业积累不足，技术上的多重差距以及受教育水平低，劳动力素质低下，使当地企业自主创新不足，后发优势效果不够明显；四是发展模式封闭，西部交通密度远远低于东部、中部等地区，内河航运、铁路和公路不通畅及信息不灵，自我积累能力差，金融市场发育水平低，融资渠道不畅，外商直接投资比重低。

3.西部农村城镇化动力一是相关政策支撑，西部农村城镇化政策环境良好，党和国家多次明确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等明确表示要推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二是农民自身要求，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对土地依赖程度降低，有些人甚至希望通过宅基地置换改变农村身份；三是经济利益驱动，农户集中居住与园区建设、企业发展及土地流转紧密相连，企业的壮大增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而新增就业机会使农户能够获得长远收益，保障农民的长远生计；四是资源高效利用，当前农民居住分散，缺乏统一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村庄布局混乱的状况，就地城镇化可极大地节约公共服务成本，基层政府也能有效地提高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效率；五是城乡统筹趋势，各地探索和实践着眼于农村全面转型的关键，措施和政策都致力于打破制约城乡协调的体制障碍；六是深厚的社会基础，农民迫切希望成为城镇中的正式一员，农民作为农村城镇化主体可加快推进西部农村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