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知青回忆
我不愿意在这个地方，
既然来了也没有办法。
与其说是安了心，
不如说是死了心。
但仔细想想：
我还是不愿意！
这是当年农场批判知青的一首诗。诗写得婉约忧郁，就是这样一首诗引起农场当局对知
青的大批判。
船到湛江，一下子把湛江塞得人头涌涌，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背着行李铺盖、手提洋铁桶
的知青。建华轮是交通部的一艘万吨远洋巨轮，广州市革委会借调来，把满满的一船广
州知青载到此处。当地人用怜悯的眼光望着我们这些半大小伙子，交头接耳：“到下边
去的。” 下边，自然是指雷州半岛了。
各农场纷纷把所有的卡车调出湛江，一车车向南开去，带回各自的农场。当时南去海南
岛的公路尚未铺柏油沥青，黄沙满天，烟尘滚滚，以至我们到达二百公里外的海康县幸
福农场时个个眉毛眼睛鼻孔嘴巴都沾满尘土。
幸福农场位于雷州半岛的偏南端，在海康县和徐闻县的交界处，趁墟的两个墟场，北面
12公里的龙门镇和南边5公里的英利镇。场部就在“国防公路”的路边（我不知道为何
称那条公路为国防公路，反正就是现在通向海南岛的唯一国道。）到今天我仍然很清楚
地记得当时路边里程碑上刻的“639”——距广州639公里。
历史上粤西一直是贫穷地方，所谓广东的下四府——高州、雷州、廉州、琼州。是荒凉
贫瘠之地。
雷州半岛一片赤土，水源缺乏，偌大的红土地没有一条河流，因此田瘠人少。五十年代
陶铸时期曾发动民工开掘了一条人工运河，希望将广西之水引入雷州干旱地区，运河到
雷州中部就没有了，这是当时堪称壮举的一项巨大工程。
解放初期，成立了高雷垦殖局，下属各个农场的职工主要由解放战争退伍的军人和各贫
困地方招募来的民工组成。将这片不毛之地建成一个个垦区。有上百个农场。主要是种
植橡胶、剑麻、香茅等热带作物上交国家，农场职工算是国家职工。职工领工资也有口
粮，稻田种得比较少。对于散布在稀稀落落村庄的当地雷州本地人，农场职工通称他们
2019.5下兰台内外（下转第15页
）这是一张英雄母亲的家照。这张照片是抗日英雄王凤阁的女儿王淑培在90岁时向采访记者提供的。她说这张照片，是她们离开通化前，一家人留下的合影。照片上的5人，王凤阁的母亲毕氏，穿一身黑色大襟衣服，居中坐在椅子上；她的左边是儿媳迟凤英领着女孩王淑培；她的右边是儿媳付桂秀领着男孩王文驹。两个儿媳都穿着旗袍，女孩王淑培白衣黑裙，白袜子、拉带鞋，像个女学生；男孩王文驹穿着夹克上装、打领带，小马裤，扎腰带，配高筒皮靴，俨然一名小军官。据史书记载，王淑培生于1928年，王文驹生于1930年。1933年春，离开通化时，他们一个5周岁，一个3周岁。照片上，王淑培身高已经跟身边迟凤英肩头一齐了，而男孩王文驹个头也到了母亲付桂秀的腋窝了，这哪是三四岁孩子的身高呀？因此，这张照片并非是离开通化前所拍的。那么这张照片拍于何时呢？了解王凤阁抗日历史的都知道，王凤阁的家人是分期分批送往关内的。1932年王凤阁上山抗日后，于当年8月，派人将妻子付桂秀和两个孩子接到部队随军生活。后因战事吃紧，于1933年4月，派妹夫李子祥将迟凤英、付桂秀及两个孩子护送到归化（今呼和浩特）李子祥的哥哥家。通化敌特四处搜查抗日家属。王凤阁母亲先后躲避于通化大楼澡堂子、东门外张家鲜果铺子。为解除后顾之忧，王凤阁派副官、姑表弟毕文翰，到通化接王母送往关内。王母想，此行可能再也见不到儿子了，提出行前见儿子一面。王凤阁考虑再三，同意了。王凤阁母亲被送到通化县六道沟翟家街（今东胜大队）。时逢王母生日，王凤阁就在屯里为母亲举办寿宴庆贺。朝鲜革命军派代表前去庆贺，并安排由毕文翰和朝鲜的白副官陪同王母，经辑安黄柏甸子，去朝鲜满浦，到安东（丹东），转大连，去青岛。王母到青岛后，给远在归化的儿媳去信，邀她们来青岛居住，彼此可以照应。儿媳迟凤英、付桂秀便带领淑培、文驹辗转到青岛，与王母一起生活。1935年10月，王凤阁决定派毕文翰去关内与驻北平代表孙秀岩联系，陈明抗战决心，争取关内支援。毕文翰在朝鲜革命军的帮助下，经辑安黄柏，过鸭绿江，在朝鲜满铺一家洋行，办理了证明，坐小汽车到新义州，转安东、大连、青岛，去北平。这一行，辗转一年有余。1937年春，毕文翰办完公务，准备返回东北之际，带什么礼物回去见王凤阁最好呢？自然是一张完美的全家照是对将军最好的慰籍！一家人梳妆打扮，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你看王文驹的小脸，多像父亲王凤阁年轻时的样子呀！联系这段历史，这张照片上的人物、年龄、身高就都顺理成章地吻合到一起了。由此可知这时王淑培10虚岁，王文驹8虚岁。然而，正当毕文翰准备启程时，却从日伪报纸上得到王凤阁被俘的消息。这张“全家福”照片，便永远定格在那美丽的瞬间。这是考证其一，其二：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大举进攻华北。青岛危急！王凤阁母亲毕氏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去南京找国民政府，申诉烈士褒奖，敦促政府抗日！1937年10月上旬，王凤阁母亲毕氏领着儿媳迟凤英、付桂秀、孙女王淑培、孙子王文驹，赶到南京，于中华民国国庆日———10月10日，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呼吁抗日，褒扬烈士。因为办理烈士证书需要各种书证和家人材料，所以，一家人才拍下了这张合照。东北抗日将领唐聚五、孙秀岩闻讯特地前往南京，看望王凤阁烈士的母亲和妻室儿女。孙秀岩含泪在王淑培的作业本上写下了长达400余字的《对王淑培、王文驹的赠言》，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再杀万人敌，杀到倭寇的巢穴去（见《辽宁民众自卫军史料拾遗》第179页）。申诉的结果不难想象，虽然南京政府并没有发给她们《烈士证书》，但是她们为敦促政府抗日出了力！返回青岛后，王母留在青岛，付桂秀领着两个孩子避难山东诸城农村。大约在1940年，王文驹11岁时，遭日军飞机轰炸，王文驹后背和大腿被炸伤，因没钱医治，伤口化脓感染，12天后死去。临死前，文驹挽着英雄母亲的家照文/贾永洋红色印记292019.5下兰台内外（上接第29页）姐姐的手说：“我死之后，谁为父亲报仇？”后来在马儿山下，付桂秀母女遇上了新四军，她们就加入新四军。白天学习，晚上行军。大约有一年半时间，13岁的王淑培病倒了。部队政委就背着她。后来政委跟她母亲说：“你们走吧，往青岛去，去找老太太，老王家门里就这么一个后代了（指王淑培），她再死了，你们也没什么奔头了。”于是，王淑培母女便离开部队，讨饭来到高密，攒够了车费，坐火车到青岛，见到王母。青岛刚解放时，王凤阁家人一直隐姓埋名，不敢说出实情。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有个叫陈子宜的地下工作者知道王家情况，多次催促王母讲出实情，因为政府正在寻找她们。在这种情况下，王母才在街道诉苦大会上讲出王家实情。街道很重视，逐级上报，又到通化调查核实，最后认定王家的革命烈士遗属身份，安排王凤阁家人住进一座二层小楼里。王凤阁母亲在当地当选人大代表、人大委员，还多次应邀做报告，讲述王凤阁英勇抗战的事迹。英雄母亲的家照，承载了太多的感人历史！作者简介：贾永洋，通化市政协文史专员，通化市委党校退休教授。遗档案社会治理功能发挥的主体地位。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出台单行条例的权力，新疆通过本地的少数民族非遗档案保护条例，以明确档案馆在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社会治理功能发挥中的主体地位。4.3加大投入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社会治理功能发挥的资金鉴于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登记、整理、制作等成本相对较高，为了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社会治理功能，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应加快自身经济发展步伐。一旦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当地政府就能为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社会治理功能发挥投入更多的资金。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用好对口支援政策。我国对口支援政策已经运行多年，实践证明该政策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比如，新疆应用好十九个省市对口援疆政策和文化部等“文化援疆”政策，加大投入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社会治理功能发挥的资金，以发挥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社会治理功能。4.4加快培养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社会治理功能发挥的人才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社会治理功能发挥的人才主要包括非遗传承人才、非遗档案保护人才、非遗档案制作人才等。目前，国家采取“非遗‘清单化’与非遗保护‘传承人化’”［9］，这些使培养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才有了资金保障。为此，一方面，政府鼓励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更多传承人才。只要储备了充足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人才，那么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社会功能的发挥就拥有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培养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的相关人才。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的人才一般是多层次的且有多种知识背景的。各级政府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积极与内地省市和高校合作，签订人才培养的协议，培养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的各类人才。4.5完善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社会治理功能发挥的机制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社会治理功能发挥需要跨地域的技术、资源等共享机制。内地发达省市在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社会治理功能发挥方面拥有比较充足的经验。一方面，少数民族地区不能闭门造车，需要主动争取与内地发达省市之间的合作。通过人才派遣、经验交流等方面，深化与内地发达省市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内地发达省市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内地发达省市积极向少数民族地区传授少数民族非遗档案社会治理功能发挥的技术等。参考文献：［1］应小丽，钱凌燕.乡村档案的社会治理功能与阻滞因素分析［J］.浙江档案，2014（9）：54—55.［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40—41.［3］张玉祥.柯尔克孜族非物质文化遺产档案式保护研究［J］.档案，2014（5）：30.［4］［5］谢新松.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D］.云南大学，2013：114—118.［6］［9］董晓萍.政府非遗与民间非遗———从两种知识的角度切入［J］.西北民族研究，2014（2）：83—85.［7］何星亮.文化功能及其变迁［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5）：37.［8］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zhengce/2017-01/25/content_5163472.htm.2017-01-25.绎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新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调适研究”（项目编号：14XZS024）资助的阶段性成果。（作者为塔里木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档苑论坛15
74缅怀先烈寄哀思——蔡雄烈士后裔访谈
烈士墓感怀明人上山的路，总是艰难土路喧嚣，荆棘叫板如同祖辈的皱褶命运总是隐藏于旷野荒山叩头膜拜，鲜花敬献半是祈福，半是思念祖德若能庇阴于后人人间大地，恩重如山清明时节雨纷纷。清明前夕，烟雨蒙蒙，青山披黛，大地青葱。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周末，我们英烈后人一行30多人前往瑞安场桥西岙山的蔡雄烈士墓，缅怀先烈，寄托哀思。在海安镇东村老旧苍斑的蔡雄故居，在烈士纪念馆的蔡雄塑像前，我们仿佛再次看到了、听到了在那血雨腥风的年代里，革命先烈的铮铮硬骨、激昂斗志……蔡雄（1907—1927），字思牟，瑞安塘下海安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温州青年学生运动领导人。他从小就勤勉好学，爱国爱乡，在温就读省立第十师范期间，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想。1925年初加入共青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担任共青团温州支部书记，组织学生与民众开展革命活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转入地下斗争，创办《照胆报》，揭露反动派罪行。1927年5月18日被捕后，遭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5月23日壮烈牺牲，年仅21岁。 蔡崇仁（蔡雄侄子，91岁，原瑞安海安小学校长，现居瑞安城区）讲述——在蔡雄家族中，我算有点文化，有关蔡雄的资料收集整理，我便较早参与。其实解放后，父辈也很少提起三叔蔡雄，政记录整理/明人（蔡雄外甥孙）
蔡雄遗照府方面也不知何时开始收集整理烈士资料。1957年国家公布国家烈士名单时，三叔名列其中，编号108号。领到了烈士纪念证书，我们家属才参与协助地方政府整理蔡雄烈士事迹资料。作为烈士家属，我们蔡家最早由蔡雄大侄子蔡崇哲参与，也就是我的大哥。我是大哥过辈后，大概在30余年前，才接手有关资料整理等工作。现有的这份资料《留取丹心照汗青——蔡雄烈士》，是原瑞安市党史办主任陈培汉等人编写的……资料算是比较完整了，也很翔实。只是资料里有关蔡雄家族情况却出了点差错。蔡雄是两兄两妹，资料却误写为一兄一妹。当时是怎么弄错了的，已难弄清，现在把它纠正过来就行，希望往后在宣传蔡雄事迹时注意，不要再以讹传讹，愧对先烈。现在我年纪大了，蔡雄烈士的传承事宜前些年交由蔡家第三代即蔡雄侄孙蔡民生接班传承。 蔡崇迪（蔡雄侄子，86岁，现居瑞安海安）讲述——我一直居住在海安，也就是住在三叔蔡雄原住的故居。蔡雄故居原是一个很大的四合院，三叔蔡雄原住在后进两间。蔡雄牺牲后，世事变迁，我爸只保留了沿街两三间楼房，后来分给我和一个兄弟居住。2003年，为纪念先烈，我们搬出了故居，文化CULTURE
揭一千多女红军遭强暴凌辱历史真相
杭州日报 11-01 07:37 大 原文配图：幸存女兵重返昔日战场遗址。几年过去了，幸存者中还活着的人已越来越少了。（图中左三为李文英，左四为当年的妇女团团长王泉媛，2009年逝世。） 西路军女兵口述李文英整理周华诚 通知：来领专属红包福利！ 广告 在中国的西北部，有一条狭长的走廊，它南倚祁连山，北临戈壁沙漠，这就是位于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1936年冬到1937年春，占中国工农红军约五分之二的精锐部队，就在这条走廊中穿行。它就是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西路军。在短短五个月内，这支21800余人的部队，在经历了大大小小80多次战斗之后，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400余人最后到达了新疆，在中国红军史上写下了极为悲壮、惨烈的一页。画外音这是一段失败的历史，也是一段长期被忽略、被遮蔽的历史。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惨遭失败后，1300多名红军女战士几乎全部落入西北军阀马步芳之手，备受折磨。在以后的几十年历史风雨中，又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活到今天。现居甘肃武威的95岁老人李文英，就是其中的一位。2010年4月末的两天之中，记者有幸得以聆听老人讲述一生的故事。我出来参军，也是没得办法，家里太穷了么！我是四川阆中人，10多岁时家里就把我给人当童养媳。我不从，跑去上吊，去跳水塘，没死成……我性子非常烈的。父亲和哥哥以前给地主家当长工，后来哥哥参加了游击队，跑进了深山老林。那天我和几个伙伴结伴到一个名叫二龙场的地方赶集，看见一个头发齐耳、打着绑腿的女军人被一群人围在中间，号召大家参加红军。女人也能当兵？我一问，真可以。这个女人戴着灰色军帽，帽子上有颗亮闪闪的红五星，她还弯下腰让我看她的耳朵，果然有一个耳环眼儿。这下我放心了，当天就参加了革命。那时我十五六岁的样子，记不清了。参加革命就自由了，那个高兴啊。我是红四方面军总供给部妇女独立团的成员，每天都有使不完的劲，连走路都哼着歌。1935年，我随阆中境内全部撤离的红军一道，正式踏上长征路。就在部队转移的途中，我才知道，红军刚走，还乡团就杀回了我的家乡。我父母是红军家属，被敌人抓去吊在桐子树上打，父亲被当场活活打死，母亲被乡亲们放下来，放下来就死了，连尸首也没人敢埋……我8岁的弟弟，一声声地喊着妈妈，后来给人放牛去了，一斗秕谷子，卖给了地主家……娃啊，你不晓得，我这辈子受的苦就太多了，惨得说不成！到现在，我的苦处不会忘记，也诉说不完……直到现在，我一想起来就要哭，半夜我时常会想我的父亲母亲，可怜哪。我是为革命出来的。雪山草地我们过了，冰天雪地我们受了，树皮草根我们吃了……又挨饿又挨冻，还要打仗，还得受罪。革命不是那么容易来的。现在你们娃娃享受着了。 长征途中，一不小心，性命就没了。我过的党岭山，是万年雪山，走一步就用手中的木棍戳两下，戳不动的是结冰的，可以走，一戳到底的就有可能是冰缝隙，就得绕道走。实在走不动了，我就和同志们数步子，开始时说走100步就休息，走一下数一下，走到整整100步的时候，就停下来，喘口气，接着再数着走。100步坚持不下去了，就改成走50步。后来又改成30步休息一次，再也不能减少了……进入草地，就更惨了，眼睛都不敢睁开看，路边上三三两两，都是饿死的战友。有的趴在泥水中，有的赤身裸体像是睡着了……画外音1936年10月，天气开始变冷。李文英所在的红四方面军，历九死一生，抵达甘肃会宁会师。还未经休整，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九军及原一方面军第五军共21800余名将士，就奉中央军委命令，西渡黄河，执行打通国际路线的宁夏战役计划。2万多战士当时占红军总数约五分之二，这支部队改称西路军。对于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蒋介石指使马步芳、马步青等部进行“围剿”。长征胜利会师，我活着走到了会宁。可我们并没有感觉到胜利的喜悦。那么多人，光吃饭都难解决。很快，我们接到命令，要马上过河，到新疆去，到苏联去。西路军由陈昌浩、徐向前领导。过了黄河，西路军遭到马家军3万多正规军和10多万“民团”的围追堵截，打得太惨喽。西路军吃没得吃，穿没得穿，又缺少枪支弹药，一个人平均只有5发子弹，在冰天雪地里怎么跟马家军骑兵打仗？骑兵跑得快，我们走一天，马家军几个钟头就追上来。马家军太凶狠……西路军历经临泽、高台等血战，五军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和3000余名将士牺牲。董振堂、杨克明的头还被马家军割下来，泡在酒里，送到青海西宁给马步芳……在西路军中，有红军女战士1300多人，其中由800人组成的妇女先锋团，平均年龄不到20岁。在河西走廊的激战中，我们妇女团跟其他部队一样作战。比如在倪家营子，我们妇女团还要组织起来，每天夜里或快天亮的时候，到河边上砸冰、背冰，敌人就守在那边，听到动静就开枪，多少人死在那里，血染冰河。西路军与马家军在倪家营子血战了40天。为保存有生力量，我们从梨园口撤进祁连山，摆脱敌人追击，这时候我们只剩下3000多人了。祁连山你去看了就知道，一棵树都没有，都是石头沙漠。退到石窝山以后，我们的队伍已经没有战斗力了，马家军骑兵又围在山下，怎么办？当天夜里，上级在山顶召开党员会，决定将剩余部队编成3个支队，身体好点的编成左、右两个支队，所有子弹收集起来带走；把妇女团和一些伤病员编成第三支队，留下来打游击，负责牵制敌人。徐向前就说了两句话：姐妹、弟兄，西路军失败了，大家各自逃命打游击吧。大家有机会就往陕北走，那里有毛主席，有我们的队伍在等着大家。我们只有坐在光秃秃的乱石上，抱头哭。祁连山上一没吃，二没穿，又没老百姓，怎么打游击？我们没有弹药，每个人肩上背的就是个空枪。伤病员加女人，就给丢下了……我们伤心得很。其他人怎么走的，我们都不知道，不对我们说。只知道第二天我们明白过来，一个人都没了。他们朝西走了。山里到处都是马匪，把我们三支队包围起来。马匪的残暴简直到了想都想不出的程度，杀人方法各种各样，活埋、枪杀、火烧、扒心、取胆、割舌，抓到女人，刀戳，枪把子砸，把木棍捅到肚子里……简直就是牲口！逃命吧，不逃怎么办？半夜里，地上结着冰，天上下着雪。马家军包围在山脚下，烤着火，羊肉煮上，帐篷住上，可我们有啥？你看都不敢看，山坡山腰躺满了我们战士的尸首，活着的，就在冰天雪地里坐着趴着，穿一件单衣冻得发抖，那时候就想，要是能吃饱一顿，就这么死了，也满足了。分散后，有的人分到三块银元，有的分到一块烟土。我什么也没要。我啥时死掉都不晓得，我要银元干什么。夜晚过去了，又一个清晨到来，敌人怪叫着包围上来。我们没有一粒子弹，只得把手里的枪砸烂，然后跳下了悬崖。我没死。在参加红军5年后，我成了马家军的俘虏。画外音西路军战死7000多人，被俘9000多人，5600多人被残酷杀害，被营救回延安4000多人，辗转回乡2000多人，流落在西北地区的有2000多人……我被送到武威城，关押在特务团。这里关了100多个红军女战士，我们妇女团的团长王泉媛也关押在这里。马匪根本没把我们当人，每天只给我们一些黑面烂菜，一点盐也不给。大家饿极了，放风时把院子里的黑花叶子都拔了吃得净光。在又脏又臭的房子里关了几个月，我们一个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有一个女战士，被抓去做了特务团长马阁麟的小老婆，马阁麟的大老婆就把气撒在所有女战俘的身上。几个月没有洗脸洗澡，马匪让我们下到河里洗澡，就是一种“恩惠”，意思是要“感化”我们。马阁麟的老婆，就指令马匪兵把一只狼狗推到河里，让我们跟狗一块儿洗，并侮辱说：“你们连狗都不如。”马匪兵骑在马上向两边观看的老百姓喊叫：“快来看这群共产共妻，这就是共产的下场！”我气极了，冲上前去大声骂道，“如果你们不把狗拉出来，我们就和你们拼了！”这事马上被特务团长马阁麟知道了，他带人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在敌人押送我们去青海的路上，我和李开英、何福祥三个人到冰河里背冰，趁着这个机会，偷偷跑了出去。那是晚上，黑暗中我们都不敢说话，你拉一下我的衣袖，我拉一下你的衣袖，大家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我们趴在冰面上，匍匐前进，不晓得爬了多久，直到相信敌人看不到了，才直起身来跑出去。白天不敢走，躲在骑马下不来的悬崖底下，晚上才出来摸着黑走。有一个晚上，我们走路的动静惊到了一条看羊的山狗，那狗很厉害的，黑暗中冲过来，一家伙就把李开英的腿肚子咬下一大块肉来。我和何福祥，她是营长，把李开英背到雪下不到的地方搁下。我们身上，不是分到一疙瘩大烟吗，李开英身上就有这么一疙瘩大烟，她对我俩说，你们去给我要点水，我喝一点。她想着自己受了这么严重的伤，走不了路，就会连累我们两个人，我们哪里知道她会把那一疙瘩大烟就全吞下去了，不一会儿，白沫沫子就在嘴角上涌出来。我们把她搀起来，她费劲地说了几句话：“将来见到我的儿子，就说我死了，不要再想我了！”说完就死了。我们两个人抱着她的尸体，大哭了一场。我这人胆子历来很大，从来不害怕什么，那时却觉得很孤单，很无助，离开了组织，离开了战友和同志们，我没有了方向，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勇气。没几天，在大沙滩，我们又被敌人的骑兵抓住了。大沙滩，就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滩，过了那个沙滩，就能到黄河边沿，过了黄河就能见到毛主席嘛，见得着延安。可就在这里，我们又被马匪抓回去了。如果再有两三天，我们就一定能跑回到延安。画外音西路军女战士当时大多只有20来岁，成了“女俘”后，除部分被马步芳活埋外，有的被强奸，或者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有的被转卖多处。这些女性所遭遇的，无法详述。如果可以在“牺牲”跟“当俘虏”之间选一个的话，我们情愿选择牺牲，没人愿去当马家军的俘虏。参军的时候，我们就抱定了决心，生是共产党的人，死要做共产党的鬼。可命运偏偏让我们做俘虏，而且要让我们给马匪当老婆。一天早上，敌人把我们100多个女红军押出来，排成长队。先是马步青训话，假惺惺地说什么国共合作了，要释放在押的红军，给我们“自由”，接着由副官当场宣布了第一批“获释”名单。被点名的几十个人慢慢走出来，我也在名单里面。被俘虏一年多了，谁不想早点出去回到革命队伍中去啊！可我们不知道马步青葫芦里到底卖的是啥药。突然，副官从兜里掏出一把纸球，猛地往空中一抛。顿时，院中的马家军乱作一团，趴在地上抢纸球，没抢上的捶胸顿足，抢上的一个个嬉皮笑脸地来到女战士身边，又拉又扯。我们这才明白，“获释”就是把我们分配给马匪当小老婆。我们肺都气炸了，和敌人扭打起来，一边打一边骂，“要砍就砍，要杀就杀，绝不给这些畜生当老婆！”“我们是来革命的，不是给这些畜生当老婆的！”分到的拉不动我们，就两个人拉一个，拖上就走了，你说怎么办，哭的哭，拉上走的走了。我被分配的一个马匪，是管伙食管米管面的。那是马匪，跟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手上沾满了我们红军战士的鲜血。那是牲口，不是人。那个人根本近不了我身边……有的女人漂亮一点，马匪男人对她好。我脾气倔得很，拼命想办法逃跑，逃一回，抓一回，打一回，这马匪回回把我往死里打，左腿上面一刀，下面一刀，右腿这里一刀，都是他拿刀戳的。打我的时候，皮鞭、木棒，拿起来就打。我一颗眼泪都没淌，直直地站着，老子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你要打就打，要杀就杀！我怎么能对他好呢？他是个坏人，我是个好人。我只有受着，什么话都不说。我四次逃跑，但没有一次成功。也有人成功跑出去的。我们的团长王泉媛，是王首道在长征路上结下的妻子。被马家军抓去后，分配给马步青的工兵团团长马进昌当小老婆。她也宁死不从，1939年3月，马进昌的部队换防，王泉媛借机逃出虎口，奔向兰州。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可是迎接她的是当头一盆冷水，浇得人冰凉：组织上不要。当时对西路军被俘人员的规定是：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你想想看，生生死死走过多少遭，终于逃出来找到了组织，可是组织的大门却对你关上了，那有多伤心啊。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就西路军战俘惨遭虐待的状况，多次跟蒋介石交涉，马步芳迫于压力，放松了对战俘的看管，一些伤残的战俘就地遣散。我历经九死一生，最终活了下来。我重新获得自由的时候，组织也不再收留我，我流着眼泪，只想对组织说一句话：“我李文英永远是党的人。”画外音在西路军失败的责任归属上，历史下了结论。“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这个结论，让西路军的将士从此抬不起头来。解放前夕，马匪死的死了，跑的跑了。我那个马匪男人是青海人，跟他所在的部队到青海去了，从此没有下落。脱离关系以后，我一个人，带两个小孩，生活艰难，简直就是没法过。每天挎一个小竹篮，拿几盒土烟去路上卖。经常吃不上，只好去捡烂菜叶过活。我一个人再怎么生活下去？就又找了一个男人。能找什么人？有钱人会要我们这些人吗？这个男人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