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的历史

普通话的历史普通话的历史导语：汉语标准语的历史悠久，有雅言、通言等概念。

但现代汉语标准语则继承于始于北宋、形成于元明的“官话”体系。

满清入主中原，虽然定满语为国语，但全国通行的实为汉语，汉官多操明代官话，所以清朝官场上的官方语言，实际上是满汉双语制。

1845年6月15日，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吴淞口，目睹了戏剧性的一幕：“我的中国男仆(宁波人)试图施展会话能力与船工、水果贩子及其他人交谈，却发现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不禁有些气馁。

”相似的景象也出现在其他通商口岸。

在宁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

文官很少能讲管辖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译员。

”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过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语言割裂状况。

官吏是这个乡土中国最主要的外来人口，他们只需要借助当地懂得“官话”(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后期为北京话)的译员就可以实现与本地居民的沟通。

毫无疑问，在这种静态的社会里，语言上的障碍对人们的生活几乎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因此，只要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发生变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坚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官话、国语与老国音现代普通话的历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之前叫“官话”。

官话的前身又叫共同语。

汉代时，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

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

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

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语言为标准。

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今南京)话为标准音。

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汉语已经有很大差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语的产物，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

汉族知识分子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建康话为主。

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因此，当时的扬州话由于接近建康话和《切韵》，在当时社会上很流行。

当时的扬州话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之一。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此外，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苏州话和当时的首都长安话一道，也成为一种通行语。

宋代在《唐韵》基础上，制定《广韵》。

元代以首都大都话为标准音。

明季之时，南京由于战争等动乱，南京话从吴语(南方雅言)转变为江淮官话。

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

后来迁都北京，北京话也有一定通行度。

南京官话指的是以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国官方标准语。

南京春秋时期属于吴地，本土语音称为吴语。

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

此后，中原战乱，汉人多次南迁，使南京语音中包含了较多的中原古音。

清代一开始，仍以南京官话为正统。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其地位便迅速抬升。

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北京官话的影响已经超过南京官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较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由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江南经济开始衰落，吴音开始失去其标准音的地位。

这样，北京白话开始成为唯一的标准音。

1911年，满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学部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并建议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审音标准以京音为主。

至此，北京官话在政治上初步确立了汉语标准音的地位。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1892年，为解决汉字无法拼读的困难，厦门人卢戆章出版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创制了第一套汉语拼音字母方案。

在该书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语言统一”的口号，主张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

1845年6月15日，英国传教士施美夫在吴淞口，目睹了戏剧性的一幕：“我的中国男仆(宁波人)试图施展会话能力与船工、水果贩子及其他人交谈，却发现他的话有一半没被听懂，不禁有些气馁。

”相似的景象也出现在其他通商口岸。

在宁波，施美夫看到“地方政府的文官一般不任用本地人。

文官很少能讲管辖地的方言，因而不得不雇用译员。

”这一年，距五口通商不过三年，施美夫所看到的正是古老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语言割裂状况。

官吏是这个乡土中国最主要的外来人口，他们只需要借助当地懂得“官话”(即首都方言，清代中后期为北京话)的译员就可以实现与本地居民的沟通。

毫无疑问，在这种静态的社会里，语言上的障碍对人们的生活几乎不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因此，只要中国的传统社会不发生变化，方言互相割裂的坚冰就不可能被打破。

官话、国语与老国音现代普通话的历史最直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国语”一词是清朝末年提出来的'，之前叫“官话”。

官话的前身又叫共同语。

汉代时，共同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共同语叫做通语。

各地讲不同方言的人可以用通语进行交际。

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

晋代五胡乱华、衣冠南渡以后，中原雅音南移。

不同的政权都按照其首都的语言为标准。

北方朝代一般以洛阳话为标准音，南方一般以建康(今南京)话为标准音。

洛阳话和晋代前的汉语已经有很大差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学习汉语的产物，而建康话是南迁的晋王室的语言和当地语言融合形成的，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

汉族知识分子以南方的建康话为正统。

隋朝统一中国定都长安，编著《切韵》，音系为建康话为主。

隋朝末期，扬州成为中国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因此，当时的扬州话由于接近建康话和《切韵》，在当时社会上很流行。

当时的扬州话也是今天吴语的源流之一。

唐代在《切韵》的基础上，制定《唐韵》作为唐朝标准音，规定官员和科举考试必须使用唐韵。

此外，江南开始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因此苏州话和当时的首都长安话一道，也成为一种通行语。

宋代在《唐韵》基础上，制定《广韵》。

元代以首都大都话为标准音。

明季之时，南京由于战争等动乱，南京话从吴语(南方雅言)转变为江淮官话。

明代以南京话为正统，南京话也是南方官话的代表。

后来迁都北京，北京话也有一定通行度。

南京官话指的是以南京语音为基础的中国官方标准语。

南京春秋时期属于吴地，本土语音称为吴语。

晋代中原汉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后，中原雅音成为南京上层社会的用语。

此后，中原战乱，汉人多次南迁，使南京语音中包含了较多的中原古音。

清代一开始，仍以南京官话为正统。

1728年，雍正皇帝确定北京官话为官方用语，其地位便迅速抬升。

到清末和民国初年，北京官话的影响已经超过南京官话，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最流通最广的语言。

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生活发生较大变化，“国语”这个名词得到传播。

由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江南经济开始衰落，吴音开始失去其标准音的地位。

这样，北京白话开始成为唯一的标准音。

1911年，满清王朝的最高教育机构──学部召开了中央教育会议，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并建议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审音标准以京音为主。

至此，北京官话在政治上初步确立了汉语标准音的地位。

但是，清王朝的覆灭使北京官话的标准音地位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1892年，为解决汉字无法拼读的困难，厦门人卢戆章出版切音字专著《一目了然初阶》，创制了第一套汉语拼音字母方案。

在该书的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语言统一”的口号，主张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

但是，由于卢戆章的汉语拼音字母方案专注于厦门方言，未能成为影响全国的拼音方案，因此，他提出的以南京官话为汉语标准音的主张也未能产生太大的影响。

与此相反，凭借汉字式拼音方案而蜚声海内的河北人王照则提出反对意见，主张以北京话为汉语标准音。

与南京官话保留了中原古音不同，王照提倡的北京官话受北方游牧民族特别是满族的影响很大。

满洲入关以后，满语完全不能适应新的生活需要，不得不学习和借鉴汉语。

但是，满族人不能区分尖团音，也不会发入声，因此，满洲贵族所说的北京官话是满族化了的汉语，也被戏称为“五音不全”的汉话。

1913年2月15日，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读音统一会。

会上，南北之争依然激烈，难以形成统一认识。

由于江浙代表居多，王照担心南方势力会一统天下。

于是，他提议各省代表无论多寡均为一票。

议长吴稚晖支持一省一票，但在会前就提出了“逐字审定”的原则，不再执着于以哪种方言或官话为标准音，由此避免了南北之争的进一步激化。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会议依照清代李光地《音韵阐微》中的常用字审定了6500多个字的标准读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老国音”。

“老国音”是一个“折中南北，牵合古今”的“标准音”。

虽然最大程度上照顾了各地的方言，但也因此成为一种“人造语言”。

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以这种“国音”为母语的人群，也就没有人实际上能够操此种“国音”进行交流沟通。

“京国之争”“老国音”诞生之时，袁世凯正为宋教仁案焦头烂额，顾不得推广国音。

不久后，二次革命爆发，再往后，又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更没人去理会国音推广的事情了。

直到1918年，教育部才正式公布了“国音”字母，1919年出版了吴稚晖编写的《国音字典》，1920年国音字母发声唱片灌注成功。

至此，“老国音”才正式在全国推广。

1920年，国语推行不到两年，就爆发一场当时名之为“京国之争”(指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

问题的起因就在于国语标准音。

支持国音和支持京音的分成两派。

国音是主要以江浙派为主，虽然概括为“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但是也有人后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实际上是以江浙吴语为基础音的国语。

京音是“纯以北京话为标准”，但是也有人表示，支持京音的一派也有把自己方言的语音加入京音的。

两派争吵非常厉害。

于是张士一发表文章，主张“注音字母连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应“先由教育部公布合于学理的标准语定义，以至少受到中等教育的北京本地人的话为国语的标准”。

这个主张得到许多人的支持，特别在南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纷纷开会响应，甚至通过决议：“不承认国音，主张以京音为标准音”，“请教育部广征各方面的意见，定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1913年“读音统一会”拟定的国音就被修改为京音了。

1932年根据新国音编纂的《国音常用字汇》由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在《字汇》的序言中又对国音以北京音为标准的含义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即“所谓以现代的北平音标准音者，系指‘现代的北平音系’而言，“并非必字字尊其土音”。

在推行国语的热潮中，经常发生京音教员和国音教员互相争吵的事。

他们的国语听起来很不一样，很多字的读音也不统一，教的人觉得难教，学的人觉得难学。

就连灌制国语唱片的语言学家赵元任也不无感叹地说：“在十三年的时间里，这种给四亿、五亿或者六亿人定出的国语，竟只有我一个人在说。

”辛亥革命之后，为了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在中国也开始推广国语。

“国语”这个词在民国时期得到当时政府的承认，成为民族共同语的一个正式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