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禹训中华
●石纽山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大河泛滥，洪水汤汤；圣人出世，神禹导江；奠定九州，万世景仰……这位圣人，就是大禹——我国古代伟大的治水英雄，华夏国家文明的始祖。大禹是后世对他的尊称——本姓姒，名文命，字高密,是黄帝的六世孙、蜀地诸侯昌意的曾孙。
根据《书经》记载，大禹之孙太康失国，太康的五个弟弟携母逃到洛水边，“述大禹之戒而作歌”，是谓《五子之歌》；又据歌中“皇祖有训”“训有之”等语，可知《五子之歌》的第一首、第二首，就是“大禹之戒”——我国最古老的家训——禹训。
·1·禹训的主要内容
大禹告诫子孙：“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求子孙对百姓要亲近、尊敬，不可小看、鄙视。百姓是国家的根基，根基牢固，国家才能安宁。要求子孙随时了解民情、及时排除民怨，不能老是失误。大禹现身说法：在我看来，天下的普通百姓，都有胜过我的地方；我治理国家、管理百姓，时刻心怀戒惧、如履薄冰……做君主的人，能不心怀敬畏吗？大禹还曾警告子孙：“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也就是说，不能醉生梦死、只顾打猎玩乐、沉迷于声色之中，也不能劳民伤财，否则就会自取灭亡。
·2·禹训产生的依据
禹训，是大禹在治水安民浩大工程中的伟大发现。尧舜时期，洪水滔天，中原百姓，苦不堪言。尧帝任命鲧去治水，“功之不成受诛”。舜帝继位，任命大禹接替他的父亲继续治水，深感压力很大，“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大禹命令诸侯大量征集民夫，这就解决了人力问题。这些民夫治水，需要有力的后勤保障，大禹也是依靠百姓：安排后稷发放稻种，发展农业生产；深入各地考察，根据实情收缴贡赋；从富裕地区调拨余粮，运往工地……如此，治水工程有序推进，让大禹清醒地看到了百姓的伟大力量。
夫教资料2006年7月号上旬刊
女人帝王英雄
—元杂剧名篇人物漫谈
陈检英
(邵阳学院中文系，湖南邵阳422000)
摘要:元杂剧这座文学的宝库，是当时社会的写照，也
有对历史的追忆，同时还蕴藏着作者的理想与思索。其中女
性、帝王和英雄三类形象，有着丰富的文学内涵
关键词:元杂剧人物漫谈
同所有逝去的光辉一样，对于元代的戏曲，我们难以再现
它舞台上的形象，而只能在文字里找到最初的留存，用这仅有
的印记在脑海里想象旧时的昌盛与繁华。我把它理解成一种
无与伦比的文明，一种大胆的文学，生动鲜活、本色自然而又淋漓尽致，另外没有一种文学样式可以像它们那样贴近大众
而又深邃无边。
女性:生的挣扎、爱的尊严和死的缠绵
最初看到的，是下层女子的生命的挣扎。这是梨园领袖关
汉卿呈现给我们的喜剧和悲剧。这些女子的智慧和悲愤，都是
生活在底层下意识的反应。《救风尘》中的豪气冲天的赵盼儿，
表面上看起来只是救宋引章脱离火坑，其实又何尝不是风尘
女子赵盼儿的自救。宋引章的遭遇她感同身受，挺身而出的侠
义行为里包含着兔死狐悲的恐惧。《望江亭》里的谭记儿，在危
难到来之时，自己的男人靠不住，而官府与恶人根本就是一丘
之貉，只能自己救自己了。临危不惧、落落大方，巧妙地保全了
自己。她们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战胜了恶势力，不时地引来观众的阵阵笑声。喜剧背后，却是整个社会女性地位低下、缺乏
安全感的时代悲凉，她们的光芒反衬着时代的黑暗。
从喜到悲，我们看到了《窦娥冤》。窦娥是赵盼儿、谭记儿
的另一种生存可能。幼年丧母，刚成年时丈夫病死，后又遭流
氓欺凌，与赵、谭比起来，她并不缺乏斗争的勇气，只是她的对
手实在太强大了，而且她也不忍心看婆婆受苦，所以屈打成
招。她的满腔冤情和怨恨，发泄在刑场上。六月飞雪、血上白
练，大旱三年，这是何等的惊天动地!
后来我们又看到了贵族女子的爱情。这便是王实甫的《西
厢记》和白朴的《墙头马上》，及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从古到
今，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分贫富贵贱。可事实上，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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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祭祀文化漫谈
作者：张连银 马晓露
来源：《百科知识》2008年第19期
祭祀就是通过固定的仪式向神灵致以敬意，并且用丰厚的祭品供奉它，请求神灵帮助人们实现靠人力难以达成的愿望。祭祀的对象就是神灵。从本质上说，祭祀是对神灵的讨好与收买。祭祀的产生与人类早期对自然界感到神秘、恐惧有关。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山石树木，飞禽走兽都被认为是有神灵主宰，“万物有灵”的观念也由此产生，人类感激神灵，但也对他们心存敬畏，而古代先民们又相信人死后具有灵魂，灵魂能与生者在梦中交流，并可以作祟于生者，使其生病或遭灾，这种敬畏众神的心理便是祭祀行为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人们已经具有较为发达的灵魂和鬼神观念，’并且产生了大规模的祭祀活动。
祭品
人们既然对神灵有所祈求，祭祀神灵就理应拿出最好的东西祭献，以博得神灵的欢心。为了讨好不同的神灵，祭品种类也是多种多样，主要有食物、玉帛、人牲等。古人对丰厚的祭品也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主要有燔烧、灌注、埋、沉没、悬和投等，分别用来祭天、地、山、水等神。人牲就是以人为祭祀品，“人是神最受欢迎的牺牲”。人祭成为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中最高形式的献祭。早期的祭祀没有固定的场所，随时随地均可祭献，后来逐渐规范化，出现了固定的地点，主要有平地、坛，另外还有平坑、宫庙和坟墓等场地。
注重恭敬虔诚是中华民族传统祭祀文化的特征之一。面对神灵一定要发自内心的恭敬，祭神时要相信神灵的存在，内心如若不相信神灵的存在，就无法与神灵沟通，如此祭祀便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祭祀的原则是“敬享”、“贵诚”。《易·既济·九五》有“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祭实受其福”之说，原因就在于祭祀贵在态度的诚敬，而不在于祭品丰俭。一般人祭祀要诚敬，天子、诸侯祭祀更要至诚至敬。由于注重恭敬虔诚，《礼记·祭义》引出祭祀“贵质”和祭祀“不数”、“不疏”的主张。祭祀“贵质”就是主张祭祀场所和使用的器物崇尚质朴。祭品崇尚用一种薄酒和清水、粗布、草席和竹席：祭祀进献的羹不加作料、祭祀用的圭不加雕琢；郊祭的场所只是打扫干净地面，没有什么建筑：天子郊祭乘坐不加彩绘的车。这些都体现着祭祀“贵质”的主张。祭祀“不数”、“不疏”，就是祭祀的次数要适中，不要过于频繁，也不要过于稀少。祭祀过于频繁会使人产生厌烦情绪，导致不恭敬：祭祀过于稀少会使人产生怠慢心理，导致遗忘。只有“不数”、“不疏”，祭祀时才能保持深厚的情感。
漫谈儒释道“三教的融合”
楼宇烈
当我们问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时，大多数人会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儒家思想。这是由于有汉武帝接受卫绾、田蚡、董仲舒等人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有自南宋末至清末约六百余年间，作为官方思想的“理学”，是以批判佛老异端、继承儒家道统为旗帜的；以及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著作“五经”、以至“三十经”，也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儒家思想获得了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被视作中华文化的代表。
然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除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其它许多学派思想体系，如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以及后来传入的印度佛教等。这些学派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都起着作用，儒家并未独占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阵地，中华传统文化并非单一的儒家文化。即使是儒家思想本身，在其发展进程中，自战国时期起，也早已失去了它的原始单纯性，而不断地融入了其它学派的不同思想成分。汉代独尊的所谓儒术，其实已经是严重地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思想；魏晋时期的儒家则渗入了大量的老庄道家思想；隋唐儒家思想受到佛教理论的严重挑战和影响；宋明理学则更是在排斥佛老的同时，大量吸收佛老理论以补充儒学的一种思想体系。可见，当我们说到所谓儒家文化传统时，必须充分注意它所包含的复杂内涵。
因而，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深入考察时，绝不可忽视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或多或少起过作用的各种思想、学派之间的对立和渗透，排斥和融合。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可以包括一整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或文化史。在这篇短文中，仅准备就在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儒释道三家之间的矛盾斗争和相互融合，作一些简单的介绍，并就此谈一些想法。
我们先从儒道两家的冲突和融合谈起。
儒道两家前后都形成于春秋末期。但在春秋末至战国初，则是儒墨两家的对立最为尖锐，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最大，被称之为当时的两大“显学“。道家学派发展至战国中期庄子等人时，始蔚为大观，从而成为先秦时期与儒墨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战国中后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个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繁荣局面。这时，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如《韩非子·显学篇》中说的：“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庄子·天下篇》谈到当时的道家，也有“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三家之别。此外，法家有齐法家和三晋法家之分，名家有惠施合同异和公孙龙离坚白之争等等。然而与此同时，也形成了一股各学派（主要是儒道法三家）相互渗透、融合的发展趋势。在今传《管子》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战国中后期各学派相互融合的各类代表作。其中既有以儒为主，儒道、儒法融合的作品；也有以道为主，道儒、道法融合的作品；以及以法为主，法儒、法道融合的作品。在荀子的思想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以儒为主，融合法、道，兼采名、墨的倾向。在韩非的思想中，以法为主，融合道家的特点也是明显的。他的《解老》、《喻老》对老子道家思想有重要的发展。而形成于战国中后期的易传《系辞》，则明显地是儒、道、阴阳思想融合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