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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的发展及制度》班级 2013级土木一班指导老师蔡中奇姓名王东吉120130301011包文波120130301012乔晨光120130301046郑千元120130301041目录一、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的发展 (1)（一）、陵墓的主要类型 (1)1.无陵无墓 (1)2.有陵墓 (1)3.有陵墓 (1)（二）、陵墓结构 (2)1.地下：墓室结构、墓道及墓室的绘画及其随葬品 (1)2.地上：封土、园陵建筑 (2)（三）、陵墓建筑的主要代表 (2)1.秦始陵 (3)2.唐乾陵 (5)3.明长陵 (6)（四）、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关系 (6)二、中国古代陵墓制度 (8)（一）、 (8)（二）、 (8)中国古代陵墓建筑的发展及制度摘要：陵墓建筑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人基于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普遍重视丧葬，因此，无论任何阶层对陵墓皆精心构筑。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陵墓建筑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举世罕见的、庞大的古代帝、后墓群；且在历史演变过程中，陵墓建筑逐步发展，有不同的制度形成。
关键词：陵墓建筑，发展，制度一、国古代陵墓建筑的发展陵墓建筑是中国古建筑中最宏伟、陵墓建筑最庞大的建筑群之一。
这些陵墓建筑，一般都是利用自然地形，靠山而建；也有少数建造在平原上。
中国陵园的布局大都是四周筑墙，四面开门，四角建造角楼。
陵前建有甬道，甬道两侧有门阙石人、石兽雕像，陵园内松柏苍翠、树木森森，给人肃穆、宁静之感。
（一）、墓的主要类型1.无陵无墓无陵无墓指有天葬、水葬和悬棺习俗的少数民族。
2.有陵无墓地面上有祭奠用的建筑或墓碑，而地下没有墓穴。
有陵无墓主要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如黄帝陵、炎帝陵。
另一种如成吉思汗陵。
3.有陵有墓即地下有灵柩，地上有祭祀性建筑。
（二）、陵墓结构1.地下：墓室结构、墓道及墓室的绘画及其随葬品墓室使用木、砖、石3种材料构造。
大型木椁墓室从殷商开始直到西汉达到高潮，出现了“黄肠题凑”的形式。
发布时间：11-04-25 来源：秦楚网流放自远古时期产生，到清末被废除，历经了几千年，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流放这种形式对流人的管理相对宽松，且流人的品级较高、流放规模较大以及上层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等，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流放文化。
鄂西北的房陵，曾是王公贵族特放之地，流放文化底蕴深厚——流放，从远古时期作为一种少量慎用的“放”、“逐”、“迁”、“谪”惩戒手段，一直到作为刑罚的“迁徙”、“徒放”、“流刑”、“发配”、“三流”、“发遣”等，因朝代不同而有不同名称。
我国古代有六大流放地，即鄂西北的房陵（含上庸、郧乡、均县）、西北边疆地区的河西走廊及河套地区、岭南地区、海南岛三亚、西南黔州及蜀地巴州、东北黑龙江漠河及海林县宁古塔。
在这六大流放地中，房陵是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人数最多、品级最高的宫廷帝王皇亲特放地。
鄂西北房县，古为房子国、彭部落方国、防渚、古麇庸二国、房陵、房陵郡、新城郡、光迁国、房州等。
从尧子丹朱避舜特放房陵，遂封于房为虞宾，是为房子国；秦始皇九年，长信侯嫪毐作乱被处死，株连四千余家人被夺爵徙房陵；秦始皇十二年，文信侯吕不韦被赐死，株连万余家人被夺爵徙房陵；秦始皇十九年，秦灭赵国，赵王迁献地图投降，被迀徙房陵；汉代有汉高祖刘邦长女鲁元公主的驸马赵王张傲、济川王刘明等位6位贵族流放房陵；唐代有唐高宗太子燕王李忠、唐中宗皇帝李显、唐太宗女高阳公主及驸马、宰相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12位王公贵族流放房州，其中唐中宗李显流放房州十四年半后被接回京城复当皇帝；五代十国时期，北汉末代皇帝刘继元流放房州，后汉高祖弟慕容彦超流放房州，后梁太祖侄儿惠王朱友能降封房陵侯；后周恭帝柴宗训被贬居房州，宋太祖弟秦王赵廷美流放房陵；赵匡胤心腹大将田钦祚被贬房州；北宋开国功臣王彦升被贬房州；后周恭帝柴宗训被贬居房州；明代有大臣母德纯落职戍房县。
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共有40余位帝王皇亲将相被流放房陵（房州），其中有16位帝王、16名皇亲、13名将相及刺史流放房陵（房州），总体概括就是：丹朱特放房陵开先河，秦代大规模，汉代帝王多，唐代集中地，五代两宋人物多，大明收尾清代移北方，历代流放特殊地。
埋葬制度的起源帝王陵寝虽出现于夏商时代，但陵墓的形制、葬具、礼仪等基本的埋葬制度却起源于更早的原始社会。
大约在18000年前生活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经有了埋葬死者的墓葬，并随葬死者生前使用过的工具、用具、装饰品。
此后是长达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各地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分属不同族群的墓地。
这些墓地都属于以血缘划分的氏族公共墓地。
死者的位置、头向、葬式、葬制以及随葬器物的组合、数量都有一定的规律，每个成员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
距今约4000—5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部落由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扩大，出现了贫富分化。
这种变化在墓葬中的反映是许多地方发现了形制大、随葬品多而精美的大墓和女子附属于男子的夫妻合葬墓。
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的133座墓葬中有14座使用了木质棺椁，每座墓的随葬品约三四十件，最多的一座达180多件。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代和地域都和“夏”有密切联系。
在已发掘的1000多座墓葬中仅有大型墓九座，占总数不到1%。
这些大墓排列有序，死者多系男子，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内放置棺椁作为葬具。
各墓随葬品数量多达一二百件，包括成套陶、木、玉、石等质地的乐器、兵器、工具及各种生活用具，其中一部分是具有礼仪性质的礼器。
陶器外表施以多种颜色的彩绘，纹样有云纹、回纹等，一件陶盘内壁彩绘着可能属于氏族部落标志的蟠龙纹。
彩绘木器有案、俎、几、盘等。
一件石灰岩打制的特磬长80多厘米。
另外还殉葬整猪或猪下颔骨等。
这些大墓的形制继承发展了新石器时代以来黄河中下游各部族的墓葬特点，并奠定了以后数千年我国中原地区墓葬的基本形式。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初，禹之子启自立为王，王位改为世袭，从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
此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历代帝王不仅生前营建豪华的宫室，死后还要建造宏大的陵墓，希望继续享乐。
至秦汉时期，陵墓及各种功能的附属建筑已构成一组布局严谨、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祭祀礼制及陵区管理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
房县：鲜为人知的“房陵文化圈”房县古称房陵，介于大巴山与秦岭之间，素称“千里房县”，为湖北省第一大县。
房县民间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房陵文化圈。
其中心地域在房县，整个地域范围大致可以概括为“东西两康，南北两江”。
即东起湖北保康，西至陕西安康；南起长江，北至汉江。
房陵文化圈有如下四个特点：1.神农文化是房陵文化的根基。
历史上神农架系房县辖地（1970年5月国务院批准神农架从房县划出设立县级神农架林区），炎帝在这里“斫木以耜，揉木为耒“，采集草药，医治病患，开创了农耕文明和医药文明，体现在民歌里有采药歌、农耕歌。
被称为汉民族文化创世史诗《黑暗传》在此发现，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最原始信息。
此外尧子丹朱被封为房邑候，他为儿子取名为房陵，因此，房陵的来历与其历史文化的传承有直接关系，应在神农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
2.诗经文化渊源流长。
房陵人有好歌传统，其地又紧傍西周五畿之地，周王室定期派“行人”（行人是西周王室定期派出的到民间采风搜集民间歌谣的人）到这里采风，使诗经文化承载着民间诗歌和宫廷诗风互动与整合的轨迹，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诗经》的作者和编撰者是西周周宣王时期的大臣尹吉甫。
他是房县青峰镇人，有“宝堂寺”、“天官坟”和有关墓碑佐证。
至今这里还有诗经有关民歌的传唱。
3.流放文化是房陵文化最具特色的文化。
房陵是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朝代最多、历史最长的流放地。
从秦朝到明朝的1400年里，史书记载有14位帝王被流放到这里，此外还有几千户的亲戚、誊属的整体流放也有多起。
被流放的帝王把宫廷文化带到了这里，使这块并不是陪都的地域成为当朝的“文化陪都”。
尽管历史上全国有不少的流放地，但像房陵这样的几乎是专供王室成员和高品级人等流放的地域，全国是唯一的。
4.秦巴文化颇具特色。
它不等同于大巴山山脉地域的文化，它蕴涵着楚文化，秦文化，巴文化及汉水文化。
房陵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属陕西汉中郡管辖，尤其是地处秦巴交界，朝秦暮楚，其民俗文化具有“楚调、巴音、秦韵”等。
溯房陵风俗之源享独特文明之旅我们生在房陵，长在房陵。
从小到大，房陵文化时刻在我们周围演绎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沉淀，房陵文化渗透在一代又一代的心中，影响着一家又一家的生活习惯。
作为房陵人，传承和发扬是我们的责任，热爱与拥抱是我们的义务。
那么房陵文化风俗到底有哪些呢？忠孝之邦房县素有“忠孝之邦”之称，由来已久。
忠是指的辅佐周宣王，卓著勋绩的周太师尹吉甫；孝是指的是扇枕温席，带亲至孝的汉太守黄香。
尹吉甫,是房县名人,妇孺皆知,<<诗经.六月篇>>”二伐猃狁,至于太原”就是歌颂他们业绩的.后于房州当时的收入作为禄俸.死后葬于房州青峰镇北面的尹家山.就不必再述.黄香是汉朝的一位孝子.他在九岁时就知道孝敬父母,夏扇枕,冬温席,善待父母,从不间断.他的孝名远扬,举国交誉,京师号日:江夏黄童,天下无双.可见时人推崇之深.(这也算是当时政府抓的精神文明工作吧)后置身仕途,官至江夏郡太守,宵衣旰食,勤政为民,兴利除弊,颇著政声.以故江夏之民,咸敬爱之,后坐水潦事免.据说他罢官后,作客房州,死葬于此.过去在房县中西关大梁道子对面,有一个”黄孝子祠”.前面有一道朱红大门,门额上书”黄孝子祠”四个大字,苍劲有力,显出名人手笔.内有三间大厅,雕梁画栋,蔚为壮观.大厅中央的神龛上供有一个木牌位,上书”汉孝子黄香之灵位”.四周墙壁上塑有鸟兽花木,清雅优美.后有一小院,三面都有围墙,中间有一座大坟,坟前竖一块石碑,上书”汉太守黄孝子香之墓”.院内翠柏数株,掩映低垂,四季常青.从江夏迁来的居民,咸奉孝子为宗祀之祖,每年春秋两季,祭祀不绝,相沿成习,历有年所.文革期间,祠宇坟墓,遭到毁坏,今已荡然无存.过去房县东门城墙上镌着”忠孝名邦”四个醒目大字,它集中地赞颂了这两位历史人物的光辉一生,同时也表明了房县有着源远流长的悠久历史.房陵忠孝文化启示着我们，并激励着我们。
延续着这种风俗，我们跨越了一个又一个的时代。
简述历代帝陵制度
历代帝陵制度是指中国历代各个朝代对于帝王陵墓的规定和制度。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帝陵被认为是皇帝的代表，因此陵墓的建筑和规格都非常的重要。
以下是对于历代帝陵制度的简述：
1.先秦时期：先秦时期主要以坑墓为主，绝大多数皇帝陵墓为地下室，堆石筑土，建筑规模不大。
2.秦朝：秦始皇为保护自己的陵墓而实行了各种严厉的法律制度，例如杀人灭口、焚书坑儒等，并以巨人石像为阵列守护。
3.汉朝：在汉朝时期，陵墓建筑规模开始变得更加庞大，多采用多层建筑的结构，陵墓规格、阵列等均严格规制。
4.唐朝：唐朝时期的帝陵建筑规模更为宏大，常见的有神道、配殿、祭坛、楼阁、石刻、陶俑等，陵墓设计极为复杂。
5.宋朝：宋朝时期的帝陵规制较为松散，但陵墓建筑规模仍然庞大，与唐朝相似。
6.明朝：明朝时期，帝陵以神道、陵门、碑刻、景观等为主要建筑，建筑规模较大，陵墓入土深度也更深。
7.清朝：清朝时期的帝陵继承了明朝的建筑风格，但陵墓入土深度更深，建筑规模更加宏大，陵墓规矩严谨，防盗设施也更加完善。
总之，历代帝陵制度的变化反映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演变，每个朝代都有其特点和特色。
近年来，中国对于文物的保护和修缮工作也十分重视，以保护中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
房县实用1篇房县 1房县，位于湖北省西北部、十堰市南部，东连保康、谷城县，东北交丹江口市，南临神农架林区，西与竹山县毗邻。
房县古称“房陵”，以“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得名。
有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是全国著名的“木耳之乡”、“黄酒之乡”。
截至2012年，房县下辖12个镇、7个乡、1个国营林场、国土总面积5110平方公里，人口48.8万人，国家级贫困县。
西周以前，房县为彭部落方国。
《房县志》卷六载“.（尧）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
舜让弗克，遂封于房，是为房子国。
”（房国是有记录历史以来最早的部落方国）房县古为梁州城，西周以前为彭、房等部落方国。
春秋为防渚，属麇（jūn），春秋时国名，为楚所灭，在今湖北省郧县西）、庸（古国名，都上庸，今湖北竹山县东南，春秋时为楚国所灭）二国之地。
战国为房陵，属楚。
秦置房陵县，属汉中郡，以“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得名。
（房县之名由此而来）东汉末为房陵郡治，改属荆州。
三国魏黄初__（公元220年）合房陵、上庸两郡为新城郡，房陵为新城郡治台。
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改属梁州。
南北朝时迭有变更。
北周改房陵县为光迁县，为光迁郡治。
隋大业二年（606年）为房陵郡。
唐贞观十年（636年）改光迁县为房陵县，为房州治，隶山南东道。
宋雍熙三年（986年）升房州为保康军，隶京西南路。
元为房州治，隶湖广中书省襄阳路。
至正二年（1342年）省房陵县入房州。
明洪武十年（1377年）降州为县，始称房县，属湖广布政使司襄阳府。
成化十二年（1476年），郧阳抚治，房县改属郧阳府辖。
__初年属襄阳道；__二十年（1931年）隶湖北省第十一行政督察区；__（1936年）改隶湖北省第八行政督察区。
房县是革命老苏区。
1931年夏，__，邓中夏、柳直旬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主力转战房县，开辟了以房县为中心的鄂西北苏区，成立了房县苏维埃政府。
1946年7月，王树声、罗厚福率中原新四军五突围部队转战房县，在房县中坝成立了鄂西北__，鄂西北行政公署和房县人民政府，开创了以房县武当山地区为中心的鄂西北根据地。
埋葬制度的起源帝王陵寝虽出现于夏商时代，但陵墓的形制、葬具、礼仪等基本的埋葬制度却起源于更早的原始社会。
大约在18000年前生活于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经有了埋葬死者的墓葬，并随葬死者生前使用过的工具、用具、装饰品。
此后是长达数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各地发现了数以百计的分属不同族群的墓地。
这些墓地都属于以血缘划分的氏族公共墓地。
死者的位置、头向、葬式、葬制以及随葬器物的组合、数量都有一定的规律，每个成员的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
距今约4000—5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部落由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扩大，出现了贫富分化。
这种变化在墓葬中的反映是许多地方发现了形制大、随葬品多而精美的大墓和女子附属于男子的夫妻合葬墓。
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墓地发现的133座墓葬中有14座使用了木质棺椁，每座墓的随葬品约三四十件，最多的一座达180多件。
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其年代和地域都和“夏”有密切联系。
在已发掘的1000多座墓葬中仅有大型墓九座，占总数不到1%。
这些大墓排列有序，死者多系男子，墓室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内放置棺椁作为葬具。
各墓随葬品数量多达一二百件，包括成套陶、木、玉、石等质地的乐器、兵器、工具及各种生活用具，其中一部分是具有礼仪性质的礼器。
陶器外表施以多种颜色的彩绘，纹样有云纹、回纹等，一件陶盘内壁彩绘着可能属于氏族部落标志的蟠龙纹。
彩绘木器有案、俎、几、盘等。
一件石灰岩打制的特磬长80多厘米。
另外还殉葬整猪或猪下颔骨等。
这些大墓的形制继承发展了新石器时代以来黄河中下游各部族的墓葬特点，并奠定了以后数千年我国中原地区墓葬的基本形式。
大约在公元前21世纪初，禹之子启自立为王，王位改为世袭，从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
此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历代帝王不仅生前营建豪华的宫室，死后还要建造宏大的陵墓，希望继续享乐。
至秦汉时期，陵墓及各种功能的附属建筑已构成一组布局严谨、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祭祀礼制及陵区管理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
中国古代六大流放地中帝王皇亲房陵特放文化（上） 流放自远古时期产生，到清末被废除，历经了几千年，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流放这种形式对流人的管理相对宽松，且流人的品级较高、流放规模较大以及上层文化与地方文化的融合等，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流放文化。
鄂西北的房陵，曾是王公贵族特放之地，流放文化底蕴深厚—— 流放，从远古时期作为一种少量慎用的“放”、“逐”、“迁”、“谪”惩戒手段，一直到作为刑罚的 “迁徙”、“徒放”、“流刑”、“发配”、“三流”、“发遣”等，因朝代不同而有不同名称。
我国古代有六大流放地，即鄂西北的房陵（含上庸、郧乡、均县）、西北边疆地区的河西走廊及河套地区、岭南地区、海南岛三亚、西南黔州及蜀地巴州、东北黑龙江漠河及海林县宁古塔。
在这六大流放地中，房陵是我国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历史最长、人数最多、品级最高的宫廷帝王皇亲特放地。
鄂西北房县，古为房子国、彭部落方国、防渚、古麇庸二国、房陵、房陵郡、新城郡、光迁国、房州等。
从尧子丹朱避舜特放房陵，遂封于房为虞宾，是为房子国；秦始皇九年，长信侯嫪毐作乱被处死，株连四千余家人被夺爵徙房陵；秦始皇十二年，文信侯吕不韦被赐死，株连万余家人被夺爵徙房陵；秦始皇十九年，秦灭赵国，赵王迁献地图投降，被迀徙房陵；汉代有汉高祖刘邦长女鲁元公主的驸马赵王张傲、济川王刘明等位6位贵族流放房陵；唐代有唐高宗太子燕王李忠、唐中宗皇帝李显、唐太宗女高阳公主及驸马、宰相房玄龄之子房遗爱等12位王公贵族流放房州，其中唐中宗李显流放房州十四年半后被接回京城复当皇帝；五代十国时期，北汉末代皇帝刘继元流放房州，后汉高祖弟慕容彦超流放房州，后梁太祖侄儿惠王朱友能降封房陵侯；后周恭帝柴宗训被贬居房州，宋太祖弟秦王赵廷美流放房陵；赵匡胤心腹大将田钦祚被贬房州；北宋开国功臣王彦升被贬房州；后周恭帝柴宗训被贬居房州；明代有大臣母德纯落职戍房县。
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共有40余位帝王皇亲将相被流放房陵（房州），其中有16位帝王、16名皇亲、13名将相及刺史流放房陵（房州），总体概括就是：丹朱特放房陵开先河，秦代大规模，汉代帝王多，唐代集中地，五代两宋人物多，大明收尾清代移北方，历代流放特殊地。
在人们的印象中，所谓流放之地，就是古代那些边远、荒凉、闭塞、苦难之地。
在我国古代六大流放地中，西北边疆地区的河西走廊及河套流放地古为朔方、凉州，是“荒漠”、“西北绝域”之地；岭南流放地，系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地区，气候炎热、潮湿多雨、重峦叠嶂、河网密布，古称“瘴疠之地”，被北方人称为“蛮夷之地”；海南岛三亚，古称崖州，距京城最偏最远，亦称“天涯海角”，地处热带，北方人易水土不服，被称为人生到尽头的荒凉孤岛之地；西南黔州及蜀地巴州流放地，主要指今湖南西北部，包括今四川东南、湖北西南、贵州东北一小部分，因开发比较晚，自古以来被称为烟瘴蛮荒畏途之地；东北黑龙江海林县宁古塔及漠河流放地，古时生存环境恶劣，冬季奇冷，俗称“冰山雪窖之乡”，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种地，是苦寒之地。
而鄂西北的房陵流放之地，地处中国中西结合部，介于巍峨的大巴山与秦岭、古老的长江和汉江之间。
东临历史名城荆襄，西通川陕，南倚原始森林神农架，北连道教圣地武当山，自古就有“蜀东孔道、楚西北边疆、秦陕咽喉、荆楚屏障”之称，为秦楚边缘陆路运输之枢纽。
而且这里群山环抱，南北气候兼有，素有 “聚宝盆地”之美誉等。
由上可见，我国古代六大流放地可谓：西北绝域，西南烟瘴，东北苦寒，海南遥远，岭南湿热，中部房陵气候南北兼有，山城盆地，适宜居住，是别有选择充满神奇的特放之地。
谈及房陵何以被选为特放之地，一些人认为，房陵因 “纵横千里、山林四塞、其固高陵、如有房屋”而得名，也因此被选为特放之地，但实际上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古时像房陵那样 “山林纵横、其固高陵” 的县颇多，一些山区县大多是 “山林纵横、山城盆地”，只不过山城盆地大小不一而已，与房县毗邻的郧西县、竹溪县及近邻的陕西商洛、旬阳等都具有这一特点，却未能选作特放之地。
房陵何以被选作特放之地呢？不少学者根据历史、地理、生态、环境、人文、风物、民情等综合因素研究分析，认为房县被选为特放之地主要有以下原因： 首先，房陵是皇帝后裔先祖创业之地。
房陵历史悠久，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有多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人类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房县有兔子凹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有中坝樟脑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遗址，有羊鼻岭新石器时代遗址等。
尤其是房县七里河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考古专家先后经过1976年、1977年、1978年连续三次考古发掘，该遗址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共布探方74个，发掘面积总计为1864平方米，发现石家河文化房屋遗迹共21处，石家河文化灰坑18个，石家河文化墓葬24座，葬狗坑1座；三房湾文化灰坑1个，三房湾文化墓葬6座。
墓穴中共清理出30副骨架，为多人二次合葬墓，还出土了一大批石器、陶器。
这些器物中，大多是屈家岭文化时期少见的陶器等，这一发现不仅对了解十堰土著先民的族属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为探讨我国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提供了证据。
《房县七里河考古》一书中说：“从房县七里河等相关遗存发现的随葬习俗、拔牙习俗、猎头习俗等因素来看，它可能根源于山东汶、泗流域；从大溪文化晚期一些遗址中常见到与大河村类型‘非常酷似的白衣彩陶和太阳纹，同时还有一些鸭嘴鼎足和扁凿形鼎足’来看，它可能是通过大河村类型而传播的。
”《史记·五帝本纪》中说，黄帝部落“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再加上房县七里河遗址出现的陶器来看，这几种来源和渠道恰恰与古史传说、文献资料是相吻合的。
大河村类型与颛顼文化、祝融文化有关，在炎、黄神话系统中，除了蚩尤、共工为炎帝族裔外，炎帝系的神还有祝融、夸父、刑天等等，而且夸父、刑天都有与黄帝斗争的悲壮故事，是神话和传说中的英雄人物。
虽然我们并不能确指房县七里河多人二次葬、阎村鹳鱼石斧图具体与何种传说历史、人物相关，但其为炎帝族后裔与黄帝族后裔之间的斗争反映是可能的，也并不奇怪。
笔者认为它即是帝喾的文化，而帝喾高辛氏的火神也为祝融。
房县相传曾是夏人活动的区域。
夏的纪年在公元前21世纪，即距今4000余年。
七里河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三房湾文化，其碳十四测定年代为距今4140—3880年之间，说明三房湾文化已进入夏的纪年。
此时的房县，当亦成为夏人的活动区域，应是可信的。
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先民，在此居住的时间较长，延至石家河文化之后的三房湾文化居民居住的时间则较短。
由此看来，房县因古为先民迁居创业之地而被选为尊祖受教特放地，应为丹朱特放房陵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正如房县千古民俗所言，子要立业或不成器，要去敬老祖宗，以此发奋创业。
其二，房陵是神农炎帝尝百草采药艰苦探险创造医药和农耕文明之地。
相传，上古时房陵神农架（上世纪七十年代神农架才从房县划出）曾是“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采药为民除病和攀越神农架“斫木为耜，揉木为耒”、“架木为梯，以助攀援”探险为民造福的创业之地，房县七里河曾发掘出许多古代陶片，房陵还留下了神农炎帝七里河制陶以及尧治河等遗迹。
将房陵作为特放地，可使特放的帝王将相经历磨练，从而体验先祖创业的艰辛。
其三，尧子丹朱避舜于房陵，开房陵特放之先河。
据《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记载，早在中国古代舜帝时，就有“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马雚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这里的幽陵、崇山、三危、羽山被认为是当时天下的“四极”，也就是最偏远的地方，所以《左传》记载这件事说是将共工等“投诸四裔，以御魑魅”。
显然，舜帝把“四凶”流放于国家的四极边远，是为了让他们与国人有所区别。
据《竹书纪年》记载：“五十八载，帝使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
”又载：“唐尧一百年，帝徙于陶，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弗克，遂封于房为虞宾，是为房子国。
”据《辞源》注释：“虞宾，指尧子丹朱。
因虞以宾礼待之，故称。
”《书·益稷》曰：“虞宾在位，羣后德让。
”蔡沉《集传》：“虞宾，丹朱也。
尧之后为宾於虞。
”由此，丹朱特放“遂封于房为虞宾”，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县古为先民迁居创业之地，丹朱流放于此，是为了“尊祖受教”。
这里还须说明的是，房陵的由来是“帝子丹朱避舜于房陵，舜让弗克，遂封于房为虞宾，是为房子国。
”据 《括地理志》、《世本》、《房氏宗谱》等记载，舜封丹朱于房子国，丹朱之子陵以封地为姓，称房陵。
古时地名随人，乃房陵来历，并非是“山林四塞，四室如房”则叫房陵。
在此，何谓“四室”，古字也无“山”即“室”说，何况凡山区县，普遍具有“山林四塞、其固高陵”的特点，如若以此则叫房陵显然是误解。
其四，房陵是“忠孝名邦”修养受教育德之地。
房县素有“忠孝名邦”之美誉，“忠”是指六官之首，辅佐周宣王，北伐猃狁，南征荆蛮，助宣王中兴、功勋卓越，《诗经》的编纂者、采风者，亦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大诗人西周太师尹吉甫。
尹吉甫比老子早281年，比孔子早301年，比屈原早512年，比李白、杜甫、白居易均早1500多年。
中国诗经学会会长夏传才博导在看了十堰市诗经尹吉甫文化研究会关于《中华诗祖尹吉甫之研究》的汇报材枓后说，从尹吉甫诗作其名篇思想艺术及对后人的影响，以及他对《诗经》编纂成书过程中的贡献等多方面看，尹吉甫可称为“中华诗祖”。
在过去，房县一些见义勇为、品德高尚的人死后才有资格埋葬在尹吉甫的墓旁，可见尹吉甫在当地百姓中的地位之高。
“孝”是指《三字经》中“融四岁，能让梨；香九龄，能温席”，二十四孝之一，侍亲至孝，闻名中华的汉黄孝子黄香。
黄香（公元68年—122年），出生于江夏安陆，但食邑于房，卒葬于房，房县有纪念黄香的墓碑、祠、碑、匾等。
“忠孝名邦”思想不仅成为房陵为官风范，也成为民众学习的榜样。
所以，宫廷帝王皇亲国戚将相特放到“忠孝名邦”之地的房陵，对其思想教育有着特殊的意义。
其五，房陵是超出法律之外而施仁慈的特放之地。
《唐律疏议》注解“流刑三”一条，称，“《书》云：流宥五刑。
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
又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大罪投之四裔，或流之于海外，次九州之外，次中国之外。
盖始于唐虞。
今之三流，即其义也。
”这是对历史上流刑的注解。
唐代流刑三等，即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
但唐时房县称房州，距京城长安不到一千里（现公路西安距房县380公里）。
唐时将房州作为流放地与唐律最近流放距京城长安二千里远之法定来说，其流距不到法定距离的一半，显然是超出法律之外的特放地。
唐中宗李显流放房州达十四年之久，尔后又回到京城复当皇帝，更可说明房州是特放之地。
其六，房陵是宜居生存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