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证人出庭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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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证人出庭难问题
摘要:证人出庭难、出庭率低,是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的问题,在刑事诉讼中更是尤为严重。这一难题一直困扰着我国从事法律实物和研究领域的工作人员,现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已对证人出庭问题作出了进步性的规定,出庭难问题为能否得以充分解决,笔者认为仍有必要结合法理学相关知识及西方国家立法与实践,对这一问题作出更进一步的探析。
关键词:证人、出庭作证、保障措施
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的一项法定义务和庭审程序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在刑事诉讼中更是伸张正义、查明事实的重要渠道。履行这项义务本应是一件光荣而神圣的事,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刑事案件中,证人实际出庭的比例很小,据最高人民法院综合统计得出的数据,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不超过10%;二审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率不超过5%,且证人拒不作证、拒不出庭、作伪证,甚至前后矛盾作证的现象普遍存在。这对于刑事案件的侦破和案件审理的公平公正性都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因此找出这些原因并对症下药对于建立我国科学合理的证人出庭制度至关重要。
一、证人出庭作证之立法比较
(一)我国立法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1款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第47条有关“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157条规定:“对未到庭的证人的证言笔录、鉴定人的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其他作为证据的文书,应当当庭宣读。审判人员应当听取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据此,并不是所有证人都需要出庭,未出庭证人的证言笔录通过当庭宣读的方式仍然可以作为定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规定:“四种情形下证人可以不出庭证,分别为:未成年人,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变的,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决定作用的,以及有其他原因的。”可见在我国现行刑诉法下证人都有到庭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和传闻证据法则。
(二)英美法系立法
《美国联邦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规定:“在所有审判中,证人应当在公开法庭以言辞方式作证。但是国会立法、本诉讼规则、联邦证据规则或联邦最高法院采纳的其他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在美国,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都有惩罚藐视法庭罪的权力1。在英国,对于经采用传唤令传唤到庭作证的证人,无正当理由而不到庭的,法官可以发布命令,通知该证人在特定的时间出席法庭审判。英美法明确规定,夫妻间可以享有证言特免权,允许夫妻在诉讼程序中拒绝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只有夫妻之间知道的情报和信息。
(三)大陆法法系立法
《德国刑事诉讼法典》第48条规定:“传唤证人时应当同时对他告知如果应传达不到的法定后果。”第51条规定:“依法传唤而不到场的证人要承担由于应传不到造成的费用。对他同时还要科处秩序罚款和不能缴纳罚款时应科处秩序拘留,对证人也准许强制拘传;相应地适用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在再次应传不到的情况中,可以再一次科处秩序处罚。”大陆法系也有作证特免权,但其亲属范围比英美法规定的夫妻之间要广,除了夫妻之间有作证特免权之外,一定亲等的近亲之间也存在作证特免权2。大陆法系采用直接言词原则,要求证人亲自出庭,在法官面前陈述所感知的案件事实,接受法官的询问。
由上可见,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制度,并明确规定了证人不出庭的法律后果而且其处罚都非常严峻。而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的规定却非常模糊,其对证人不出庭作证的要求很宽松,只要法院认为对案件审判不起决定性作用的证人都可不出庭, 且证人拒绝出庭的,现行法律也没有规定处罚措施。
我国2012年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
第187条第一款:“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且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第二款:“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适用前款规定。”
第188条规定:“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控辩双方有异议的,或者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山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当庭作证;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的可以强制出庭,但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没有正当理由逃避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情节严重的可以处以l0日以下的拘留。”
可见,我国新刑诉法在证人出庭方面作出了很大进步,不仅规定了强制证人出庭制度还赋予了近亲属的免证权而且在警察出庭问题上还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刑法的人性化和公正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难的问题。
二、目前“出庭难”的原因
(一)立法上的欠缺
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强制证人出庭制度,证人可以不出庭证人出庭只需作出书面证人证言即可且不出庭作证的条件规定的非常模糊宽泛;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证人因出庭作证因出庭作证而花费的必要费用,如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等,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些费用应由谁承担,司法实践中法院基本不支付给证人上述费用,这是影响证人出庭积极性的一大原因。 (二)证人自身原因
1.不愿出庭:一方面,我国传统文化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影响,且由于我国目前“关系社会”的现状,受困于亲情关系、同事关系、邻居关系等社会关系中的大多数证人都不愿出庭;另一方面受经济利益的影响,出庭作证中的各种损失无人承担,证人不愿出庭作证。普遍抱着事不关已的态度,寻找各种借口推脱。
2.不敢出庭:由于作证可能会招至犯罪嫌疑人的怨恨、报复,甚至使自己及家属的人身、财产、前途遭到不测,而现行法律又缺乏对具体的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保护机制,使证人对出庭作证心存顾虑出于自我保护意识,而不敢出庭作证,尤其是在刑事案件中,证人的心理顾虑更大。
3.司法原因
首先,实践中司法人员的工作失误增加了证人出庭作证的难度。侦查机关在取证时若没有详细记明或者对有些证人的身份、住址、通讯方式等信息提供不准确,就会造成无法通知证人到庭。其次,司法工作人员对证人出庭存在认识错误或偏差。有些公诉人员会担心辩方证人出庭会增加起诉难度,影响对被告人的指控,因而倾向使用书面证言的方式质证;法院也可能为了节省开庭时间提高效率而不倾向证人出庭。此外,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刑事案件的高开庭率制约了全面提高证人出庭率的现实可能3。
三、我国新刑诉法对证人出庭制度规定的不足
虽然新的刑诉法对证人出庭问题作了进步性的规定,但我国对证人制度相关立法仍是太过简单,可操作性相对来说较小,笔者认为再将来的司法解释中有必要对下列问题以明确化。
1、修订之后的《刑事诉讼法》第63条对证人出庭作证产生的费用作出了相关规定,就补偿范围来说,限于作证过程中证人支付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就补助资金来源,新法规定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对有工作单位的证人,新法还规定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新法虽然建立了证人作证补偿制度,但其规定过于笼统,可操作性有点欠缺。一方面,对证人作证补偿标准规定不明,实践中按照何种标准补偿,如何计算补偿数额都是所要面对的问题;另一方面,新刑诉法对用人单位的禁止性规定缺乏强制力,现实中即便用人单位违反此规定,也不会受到惩罚,因而很难保证其有效落实。
2、修订之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一款,享有免证权主体只有被告人的近亲属。而特殊身份形成的公务、职业的证人没有被纳入享有免证权的范围内,如律师、医生、宗教人员4。
3、所列举出庭可获得保护的案件类型范围过窄且公检法三机关在保护出庭作证人员方面职责不明确。修订之后的《刑事诉讼法》第62条仅对四种类型案件出庭作证人员采取相应保护措施,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但还有很多可能会因出庭作证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案件并未列举出。其还规定了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来负责保证出庭作证人员的安全,但该条规定对公检法三机关的分工并不明确,在实践中,可能会相互推诿,从而很难达到保护证人的目的。
4、出庭作证保护措施不全面。修订之后的《刑事诉讼法》第62条列举了四种保护出庭人员的措施,即:(1)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2)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3)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4)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5)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但这些措施仍旧过于单一,保护力度不够,不能消除证人的疑虑,很多案件知情人不敢出庭作证。英国《1999年青少年审判和刑事证据法》就规定了较多供选择的具体作证模式,例如:与证人庭前会见,并进行录像,将来在审判中作为证人的主要证据提交法庭;通过现场连线允许证人在法庭外进行作证等。允许证人通过网络视频,如QQ视频聊天工具、可视电话、远程电视等网络视频即时通讯工具进行作证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5。有学者认为应该在庭审中采用现场连线这一隐蔽作证的方式。这样一方面让出庭作证的人员与庭审现场分离,使其无任何顾虑的充分陈述,接受控辩双方的提问;另一方面能更好的保护出庭作证人员的安全。
鉴于此,笔者认为保护证人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应该多元化,只有对出庭作证人员的保护措施足够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证人出庭难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利用网络上的即时通讯工具软件如QQ、MSN等进行视频作证的尝试。
基于这些缺陷,2012年颁布的新刑事诉讼法虽还未施行,证人出庭难这一问题到底能否得已解决还需等到新法施行以后再下定论。相信我国法律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日渐完善。
参考文献:
1 沈达明 《英美证据法》 北京 中信出版社 1996年版
2 刘爱军 周春梅 《浅析刑诉中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2012年
3 陈卫东 《让证人走向法庭——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研究》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07
4 赵璐瑜 《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基于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 2012年
5 于晓明 《论我国隐蔽作证制度之建构》 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