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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鲁迅小说艺术性研究１．鲁迅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看客”的深刻体验“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16]正是这些麻木的、不觉醒的国民所构成的铁屋让鲁迅深感空虚的悲凉，鲁迅先生在创作中对这些以他人痛苦为自己欢乐的民众给予了精辟的批判，并把这一类冷眼的旁观者定义为“看客”，让这群看客成为这个民族的深刻的精神烙印。
对中学生而言，学习鲁迅小说，对“看客”形象的理解和批判，无疑，对他们的人生经历中，会潜移默化地起到不可或缺的教育意义。
真实的现实生活、鲁迅个人的经历是“看客”这一群体形象的重要来源，看客促使鲁迅的人生及他看待我们这个民族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折。
早在仙台求学时，“幻灯片”事件，让鲁迅深感这个民族的耻辱、麻木而冷漠的病态存在。
《药》这篇小说应该说是最直接的对“幻灯片”事件的注解，同样是刑场，同样是围观，杀人的、被杀的、看杀人的与被杀的，都是愚弱的同胞，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夏瑜被杀是为拯救看客，看客围观仅为取乐与满足看杀头的快感，这使得鲁迅《药》的主旨陷入了极浓郁、极深厚的悲哀之中。
民族的忧患，个人的强烈的责任感，使他毅然弃医从文，去探索国民病根之源，以“立人”为启蒙文学立场，医治国民劣根性的灵魂，因而这些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便成了鲁迅先生批判的对象，这一形象在鲁迅的许多作品中成为一个永恒的话题。
正是鲁迅才使“看客”这一群体形象上升为针砭我们民族延续数千年时弊的艺术经典。
纵观这些描写看客的作品，“看客”似乎无处不在，触痛了鲁迅的灵魂。
围观者的姿态，是这个民族的生存巨大现实困境，看客的存在是人性的悲剧、社会的悲剧，看客就是这种艺术化的悲剧对象（二）鲁迅小说思想性研究1．沉重的“隔膜”现实中的鲁迅，与我们所听到、从作品中看到的鲁迅并不是完全一致的，鲁迅的思想从始至终都和许多人是发生冲突的，有时甚至很严重，在论战中，有从敌方战壕投来的明枪，但更多的是让鲁迅感受到的由革命阵营内部射来的暗箭，其中不乏他信任者，最为突出的就是鲁迅和徐懋庸的矛盾。
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国民性批判之批判在盘点20世纪中国文学时，我们都发现了这个奇迹：鲁迅写的小说作品最少，但影响最巨。
他没有我们当下作家的一种恐慌：倘无巨制，即非大家。
他就凭着一本中等厚度的中短篇小说集，高踞在当代中国小说的峰巅。
而且未曾受惠于任何市场炒作，先生本人也没上过电视，何故？倘若从文化角度去看，这奇迹的根由便一目了然，就是他那独特的文化的视角，即国民性批判。
作家的眼睛死盯在人的身上。
所以，他从这文化视角看下去，不只看到社会文化形态，更是一直看到人的深在的文化心理。
那么接下去便是他独有的一种创造：将这文化心理，铸造成一种文化性格，一种非常的人物来；这种人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性人物，也不是现实主义文学中的典型人物。
他这种人物的个性，全是中国国民共有的劣根性。
他是把一个个国民的共性特征，作为个性细节来写的。
这就使他笔下的人物具有巨大的覆盖性。
比如阿Q;;在现实中绝对没有这种人物存在，但在他身上却能找到我们每个人的某一部分的影子。
进一步说，这种共性，不是通常那种人所共有的人性，而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一种文化的特性。
我曾经用过一个"文化人"的词语，来述说这种特殊的人物。
这里所说的"文化人"，不是"有文化的人"的概念。
这个"文化人"是指特有的文化铸成的特有的文化性格。
这种性格放在小说人物身上是一种个性，放在小说之外是一种集体性格。
当一种文化进入某地域的集体的性格心理中，就具有顽固和不可逆的性质。
倘若逆转，极其缓慢。
它属于一种根性。
当然，任何民族的文化性格都是两面的，一面是优根性，一面是劣根性。
可是它像一张纸的两面，是孪生一对生出来的，不能免掉任何一面。
但作家的思维天生是逆向的；文学的本质是批判。
论鲁迅杂文的批判艺术作者：尚新玉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5年第06期摘 ;要：鲁迅的杂文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丑恶，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和极强的战斗性。
鲁迅杂文的批判性特点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上“骂”的现象的重要基点。
本文通过分析以鲁迅为中心的“骂”的现象来谈鲁迅杂文的批判艺术及其现实意义。
关键词：鲁迅 ;杂文 ;批判性;“骂”鲁迅开现代杂文之风。
杂文在鲁迅的创作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数据显示，鲁迅的杂文篇目高达900多篇，而小说、散文、诗歌、学术作品加起来才近200篇。
杂文也是鲁迅战斗的主要武器，具有着极强的战斗性，在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具有无法磨灭的价值。
鲁迅杂文最重要的特色就是批判性，表现在批判封建制度、国民的劣根性等。
谈到鲁迅杂文的批判性，就无疑要引出“骂”的现象了。
那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局混乱，不同利益的阶级、不同派别的文学人士论战不休，“骂”也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笔者主要以鲁迅的杂文为研究对象，分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骂”的现象与鲁迅批判的艺术。
一、“骂”的现象的界定房向东在《鲁迅所处的时代与鲁迅的“骂人”现象》中说道：“（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骂人‟的时代。
说好听的，叫百鸟争鸣，说难听的，叫彼此相骂。
”[1]而鲁迅也只不过是“百鸟中声音比较洪亮的一只鸟，…骂人‟不是只有鲁迅才为之。
”[2]文人学士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发出声音，鲁迅也是其中一员。
论争中，“骂”成为家常便饭。
特殊时代导致的“骂人”现象，囊括了当时文坛上的参与论战或者“骂战”的人。
然而，这一现象下“骂”的实况实在不忍直视，立场的对战很多时候变成人身攻击、随意的侮辱。
所谓“骂”，字典释义为“用粗野或带恶意的话侮辱人”。
然而，我们所要探讨的“骂”，不是随意的骂，不是“辱骂”“谩骂”，我们所要探讨的鲁迅的“骂”与大众所理解的“骂”是有区别的，与当时时局下的“骂”也是不同的。
所以，首先要对鲁迅的“骂”进行界定。
鲁迅在《谩骂》中清楚地说明：“假如指着一个人，说道：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倘使她实在是做卖笑生涯的，就并不是谩骂，倒是说了事实。
浅谈鲁迅的国民性【摘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劣根性由鲁迅深刻的揭示并且给予批判，这样有利于唤醒民众，让民众学会自我拯救。
传统文化是国民劣根性的根源，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孔儒文化、传统的封建文化，吸收现代文化。
只有这样才能使民族解下包袱，在现代文明的道路上前行。
【关键词】国民劣根性；传统文化；多元文化鲁迅先生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七十多年了，但是他的精神从未被人忘记。
作为一个民族的智者与勇士，鲁迅不只是属于20世纪前三十多年的中华民族，他更属于未来的世界。
他秉烛洞悉着民族的劣根性，照亮着自奋者的前程。
一、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指的是什么国民性一般指的是阶段、超地域的国人普遍心理状态和文化性格。
鲁迅先生放弃医学从事文学的主要目的是探究和改造“国民性”，也是其奋斗一生的目标之一。
鲁迅“国民性探讨”是从历史经验和民族前途为基础出发的，特别重视挖掘国民“劣根性”，来引起国人的注意，着重对国民性的改造。
无论是文学还是思想上，鲁迅的成就集中在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深刻揭示和犀利的批判。
鲁迅留学日本的时候，就经常和朋友们谈论“中国国民性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在哪里“等问题。
他的创作前期普遍以小说为主要题材，从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反映人吃人的制度，直接揭示了国民生活在这种被人吃和吃人的社会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社会的维护者。
纵观鲁迅在《呐喊》和《彷徨》通过对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描写，揭示了“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
将千疮百孔的社会暴露，将国民的灵魂展示剖析，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尽管鲁迅小说创作堪称现代小说的奠基，不管是其思想性或者是艺术性都是无人能比，但是鲁迅的文章的重心和对文学的贡献更主要体现在杂文的创作上，作者的任务，是在对有害的事物，立刻马上进行反抗和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潜心于他的宏伟巨作，为未来的文化设想这固然是好事。
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
鲁迅的后期作品主要是从事杂文的创作，有《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等十多本。
论鲁迅文学作品中的国民劣根性摘要：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的作品深邃而富内涵，大气而亲切。
他的作品中包含着一种忧国忧民之情。
然而有的人不理解，说鲁迅的作品中有很多表现出一种对国民的人格的揭露。
说这是在“卖孬”。
真的是这样吗？本文就这一论题谈一谈本人的见解。
关键词：论鲁迅作品国民劣根性正文：鲁迅，一位文坛巨匠，有着独属自己的个性与真挚，又饱含了亿万中国人的热情。
在文学创造中，他是耀眼的，但同时又有着自己的寂寞。
面对着当时的旧中国，黑暗、腐朽、到处是人吃人的社会。
作为一名爱国的文学家，他的心在流血。
他呐喊，他要唤醒“铁房子”中的人们。
他是一位学者，他的工具是有手中的笔，于是在他的笔下，他的作品中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诞生了。
下面我们结合鲁迅的作品分析一下：一、鲁迅为什么在文学作品中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民族劣根性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鲁迅对这一劣根性的社会基础作了深刻的分析:在中国的小农经济土壤中萌生的宗法社会形成了等级森严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再加上长期以来的儒家道德观念的熏陶，不断得加固这种社会秩序，在这种文化氛围的侵染下，奴性和专制性等性格体系相互交织，自然而然得形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民族劣根性。
点出国民的软弱麻木等种种劣根性，这样可以唤醒一些人的良知和心。
让更多的国民可以觉醒。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昏昏噩噩地活着，国家会败亡。
如果觉醒，国家就有救。
鲁迅先生先前是想通过用医术救人，后来他意识到我们的国家病了，需要所有的人的觉醒，他充当了国家的医生，文章的批判就是治病。
我们应理解鲁迅批判国民劣根性的苦心和特色。
特别要理解鲁迅毕生从事国民性批判的苦心”。
而这个用心和苦心，就在于“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或者说是通过揭露和批判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民族衰败的病根，为中国文化的转型寻找出路。
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主要特色，则在于在批判的同时又总是深沉地思考着民族的处境和命运。
什么是改造国民性什么是改造国民性改造国民性是指通过多种方式改变一个国家民众的共同性格、心理、思维和价值观等特质，以促进国家的发展和进步。
这一概念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涉及对国民精神状态的深刻反思与积极干预。
改造国民性的历史渊源梁启超的“新民说”梁启超在清末提出了“新民说”，强调通过教育、文化和社会改革来塑造新的国民形象。
他认为，中国要摆脱落后和屈辱，必须从根本上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的素质和能力。
梁启超的“新民说”为后来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的思想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他还积极参与了教育改革，推动了新式学堂的建立，倡导国民教育的普及。
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鲁迅是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杰出代表。
他通过文学创作和杂文，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如精神胜利法、卑怯与奴性、麻木与迷信等。
鲁迅认为，要改变中国的命运，必须从改造国民性入手，唤醒民众的自我意识和斗争精神。
鲁迅的作品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通过生动的故事和人物形象，揭示了国民性中的种种弊端，激发了人们对自身和社会的反思。
他的批判不仅仅是对国民性的否定，更是一种对未来的期望，希望通过揭露问题，引导人们走向自我觉醒和社会变革。
胡适与国民性改造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主张通过科学、民主和理性的教育来改造国民性。
胡适强调，要从人（国民）的角度探索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的道路，通过“整理国故”和“再造文明”来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和思维能力。
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精神，鼓励人们用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他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的教育和民主的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国民性的改造，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改造国民性的现实意义促进国家发展改造国民性对于促进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民族的进步不仅取决于经济、科技和军事等硬实力，还取决于文化、教育和国民素质等软实力。
从_呐喊_看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以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为世人所熟知。
在他的文化批评中，他常常关注国民性这个话题。
他在《呐喊》一书中通过对中国社会现象的观察，深刻反思了中国国民的性格特点和社会进步的可能性。
本文将从《呐喊》中探讨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
首先，鲁迅在《呐喊》中对中国国民性的揭示主要体现在对人的本性的思考。
他指出中国人在封建社会的长期压迫下，形成了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即“一切对外表现好，对内可能恶”。
这种伪装本质上是对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鲁迅用“心怀害人之心，佩害人之刀”来形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暗示了中国人对他人的不信任和敌视。
他认为这种国民性格是中华民族血脉中的一种遗传本性，“[中国人]短骨节而有法力，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出自《阿Q正传》）。
这个观点反映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深度思考，他认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是源于文化和历史的产物，是中国人民集体记忆的反映。
其次，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还体现在对社会现象的评价上。
鲁迅通过一系列的小说、散文描写了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贪污、腐败、虚伪等，揭示了人们的养成方式与国民性的关系。
他认为这些社会现象往往是在中国人的国民性格形成的基础上滋生出来的。
他从道德层面出发，反思这些现象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危害，并呼吁人们要意识到这些问题并加以改变。
例如，《狂人日记》中，他运用夸张的手法描写疯人的内心独白，带出了中国社会的种种荒谬和愚昧。
他通过这样的方式，呼吁人们要正视自己的国民性格，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此外，鲁迅对国民性的思考还表现在他对文化传统的批判上。
他认为传统文化中存在着诸多的陈规陋习，这些陈规陋习束缚了人的思想和行为，成为国民性格不可或缺的一环。
他具体地指出了孝道观念的负面影响，批判了儒家文化对个体意识的压抑，提出了“革命的孝道”等思想，提倡个体解放。
在《呐喊》中的《无常》一章中，他运用现代主义的手法犀利地揭示了娶给人们带来的束缚和痛苦，对中国女性的压迫和迫害给予了强烈批判。
2014.10学教育14文学评论《孔乙己》主题研究综述倪子惠程永艳（浙江科技学院人文与国际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23）[摘要]鲁迅先生《孔乙己》发表近百年来，学界对它的阅读研究从最初的感性认知到后期的理性建构，期间出现过争鸣，亦曾受“共名”时代影响。
本文对其主题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归纳，发现其研究不外乎“同情说”、“凉薄说”、“封建批判说”、“多余人说”和“国民性批判说”五种。
[关键词]鲁迅；《孔乙己》；主题研究；综述一、“同情说”1923年《北京周报》第59期，署名为“昏迷生”的作者撰写《周树人氏》一文，对《孔乙己》作出“作为创作家同时又是社会改革家，他在其作品里浓厚地表现出这种色彩，《孔乙己》等就是其中一例。
因为他非难了许多中国人对于过去旧中国的留念，而把这种留念贬得一文不值”的评价。
这是首次有读者开始触及思想内涵，之前的阅读大多将其视为具有“奇绝构思”和“言简意深”的艺术品，对其思想内涵并未涉及。
这一时期对《孔乙己》评价远未上升至理论高度，读者们对其多出于感性的自我认知。
关于孔乙己，废名曾于1924年4月13日《晨报副刊·呐喊》一文说：“我读完《孔乙己》之后，总有一种阴暗而沉重的感觉，仿佛远远望见一个人，屁股垫着蒲包，两手踏着地，在旷野中慢慢地走。
我虽不设想我自己便是这‘之乎者也’的偷书贼，但我总觉得他于我很有缘法。
”一句“很有缘法”，说出了同为知识分子的废名对孔乙己的感同身受。
此可作为读者，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读者，容易对孔乙己这个特殊的悲惨旧派知识分子产生同情的明证，本文将其概括为《孔乙己》主题研究之“同情说”。
“同情”包含研究者对孔乙己之同情和小说中鲁迅对“孔乙己”这类知识分子的同情。
1940年欧阳凡海就有过“我们知道鲁迅的同情是全在孔乙己这边的。
孔乙己是一个无害而纯真的人物。
他之所以不能在社会立足，只因为他不能进学，不会营生，好喝酒，懒做事，有时不免偷一点小东西，除此之外，他对旁人，对社会确实没有大害处……”这样的论述。
鲁迅：一个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人物汪晖，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1996年应邀出任《读书》杂志执行主编至今。
80年代初，汪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现代文学史家唐先生，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一书被认为是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作品。
1997年，汪晖在《天涯》杂志发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引起中国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广泛讨论。
此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当代中国问题的文章，并被视为中国“新左翼”的代表性人物。
他的若干作品被译为不同文字。
英文著作《中国的新秩序》出版后又被译为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在国际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他的韩文著作《新的亚洲想象》、日文著作《作为思想空间的现代中国》等在不同语境中引起关注。
2004年，汪晖的代表性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四卷本)出版，该书先后被《亚洲周刊》、《中华读书报》和《书城》杂志评选为2004年度“十大好书”、“十大社科图书”和“年度图书”。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今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0周年纪念日。
回顾20世纪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或文学家像鲁迅这样影响深远，以至于我们今天仍旧不能回避谈论鲁迅的意义。
但是，自“文革”结束，对于鲁迅的批评和反思，波澜迭起，从来没有消停，这种种围绕鲁迅形成的争论，又是我们今天谈论鲁迅时无法绕开的话题，所以就从这些争论谈起吧。
汪晖(以下简称汪)：让我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谈起。
毛泽东说鲁迅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最可宝贵的品质。
他认定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鲁迅的著作和《红楼梦》是两个特殊的领域，不但可以阅读，而且为了配合“文革”的需要，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比如为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全国各大高校的现代文学领域最主要的老师都卷入其中，一度很多工人积极分子也参与注释工作。
在20世纪找不到任何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文本受到如此大规模的研究和考订，包括毛泽东、孙中山的著作。
《阿Ｑ正传》：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摘要：鲁迅去世七十多年了，《阿Q正传》的本意，仍一直困惑着人们。
鲁迅先生画出阿Q这样“沉跌的国民的灵魂”，是“批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是“形象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还是告诫人们“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以启蒙国人对民族传统的理性自觉?孰是孰非，按鲁迅先生说的，“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如果牵强附会，虚悬一个“批判”说，“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关键词：《阿Q正传》本意改革国民性鲁迅先生逝世前不久，在一封通信里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了解者不多。
”(《致沈西岑》)鲁迅去世七十多年了，《阿Q正传》的本意，仍一直困惑着人们：鲁迅先生画出阿Q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是“批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高中语文《阿Q正传》“预习提示”语)，是“形象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江苏中等职业学校语文《阿Q正传》“阅读提示”语)，还是告诫人们“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以启蒙国入对民族传统的理性自觉?孰是孰非，按鲁迅先生说的，“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题未定”草·七》)。
如果牵强附会，虚悬一个“批判”说，“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同上)。
先就“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看。
鲁迅先生的前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评判人生、以启蒙家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的：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
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选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
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途。
(《热风》六十二，一九一九年)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愚弱的国民”)的精神。
(《(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鲁迅的改革国民性思想及其失败死后被尊为“空前的民族英雄”的鲁迅，在青年时代就从提倡文艺运动的失败中反省，看见了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1]他又感叹“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而“孤独的精神的战士，虽然为民众战斗，却往往反为这‘所为’而灭亡”。
[2]其实鲁迅自己就是这样一位少有的失败的英雄，失败于所为乃是他几乎命中注定的莫大的悲剧。
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一切真正的英雄”“其命运只能是悲剧性的”，[3]而这种悲剧性本质上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
[4]鲁迅毕生都在寻求着、践履着救国救民的道路。
“锲而不舍”地想利用文艺的力量改革国民性，由“立人”而建“人国”。
他作为自觉的“精神界之战士”的战斗一生，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他的悲剧性则表现为这个要求不仅在他生前而且在整个20世纪屡遭挫败，而在他生前身后对他的不实的毁誉也就是这种悲剧性的重要表现。
今天，在21世纪第一年纪念鲁迅的时候，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更应该认识他的伟大，同时不能不深感悲哀。
一国民性问题自20世纪初即受到中国第一代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重视。
1902年梁启超创立“新民”说，倡导“道德革命”，1915年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表《敬告青年》等文章，都系统阐述了改造国民性的理论主张。
鲁迅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就是在日本弘文学院开始的，几乎与梁启超同时，但他思考的重点不是构建理想国民性的体系，而是挖掘现实国民性的弱点和病根。
否定性思维和韧性的战斗是他独具的特质。
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感情最热烈，认识最深刻，批判最彻底，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后期比前期有发展，但执着于改革国民性的思维方式和奋斗目标始终没有改变。
鲁迅没有系统论述中国国民性的宏篇大著，他对国民性弱点或曰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主要通过小说和杂文进行。
写阿Q就是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5]其他文学形象，包括“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6]也莫不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改革国民性的总主题。
评析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及其价值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家之一。
作为一名文学家、思想家以及政治家，鲁迅的思想影响力深远。
他的思想不仅仅反映着近代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还深刻反映了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性思想。
这篇文章旨在评析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性思想及其价值。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批判显而易见。
他强调机械的知识技术，并且主张将实践和知识结合，发展国民素质。
他斥责父权思想侵蚀了近代中国国民的学识和价值观，提出以在务实和科学价值观的指导下发展卫生、教育和技术来改善民众的生活质量，为国民的团结起足色的作用。
其次，鲁迅认为社会责任和社会公正是革命成功的基础。
鲁迅指出，在国家制度变革中，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必须以社会公正和社会责任为前提。
他提出，要推动共和国主义的发展向前，必须有一个完善的政治体制，一个实行社会公平和社会责任的社会体制，以及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制。
此外，鲁迅还赞扬了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他提出“不科学的文化是脆弱的，无法实现中国的发展”，以此强调科学的重要性。
他提倡运用科学技术，发展实践技能，培养全民参与公共实践的意识，激发群众的创新能力。
最后，鲁迅的思想也主张以实际行动来坚持国家自主发展目标。
他极力反对殖民主义政策和地缘政治，先后发表文章，谴责美国、英国等列强在中国的虚伪扩张行径。
他主张在国内考虑中国实际情况，通过改革发展，实现真正的国家独立，以及国家统一。
综上所述，鲁迅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贡献。
他的思想不仅反映了中国近代人民的思想观念，还深刻反映了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性思想及其价值。
他的思想强调了机械的知识技术的学习，他提倡实践技能的发展，他鼓励国家自主发展，这些思想深深影响了中国国民性，具有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鲁迅小说国民性浅探作者：朱志成张云鹏来源：《大经贸》2017年第05期【摘要】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在我国文学发展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
同时，他还是一位思想家，鲁迅小说中有关我国国民性的思考非常深刻，在《呐喊》所收录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当今国民身上，仍然或多或少存在着某些国民劣根性的痕迹，对鲁迅小说国民性的探索与研究，对当今这个时代，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鲁迅小说国民性探究一、近代启蒙思潮对鲁迅的影响鲁迅正值青年时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中国惨败给日本，洋务运动宣告终结。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运动便异常猛烈地开展起来。
首当其冲的是，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论事变之函》、《原强》等作品，率先表达了国民意识，并指出，只有提高国民的精神素养，才能够救国图强。
他在《原强》里列举了导致国家灾难的缘由：民德已衰，民智已低，民力己散，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策略，以拯救国家，那就是：汇聚全国的民力、民智、民德，只有上下同心，才能众志成城，才是强国之本，而这其中尤其以民智最为重要。
严复的这些进步言论，对于其后兴起的国民性改造思潮，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在此基础上，创造了“新民”学说。
梁启超的“新民”学说，极大地影响了处于成长中的“五四”一代，对于后来五四时期国民性批判主题产生了重要影响。
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近代启蒙主义思想，对鲁迅的创作思想影响很大，这与他经历过风雨飘摇的晚清社会，受到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
鲁迅从晚清知识分子那里获得了许多这方面的思想积累，这些积累也成为他国民性批判思想系统里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鲁迅小说在本质主义视域下的国民性看看鲁迅几篇小说。
《祝福》中祥林嫂的孩子阿毛遭遇不幸，她见人就说自己的可怜遭遇，想从中得到人们的同情，从心理上得到慰藉。
恰恰相反，对于祥林嫂人们都是唯恐躲避不及，甚至是厌烦，可见人们的冷漠。
《风波》中的七斤，在复辟运动时被人剪掉了辫子，为此受到赵七爷的辱骂与恐吓。
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否丑化了中国⼈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是否丑化了中国⼈鲁迅是现代⽂学研究的焦点，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因为鲁迅所提供的精神⽂化资源是那样深厚，可以从不同的⾓度不断地挖掘、理解、与诠释。
鲁迅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民族⽂化的象征。
在⽂化转型艰难的探索中，鲁迅独异的⽂学现象，以及对传统⽂化的批判、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和思考，都给⼈以深刻的启迪。
是可以不断引发问题意识的思想动⼒源。
据说，英国⼈宁可失去印度，也不愿失去莎⼠⽐亚。
鲁迅对于我们民族的现代⽂化也有类似于莎⼠⽐亚之于西⽅⽂化的经典价值，⽽且鲁迅的影响是更为现实的。
现今读鲁迅杂⽂和⼩说，给⼈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对国民性的猛烈批判。
他的杂⽂和⼩说时时不忘揭露批判我们中国⼈的劣根性，如：奴性、⾯⼦观念、看客⼼态、马虎作风、⿇⽊、卑怯、⾃私、狭隘、保守、愚昧等等，这些在鲁迅笔下都被揭露⽆遗。
“论时事不留⾯⼦，贬锢蔽常取类型”鲁迅⾃评。
有的⼈可能并不了解鲁迅所批判的国民性的具体内涵，也不了解鲁迅是在什麽背景下进⾏的这种批判，所以直观地对鲁迅的批判⽅式反感，不能接受，甚⾄担⼼会丑化中国⼈，伤害民族⾃尊和⾃信。
鲁迅的确毕⽣致⼒于批判国民性，毕⽣攻击、贬低民族传统⽂化，丑化中国⼈，这对于凡事都⽐较讲⾯⼦、讲中庸的普遍的社会⼼理来说，的确不合，⼜特别有悖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
但作为⼀个清醒⽽深刻的⽂学家，⼀个以其批判性⽽为社会与⽂明发展提供清醒的思想参照的知识分⼦（在此意义上，西⽅⼈只承认中国只有⼀位知识分⼦，那就是鲁迅）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真是我们民族更新改造的苦⼝良药。
因此，重要的是理解鲁迅的⽤⼼。
如果承认鲁迅的批判是出于启蒙主义的⽬的，⽽启蒙⼜是我们民族进⼊现代化必经的“凤凰涅槃”的需要，那麽就不会再担⼼国民性批判会丧失民族的⾃尊，相反，会认为这种批判正是难能可贵的民族⾃省，是⽂化转型的前提和动⼒。
我们读闻名中外的《阿Q正传》，看⼩说中“丑陋的中国⼈”的代表，有时会不舒服，甚⾄感到恶⼼，因为这真是给我们揭了短，漏了丑。
鲁迅与萧红国民性批判的路径探析作者：张文斌来源：《语文学刊》 2015年第11期张文斌（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芜湖241002）［摘要］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创作追求以及师承关系，形成了鲁迅与萧红创作的共同底色，但在具体创作中对国民性批判的切入点却大不同。
鲁迅是进化时间上的文化批判，萧红则是在空间视域中叩问生命意义和价值。
论文以鲁迅、萧红二人小说为例，试析他们国民性批判的不同路径。
［关键词］鲁迅；萧红；国民性［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5）11-0084-021902年，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强调“启迪民智”。
随着“五四”新文学的深入，追求“启蒙”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一大价值取向。
鲁迅小说创作以勾勒“沉默的国民灵魂”“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为旨，重在对国民性的审视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自觉担负着启蒙的重任。
萧红继承了鲁迅“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理念，把文学表现的对象聚焦在了“人类的愚昧”上。
对社会和国民性的批判，是鲁迅与萧红创作上的最大共性。
但正是在致力于这共同的目标时，二人的思考路径却有着大不同。
一、鲁迅：进化时间上的文化批判时间暗藏着人类的生存密码，是考察社会文化变迁和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维度。
在近现代中国图强的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中国传统循环往复的时间观逐渐被进化的线性时间观所替代。
“在西方的入侵和东方民族意识觉醒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时间滞差。
”［1］15在进化的线性时间的观照下，中国的传统自然落入“旧”之列，进而遭到“五四”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与批判。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掘墓人和中国现代文学开创者的鲁迅，也无法完全跳脱这一时间观的窠臼。
例如，在《呐喊》《彷徨》中，鲁迅就是用进化的眼光去开启他国民性批判的启蒙道路的，通过对“旧”的劣根性的审视和鞭挞来追求健全之人格。
但是，鲁迅作为一个先行者，加之从“旧”入“新”的个人成长历程和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在中国历史—现实的发展进程中，他得见中国传统文化之弊和中国人民特别是作为大多数的农民之愚；在对西方思想文明的学习和探索中，他又洞见了“现代性的悖论”，以其自身敏锐的时代感和对社会深刻的思考，或以包含乃至超越了盛行于时的线性时间观。
中国脊梁手抄报模板初一在有关鲁迅思想的研究中，大量的成果集中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
冯骥才在《收获》上发表的《鲁迅的“功”与“过”》中认为，鲁迅作品的成功之处即在于独特的“国民性批判”，“在鲁迅之前的文学史上，我们还找不到这种先例”，但这不过是“源自1840年以来西方传教士”的舶来品，鲁迅从中受到了启发和点拨，却没有看到里面所埋伏着的西方霸权话语。
冯骥才进而认为鲁迅没能走出“西方中心主义”和被西方人认作经典的以审丑为主要特征的“东方主义”的磁场。
这一度引起了学者们的激烈争鸣。
陈漱渝在《由〈收获〉风波引发的思考》和《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中认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的确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影响。
然而，“鲁迅展示中国人的丑陋面，并非印证西方侵略者征服东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在展示种种丑陋的过程中渗透了作家的忧患意识和否定性评价，使读者在否定性的体验中获得审美愉悦。
”黄川在《亚瑟·亨·史密斯与东方主义》中重点分析了“东方主义”一词的含义和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详细情况，指出冯骥才把“东方主义”加之于鲁迅的头上是“轻率的、不科学的”。
由论争引发，对国民性问题的研究被导入了十分广泛、深刻的领域。
对于鲁迅国民性批判思想形成的渊源，日本学者北冈正子的《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由来》以翔实的史料证实：鲁迅留日时期与许寿裳关于国民性的探讨，是受到当时弘文学院院长加纳治五郎与中国学者杨度关于国民性讨论的直接触动。
潘世圣的《关于鲁迅的早期论文及改造国民性思想》认为，“青年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问题，其实与近代西方，明治日本，他的先辈思想家如梁启超以及与他同时代的留日学生有着多样的联系，鲁迅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他的时代，他的周边世界的精神倾向。
”。
一、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形成(一)鲁迅个人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鲁迅后来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893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科场贿赂案入狱，父亲周伯宣被革去生员头衔，从此周家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母亲带着年幼的周家兄弟到亲戚家避难，那些势利的亲戚居然说他们是“要饭来的”。
父亲得病后，小小的鲁迅有三四年的时间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从比自己高出一倍的当铺柜台外送上典当的衣物首饰，在世俗的轻蔑声中为治父病而奔波。
作为长子的鲁迅不仅要承担起一部分沉重的家庭生活负担，还要承受着一些居心不良的亲戚、乡人的流言误语。
家庭的突然变故，使鲁迅如“掉在冰水中”。
世人的势利、冷漠给了年少鲁迅最初深切具体的感受。
为此，鲁迅想去寻找为S城所詬病的“另一类人们”，就去南京追寻“理想的人性”。
然而，南京学堂“乌烟瘴气”的人和事太多，让人总觉得不舒服。
这里既有水师学堂高年级学生“螃蟹式”的趾高气扬、官人姿态，以及校内“关帝庙”之类的愚昧迷信，也有矿路学堂教员不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的无知。
“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
在日本，寻求“别样的人们”的鲁迅看到醉生梦死的“清国留学生”，让人觉得“东京也无非是这样”。
在仙台医专的电影中见到“久违的许多中国人”，然而他们“强壮的体格”却“显出麻木的神情”。
“幻灯事件”给了鲁迅强烈的刺激，使逐渐走向成熟的鲁迅真正懂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由此看出，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源于其灵魂深处的人生体验。
(二)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改造国民性思想是清代末年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都对这个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
甲午战争后，严复认为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之故也”，提出“近日政要，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原强》）。
严复的主张旨在改造中国国民性的孱弱性，目的是振作中国人的精神，进而振兴中华民族。
严复的观点启发鲁迅思考国民性问题。
康有为的《实理公法全书》：人的本质不仅存在于人与自然的统一中、人的灵与肉的统一中，还存在于人与人的统一之中。
康有为致力于建立一种合乎于“实理”和“公法”的理想人性的社会。
他把人的个性自由称之为“人各具一魂”，“人有自主之权”。
康有为的观点已经接触到了人的平等和人的自主权利的真正现实问题。
他的主张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相反，而是倡导个性、民权。
此外，康有为从解说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出发，阑述了人性可变，故而应该因势利导的发展观点即国民性的改造应该以“国民性之所利而利导之”。
在认识“国民性”问题上，梁启超对鲁迅的影响很大。
梁启超的革命思想中有比较系统的人学思想。
1896年，梁启超发表于《时务报》上的文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吾今为一言以蔽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
这体现了“新国民”先从教育入手的思想。
1900年，梁启超在发表于《清议报》上的《呵旁观者文》中，深入地批判了那种对国家、民族漠不关心的态度，他把中国人的劣性归结为“旁观”二字，并列举了六种“旁观者”：一是“无脑袋之动物”的“浑沌派”；二是自私自利的“为我派”；三是只知道“咨嗟太息痛哭流涕”的“呜呼派”；四是名为旁观实为“后观”的“笑骂派”；五是认为天下没有什么应该做的事，无所作为的“暴弃派”；六是观望等待的“待时派”。
这实际上概括了中国人保守而缺乏进取精神的国民特征。
梁启超认为这些旁观者是“人类之蟊贼，世界之仇敌”。
鲁迅更是入木三分地揭露和批判这类旁观者的丑恶，在《阿Q正传》、《祝福》、《示众》、《复仇》、《铲共大观》等小说、散文、杂文中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旁观者”和“看客”的卑猥形象。
在批判国民性弱点中的“奴性”方面，鲁迅的思想与邹容的观点一脉相承。
邹容在《革命军》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例，剖析了他们的奴隶根性:“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中国人造奴隶之教科书也。
”邹容说:“吾谓宴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者无所往而非奴隶。
”“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
”对于扫除中国人身上的奴隶性，邹容提出“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这也”。
“吾愿我同胞，万众一心，支体努为，以砥以砺，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
”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对中国的历史概括为:“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
鲁迅的老师章太炎提出的用革命消除民族性格中的怯懦、诈伪、浮华，用革命祛除国民的“畏死心”、“拜金心”、“退却心”的主张。
鲁迅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深刻启迪，一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和探索。
(三)鲁迅受到国外研究中国国民性著作的深刻影响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今译《中国人的素质》)，对鲁迅的影响很大。
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同他的老友许寿裳探讨国民性时已读过此书。
史密斯在华传教22年，熟悉中国文化、中国人习性和中国的风土人情。
他认为中国人国民性的根子是“面子观”，中国人重体面、重形式而轻事实，爱说漂亮话，讲排场，颇有些“做戏”的味道。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说面子》中谈到，外国人以为面子“这一件事情，很不容易懂，然而是中国精神的纲领，只要抓住这个，就像二十四年前的拔住了辫子一样，全身都跟着走动了”。
史密斯谴责中国的“二十四孝”违背人性，是造成早婚、贫困、纳妾等一长串弊端的原因。
他还郑重指出:如果保守主义不遭到重创，那么，中国怎么可能调整自己，去适应本世纪最后25年的全新环境呢?如果中国民族继续将过去时的一代奉为神明，中国怎样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史密斯的这些论述对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以至鲁迅逝世前14天还念念不忘。
鲁迅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赞美，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26年7月2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记录了鲁迅购买到安冈秀父的日文著作《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的时间是1926年7月2日。
鲁迅记下了他对这一本书的意见:“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与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
”从这一篇日记可以看出鲁迅基本上同意安冈秀父在书中对中国人的批评意见。
安冈氏所列中国人的十条毛病也大抵切中要害。
(四)鲁迅受到日本国民性讨论热潮的深刻启发鲁迅明确地使用“国民性”这一概念，从国民精神的角度思考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始于留学日本后。
日本明治时期的国民性大讨论热潮，对鲁迅具有直接的影响。
日本人通过国民性大讨论，达到了认识国民特性、发扬国民精神、强盛国家的目的。
这时置身于思想启蒙和文艺活动中的鲁迅，每天跑书店、书摊，搜集书籍杂志，读报读书，直接感受并接受了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
处在日本明治的思想文化空间，感受到日本民族强烈的自省自强、开拓进取的时代氛围的鲁迅却面临祖国挨打受辱日益衰退的危机。
具有强烈爱国精神和民族自尊心的鲁迅自然地要探讨如何使中国富强的问题。
在仙台学医时，鲁迅和好友许寿裳经常讨论“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他的病根何在?”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
二、鲁迅批判国民性的具体表现(一)国民性中的奴性人格国民性弱点的奴性人格表现为麻木不仁，混沌无知，愚昧落后；自私自利，冷漠缺乏是非观与同情心，甘当看客；糯弱苟且，自欺欺人，自我安慰；自我压抑、生命力萎顿，丧失活力和热情；墨守成规，抗拒变革；尊家族、重门第，尚血统；等级观念重，官瘾大，主奴根性深；疲沓，懒散；狡猾，欺弱怕强；怯弱，逆来顺受等。
凡此种种，其核心就是“奴隶性”，典型代表人物是阿Q。
阿Q作为鲁迅笔下国民劣根性的集中负载者，显示着在等级社会在下人性的扭曲。
阿强的“精神胜利法”是在面对种种压迫，一再失败，无力反抗时的一种精神退路，它来自失败者的奴隶生活，是奴隶心态的一种表现。
阿强“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是卑怯和奴性心理的混杂，这是封建思想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长期奴役人民大众的结果。
阿强生活在未庄社会底层，名字都没有，物质生活贫乏，常遭人欺诈。
阿强愚昧落后，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认为是一件羞耻事。
阿强糯弱苟且，自欺欺人，欺弱怕强。
阿强遭到假洋鬼子的欺侮，自欺欺人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欺负尼姑来转移自己的屈辱。
阿啊疲沓，懒散，狡猾。
穷困的阿强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了就耍无赖。
阿强冷漠麻木。
他把进城看杀人犯作为向乡民炫耀的事。
阿强墨守成规，抗拒变革。
他维护“男奴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撒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后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
鲁迅在阿强身上画出了“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揭露了种种国民性弱点。
(二)看客的变态心理鲁迅把各种旁观者和看客对人事的冷漠麻木的“陋劣”当作国民性弱点的一个突出的重点来揭露和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