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意义——非线性历史发展观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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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1月 Vol. 25 No.1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Jan. 2003
────────── 收稿日期:2002-10-16 作者简介:孙厚生(1957-),男,山东海阳人,唐山师范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史学博士。 - 51 -
历史学研究
“制度化”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意义
──非线性历史发展观散论
孙厚生
(唐山师范学院 史学研究所,河北 唐山 063000)
摘 要:在西方,制度史的研究始于19世纪,到20世纪又形成了制度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制度史和制度
经济学的研究逐渐赋予了“制度化”在历史过程中的动力学意义。考察制度史和制度经济学有关研究的发展,从
中可以看到历史发展观由进化的直线发展观向非线性发展观的变迁。比较人类曾经有过的进步史观、循环史观和
倒退史观,可发现只有进步史观是历史过程本质的反映。围绕人类历史的进步发展,先后形成过进化论的单线发
展观和多线发展观的理论模式,但根据当代科学的发展,非线性才是对进步史观的最佳解释。在非线性历史发展
观中,“制度化”有着特殊的意义。从非线性的角度说,“制度化”乃是历史发展道路得以实现的基本途径。
关键词:制度化;非线性;非线性历史发展观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3)01-0051-10
一、何谓制度
“制度”(institution),和“体制”(system,也
译为“制度”)不一样,institution在英语里主要有
三层意思:(一)服务于宗教、教育、社会等目的的
社会机构,如议会、教会、学会等,在合适的情况
下,也可译为“组织”;(二)已经确立的法律、规
则和习俗,如经济制度、婚姻制度;(三)导致某一
事物制度化的行为[1](P493-494)。而system,其主导意
义是系统,它的“制度”含义在是指一种社会的既
成秩序,社会体制,如社会主义制度、政治体制。
在历史学中,制度史的研究开始于十九世纪。
早在十九世纪前半叶,一些德国史学家出于两个因
素,对制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是法国大革命
破坏和废除了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在欧洲引起
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二是制度本身是
一种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并且深入到人类社会生
活的底层。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在风俗、习惯、
思想、兴趣、宗教、法律等方面的结晶,最能说明
一个时代的特征。十九世纪的制度史研究受那个时
代日益扩展的进化论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认识:
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制度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成长
起来的。制度是历史上最耐久的东西,制度史学者,就像古生物学家那样,能够从残存的历史遗迹中把
过去的制度复原出来。[2](P493-494)
谈到制度的成长,就需要“制度化”这个概念
了。所谓“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其含义主要
是两个:(一)使一种行为成为一种规范或原则;(二)
以某种固有的制度规范人的行为。[1]在这两层意思
中,第一层意思表述了鼓励制度创新,使创新行为
制度化的意义;第二层意思则强调制度约束,反映
的是将人们的行为纳入一种既定规范的意义。这两
种意义在制度史研究的不同时期起过不同的作用。
在十九世纪,制度史学家研究的主导倾向是把制度
看作是一种过时的、失效的东西,主要从起源论的
角度,探讨制度的起源。如十九世纪德国、法国、
英国的史学家所关心的主要课题是欧洲封建制度的
起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制度经
济学,用结构分析或制度分析的方法,分析和说明
社会经济问题和发展趋势,分析研究从远古以来和
经济有关的各种制度的变化过程。制度经济学特别强
调的是“制度趋势”对人类生活的重要作用。“制度
化”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在制度学派看来,制度是思想和习惯长期积累
的产物。他们认为,人类在社会中的生活,正如同第25卷第1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第1期
- 52 - 其他的生物一样,都为生存竞争规律所支配;在人
类制度发展史中,已经取得的进步和正在取得的进
步,可以概括地说是在经历了自然淘汰后最适应生
活的一些思想和习惯。制度演进过程,也是个人在
不可抗拒的环境面前的强制适应过程。制度学派还
认为,和经济生活有关的各种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
的根源,同时,它也受经济发展的制约。社会经济
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制度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的
发展,社会环境不断变迁,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也
在不断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度学派又有
进一步发展,他们在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问题
的同时,强调制度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并
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设想。[3](P534-535)20世纪70-80年
代,在美国又兴起了道格拉斯·C·诺思为代表的
新经济史学派。新制度经济史学,进一步赋予了制
度变迁一种动力学的思想。
二、道格拉斯·C·诺斯的新经济史研究
道格拉斯·C·诺思(1920-),美国著名经济
学家,力倡运用当代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即最先进的
经济理论来重新解释历史。其理论创新与研究实践,
主要体现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
增长》(与兰斯·戴维斯合著),1973年出版的《西
方世界的兴起》(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4]和1981
年出版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5]由于诺思在
新经济史领域的突出贡献,被授予1993年的诺贝尔
经济学奖。
一般来说,人们在解释经济增长时所考虑的主
要因素是物资生产诸要素的变化,例如一个时期流
行的技术创新理论和我们所熟悉的生产力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制度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在这种观
念下,似乎物资生产要素不变时,尤其是技术因素
不变时,生产率就无法提高。诺斯正是在这里,开
始其新经济史学研究的。1968年10月,诺斯在《政
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1600-1850年海洋运输
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作为这一时期的历史事
实是: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并没有发
生重大技术进步,但这期间的海洋运输生产力却有
明显提高。诺斯通过对海洋运输成本的多方面的统
计分析发现,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
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安全,船
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
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因
此,诺斯提出,在技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形下,
通过制度创新或变迁也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
增长。[5](P5-6)在此基础上,1971年诺斯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的增长》一书就明确指出传统的
经济增长理论因其没有考虑制度方面的因素而具有
局限性,认为应该冲破这种局限性,发展关于制度
变迁的理论。1973年的《西方世界的兴起》和1981
年的《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就是对这一观念的具
体实践。
制度变迁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在现代生活中是
常见的。诺斯所关心的一个重要事实则是欧洲专利
制度的确立对技术发明的推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
新技术被不断地发明出来,但发展非常缓慢,并且
时有间断。诺斯认为,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发展
新技术的激励仅仅是偶然的,通常,创新可以被别
人无代价地模仿,而发明创造者得不到任何报酬。
1624年,在英国诞生了第一部专利法《独占法》,
随着专利制度的逐渐完善,一套鼓励技术创新,提
高创新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激励机制才
被确立起来。商标、版权、商业秘密和专利法等的
目的都在于为发明者提供某种程度的排他性的权
利。该制度的实行,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了个人或团
体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18-19世纪各种专利的大
量增加,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欧洲工业革命过程中技
术创新的急剧发展。以英国为例,1760-1790年间
30年间获得专利的技术发明为976起,1800-1810
年10年间为924起,相当于前30年的发明。
1840-1849年10年间为4581起,已经相当于世纪
初10年的5倍。吴于廑先生论及工业世界的兴起及
其对农耕世界的冲击时,就用获得专利的技术发明
的迅速增长为例来论证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对
农业世界冲击的力度,极其令人信服。[6](P192-203)
三、制度史研究所蕴涵的历史发展观变革
仔细分析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
历史发展观的逐渐变革。十九世纪的制度史研究从
“成长”或起源的角度研究制度的发展,实际上是
以生物生长的规律比拟制度发展。在这种观念下,
人类社会有机体被比拟于生物的“器官”,人们相信
普遍法则的决定意义。如法国史学家丹纳
(1828-1893)曾这样说到:“有关人类的一切事实,
不管是肉体的还是道德的,都有其原因,并受法则
的支配;因此,一切人类创造——艺术、宗教、哲
学、文学以及道德的、政治的或社会的现象,都只
不过是那些必须由科学方法来确定的普遍原因所造
成的结果”[7](P159)。二十世纪前期的制度经济学,
认为人类的社会生活与生物的生活一样,受生存竞
争法则的支配,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发展与经济发
展相互制约的思想,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制度发展孙厚生:“制度化”及其在历史过程中的意义
- 53 - 过程的思想,都反映了进化论的基本观念。制度学
派的一些代表,也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一门进化论
的科学。但制度经济学又曾经提出,在社会发展中,
“过程”与“正常”是两个互相对立的概念,不能
认为凡是符合某一社会发展阶段的人为分类的现象
和范畴都是自然的,而把不符合这一发展阶段的人
为分类的现象和范畴看作是不自然的。制度经济学
的这一观点,对我们认识传统的历史发展过程理论
研究的局限极有启示意义。例如,在“五种社会形
态依次更替”的理论模式下,我们研究一个社会所
属的历史阶段,往往先根据理论说明确定其基本特
征,而后根据主观性很强的“过程”特征来为具体
的历史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忽略了其他
社会要素的存在,或把不属于这种主观认定的范畴
的因素视为非正常。例如,我们讲奴隶社会的历史,
往往有意识地忽略其中的非奴隶制因素。讲封建社
会,我们则忽略了其他社会因素的存在。对没有经
历过我们主观认定的依次更替的诸发展阶段的某个
阶段的民族或国家,我们则往往以特殊的发展道路
论之。制度经济学把过程与正常区别开来,并从这
一点出发,反对那种社会发展有不变的自然规律的
思想,认为这是经济学家在研究中所犯的一个根本
性的错误,这就实际上说明了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对
常规或“正常”过程的偏离与倾斜,从而实际上赋
予历史过程一种非线性的思想。
诺斯的新经济史研究进一步表明,在技术没有
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变迁或创新亦可实现
经济增长。早在1970年和1971年《西方世界增长
的经济理论》和《庄园制的兴衰:一个理论模式》
两篇论文(均与罗伯特·托马斯合著)中诺斯就明
确地提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因素
而非经济性因素。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
诺斯所要表明的中心观点则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
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4](P1)在《经济史
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斯则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触及
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诸多方面,试图运用
这一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
从历史发展观的角度看,制度变迁理论的意义
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分析模式,而且确实为
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念:将制度
变迁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突破了过去流行的决
定论的局限,为历史发展过程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