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诗会：朵渔诗歌的当代性

读诗会：朵渔诗歌的当代性作者：王光明来源：《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01期摘要：朵渔诗歌具有鲜明的“当代性”，这体现为他的诗歌介入和见证当代生存的愿望和能力。

他在诗中或与伟大人物对话，或回溯平凡祖先的一生，从中辨认当下生存的困境并汲取活在真实中的力量。

朵渔诗歌有很强的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能力，并不断走向开阔和博大。

但感时忧国情怀驱动下的批判书写和反讽诗学也成了他写作中的一把双刃剑。

当代诗歌的现实担当精神和诗歌的本体立场之间如何融合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关键词：读诗会；朵渔；当代性；感时忧国中图分类号：I2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1003306“当代性”和朵渔诗歌的“当代性”王光明：这学期我们以一系列当代诗人作为讨论对象，通过探讨这些活跃在诗歌现场、诗艺正在发展着的诗人诗作，去和当下诗歌对话，并思考新背景下何为诗歌、诗歌何为的问题。

本次我们讨论的对象是朵渔。

讨论文本包括：朵渔诗歌《河流的终点》、《听警察讲妓女被杀的故事》、《秋天带来怀恨的人》、《拉拉：最终的虚构》、《今夜写诗是轻浮的……》、《大雾——对话：索尔仁尼琴》、《高启武传》、朵渔随笔《追蝴蝶·后记》等。

陈培浩：我先介绍一点朵渔的情况。

朵渔，1973年出生于山东，原名高照亮，1994年毕业于北师大。

朵渔曾经是“下半身诗歌”代表，但是2003年朵渔对下半身的身体写作伦理有了反思，他的诗歌开始走向广阔和承担。

2008年以前，朵渔的名声主要是在诗歌圈内，但汶川地震时他的那首《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使更多诗歌圈外的人认识了他。

2009年，朵渔获得了华语传媒文学奖年度诗人奖。

朵渔同时还是一个文化学者，出版过《史间道》等著作；反而是作为诗人，他的诗集并没有正式出版过。

他的诗集《追蝴蝶》实际上是由民刊《诗歌与人》出版的，并无公开刊号。

朵渔在该书后记中称，他将用这种方式来出版他的全部诗歌。

他是一个有态度的诗人，是一个表里如一的诗人。

大学毕业后由于无法适应体制生存，遂辞职做自由撰稿人。

他是这个时代罕有的努力保持写作与生活同一性的诗人，因此他的诗歌才被认为创作了一种独特的尊严感。

我本人非常佩服朵渔诗歌跟现实短兵相接的能力，佩服朵渔诗歌中心灵跟坚硬现实对峙的紧张感。

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作品来探讨。

我为本次讨论寻找的一个角度是当代性。

当代性是一个近年诗坛关注较多的话题，孙文波正在编一个诗刊就叫《当代诗》，后来还在首师大搞过一次关于“当代诗”的专题讨论。

我原来对这个概念持保留意见，因为觉得在现代之外，后现代、当代这些接踵而来的概念都有边界不清的问题，引进诗歌后就更是如此。

但是，这个概念跟那些仅为争夺眼球、分享象征资本的泡沫概念还不一样，它虽没有清晰的边界，却有可贵的问题意识。

这个概念被使用、被讨论源于现代汉诗在审美和内容上持续更新的需要。

现代汉诗不是已完成的美学结晶，而必须在和新时代持续对话中完成对体制化话语的脱壳和美学更新。

在新世纪复杂的诗歌语境下，一方面审美自律性日渐成为某种体制化想象，甚至已经有大量的“先锋流行诗”（陈超语）；另一方面，很多人依然不惜牺牲诗歌的文类特点，一味强调诗歌的道德承担。

那么，究竟何为当代性，什么是当代诗歌值得探索的方向，显然有讨论之必要。

因此，虽然“当代性”跟当代文学的“当代”有纠缠，跟“后现代性”，“先锋性”同样有纠缠，即使它不足以成为建构文学史的概念，但依然不失为当下文学批评中的有效概念。

我所理解的“当代性”：“当代性”不是对“现代性”的绝对反叛和断裂，而是“现代性”在当下的深化和具体化。

另外，“当代性”跟“后现代性”可以没有关系，但不排除某些具有当代性的诗歌被阐释出后现代特征。

我理解的诗歌“当代性”就是有跟当代存在持续对话的强烈愿望，有能力见证当代的生存困境，在凝聚当代经验的过程中不离弃对诗歌本体立场的守护。

在生存和审美的双重前沿探索诗歌的新可能。

我理解的朵渔诗歌的“当代性”，它大概表现为三点：一、写作的自我反思和更新的能力。

朵渔曾是“下半身写作”的代表人物，上世纪末开始形成的身体写作伦理在世纪之交几乎演变为一个神话，“下半身写作”正是身体写作伦理在诗歌的延伸。

然而，2003年前后，朵渔却因为一场大病而意识到身体写作伦理的限度（固执于身体对写作既是一种打开，也是一种遮蔽），从而更新了自己的写作。

2008年的地震诗之后，很多人欣赏朵渔诗歌那种对抗性的质素，那种金刚怒目的一面；可是朵渔的写作追求非常自觉，他在次年发表的《爱虚构》组诗中呈现了另一面：在离乱之世中坚守爱的可能的一面，即“饮你的茶，但不饮你的恨”。

这些诗歌中朵渔的技巧细腻高超、修辞丰富，这是一种诗的态度；同时又思想深邃，深刻而不刻薄，更有一种可贵的文学态度。

二、朵渔诗歌自觉延续写作的承担姿态和知识分子传统。

九十年代特殊的文化语境中，痞子、混不吝、满不在乎等气质大行其道，“知识分子”成了被污名化的对象。

一时风气，那些本来都是知识分子者，都自称反对“知识分子”。

朵渔明确提出“诗人不该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可以看到他对于五四、十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传统的自觉传承。

九十年代以来，坚守、庄严和沉重经常变成被嘲笑的对象，似乎只有插科打诨才是人的本然。

但朵渔明确向这些说不，他说诗什么也不能承担，但可以承担虚无。

如此以写作/生活的同一性来强调承担，使朵渔获得在当代写作中的辨识度。

三、见证与愉悦的双重坚守。

诗的见证和诗的愉悦常常被割裂，它事实上涉及了诗歌与社会、诗与本体的关系，所谓大众化和纯诗化是纠缠二十世纪新诗史的一组关系。

介入社会的见证伦理往往忽视诗歌的本体要求，而文本愉悦的自律性伦理发展到极端，也渐渐丧失跟时代和存在对话的能力。

朵渔诗歌就有兼容二者的自觉：在见证一端，从思想、历史切入，希望用诗歌进入历史，为当下寻求一个解释，如《高启武传》；但在愉悦一端，他的写作在修辞和想象的独特性上同样突出。

《高启武传》中“我”想象跟已逝的爷爷同回童年，隔代对话，这是属于诗歌的想象力；而他诗歌丰富的手法，如“阶级的虚线”、“世俗的斜坡”等精彩同位喻的使用，使他诗歌的见证并不殃及诗的愉悦。

我先介绍这些，请大家讨论。

王飞：回应一下培浩谈的当代性，就朵渔的《河流的终点》来说，他以隐喻的方式提出一个纯粹当代的问题：人的存在意义如何安放？在前现代，，比如基督教背景下的，人除了现世的荣誉、职责，还有终极的意义守护和接纳。

在儒家伦理中，各阶层的人也都有命定的位置和存在意义。

只有当代，人的存在意义成了问题。

举个例子，九十年代之后，随着“劳动光荣”这种伦理逐渐贬值，普通劳动者只是在一种严重透支的国家政治伦理中还有名义上的存在意义。

实际上，普通劳动者除了是卑贱的劳动者，在大众的价值判断中没有什么荣誉和意义，成了当下价值尺度无法容纳的群体。

再者，当下的年轻人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时候，他们的父辈因为缺乏经济权威和技能，其生存信念和价值被背弃了，成为子女们最不愿成为的人，这些人的存在意义无处安置。

而诗人以一种宽厚、悲悯的情怀，不关心河流有着怎样不同的起源和性质，关心那些河流——不同的生命历程、命运、道路——是否被接纳的问题，事实触及“当代”的意义破碎图景。

见证当下的愿望和能力陈培浩：朵渔诗歌有很强的和当下生活对话的愿望和能力。

他的诗歌不但对正在发生的生活作出反应，而且往往能找到诗的回应方式，努力去敞开当下生活的复杂面相。

或许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他比较早期的一首诗——《听警察讲妓女被杀的故事》。

徐娜婧：我认同培浩师兄前面的说法：“当代性”趋于指向当下这层意思。

在读《听警察讲妓女被杀的故事》这首诗时，我一直在想，它的“当代性”体现在哪里？或许，从它的主题到措辞风格都相对的当代、当下，体现对当下社会中的常发事件、小人物命运的关注。

还有一种感觉，可能有些引申过度了，这首诗的整体风貌类似唐诗中的元白诗派，生活气息较浓厚。

这首诗的题目已经交代了内容——听警察讲妓女被杀的故事，“我”于是思考：这个妓女是否可能有其他命运结局呢？借着几行很有趣。

“一片云从山顶/翻过来，露出微雨的清凉/两只蝴蝶在木栏上/扇动着翅膀，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了”。

就整首诗而言，此前此后说的都是“听警察讲妓女被杀的故事”这一话题，中间跳开来插入这几行，再重新折回。

翻过山顶的云，蝴蝶的扇动，微雨的清凉，由这些组成的情境造成一种冰凉的触感，情绪方面倒是契合了诗情的需要。

若是没有这几行，这首诗肯定会黯然失色不少。

陈培浩：你讲得很对，这是一首口语诗，口语如何创造诗性，这里有点场景切换、蒙太奇的意思，一片云从山顶/翻过来的“翻”字就可以看出语言功力。

王飞：中间这几句确实有意思，诗人在具体的情境中思索这个妓女的命运，这是一个群体普遍性的悲剧，无可避免，即便蝴蝶扇动翅膀——象征着可以引发风暴等巨大、未知的后果并改变未来——结果仍是一样。

王光明：我也觉得“一片云从山顶/翻过来”这一段写得很好，但为何要有最后几句“这老兄/一边写诗，一边办案，死与抒情/正如黑暗融进黄昏的光里”呢？前面写妓女被杀，并且“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了”的命运，都非常好，但后面似乎有点冲淡主题了。

陈培浩：我是这样看的，我恰恰是喜欢最后这几句。

底层写作是新世纪以来非常热门的话题，但诗歌如何去书写底层？如何不被道德所绑架，写出事物应有的复杂性呢？一个妓女被杀了，可能有人会写妓女的悲惨，有人会写凶手的残忍，有人会写社会的冷漠。

朵渔虽用极平淡的口吻，但他在追问，她的命运是否有另一种可能。

然后他说：没有，不能有另一种结局！为什么没有，最后几句或许就是答案。

写诗的警察在此有两种身份：作为诗人，他也许是人道的、悲悯的；但作为警察，他显然不可能以诗人的立场去办案。

人总是在某种社会身份中被格式化，被循唤出某种人格。

诗人和警察的身份同存于一人身上，它提示着一种暧昧性——“黑暗融进黄昏的光里”，这也是一种光明和黑暗的过渡状态，这种复杂的交织恰恰回答了何以她的命运没有其他结局。

王光明：可是一首短诗，主题太多，力量就散了，这是值得思考的。

彭应龙：我觉得《听警察讲妓女被杀的故事》中间写到云和蝴蝶的几句，写的是当时诗人眼前的实景：也就是诗人琢磨着“会不会有/另一种结局”的时候，他看着眼前的景色，沉思了一会，又想“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了”。

最后的结尾“这老兄/一边写诗，一边办案，死与抒情/正如黑暗融进黄昏的光里”倒未必是对警察的反讽，而有可能是对诗的反讽，“一边写诗，一边办案”是说写诗的这个身份无法改变他警察的这个身份，“抒情”总是无力的。

这和《今夜，写诗是轻浮的》的结尾构成呼应：“当我写下语言，却写不出深深的沉默。

/今夜，人类的沉痛里/有轻浮的泪，悲哀中有轻浮的甜/今夜，天下写诗的人是轻浮的/轻浮如刽子手，/轻浮如刀笔吏”，二者都有一种对诗歌写作本身的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