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和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观

历史唯物主义和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观陈映霞 哈贝马斯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理论能够解释社会进化或者哪怕仅仅是做相应的构想。

无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角色理论、学习理论或者系统论,都只能证明自己在既定的现象领域中比在其他现象领域中是更适用的,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创立一种具有丰富内容的和可以加以检验的社会进化的理论①。

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在社会运动和阶级冲突的领域中做出了较好的解释,却没有实现它自身所树立的宏伟目标———“唯物地”说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只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某种指导思想和方法,当作一种“用系统的意向去叙述历史”②的启迪学。

后来,经过斯大林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更是变成了某种僵化的教条体系。

所以,哈贝马斯认为,对待这样一种“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正确态度,不是“复辟”(回到已经腐朽的最初状况上去)或“复兴”(对已被人们所抛弃了的传统的更新),而是“重建”(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③。

于是,以他的交往行动理论为指导,哈贝马斯开始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一 我们可以把哈贝马斯关于社会进化的主要观点表述如下:11对社会进化理论基础概念的置换。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方面,从最初起就缺乏某种明晰性”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范畴不够抽象,不能说明社会的普遍特征。

生产关系只是在资本主义阶段才充当了社会的“制度框架”,采取了经济的形式,在此之前和之后这一功能都是由别的社会系统担当的。

生产力在技术和科学上的进步使统治具有某种合法性时,也“不再是解放的潜力”,并总能“引起解放运动了”⑤。

因而他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更加抽象的联系来代替”⑥。

所谓“劳动”,或曰目的理性活动,是一种“工具的活动,或者合理的选择,或者两者的结合”,“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合理选择的行为是按照战略进行的,而战略又以分析的知识为基础”。

“相互作用”则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动的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⑦。

它等同于“交往活动”,即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

而社会进化就表现为这两个方面的合理性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

“手段和手段选择的合理化,就是生产力的提高,即社会对知识的有成效的补充和使用”⑧。

但在工具合理性行动中,行动主体遵循的是战略原则(只追求目标的实现而不考虑手段如何),这可能会造成对社会整体的危害,因而需要把战略①④⑤⑥⑦[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1、49页。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

②③⑧[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郭官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134、138、3、29页。

行为限制在以“主体通性”(主体之间能就某事或情况达成某种一致性或共识的能力———作者注)为基础的有约束力的规范范围内。

而这种规范或制度“只能从行为主体对自己行为的责任感和行为规范的辩护能力的道德实践方面使交往行动合理化”①,即依靠交往活动中行为主体语言表达意向的真诚性和规范的正确性来保障,才有可能达成某种共识,采取一致行动,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

21对社会进化动力的阐述。

基于劳动和相互作用这对分析社会历史的基本范畴,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把社会进化的动力仅仅限制在“客观化思维的局部领域中,即限制在技术的知识和组织的知识,工具的行为和战略的行为的局部领域中”,也即“生产力的领域中”,这是对“富有进化成果的、产生出划时代的发展动力的学习过程”的片面理解。

真正的学习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应该不仅体现在生产力领域中,“甚至在道德观的领域中,在实践知识、交往行动和用共识来调解行为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习过程……而且只有这些学习过程才可能使新的生产力得到使用”②。

因为社会本身不能单独实现进化,只有把社会系统和个性系统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有进化能力的系统。

个体作为学习主体,其学习成果能够转变为某种集体认知潜能,当社会进化中出现偶然产生的系统问题时,社会能够把这种潜能运用于重组行为系统,使社会形成新的组织原则(制度框架),建立新的社会一体化水平,从而使现有的生产力的使用或新的生产力的产生以及社会复合性的提高,在这个框架所限定的可能性空间中有了实现的可能。

因此,道德规范结构的发展是社会进化的“起搏器”,规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

这样,哈贝马斯从劳动和相互作用出发,根据个性系统和社会系统结构上的同源性,即社会形态、集体同一性和自我同一性的一致性,提出社会进化是一个行为主体在生产力领域和交往行为及用共识解决行为冲突的道德实践领域中的学习过程,并且后者在社会进化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二 哈贝马斯虽然是从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出发,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的,但是他的这种重建还是产生了某种积极的效果,并富有深刻的内涵和影响。

首先,哈贝马斯批判了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些片面理解,主要是历史客观主义和“经济还原论”的观点,从而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客观主义认为,社会领域与自然领域具有相似性,因而自然科学的逻辑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主张把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还原为冰冷的、可计算的、精确定量的自然现象。

哈贝马斯认为,“这种历史客观主义首先渗透在第二国际的进化论中”,甚至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也存在着历史哲学的遗产“不加反思就起作用的现象”③。

所以,今天重新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观时,必须谨防这种借用自然科学逻辑的“机械决定论”的观点,以至用某种坚实的、客观的、无可阻挡的历史规律代替了批判的力量和社会实践的重要性。

而经济还原论者认为,“在任何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按照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标准,形成一个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决定着这个社会的一切其他局部系统”④,即经济基础决定着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哈贝马斯认为,基础领域并不总是与经济系统相一致的,这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出现的现象。

并且,经济还原论者无法解决生产力发展的动因问题,当他们把一切社会事实都归因于生产力的发展时,却不能说明引发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这一问题脱离了他们的视域,被认为是某种不言而喻的事情。

哈贝马斯根据他的交往行动理论,认为社会发展不能单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衡量,还必须从以某种组织原则为核心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成熟程度来考虑,并且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哈贝马斯对这两种错误观点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击中了它们的要害,为我们正确理解社会进化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社会过程确实不同于自然过程,社会过程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的活动的过程,特别是历史人物的选择经常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方向,社会进化体现为一个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过程。

其次,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和规范结构的突出强调,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时代意义。

西方近代的理性化过程,如韦伯所言,是一个“自然的祛魅”过程和工具理性活动占支配地位的过程,对工具理性的过度推崇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政治腐败、金钱至上、功利主81　天津社会科学　2003年第5期①②③④[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第31、7、4、153页。

义等,道德和价值等人性中最崇高的东西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

针对此种现象,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展开了对理性主义的批评,走上了非理性甚至反理性的道路,如福柯、德里达等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提出要解构一切,只要差异和多样性,根本否定理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哈贝马斯并不反对理性在社会进化中的重要作用。

但是,他反对近代以来被绝对化和狭隘化了的理性主义,他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以实践理性、交往理性来代替纯粹理性,赋予规范结构和道德实践领域以社会“起搏器”的作用。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不至于重蹈近代的覆辙,陷入对生产力的过度推崇和对工具理性的实用主义迷误中。

哈贝马斯对规范结构的这种强调,也是与当代的全球化趋势相呼应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近20多年来,随着以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网络及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影响的不断扩张,加强了世界各地人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交往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行为主体局限于封闭的环境中,他只会被瞬息万变的时代所淘汰。

在这样的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浪潮中,哈贝马斯提出要建立交往行动理论,要加强主体间的交流和对话,在一定意义上契合了时代发展的主流,因而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这种“重建”是建立在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一些基本范畴和原理的误解之上的,同时,他所提出的替代模式也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并没有真正地超越唯物史观。

首先,在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理解上,哈贝马斯曲解了马克思的原意,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范畴,他就做了不同的解释。

他认为,“生产力”是由生产者的劳动力、生产技术的知识和组织知识构成的,它决定着能够掌握自然过程的程度①。

但是,他的这一概念缩小了马克思所使用的“生产力”的范围,去掉了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突出了科学技术知识的重要性。

同时,在他看来,“生产关系”是“那些能够确定劳动力以什么方式,在既定的生产力的水平上,同能够支配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的机构和社会机制”,也即能够“控制社会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方式,也间接地决定着社会所生产的财富的分配”②的机构和社会机制。

生产关系在这里超越了物质生产领域,进入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充当了社会的“制度框架”,调节着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

以至后来他觉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两个概念都不够抽象,而主张以“劳动”和“相互作用”来代替。

但是,哈贝马斯忽略了他的劳动和相互作用两个范畴分属于不同的领域,前者只有纯粹的生产活动和人对自然的征服关系,后者只有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以语言、工具等符号为媒介的交往关系,他力图通过个体的认知结构与社会的认知结构之间具有同一性,即个体的自我同一性和社会的集体同一性之间具有相似性来沟通劳动和相互作用,即社会化的个体的学习成果能够储藏于集体的认知潜能之中,从而能在社会体制产生问题时,重组行为系统,建立新的社会一体化水平。

他以为这对范畴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更能描绘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却没有看到马克思在分析影响社会进化的众多因素时所使用的科学方法。

马克思从社会生活领域中抽出经济领域,又从经济领域中抽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他之所以能做这样的提炼,主要基于人类进行任何历史活动的前提首先“必须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这个最基本的事实,他的抽取不像“经济还原论者”认为的那样是要把一切都最终还原为生产力的决定作用,而是认为在众多的社会因素中,物质生产领域起着基础性的作用,通过社会分工的中介,它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交往关系;同时,生产力本身又是受众多社会因素影响的,如前代的历史成果、实践主体的素质、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