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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的概念一前言20世纪的最后30年是一个“女性主义时代”。
在这一时期，关于女性的研究和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当这一“文化转向”的支流与翻译相遇时，女性主义翻译便应运而生。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兴的一个翻译理论，它把翻译的语言转换置于后现代和解构主义的语境中去考察，唤起人们进一步从性别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翻译的复杂性，同时也使译论界进一步意识到结构主义立场下的传统译论中存在着许多不合理之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西方社会妇女运动的高涨，性别作为与表示生理差异的性属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开始受到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在西方妇女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中应运而生的女性学的发展，女性主义的核心概念――社会性别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开始向各学科领域渗透。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开始摒弃传统女性主义“男女平等”的概念，强调和肯定“两性差异”。
西方社会（尤其是英国和美国）自70年代进入“女性主义时代”以来，女性主义翻译观就凭借其鲜明的政治主张、犀利的斗争语言和激进的翻译策略，不断地挑战、反拨传统译论中的“忠实”、“对等”、“准确”等先在性标准。
在翻译研究方面，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正步出现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边缘，以全新的角度审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忠实观和父权论，解构翻译研究中的主流话语，对翻译的原则和标准进行彻底颠覆，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二女性主义与翻译的结合20世纪是“翻译研究”的世纪。
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翻译研究更是突飞猛进，流派纷呈。
其他相关学科纷纷介入翻译研究，形成了各种翻译流派，诸如语言学、文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哲学等等。
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
女性主义学派对翻译理论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女性主义与翻译自古以来就有不解之缘。
女性主义与翻译研究同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都认为语言是自己文化身份的表现形式，都对传统等级制度和性别角色提出疑问，都对意义和价值的普遍合理性表示质疑。
第23卷第12期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2月Jour na l of H i ghe r C o r r es pon denc e E du cat i on(Phi l osoph y a nd So c i al Sci ences)V01．23N o．12 D ece m ber2010●翻译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回顾与述评谭思蓉(江汉大学外国语学院，武汉430056)摘要：自1999年穆雷对女翻译家金圣华教授进行访谈并将性别引入翻译研究以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之路历经十余年。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中国学者对女性主义翻译的研究从最初介绍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著作开始，到后来研究女性主义译本和译者，再到后来将女性主义翻译与其他理论相结合，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经历了理论介绍、实践研究和跨领域研究三个发展阶段。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回顾；述评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87(2010)12一0046一03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关子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作品大量出现，本土学者开始重新解读女性主义作品，并运用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联系中国本土的实际，试图构建中国自己的女性诗学(荒林诸葛文饶2007：76)。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中国诞生。
路易斯弗洛图的《翻译与性别——女性主义时代的翻译》成为学者们了解女性主义翻译的窗口。
在弗洛图的介绍下，越来越多的女性主义翻译学者如苏姗妮德劳特宾尼尔一哈乌尔德、谢利西蒙等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线。
众多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性别差异对翻译的影响，并将视线转向研究性别与翻译、女性主义翻译与忠实、女性主义翻译与译者主体性等主题，并引发了中国学者对女性主义翻译相关实践和理论介绍和研究的热潮。
本文旨在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过去十多年即从1999到2009年在中国的起源、发展和当前状况进行回顾和述评，并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意义。
论翻译中女性话语与性别意识的塑造作者：罗立佳王静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08年第07期【摘要】本文叙述了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者主动积极采取各种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干预原文的一些表现。
通过对比分析国内女性译者与男性译者的同一文本的翻译来说明：中国女性译者虽然没有积极主动地宣称女性主义翻译思想，但仍在她们的译作中折射出了女性主义思想及女性意识的光辉。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女性主义意识；女性话语翻译的女性气质一直以来都是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正如大部分人所认同的那样，“女人”和“翻译”同属于话语的边缘地位。
恰如原作对译作来说具有等级上的权威，关于这二者，前者被人认为是强壮而具有生产力的男性，后者是地位低下处于弱势且是由前者派生出来的女性。
一、语言上的性别侵占与性别歧视1、语言上的性别侵占论翻译中女性话语与性别意识的塑造文史纵横文史纵横论翻译中女性话语与性别意识的塑造女性在言语上的从属地位也正反应了她们处于社会阶级底层的状况。
女性主义者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便是以男性命名的。
例如，这种观念很明显从“history”一词上看出来——“his story”，女性主义者认为，该词表现了这样一种观点：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男性征服世界的历史。
这种在日常话语中表明男性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同时将女性融化在男性中的例子还有很多，如：“they”、“man”、“mankind”、“freshman”、“chairman”等等，甚至连西方宣称人人平等的话语“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也是如此。
2、语言上的女性歧视话语语言中对女性的歧视表现在对女性的忽略与贬低两方面。
一些不带形态标记的词却明显具有性别语义特征。
有很多以男性为中心表示男性的词汇一般都是无标记的，并且可以兼表女性。
这种语言上的性别融合笔者已在上文提到。
另外，在很多成对的英语词汇中，表示女性的词汇多兼有贬义，而表示男性的则没有。
例如mister（先生，丈夫，平民）/mistress（女主人，情妇）， a call boy（仆役，呼唤演员出场的人）/a call girl（应召女郎，指用电话联络召唤的妓女）等等。
从《紫色》中译本看翻译中的性别身份随着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学者们着力于对语言层面背后能起到积极作用的一些因素进行研究，翻译研究也从语言文字层面提升到了文化、历史、哲学、政治等层面。
根茨勒（Edwin Gentzler）认为，翻译与身份的研究是翻译研究的新方向（2008）。
国内学者也对“身份”研究引起重视，王东风认为“身份问题是当今翻译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语言身份、文化身份、阶级身份、社会身份、性别身份、年龄身份、民族身份、殖民地身份、霸权身份，只要涉及跨语跨文化交际，这些身份就会以不同的方式现身于翻译之中”。
一、翻译中的性别身份“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最初是一个医学名称，用于向大众解释性别重置手术的本质。
社会学理论中性别学研究认为人的社会性别身份具有流动性，性别身份可以与生理性别相符，也可能不符，有时还会出现“双性同体”（androgyny），即人是拥有双性意识，或者说用双性视角来看问题。
译者的性别身份可以说是译者身份在性别层面的体现。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拥有多重身份。
“译者的身份应是多重的，他既是读者、作者，同时又是创造者、研究者。
”（田德蓓，2000：20）在翻译的不同阶段，要做到性别中立都不容易。
作为读者，译者从自身性别出发，同时带着原作者的性别去欣赏理解原作。
作为作者，尤其是在翻译女性主义作品时，译者需要抛开自我的性别身份，以原作者的性别身份将原作内容和形式以目的语表现出来。
作为创造者，译者不是简单地将两种文字进行转换，其中还包含了自己的再创造，而在创造过程中，译者要抛开与原作者的性别差异，尽可能地与原作者融为一体，尤其是翻译性别色彩较浓的作品时，要注意自己的性别身份。
作为研究者，译者不仅要研究原作语言，同时也要研究其创造背景、社会文化以及原作者的性别身份。
总的来说，无论在翻译的哪个阶段、哪个方面，性别身份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从而对翻译带来不同的影响。
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第 25 卷第 1 期 （Social Sciences)Vol.25 No.12016女性主义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与创造性叛逆李志云，姜伊敏(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80)摘要：作为女性主义和翻译理论的结合体，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不可避免地具有极强的政治性和目的性。
女性主义译者突破了传统的译作及原作的阶级等级地位，彰显了译者主体性，提高了女性在翻译界的地位并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翻译活动本身的意义。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创造性叛逆”有着颇深的渊源，本文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中“创造性叛逆”的三个特点。
即使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有一些看法太过主观，并且具有政治意图，但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主义翻译观依然对翻译理论与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性别语言;“创造性叛逆”中图分类号#1046 文献标识码:A一、女性主义与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众所周知，所有的翻译，都是不可能百分之百与原文相同的。
译文则因此被认为是有缺陷的，被认为对原文的模仿，甚至被称为是更低等的模仿。
正是翻译的地位的特殊性，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与"女性"在自身等级结构中的地位形成共鸣，这就是一他们在各自的阶级等级中所处的劣势地位。
但这也为他们的联合提供了可能性。
张伯伦在其著作《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中就曾分析过翻译与性别的渊源!原文被比作“贞洁的少女”，译文则是“情 妇”或者“不忠的恋人”；翻译行为被比作“性”，比作“强奸”。
从中世纪的欧洲开始，翻译便成为女性进入文学领域的最快途径。
而到了近代，翻译更是成为了一种令女性快速进入政治领域的辅助工具。
1970年，Kate Millett (凯特.米勒特）在其著作Sexual Politics(《性别政治》）中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同政治理论联系在一起，为女性主义翻译的政治化奠定了基础。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研究的中西话语一、本文概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其地位日益凸显。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旨在揭示翻译过程中被忽视或边缘化的女性声音，推动翻译实践中的性别平等。
本文旨在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西方语境下的发展、影响及挑战，以期为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贡献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回顾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西方的发展脉络，梳理了其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核心观点，包括雪莉·西蒙、路易斯·冯·弗洛图等。
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研究现状，包括其在中国语境下的独特贡献和所面临的挑战。
通过对比中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本文揭示了两者在理论建构、实践应用和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异同。
文章还深入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意义和价值，包括促进性别平等、推动跨文化交流以及丰富翻译理论体系等方面。
本文总结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西方话语体系中的地位和影响，并指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可能的挑战。
通过这一研究，我们期望能够推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深入发展，为翻译研究的多元化和跨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概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为一种独特的翻译理论视角，其核心在于挑战传统翻译理论中的权力结构，尤其是那些反映了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的观念。
该理论主张，翻译不仅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种文化和权力的交流。
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译者的主体性，认为译者应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经验，对原文进行再创造，以打破原有的性别刻板印象和权力结构。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女性主义运动开始挑战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家们开始关注翻译过程中的性别问题，认为翻译是一种社会和文化实践，它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性别关系的构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反对传统翻译理论中的“忠实原文”的观念；提倡在翻译中引入女性的视角和经验，以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关注翻译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尤其是那些反映了性别不平等和歧视的差异；强调翻译的社会和政治功能，认为翻译应该服务于社会公正和平等。
女性主义翻译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简爱》祝庆
英与黄源深中译本为例
詹婕
【期刊名称】《今古文创》
【年(卷),期】2024()13
【摘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强调了性别视角的影响,在翻译实践中充分发挥具有女性意识的译者主体性,将性别固见、性别歧视以翻译重写形式展现出来,以此提高女性在生活、文学创作、翻译文本中的地位。
为探究在女性主义翻译视角下,译者性别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通过对比分析两位不同性别译者的《简·爱》中译本后发现,女性译者相较于男性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更容易关注到女性角色,并且在描写女性形象时更倾向于使用中性或褒义的词语去消除对女性的负面描写,刻画出积极的女性形象。
【总页数】3页(P112-114)
【作者】詹婕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H315
【相关文献】
1.女性主义翻译视角下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两个中译本为例
2.剩余信息在翻译中的应用--兼评祝庆英和黄源深的《简·爱》译本
3.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兼评祝庆英的《简·爱》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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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翻译主义一、引言女性主义思潮发源于18世纪的自由女性主义（liberlfeminism），以社会性别论，或社会性别差异论（gendertheory）为其理论基石（鲍晓兰，1995：1-18）。
女性主义在其进展过程中受到了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学等现代理论的影响，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将这些影响折射到了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观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其理论功用主要为女性服务，即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Simon，1996：20）。
意义问题自20世纪以来，一直是人文科学所关注的热点之一。
其中，关于意义的生成、确立、解读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多元性等问题的探讨与翻译研究紧密相关（刘云虹,20XX）。
而在对翻译文本中意义的阐释过程中，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为意义的多层次、多角度彰显提供了理论立足点。
而本文重点探讨现代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接受美学中姚斯的“读者中心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并对其理论指导下文本意义话语空间的有力拓展。
二、当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社会下层，并将翻译附属于文学的哲学传统。
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
女性主义认为原作在地位上等同译作，语言反映性别卑视的现实，并且强化了性别卑视，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制造性活动（张景华，20XX）。
女性主义翻译观主要代表人物有L.Flotow,S.Simon,G.Spivk,L.Chmberlin,B.Godrd,S.Lotbinier e-Hwood等。
她们的观点主要有：（1）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女性的卑视；（2）重新界定译作和原作的关系，译文与原文应享有同等的地位；（3）翻译不单是具体的语言“技巧”问题，还应包括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蒋骁华，20XX）。
基于语料库的译者性别身份研究——以高慧勤《雪国》译本为例程子璐【摘要】利用语料库这一科学方法,对收录在《中日对译语料库》中的《雪国》3个中译本(叶渭渠、侍桁、高慧勤)进行了比较,发现高慧勤这个唯一的女性译者虽然在平均句长、性别词汇、歧视词汇等方面都显示出其女性主义意识,但是却并没有明确显示出西方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的”交流、重写、操纵”迹象,并不具有颠覆性.这是由高慧勤的成长经历和时代背景决定的【期刊名称】《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3(013)001【总页数】5页(P79-83)【关键词】语料库;高慧勤;雪国;性别身份【作者】程子璐【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杭州31003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H365.9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背景下，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和翻译研究相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课题：女性主义翻译，同时涌现出了大批女性主义翻译家和批评家，其代表人物包括哈伍德、西蒙等。
她们从性别研究角度发掘译作和原著隐藏的男性至上主义和性别歧视，并质疑传统译论的基本标准：忠实、等值和译者隐形等。
女性主义译者为将女性和翻译的从属地位提高至主体地位，采用了脚注、增补、挪用等翻译策略，压制男性形象和弱化男性思想，强调女性经验和强化女性形象。
西方女性主义译者不但在翻译女性主义先锋作品时，将其性别身份书写进译文，而且在翻译其他文本时也尽量将其性别因素发挥到极致。
她们一反译者长期以来“谦虚的、自我谦避的”形象，通过各种途径“公然”干涉原文，使译文最大限度的“服务于妇女运动事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是操纵，是一种政治行为。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思潮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朱虹引介到中国，随后对我国的文学批评和女性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并很快开始影响到我国的翻译研究。
但是在中国，由于西方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浪潮并不存在，而女性主义，特别是女性主义文论大量传入并结出果实也是近十年来的事情，因此中国的女译者，更不用说男译者，不可能像接受了女性主义思想并投身女性主义运动的西方女性主义译者那样，自觉地将女性主义同翻译实践结合起来，通过翻译实践从而实现其政治目的。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下的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名重要的女性双语作家，张爱玲有着非常鲜明的女性主义倾向，这不仅体现在其文学作品中，也在她的翻译作品中呈现。
她将自己的众多作品翻译成相应中文或英文，形成了翻译界独特的自译现象。
以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为基础，通过具体分析张爱玲自译作品中女性主义翻译策略的应用：写前言或脚注，增补以及劫持，来探讨她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
标签：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自译翻译策略张爱玲20世纪80年代的翻译研究界曾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即“文化转向”。
翻译家们纷纷走出文本的空间，转而在新的视角下，充分认识到文化与翻译在本质上的相互关联性。
因此，作为文化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性别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翻译研究领域。
同时，在女性主义运动的浪潮下，翻译与性别的结合更是大势所趋，从而促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性别视角。
作为我国著名的双语作家，张爱玲的写作经常得到人们的关注。
然而，作为她文学贡献重要组成部分的翻译作品却似乎没有得到如她原创作品同等的重视。
事实上，张爱玲创作了大量的翻译作品，不仅有对他人作品的语际翻译，也有个人作品的自译。
通过对自身作品的翻译，她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作的风格及隐含的女性主义思想。
鉴于此，本文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视角入手，通过具体分析张爱玲的自译作品来探讨她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
一、女性翻译理论概述女性主义和翻译的结合有其历史源流和时代因素。
传统译论往往将原作和译作看作对立的两元，认为原作占主导地位，译作是派生的，属于从属地位。
这也正映射出男权社会中女性弱势受压迫的现象，产生了所谓的性别歧视的隐喻：译者是作者的侍女;女人是男人的侍女。
法国修辞学家梅纳日（Ménage）著名的双关“不忠的美人”（Les belles infidèles）更是一语道破了潜藏在西方译论中的双重歧视，也反映了在文学等级系统与社会等级体系中翻译与女人的劣等地位。
浅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作者：何文芳来源：《考试周刊》2013年第88期摘要：女性主义翻译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文化转向”大潮中。
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翻译是译者（女性）实现其理论及政治主张的有效途径，强调译者的主体性，主张在进行翻译活动时采用女性话语策略，以便译者能在翻译中获得话语生存空间。
该翻译理论还从原作和译作的关系，忠实原则，以及意义的差异方面提供了新的理解思路，对翻译活动和翻译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翻译策略一、引言翻译经历了语言转向、文化转向后发展迅速，日趋成熟并且拓展到各个领域。
翻译的文化转向是由文化派翻译理论者巴斯奈特和勒斐威维尔在1990年两人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的，倡导从文化角度审视翻译研究，重视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对翻译的研究要跳出狭隘的文本对比，从历史、社会、文化等方面认识翻译活动，解释翻译现象，不仅要研究“怎么译”，更要注意探讨“译什么”和“为什么译”。
文化转向又催生了一系列翻译理论，如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使得翻译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象。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从性别研究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理论探索，致力于改变翻译的女性性别，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在翻译过程中运用一定的翻译策略和手段干预文本达到创造性叛逆的目标，以此彰显译者的主体性。
本文包括引言部分、主体部分和结语部分。
主体部分共由两个章节组成。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产生背景及主要观点。
第二章探讨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策略。
旨在加深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了解并在翻译实践中适当运用。
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产生的背景现代女性主义亦称女权主义，起源于美国，发展经历了两大高潮。
第一个高潮从19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结束，以争取男女间法律地位平等为主要斗争目标，主要涉及财产权、选举权和受教育的平等权。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女性主义者逐渐发现，男女间的不平等不仅存在于社会政治领域中，文化领域中也有深深的烙印，女性主义第二次高潮开始了。
女性译者主体地位【摘要】性别话题作为翻译研究的新视角，逐渐引起相关研究者的重视。
在东西方文化里，男女不平等之事已存在很久了，男性处于主流统治地位，而女性只是附属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目的就在于在翻译中尽量让大家听见女性的声音，提高女性的地位。
【关键词】女性译者；女性地位；重写一、目的及产生背景性别话题，作为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文化转向将性别与翻译联系起来，这是促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产生那个的重要因素。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以女性主义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为女性服务为宗旨，把符合女性要求作为翻译标准，以延伸女性话语权为翻译目的，以女性主义的方式改写原文，目的就是要在翻译中尽量“使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从而让世人看见和听见女人”。
西方的女性主义者受西方翻译理论的影响，首次将性别视角引入到翻译研究中，按照女性主义原则从事翻译实践，为翻译理论和实践活动开启了更广阔的视角。
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性别意识被越来越多地纳入到翻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二者的结合形成了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在东西方文化里，男女不平等之事已存在很久了，男性处于主流统治地位，而女性只是附属品，圣经里有个故事就是讲的亚当和夏娃，说夏娃是从亚当身上抽出的一根肋骨才变成的女人，也就是说女性只是男性的一部分；同样，译者也跟女性一样处于同样的地位，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跟作家相比，译者缺乏创造性，译者是仰仗作家而活，是仰仗文本才能翻译。
翻译和性别研究的跨学科性及其和文化的密切联系，女性主义运动的发展，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则是其产生的外部因素;作为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在过去性别研究相对其他方面而言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性别作为极其重要的部分被人们研究和探讨。
19世纪大觉醒，20世纪70年代，第二波女性解放运动兴起，女性开始觉醒，争取与男性同等的权利，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改写历史，颠覆以前的边缘卑微地位。
于是女性开始用女性主义的方式开始发现社会文化是如何决定女性地位的。
译者的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谈性别视角下的《紫色》四译本 发布时间：2010-03-19 摘要：为考察我国语境中译者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艾丽斯·沃克的妇女主义小说《紫色》中译本为研究对象，在性别视角下从译者个人背景、译者序、译文等方面，全面考察了陶洁（1998）、鲁书江（1986）、杨仁敬（1986）（1987）的四个译本，主要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译者的性别意识是否会给翻译带来影响？女译者一定表现出女性主义倾向，而男译者一定对性别不敏感吗？译者的性别意识在翻译中是否受其它因素制约？ 关键词：性别意识，翻译，女译者，男译者，中国语境 Abstract: By carefully examining the four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Color Purple by Tao Jie (1998), Lu Shujiang (1986) and Yang Renjing (1986)(1987),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following three questions: firstly, will the translator’s gender-consciousness influence their translation? Secondly, is it true that woman translator always shows a feminist tendency, while man translator a gender-unawareness? Thirdly, will the translator’s gender-consciousness be shadowed by some factors? Keywords: gender-consciousness, translation, woman translator, man translator, Chinese context
近几年来，我国译论研究界对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关注不断升温。除评介外，某些研究者还试图将女性主义视角运用于中国语境，探究性别因素对我国译者的影响，既丰富了中西女性主义话语，又推进了我国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纵深发展（参见[1][2][3][4][5][6][7]等）。但从现有的这些研究来看，有的案例分析并不扎实，研究者不细致、全面地对比原文和译文，仅挑选出其中的一句或两句进行分析，就匆忙得出结论。还有的研究将女译者翻译中任何蛛丝马迹都扣上女性主义的大帽子，而将男译者的译文千方百计定性为父权特征。为了深入探索性别视角的本土化运用，考察译者的性别意识与翻译实践的关系，本文将选取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的妇女主义1[1]小说《紫色》（The Color Purple）中译本进行对比，以探讨如下问题：首先，性别意识是否会影响译者的
翻译？如何影响？第二，女译者一定表现出女性主义倾向，而男译者一定表现不出对性别的敏感吗？第三，译者的性别意识对翻译的影响是第一位的吗？其性别意识是否在翻译中受某些因素的制约？ 一、关于艾丽斯·沃克和她的《紫色》 艾丽斯·沃克是美国文坛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她关注黑人女性问题，是著名的女权主义者。她的《紫色》出版于1982年，以书信体的形式讲述了黑人女
主人公西丽从对男性的压迫逆来顺受，到情感和性格上得到新生的故事。西丽自小被继父强奸，而后被嫁给只当她是发泄工具和女仆的某某先生，受尽他的蹂躏和虐待。她的妹妹奈蒂为了躲避某某先生的纠缠，只得背景离乡。在某某先生的情妇莎格的启发和帮助下，西丽逐渐找到了自信，离开了某某先生，并凭做裤子的手艺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和人格上的平等。 二、关于译本 目前《紫色》的中译本共有6个。它们分别是陶洁所译的《紫颜色》（1986）（1998）[9][10]，杨仁敬的《紫色》（1986）（1987）[11][12]，鲁书江的《紫色——写给上帝的信》（1986）[13]以及张建英的《紫色》（2001）[14]。其中，陶洁的86版和98版除极少数字词和标点符号略有不同之外，译文几乎没有改动。所以，此研究仅选用了98年的译林版。而张建英的版本与杨仁敬的87版有大量雷同之处，且错误较多，故笔者没有将其纳入研究对象之列。所以，本案例中进行比较的实际上为4个译本，即陶洁《紫颜色》（1998），杨仁敬的《紫色》（1986）（1987），以及鲁书江的《紫色——写给上帝的信》（1986）。其中，杨仁敬的86版主要与87版进行纵向对照，而在与其他译者的译本进行横向对比时，笔者一律选用的是87版。 三、关于译者 在这三位译者中，陶洁和鲁书江不但身为女性，对性别的研究也相当深入，其性别意识理应较强。其中，陶洁是美国妇女文学研究的专家，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曾选编了《域外女性》[15],《中国女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16]等书,发表了“美国女性文学给我们的启示”等文章，为推动国内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和女性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而鲁书江2[2]是英美文学系终身教授，从其博士论文“重读过去，重塑未来：亚裔北美女作家”（Rereading the Past and Reshaping the Future: Narrative Texts by Asian North American Women Writers，2001 University of West Ontario）的题目便可窥见她对性别研究的偏爱。另一位译者杨仁敬为男性，以海明威研究最为见长，对性别似乎没有特别的关注。男女译者在这方面的差异是否会给他们的翻译带来影响呢？ 四、 案例分析 1、女译者性别意识的显现 通过全面、细致地对比三位译者的译本，笔者发现女译者在译者序和译文中更突出地再现了原文的女性主义思想，的确表现出较男译者更为强烈的性别意识。
1.1译者序 三位译者对《紫色》的理解不尽相同。总的来说，陶洁和鲁书江更强调小说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也更明确地突出了原文中的女性主义思想；而杨仁敬虽也提及了小说的女性主义意旨，但却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审视小说，更加重视小说涉及的社会问题。 陶洁在译者序中指出沃克虽然揭露了种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但“着力描写的是黑人妇女问题”[8：8]。她将小说的书信体与妇女书写传统联系起来，认为 《紫色》“在夺取男作家的创作方式的同时又跟妇女文学的传统密切相连”[8：11]。鲁书江也将小说中的种族问题一带而过，将主要笔墨放在探讨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如何在黑人内部取得独立这一问题之上。在论及小说中的性描写时，鲁书江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指出黑人妇女性意识的觉醒体现的是她们从性工具到主动掌握自己的身体，从受奴役到建立自我的积极转变过程。她认为莎格与西丽之间的爱情不能简单定义为“同性恋”，因为“这种爱情关系实质上是觉醒了的黑人女性对黑人男子的残暴所进行的一种积极反叛，是她们企求证实自身力量，寻求自身价值的一条途径”[13：4]。 而杨仁敬则从宏大叙事的角度切入小说，认为《紫色》“涉及了美国社会当前存在的许多重大问题”[12：5]，黑人妇女问题只是其中之一，并非核心3[3]。当谈到《紫色》的性描写时，他从传统道德的角度出发，替在封建父权文化中无法登上大雅之堂的性描写开脱，认为“它与那些充斥着猥亵的性描写的小说，尤其是鼓吹‘性爱至上’的黑人小说截然不同”，“写得露而不淫，较有分寸”[12：12]。他将敢于挑战命运、鼓励其他女性争取独立的莎格定性为“爱搞男人”、行为“放荡”[同上]，与陶洁译者序中“敢爱敢恨也敢说敢做、自我意识十分强烈”[8：9]的那个莎格以及鲁书江笔下的“热情、勇敢、智慧、美丽、独立不羁”的莎格[13：3]截然相反。在探讨书中女性角色爱情的分分合合时，他认为这是作者对美国社会问题的真实描写：“如实地揭示了美国社会中所谓‘性开放’影响下男女关系的混乱、道德水准的低下和文化的没落。”[12：12]事实上，沃克写哈泼与吱吱叫的相好和分开、莎格和格拉第、格缅因的爱情并非为了展现美国社会中的道德阴暗面。相反，这些“朝合暮离”[同上]恰好表现了吱吱叫自立自强的过程和莎格敢爱敢恨的人格魅力。它体现的是女人也有权利追求爱情和人生幸福的主题。杨仁敬在理解上的这些偏颇无疑表现出他并不能从女性主义角度体会原文，欣赏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这甚至还透露出传统父权主义妇女观对他的深远影响。
1.2译文对比 总的来说，虽然男、女译者都能将原文的女性主义情节较为准确地翻译出来，但是在一些与性别相关的细节上，女译者受性别意识的影响能更准确地把握和再现原文，甚至突出原文的妇女主义表达，而男译者则因为缺乏性别意识不但根本注意不到这些细节，而且还弱化甚至扭曲了原文的女性主义意图。例如： 例1：She have the nerve to put one hand on her naked hip and bat her eyes at me.[17:51] 陶：她居然敢把一只手放在光屁股上对我飞个媚眼。[10:40] 鲁：她满不在乎地把手搭在她那光光的屁股上冲我眨了眨眼。[13：47] 杨：她厚着脸皮把一只手放在光屁股上，还对我挤眉弄眼。[12：50] 这一幕发生在西丽帮病中的莎格洗澡之时。西丽惧怕男性，但当她看到莎格的女性身体时，她感受到了自我的需要，这让她不禁目不转睛起来。莎格有所察觉，但并不在意，甚至大胆地表现自己。句中的“她”指的就是莎格。陶洁和鲁书江洞察到了西丽对莎格大胆作风的诧异和羡慕，因而选用了“居然敢”、“对我飞个媚眼”和“满不在乎”、“冲我眨了眨眼”这些中性词，表达出了西丽惊讶、却又略带些喜爱的语气。而杨仁敬在对待他眼中“放荡”的莎格时，非但没有意识到莎格超越普通女性的自我意识，没有意识到此时莎格对于西丽内心的冲击，他还将西丽的真实感情隐去，将她变成自己手中父权道德的评判官：莎格竟敢光着屁股摆姿势，对“我”眨眼睛，多么不知羞耻啊！因此，译者选用了“厚着脸皮”和“对我挤眉弄眼”，两个具有贬义和敌意的词组，表明了他自己对莎格的厌恶。 在少数情况下，女译者还在译文中加入了自己的创造，更强烈地突出了原文的意旨。例如，当西丽最终决定离开某某先生，开始新生活时，她呐喊出自己的“独立宣言”：“I’m pore, I’m black, I may be ugly and can’t cook, a voice say to everything listening. But I’m here”[17：214]。在翻译中，鲁书江深刻体悟到此时西丽发出的要万物都来聆听的声音是多么强烈：她再也不是那个任凭继父和某某先生摆布、虐待的女孩、妻子；她是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因此，她把这句话译为“我是贱，我是黑，也许连饭也做不好，我听见一个声音在对所有倾听着的万物说。可是，我就站在这儿，谁也不能看不见我。谁也不能”[13：197]。在句尾，增译了“谁也不能看不见我。谁也不能”，对原文进行了补充，并通过重复加强了西丽的语气，突出了西丽对赢得独立和他人尊重的决心。这样的创造无疑是译者性别意识的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