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性别比

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生人口性别比，是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中的一项数据，观察与比较所定义的每出生百名女婴相对的出生男婴数。

在1993年，出生性别比的问题就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联合国，明确认定了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为102～107之间，其他值域则被视为异常。

近年来，国家从法律保障、政策调整、传统观念、督查指导等方面进行指导以保证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合理化。

1摘要编辑是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来表示。

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107之间。

2概述编辑出生人口性别比，通常是为了便于观察与比较所定义的每出生百名女婴相对的出生男婴数。

出生性别比对某一人口一定时期内出生的婴儿总数而言，可有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生性别比对分孩次而言，可有分孩次出生性别比。

所谓某人口出生性别比，是指该人口某一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出生的男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

例如，某人口1975年的出生性别比为105，则表明在1975年出生总人口中，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对应的男婴出生数为105。

3历史背景编辑早在1993年4月19日，当人民日报首次报道了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1981年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年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47之后，出生性别比的问题就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1986年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提议与倡导下，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经过充分的调查与研究的基础上，与人口研究单位联合召开了全国出生性别比专题研讨会，广泛、深入地分析与探讨了全国及各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成因及其相关问题，当时在国内这是前所未有，在国际上也实属罕见。

迄今为止有关出生性别比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数都未突破1986年全国出生性别比专题研讨会对1981年出生性别比升高进行归因分析的思维定势。

4理论比值编辑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5年10月），联合国在其出版的《用于总体估计的基本数据质量鉴定方法》（手册Ⅱ）（Methods of Appraisal of Quality of Basic Data for PopulationEstimates ，Manual Ⅱ）认为：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别比偏向于男性。

一般来说，每出生100名女婴，其男婴出生数置于102～107之间。

此分析明确认定了出生性别比的通常值域为102～107之间。

从此出生性别比值下限不低于102、上限不超过107的值域一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通常理论值，其他值域则被视为异常。

1967年美国优生协会给出的80个国家及地区出生性别比中，有50个置于104.0～107.0，低于104.0，而置于90.2～103.9的有23个，高于107.0而置于1072.～117.0的有7个。

由于出生性别比值域在102～107之间，涵盖了全球多数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囊括了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因而便成为对调查与登记数据进行质量评估的重要参考以及出生性别比是否"正常"的判别标准。

然而，如果出生性别比低于102或高于107，是否就可以断定其统计质量低或出生性别比异常呢？仅凭此就武断地认定其统计质量低，并不可取；仅凭此而不管其高出107多少或低于102多少就武断地认定其出生性别比异常，也不可取。

因为影响出生性别比高于107或低于102的因素中，有些至今仍未被人们所认识。

无论是从定性看还是从定量看，也无论是从定性与定量结合看，不少矛盾现象的矛盾解释所导致的矛盾性结论，在客观上已说明了这一点。

5出生概率编辑无论是从一定时空条件上的出生婴儿总数看，还是从其分孩次出生看，男婴与女婴的出生概率虽有差异，但各自的出生概率上基本相对稳定或略有微小波动的，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

1984年瑞典人口学者斯滕。

约翰逊（StenJohanson）认为如果只有那些生过第一孩是女孩的家庭才去再生育第二孩的话，这种决定所生子女数量的做法是否会影响出生性别比？统计上的回答是：不会。

这是因为第一孩的性别不会影响第二孩的出生性别。

此话断定了第二孩及其以上分孩次、分性别次序的母亲再育，完全与再育前母亲生过的孩次、性别次序史无关，其实质是坚持男婴或女婴的出生概率都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不变值，既不认为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升高为正常，也不认为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降低为正常。

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与分孩次、分性别次序的母亲再育或控制再育所占比重不同密切相关，男婴与女婴的出生概率分别与曾生子女先后出生性别次序不同的母亲再育所占比重相关。

6比例失衡编辑三种水平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其一是人口总体出生性别比水平；其二是分孩次出生性别比水平；其三是家庭规模出生性别比水平。

对于前两种提法，无疑是正确的，而对于后一种提法，则值得商榷。

因为他们所指的家庭规模是家庭的现存活子女数，而现存活子女年龄差异大，其出生的时间明显不同，不属于同期的时间范畴，因而不能直接用来表征出生性别比的要领。

具体来说，若是在生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中，多数生有一个女孩的家庭因生了第二个孩子而变成了生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必然会导致生有一个男孩的家庭所占一个孩子家庭的比重过大，其性别比无可置疑地要极端偏高。

可见，以不同家庭孩子数划分的家庭规模性别比的高低，绝不能用来表征出生性别比的水平。

出生性别比指标具有大数定律性质的这一显著特征，明确地说明了不同的出生婴儿观察量所得出的出生性别比，在一定置信度上必有其相应的置信区间观察出生性别比如同观察简单随机抽样结果一样，要保证计算出的出生性别比在95%置信度上的置信区间范围很小，就必须保证有足够的相应观察样本规模，否则误差相当可观。

检测一个人口某年的出生性别比为110.0的95%的置信度上，该值的上下限误差不超过0.4，若要保证在95%的置信度上，该出生性别比准确度要置于109.60～110.4之间，那么此需的出生样本观察量高达成300万人；若要保证在95%的置信度上，该值上下限误差不超过1.8即保证该出生性别比准确度要置于108.6～111.4之间所需观察的出生样本量也要高达10万人。

7异常升高编辑重新认识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主要是统计不实问题，对于中国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归因分析，国内外学术界虽在成因的主次排序上不同，在成因的确认上不同、在出生性别比升高是否反映客观事实上也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出生性别比大大高出107是一种反常现象。

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原因可大致归结为：若干数量的已出生女婴被瞒报；若干数量的女性胎儿在性别鉴定后被人工流产；若干数量的女婴被溺害。

如果把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归咎于统计不实，实际上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并非像统计结果所表征的那样，或者说客观上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并非像统计结果所示的那么高。

如果统计不实是第一位原因，在扣除所谓"在高出正常值的统计数字中，大约有1/2～3/4是瞒报、漏报女婴引起的"这部分统计不实之后，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的升幅肯定会大幅度降低。

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趋势并没有在1987年止步，1990年人口普查给出的1988～1990年0～2岁的各个分年龄性别比分别为111.75、111.59和110.11，说明出生性别比在1987年之后仍继续攀升。

8生育下降编辑1993年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出生性别比》研究课题组认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而日趋严重。

出生性别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其归因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关系密切。

同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学者涂平认为，出生性别比失常是我国和其他一些（男）性别偏好强烈的国家和地区在生育率迅速下降过程中出现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

近年来在一些亚洲人口中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失调现象，可以被看作是以下4个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人口工作的重点。

近期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工作重点相关，即与人口政策和人口几乎全部集中于妇女生育子女数为代表的生育率下降有关。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统计资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从生育率开始下降到降至更替生育水平或其以下，普遍经历了100多年的自发下降过程。

人口出生性别比虽然也有一定幅度的波动，但却从未超出102～107的值域范围，表现出高度和稳定性。

妇女生育水平的高低及生育水平下降的过程，对出生性别比似乎没有任何影响。

9治理措施编辑近年来有关部门积极行动，做了大量工作，但其势头尚未得到根本控制。

诚然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朝夕之功，必须运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手段多管齐下、标本兼治，并做好长期打算。

然而，鉴于目前存在的严峻形势，必须科学指导，采取果断措施，尽快扭转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的被动局面，维护人口安全。

法律保障修改《刑法》中有关条款，并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建立有效的协调和问责制。

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务院法制办应研究在《刑法》中增加处理“两非”涉案人员的相关条款，报全国人大通过实施，确保女婴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应建立一个国务院协调会议制度，加强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高层协调工作。

要明确成员单位职责，定期召开会议，通报情况、协调部署，把综合治理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在查处“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非医学需要终止妊娠手术”（简称“两非”）工作中要建立问责制。

卫生和人口计生部门在查处“两非”案件中要发挥各自执法主体作用，严肃处理违法违纪人员；纪检、监察部门要对参与“两非”活动的在职人员予以严肃处理；公检法部门要加大力度打击溺弃女婴等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女婴生命安全。

政策调整取消现行生育政策规定的一二孩生育间隔。

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人利用现行生育政策有关一二孩间隔四年的规定，“合理”地进行生育性别选择。

如一些符合二孩生育条件的人在生了一个女孩后，抢先再怀孕，然后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若是男孩则设法保留，若是女孩则以间隔不够为由申请终止妊娠。

计划生育部门无法甄别其真实目的，只能按“计划外”处理，批准引产手术，由此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

根据有关专家测算，如果取消一二孩间隔规定，在今后50年内，对全国人口总量增加的影响最大不会超过830万。

由此可见，每年的影响微乎其微，可忽略不计。

传统观念建议在农村设立“生养女孩奖”。

由于“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在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再加上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对体力的实际需求，使得农民生育意识对于男性的偏好明显胜于城市市民。

借鉴印度等国的经验，有必要在我国农村设立“生养女孩奖”，对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夫妇生养女孩给予奖励。

以中央财政为主，各级政府增加投入，使生养女孩的夫妇得到奖励（此项奖励要与其他计划生育奖项相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