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犹太人墓地_公众纪念地或仪式空间_马克斯_波洛诺夫斯基

马克斯·波洛诺夫斯基(Max Polonovski)是巴黎立体地图博物馆(Musee des Plan Reliefs)馆长。

自1994年起，他担任法国文化部保护犹太遗产项目的主管。

他也是推动前奥斯威辛和比克瑙集中营管理计划的国际专家组成员。

尼斯(Nis)墓地位于前南斯拉夫(今天的塞尔维亚)，是东欧犹太人墓地错综复杂状况的典型案例。

它有超过1,000处的塞法迪犹太人墓穴，许多墓碑上还刻有极为罕见而有趣的神秘墓志铭。

二战期间，纳粹的占领彻底摧毁了犹太社区，1948年之后，墓地又被共产主义政府征用，一度遭弃。

一个罗姆／吉普赛人社区接管了墓地并在此定居，生活在礼拜堂和墓穴之间。

20世纪90年代晚期，一位波斯尼亚犹太人领袖开始抗议这种亵渎行为，随后许多犹太学者也加入抗议者的行列。

最终政府将罗姆／吉普赛人社区迁出。

国际组织和志愿者们花了好几年时间清理这片墓地，将之重新恢复。

罗姆／吉普赛人存在的那段历史，客观上加深了此地被粗暴破坏的印象。

一个被迫害的少数群体，占据了另一个同样被迫害的少数群体的圣地，这的确令人震惊。

在被纳粹蹂躏过的国家，犹太人墓地常被周边居民当作庇护所或建筑材料储存地，这样的情形相当普遍。

这激起了欧洲各地犹太社区的怨恨和愤怒。

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应是，在欧洲犹太人经历过种族灭绝之后，犹太人墓地的历史痕迹将再一次被抹去。

欧洲犹太人墓地遭遇的伤害与忽视，反过来加强了一个民族对其文化身份的诉求。

显得矛盾的是，战后及后共产主义时代东欧地区犹太人墓地的处境被西方犹太团体用来强化自己的身份。

一处位于波尔多的犹太人墓地有着与前南斯拉夫犹太墓地同样的命运。

18世纪初，波尔多犹太人墓地专为来自阿维尼翁的犹太人修建，原因是塞法迪犹太人不允许他们安葬在自己的墓地。

几十年来，这里一直被人们忽视。

它与尼斯墓地的区别在于，前者位于一个法国大城市的中心，一直属于犹太社区，也并未出现过关于亵渎圣地的抗议。

墓地的冲突角色有观点认为，墓地既是冲突之源，也是身份的创造者之一，考古发现很好地提供了证明。

在过去20年里，一系列考古挖掘使欧洲诸多犹太人墓地见诸公众，也激起了基于身份或宗教的诸多反应，在许多案例中甚至导致考古工作的中断。

这些反应源自这些年来社区精神的加强，与之相关的是多元文化社会中少数群体被认可的需求及传统文化概念的扩大。

1992年，德国汉堡附近的奥滕森(Ottensen)，一处犹太人墓地原址要建成购物中心。

这处墓地始建于1663年，后被纳粹摧毁。

战后，它重归犹太社区，并于1950年被犹太信托公司卖给了一家私人建筑商。

绿党得知此地前身为墓地之后，迅速对购物中心计划提出反对意见，并提醒纽约的犹太极端正统派组织——犹太圣地保护协会(AthraKadisha)，后者随即参与到抗议行列。

这一考古发现的地点和近期历史，又激起了人们对纳粹迫害和掠夺的痛苦记忆。

人们在电视新闻上看到，身着黑衣黑帽的正统派犹太教徒被警方拖过马路，街头一位德国目击者评论：“这些场景勾起可怕的回忆——德国警察带走了犹太人。

”压力如此之大，最终在耶路撒冷犹太大拉比的主持下，各方才得以达成协议。

接下来几年里，欧洲和美国的正统派犹太社团对犹太墓地的发现越来越警觉。

在捷克的布拉格，英国的约克郡，立陶宛的斯尼皮斯克斯(snipiskes)，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塔雷加、托莱多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这表明类似现象已经遍及整个欧洲。

各种压力集团——如以伦敦为基地的欧洲犹太人墓地保护委员会——纷纷成立，从尊重宗教教义的角度提出应永久保护犹太人墓地。

他们已经做好准备，防止对犹太墓地的任何侵犯，并运用政治力量和媒体报道宣扬自己的观点。

这些均出于对《圣经》的阐释：死者必须不受打扰。

阻力的本质是墓地挖掘会给历史信息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表现形式则多种多样。

由此也引发了两种主要的倾向。

首先是自我审查。

总的来说，公共当局缺乏对犹太教具体特点的认识。

若他们没有充分的信息保障，多半倾向于把犹太人视为一个被内部规则所统治的特殊群体，犹太人对任何施加到自己土地上的国际压力都显得相当敏感。

第二种倾向与某些犹太教派试图将教义置于民法之上的企图有关。

这两种倾向汇集在一起，令形势变得复杂，还会威胁到公共自由。

这两类倾向是互为解决方式的。

首先，犹太教权威的观点可以理解，他们希望能将信仰中的基础教义严格实施，并乐于身体力行；其次，全体民众，包括犹太人或非犹太人，均有接触犹太文化遗产的权利，公共当局必须承担自己的职责以确保这项权利的实现。

在大多数案例中，公共当局的角色都比较困难，似乎无力保护人们了解自己遗产的权利，只能允许一个小小的团体表达其极端观点。

实际上，正统派犹太组织之所以在那些国家里能就处理原犹太墓地规划的问题达到目的，也和以下传统观念有关：犹太团体相对自治，至少和社会其他部分存在强烈的文化隔离。

这种观念等于说，拒绝其他社会成员将犹太遗产视为国民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拒绝非犹太人使用。

在面对道德和信仰诉求时，西方国家对过去的殖民史有一种负疚感，这也使现在公共当局放弃自身责任的情况更为严重。

犹太人对构成自身历史与文化的元素——他们藉此得到身份认同，至少藉此主张道德权利——有鲜明的立场，人们不可避免地会把它和后殖民时代国家里其他宗教与道德团体的主张进行比较。

20年前，对原住民文化价值的认识开始觉醒，这一主张随之产生。

并非巧合的是，诺曼·帕尔默(Norman Palmer)教授在关于人体遗骸工作组的报告(2003)中，从犹太人诸多种族要求里单选他们对墓地的诉求为例，意在提供一些法律线索，以解决英格兰与威尔士国家收藏中的人体遗骸问题。

由此，在过去10年中出台了针对此问题道德层面的一系列法规措施和国际宣言。

处理人体遗骸的道德问题回顾针对人体遗骸及相关文化遗产问题的宣言和建议，我们可以发现，它们都主张必须在行动上尊重人的尊严。

尽管这很难界定，但以尊重的态度从人类尊严的角度探讨死亡，已成为诸多国际法规最重要的基本点，也在1949年《日内瓦公约》中得以体现。

不过，虽然这一趋势已经给人类尊严以较多的尊重，它也带来了一些消极后果。

其中之一是对文化与科学的反对态度：博物馆既是保存普遍知识之地，也是保存作为身份载体的遗产的场所。

令人担心的是，因生物伦理规范引发的新的限制，导致医学领域里研究水准的下降。

对遗体的尊重，加上宗教和文化的压力，使获得样本、丰富或更新人体骨骼和医学藏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例如，法国布雷斯特(Brest)的人骨收藏对鉴别巴尔干战争后大量墓地里牺牲者的身份极为有用，但自从《生物伦理法》生效后，该机构不得不于1994年关闭。

我认为，考古研究及其科学目的完全符合尊重人类遗骸的标准。

考古研究可以重现人体遗骸在历史上的地位，尝试修正由生者创造的神话。

考古以超越仪式的科学优势为基础，也不会破坏旧的墓地。

记住，在那些基建项目抹去记载历史的丰富信息层以前，考古学家就可以介入，这一点非常重要。

他们以社会的名义要求保护公共知识，为了公共利益而行动。

不过，这仍然遭到了犹太团体和犹太教会的拒绝，理由是有违宗教原则。

为证明自己有权实施规则，他们声称拥有源于宗教延续性的法律垄断。

犹太教已经经历了多次丧葬理念的变革。

到公元3世纪末，至少有三种观念并存。

耶路撒冷地区所流行的观点尤其特别，它认为，人死后要等上一年以待骨肉分离，只有在此之后，骨头才可以放进一个小小的骨瓮中。

最早的《塔木德》文本《密西拿》(Mishna)收入了仪式的律法条文。

《希马摧特》(Semachot)专门论述了丧葬仪式，几个世纪以来，它在欧洲其他民族的影响下逐步做出修订。

因此，公元12和13世纪的条例已和遥远的10个世纪之前的规定相去甚远。

可以肯定，我们对古代的犹太地下墓穴和10世纪时开始出现的犹太墓地同样一无所知。

在《塔木德》传播之后，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关系受到了来自教会的限制，十字军东征又加剧了这一状况，使得犹太人越来越倾向于自我孤立、自我保护。

有一种假设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也曾葬在一起，直到基督教教义宣称墓地系神圣之所、禁止共用墓地。

事实上，犹太人的葬礼强调相应的仪式，对埋葬地点并无特殊要求。

因此，有必要加快对于犹太人墓地的研究，因为它是唯一的知识来源。

科学与宗教法规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犹太人的丧葬仪式并未严格遵守《塔木德》教义，近几年的发掘也证实了这一点。

约克郡的朱伯里(Jewbury)犹太墓地一案显示了犹太教会的反应过程。

通过墓地试掘，考古学家发现遗体安放在铁钉木棺中，朝东南方向。

最初，大拉比雅克博维奇(Jakobovits)认为这里不可能是一处犹太墓地，因为传统的犹太墓多呈东西向，也不允许使用金属钉。

幸运的是，考古学家获准挖掘出482具遗体，以完善人类学调查。

在此之后，大拉比才相信这些证据与传统有异，并重新安葬了这些遗体。

人类体格学的首要作用在于帮助勾勒犹太人的生活、饮食和健康状况。

对大量墓地的调查显示，存在着暴力处决或大屠杀的迹象，对那些缺乏文字记载的历史来说，发掘得出的事实与真相无比重要。

最后较为重要的一点是，DNA分析为人口迁移史和欧洲民族形成史提供了依据。

对犹太墓地的考古研究在史学资料中的地位无可替代，历史环境也使推进这项研究的必要性愈发突出。

没有哪一种宗教是一成不变的。

犹太教的基础是对律法的讨论与阐释，并不承认什么中央权威。

少数民族有必要适应不断变化的对手或不同意见者，在社会的影响下，犹太教开始使用“Dina de Malchutadina”这一格言，它在亚拉姆语中的意思是“国法即律法”。

对此，正统的解释是，它只限于税务领域，并不适用于民法。

这也解释了下述情形：正统犹太教拒绝承认任何出售曾是犹太公墓的土地的合法性。

近些年来，社会思潮的演变不断调整着我们对如何处理人体遗骸的敏感度，宗教当局也并非始终对犹太墓地的永久性持以严厉态度。

1990年，法国犹太教会表现的心态即是一例，至今常被提及。

巴黎市郊蒙鲁日(Montrouge)的公墓建于1786年，由犹太人的著名领袖塞弗·拜尔(CerfBerr)主持，供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使用，因他们不愿与塞法迪犹太人混葬在佛兰德斯。

在法国大革命和法兰西帝国期间，蒙鲁日公墓一直集中保存巴黎犹太人的遗体，直到它被后建的公共墓地取代、渐渐荒废。

1991年时你仍可以在这座公墓里看到墓碑，之后公墓被其所有者巴黎犹太宗教法庭(the Jewish Consistory of Paris)拆除，原址建起一所宗教学校。

只有少数墓碑被嵌在学校的墙上以作纪念。

在一个民主社会，想要以只与部分人有关的宗教禁忌为借口、阻止公民接触他们的历史与文化，本就相当困难。

当代犹太人社区宣称，他们是中古社区的继承人，以宗教法典“哈拉卡”(Halakha)的名义，对古代墓地拥有道德上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