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管理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通过深度对话的形式，探讨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应用与解读。

风险社会理论自诞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尤其在全球化和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风险社会的观念对于理解现代社会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与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我们将深入理解风险社会的核心概念，分析中国社会在风险面前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探讨如何在风险社会中寻求可持续发展之路。

文章将首先简要介绍乌尔里希·贝克及其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随后将重点展开对话内容，通过双方的深入交流，展示风险社会理论在中国社会背景下的独特视角和洞见。

我们将关注中国社会在经济、环境、科技、文化等多个领域面临的风险挑战，探讨风险社会理论如何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考框架和应对策略。

文章将总结对话的主要观点，强调风险社会理论对于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展望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应用前景。

通过与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我们希望能够为读者呈现一个全面而深入的风险社会图景，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思考。

二、风险社会的理论框架乌尔里希·贝克，作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所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框架，为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而是现代社会在应对一系列新型风险时所展现出的一种特殊状态。

这些风险，包括生态风险、技术风险、经济风险以及社会风险等，具有全球性、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等特点。

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制造和分配不再是工业社会中的那种单一模式，而是呈现出一种多元、复杂和跨界的特征。

贝克强调，现代社会中的风险不再主要来源于自然界的威胁，而是更多地来自于人类自身的决策和行动，如科技发展、市场扩张、环境破坏等。

这些人为制造的风险，往往超越了地域和国家的界限，成为全球性的挑战。

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依据一、整体性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最早是安德鲁·邓西尔提出来的，后来该理论的代表性人物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在《整体性政府》、《圆桌中的治理——整体性政府的策略》、《迈向整体性治理》三本书中对该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并倡导整体性治理理念和提出整体性政府实践路径。

整体性治理的理论建立在两个背景之上：一是盛极一时的新公共管理的衰微；二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即数字时代的来临。

整体性治理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整合和协调，它有效修正了新公共管理改革所造成的治理碎片化和分散化问题。

以公众为中心的治理价值取向、整体性的协同治理网络、全新的信息技术治理手段能够有效提高治理效率和效益。

整体性治理理论具有四大核心特征：第一，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

该理论倡导整合政府部门为公众提供有效便捷的公共服务，公平民主和公共利益是首要价值取向。

第二，整体性的网络状治理结构。

该理论强调在公共事务日益复杂的背景下条块状治理结构已经不能有效满足治理需求，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治理主体形成的网络状治理结构成为有效的治理结构，各个主体之间共享资源和团结合作从而发挥出整体性的治理优势。

第三，先进的技术治理方式。

整体性治理理论主张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作为治理手段，充分发挥技术治理的优势，促进多元治理主体间互联互通。

第四，协调、整合、信任的治理机制。

通过协调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合作关系来缓解矛盾冲突，推进大家对共同目标的认同，从而增强网络的凝聚力；通过整合不同治理主体、层级和功能，从而提升整体性治理水平和效益；通过增进不同行动者和组织机构之间的信任，从而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处理治理难题。

概言之，整体性治理就是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治理主体在协调、整合和信任的治理机制下，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治理活动，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

可见，整体性治理理论中所强调的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整体性的网络状治理结构、先进的技术治理方式以及协调、整合、信任的治理机制正是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治理创新所追求的。

再思考“风险社会”：理论、政治学、评论及研究项目1生活在一个结构主义的时代，我们试图把现代性（我更愿意说是第一次工业现代性）和全球风险社会（或者说第二次反身的现代性）区分开来的努力看来是天真甚至自相矛盾的。

在一个结构主义者的理论框架内，没有人能够定义或者断言什么是真正“是”或者真正“不是”的。

不过，这一切和我的经验不相符。

我无法理解的是：无论是谁怎么能利用十八和十九世纪形成的参考理论框架来理解向我们今天所身处的后传统全球社会的转型过程。

马克思.韦伯有“铁笼”的概念——他认为人类在“铁笼”中被诅咒而为可以被预见到的未来生活——对我而言这是古典社会学的（也是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科学的）概念范畴和基本假设的束缚。

我们得把自己从这些概念范畴中解放出来，去了解未知的后冷战时代的世界。

别以为我错了。

我认为大多数所谓“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社会学）无甚起色，因为它们没能回答非常基本的问题：日常生活和职业领域如何转变，以哪些方式转变。

因此我想坚持，即使传统的社会学在从事着高度精细的理论和经验研究项目，它们陷入了循环论证中。

传统的社会学使用那些陈旧的概念范畴（诸如阶级、家庭、性别角色、工业、技术、科学、民族国家等等），将它们其实应该努力论证的东西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即我们仍旧在有民族国家现代性的正常世界中生活、行动并死亡。

某些对我《风险社会》（贝克，1992）一书的批评指责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这是误解了我的论证的结果。

这些评论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于结构主义者想不到去批评和更新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框架。

让我解释一下。

我认为现实主义和结构主义既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信仰问题。

我们不必发誓效忠于任何特定的看法或者理论观点。

决定选择现实主义还是结构主义的方式对我来说是一件相当实用主义的事情，就是选择合适的方法来达成期望的目标。

如果是为了全球时代全球风险的新的矛盾的遭遇而开设社会科学，我不得不成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暂时的），那我会毫不犹豫地采用一个（“反身的”）“现实主义者”的外表和语言。

发展的新议题——风险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风险与全球化风险与信任政治风险与时间决策风险与文化恐惧风险中的个人风险中的国家一、风险与风险社会1、风险与风险社会在高度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第附带着风险的社会生产。

------贝克风险既指完全超出人类感知能力的所有放射现象，也指空气、水源和食品中的毒素和污染物质，及其对植物、动物和人类短期和长期影响。

它们带来了系统性的而且经常是不可消除的危害。

----贝克一、风险与风险社会贝克的风险观2、风险的均等化风险的不均等性风险的均等性——个人逃避的途径和机会正在逐步萎缩，同时，逃避的途径和机会也传播开来，为多数人所知或选择。

随着风险以指数方式增长，逃避它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贫穷有三六九等，而烟雾则一视同仁”----贝克把世界联系起来的不是石油而是水。

二、风险的全球化贝克的风险观现代化风险具有一种“内在的全球化倾向”----贝克飞去来器效应（bomerang effect）即或迟或早，风险会赶上那些制造风险或者从中渔利的人。

飞去来器效应的直接威胁影响生命、货币、财产和正当性；不仅直接反击个别的来源，而且以平等的方式危机所有的人。

风险先赋（ascription）风险和破坏不受自由决策的控制，它们可以偷偷地溜进任何地方。

发达文明中，存在着一种风险命运，人人生而有之，无论多大成就也无法逃脱。

风险地位的全球均等化风险受害者之间新的社会不平等。

三、风险与信任政治吉登斯的风险观1、风险社会你相信吗？“科学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波普尔我们全都生活再现代技术的野蛮外缘——吉登斯界定的贝克所谓风险社会的根本特征。

生活在传统与自然之后三、风险与信任政治吉登斯的风险观2、风险的理解风险不同与危险风险的观念，是与控制的愿望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控制未来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风险指涉的是一个我们既想探索，又希望加以控制的世界。

风险通常带有一种消极的内涵，指避免不良结果的机会。

三、风险与信任政治吉登斯的风险观3、风险的类型A、外在的风险（external risk ）指意外地从外部打击个体的事件，但是这样的事件有规律可寻，并能在一定的人口中进行预测，也可以予以保险三、风险与信任政治吉登斯的风险观B 人为制造的风险（manufactured risk）或叫做人为制造的不确定性。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于1986年出版的一部著作，该书主要探讨了现代社会中风险的本质、来源和影响。

在阅读这本书后，我有以下几点感悟：1. 风险社会的形成：在现代社会，由于科技的发展、全球化的推进以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

这些风险不仅包括传统的战争、疾病等，还包括新型的风险，如核泄漏、生物恐怖主义等。

这些风险使得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也使得我们对未来的预测变得越来越困难。

2. 风险的多元化：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不再是少数人的问题，而是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

这种风险的多元化使得我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仅依靠政府或者某个组织来应对风险。

相反，我们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应对风险。

3. 风险的个人化：在风险社会中，个人不仅要承担传统的社会责任，还要承担起应对风险的责任。

这意味着个人需要更加关注自己的安全，更加关注自己所面临的风险。

同时，个人也需要学会如何应对风险，如何在面对风险时保持冷静和理智。

4. 风险的不确定性：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不确定性成为了一个显著的特点。

这意味着我们很难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也很难预测某个风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因此，我们需要学会在面对不确定性时保持警惕，时刻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5. 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管理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

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以便在面对风险时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减轻风险带来的损失。

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强风险管理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全社会的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

《风险社会》这本书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现代社会中风险的本质和特点，也让我意识到了应对风险的重要性。

在今后的生活和工作中，我将更加注重风险管理，努力提高自己的应对能力，为构建一个更安全、更和谐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浅谈风险社会的应对机制——风险的知识杜会学考察(一)论文关键词:个体化社会化机制风险社会论文摘要:在高度现代性下的风险社会中，有效抵御风险须在把握风险社会个体化趋势的基础上发挥风险社会的社会化机制。

这种社会化机制所形成的最基本的安全保护壳就是调整和构筑新型社会关系、形成基于脱域机制下的社会信任体系。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

“风险社会指明工业主义的一个日益不可把握的阶段，这个阶段更为现代，并且被疑虑笼覃，因为它处于人为制造的自我毁灭的可能之阴影中，提出了自我限制的主题。

这才是风险社会的新意，它与所有相互角逐的概念形成对照。

风险社会概念促使社会学乃至社会—对生态学问题的投人。

但风险与危机所显明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冲突动力，社会学必须把握这种冲突……风险社会是进人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的无人之地的津梁，主流的过去概念掩盖了这片无人之地，门上了进人它的大门。

吉登斯判断我们身处一个生态破坏、贫困、全面战争和极权政治的高风险社会，而各类风险都是人类行动和抉择的未能预期的后果阁。

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区别在于: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正是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才形成了同工亚社会不相同的一种社会形态;工业社会是一种阶层社会，所分配的是财富，而风险社会中所分配的却是风险，所以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是区分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基本标准。

刘小枫认为，在贝克的用法中，“风险社会”概念构成了一个历史的社会理论的范畴:以此不仅从社会的机体的角度，而且从社会结构乃至历史哲学的角度来描述现代性的危机潜能。

卢曼认为，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主要的危险来自自然的灾害，所以，危险性则是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要素。

在现代社会中，危害直接源于人或社会群体的观念或者行为。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因此是‘归咎习惯’的转变，这就意味着危机或危害或不幸的根源不再由天命来负担，不再由神意来担保”，而是由社会秩序来负担和担保。

企业社会责任与风险管理——基于社会风险视角的分析一、引言近年来，频发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事件，唤起了人们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状况的反思，社会责任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目前，许多国家对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基本形成了共识，从全球范围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己是大势所趋，并且逐步从道德规范走向法律约束和标准管理。

然而，对于企业究竟应该履行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理论界还存在争议，甚至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外延问题也还没有达成一致共识。

但理论分歧的存在并不影响实践中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一致期待。

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发布，倡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也详细规范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这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期间内，各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对社会责任的关注度将继续增强。

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源自于企业行为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与每个具有行为能力的公民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样，管理当局必须要对其所在的企业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负责，如果忽视企业自身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就可能会使“小事情”演变成“大危机”，社会风险不断扩大，进而威胁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其塑造企业形象和提升其竞争力的必然选择，也是科学发展观在微观领域的具体体现。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支出，那么企业究竟应如何合理承担社会责任，本文在对企业社会责任分类的基础上对由社会责任引发的社会风险进行度量，以期对企业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二、几个重要概念的界定为了有利于对社会风险进行度量，我们首先对几个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

（一）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CSR）一词最早出现在1924年，美国学者谢尔顿将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社会责任含有道德因素在内。

之后许多学者都对社会责任的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直到著名学者卡洛尔给出了一个综合性的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包括经济、法律、伦理、慈善方面期望的总和，这一概念得到了广泛认可。

社会风险及其防范如果说自然灾害主要源于危险源和社会脆弱性的话，那么社会安全事件则主要源于社会转型与发展中所带来的社会风险，包括社会目标单一、社会结构失衡、利益关系失调、社会矛盾增生。

当前，我国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往往同邻避型设施、劳资关系冲突以及大量的社会基层矛盾相关。

处理好这些问题，协调好这些关系，把冲突解决在萌芽状态，对于缓和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鉴于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面广量大，本课题组集中研究了邻避型群体性事件治理、工伤事故引起的劳动关系纠纷规避以及基层社会矛盾的化解等三个问题。

一重视规避型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1]现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灾害与风险，虽然跨越社会阶级，无论贫富皆面临自然灾害及人为科技风险的威胁，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阶级和阶层地位的不平等，它们带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分配逻辑”。

[2]随着城市化和科技进步，为满足大众社会生活的需要兴建了许多公共服务设施，如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中心、火葬场、能源供应系统、变电所等。

这些公共设施在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同时，也给公共设施附近的居民制造出负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影响，即成本由少数人负担，但利益被社会大众所享有。

此类设施我们称之为“邻避”型设施。

通常邻避设施会以“最小抵抗路径原则”（the path of least resistance）建立在一些地区，但当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的外部性影响达到一定程度或人们认知程度提升，[3]根据集体行动逻辑，这些成本负担者将会有较强的动机与较高的组织能力来反对这项邻避设施。

此类群体性事件我们称之为“邻避”型群体性事件。

（一）规避情结含义规避情结亦称邻避情结（英文简称作NIMBY），即“不要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 Yard），有时也被表述为LULU，即“地方上排斥的土地使用”（Locally Unwanted Land Use）。

邻避情结在城市规划学中常被使用，并且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相关研究，[4]戴尔（Dear）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邻避现象是都市冲突的重要形式，[5]随后引起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