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灾荒,1942历史背景

1942-1943年河南灾荒研究综述摘要：随着我国史学的发展，灾荒史作为社会史的重要方面也越来越受重视。

本文分三部分进行论述，首先是此次灾荒研究的总述；其次是从灾荒的灾情描述、灾荒的形成原因、灾荒时的赈灾救荒和此次灾荒的影响方面，综合叙述历年来主要的研究成果和史学动态；最后是通过此次灾荒的研究给我们哪些灾荒史研究方面的启示。

关键词：河南；灾荒；研究综述引言1942-1943年河南灾荒指的是开始于1942年7月至1943年春发生在河南的旱灾。

大旱之后，又遇蝗灾，导致大饥荒遍及全省111个县。

据现有的资料显示，河南111个县中有96个县受灾，其中灾情严重的有39个县，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

据估计，在河南3000万受灾人口中，大约100至300万人死于饥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

这场灾荒在河南灾荒史上是危害最严重的大灾荒。

我们必须重视灾荒史的研究，因为“灾荒问题是研究社会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自然灾害不仅对千百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且从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揭示出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许多本质内容来。

”①一、1942-1943年河南灾荒研究总述对1942-1943年河南灾荒的研究，前人学者已经有了一些研究成果。

但很少有研究综述进行过回顾与总结。

灾荒指自然灾害给人造成的饥馑。

灾与荒是概念不同的东西，二者间有密切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必然联系。

有灾不一定有荒，有荒也不一定必有灾。

灾，多称为灾害。

灾害形成的两个必要因素：一是关于自然界，它是通过非正常、非一般方式释放破坏性自然力的主体；二是关于人类社会，它是指受这种破坏性自然力的受体。

一般所说的灾害都是自然灾害，它是一种或数种具有破坏性的自然力，通过非正常的、非一般的方式释放出来，在一定范围内危害和破坏了人类正常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自然现象。

荒，多称为饥荒，①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民国时期的河南大饥荒民国时期的河南大饥荒1942年，河南发生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这场灾难从春天开始，一直延续到1943年。

在这次大饥荒中，有300多万人成为饿殍。

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讲述1942年河南大饥荒人们逃难的故事。

温故1942，从当下出发的镜头聚焦70年前的那场灾难，那段被遮蔽的心酸，淹没在岁月灰烬中的国难，清晰地展现出来。

历史链条中的的中原饥馑，饿殍、难民、地方官员、各级军官、传教士、记者等人物在历史的舞台登场，抗日战争、自然灾害、百姓生计、官员腐败等重大历史事件一一呈现……战乱天灾袭击中原大公报记者秉笔直书1938年，为了阻挡日军，蒋介石密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了400多公里的黄泛区。

河南肥沃的土地顿时成为一片泽国，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89万死亡者的姓名，随着1938年那次花园口决堤，刻满了黄河两岸。

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打乱了侵华日军的部署，为国民政府赢得了喘息之机，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

对于河南的百姓来说，损失惨重。

刚刚度过水深火热之后的4年，一场天灾人祸袭击了河南大地。

1942年河南全省遭到旱灾，秋粮完全绝收。

大旱导致蝗虫遍地，蝗虫过境后，大地连一点绿色都不留。

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中原大地“赤地千里”，“哀鸿遍地”，灾民“嗷嗷待哺”。

蒋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认为省政府虚报灾情。

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下属。

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仍强征军粮，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

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饿死。

活着的人们，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

战乱，天灾，人祸，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蔓延。

当时，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以三四十万军队驻河南等地。

豫南大灾，汤部仍大事扩军，部队素质良莠不齐。

河南1942饥荒战争与人祸河南是中国文明发祥地，是中国人的福地、热土，也是一块背负无数灾难、贫瘠、荒凉、苦难，乃至罪恶地方。

既不空前亦不绝后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

黄河带给河南、中国无数福气、幸运和财富，带来不止一次巨大灾难。

阴阳循环，旱涝交替，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但没过几年，不是旱灾，就是涝灾。

1933年，黄河流域普降大雨，支流并涨，主流决堤，为黄河百年空前大灾难；两年后，1935年，黄河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连日暴雨，使黄河数处决堤，灾民无数；又三年，1938年，郑州花园口决堤。

战争还没有伤害到河南，人为灾难让河南恸哭不已。

连年大涝必然带来一场大旱。

1941年初，河南许多地区开始出现旱情，粮食歉产，有的地方已经颗粒无收。

农民久已适应靠天吃饭、适者生存的环境，吃树皮，啃草根。

旱情继续恶化，蝗虫不请自来。

铺天盖地的蝗虫扫过一个个村庄，所过之处，一切绿色的东西都被吃光，留下的是一片凄凉、死寂。

1942年，旱情持续。

草根已挖完，树皮已吃光，一些地方开始有人饿死。

在另一些地方，有人忍不住饥饿开始以死尸充饥。

再往后，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人相食”，或杀人而食，或易子而食。

当然，这些极端现象并不普遍。

对于河南1942年大饥荒，也不能说外界当时一概不知。

当地的媒体、国内的媒体，多少也有介绍。

只是因为中国底层民众从来就是自生自灭，类似的灾难在那时的中国虽说很严重，但对麻木的国人来说，除了听之任之，又能怎样？死亡数字在增加，死亡情形越来越惨烈。

随着冬天到来，灾民更加无力、无助，有点力气、有点积蓄的人家在过去一年相率逃出河南，四处流浪，西出潼关，流落西安、宝鸡；朝东走，是日军占领区，冲出去的，或许捡来一条命，冲不出去的，死在路上。

1942年河南大饥荒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流落他乡，一直没有详细真切的统计数字，因为中国不习惯数字化管理，况且是战时，河南也不在哪一家政府手中。

有人说死亡人数多大三百万，逃亡人数上千万，可能稍嫌夸大，或许有几个不同政权相互摸黑的意思。

电影《1942》之影评第一篇：电影《1942》之影评悲剧时代下的冲突：覆巢之下难有完卵——电影《1942》之影评周海英包文姝摘要：电影《1942》讲述了1942年中国河南大灾荒、300万人被饿死的故事，解读了一段积贫瘠弱的被饥荒、战乱和绝望所充斥的中国的历史。

电影通过双线并行，分别以老东家、栓鹿为首的灾民家庭和国民党中央政府为核心，展现出了悲剧时代下的中国所面临的多种矛盾与冲突，尊严与生存的冲突，信仰与肉体的斗争，真相与谎言的交织，良知与利益的纠缠，逃难与逃亡的演变，发出了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与国民性的关怀与追问。

关键词：1942 悲剧冲突一、引言电影《1942》主要讲述了1942年河南大灾荒、300万人饿死的故事。

电影分两线并行，一条以逃荒路上的老东家和瞎鹿两家为核心，展现出灾民们在痛苦一线的挣扎和痛苦、希冀和愤怒，一条以国民党中央政府为核心，展现他们的冷漠和腐败及他们对人民的蔑视推动和加深了这场灾难。

这部电影是一段对历史的深刻解读，是一段对生命人性的关怀与追问，它展现出了一个 70年前的中国，一个积贫瘠弱被饥荒、战乱和绝望所充斥的中国，一个早已被网络时代的年轻人所遗忘了却又必须面对的中国，一个经历了那个时代的河南人所刻骨铭心而又不愿回首的中国。

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尊严与生存充斥，信仰与肉体斗争，真相与谎言交织，良知与利益斗纠缠着……在那里，没有什么是对，没有什么是错，一切似乎都是合理，一切又似乎都是毫无意义。

剩下的只有饥饿，只有逃亡，只有绝望……二、冲突（一）贫民与财主故事从河南的一个村庄开始，传统意义上的中国财主与贫民既是一种对抗，也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对立体，一切都似乎显得那么平和。

但在饥饿面前，这种对立失去了平衡。

一场饥荒，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饥荒不幸降临，有史未遇的旱灾与蚂蚱之害导致了河南粮食奇缺的景象。

“在千千万万的村落中、山崖上、深涧里、陌头和阡边，都有饿得皮包骨头的人，提着篮子，拿着镰刀或系着钩子的长竿，在四处寻觅，捕捉能够救命的东西”（李蕤《豫灾剪影》）。

《一九四二》：历史的影像叙事由刘震云编剧、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终于与观众见面了。

这部酝酿、生长了19年的影片让人们充满了期待。

这是一个关于“吃的问题”的影片。

《一九四二》开篇交代：“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

”影片用类似写实的手法将观众带回到曾经的那一段没有进入正史的历史。

但不论是编剧刘震云，还是导演冯小刚只是想让大家回看一下那时的历史吗？只是想要清晰一下那段被模糊了的记忆吗？我认为编导的苦心远不止于此。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史可为鉴，用影像书写的历史依然如此。

本文将从没有记录的历史、没有主角的人群、没有煽情的场面等方面来分析隐藏在历史影像叙事背后有关历史的思考：历史不是与过去的重叠，没有记录的过去并非没有意义，历史中的小人物或可以改变大历史的发展方向。

一、没有记录的历史片名《一九四二》，但1942年似乎在我们的记忆中并无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就如同影片中叙说的一样，1942年也许存于世人记忆深处的有：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战役、丘吉尔感冒。

与此相比，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那一年，那被饿死的300万人，不过是小事一桩。

即使是经历过那场饥荒的人，在后来也都模糊了记忆，不记得那一年严冬的河南，那一年的逃荒。

就此而言，1942年顺理成章便不能走入正史，不该为人们铭记。

由此便也使得一些人对影片名称的质疑：饿殍遍野，有300万人饿死。

如果给这部电影换一个名字，比如《大逃荒》或者《大饥荒》，也许能比现在的更加贴切。

然而从影片所反思、所呈现的内容来看，最恰当的片名莫过于现在的《一九四二》。

黄仁宇所写的《万历十五年》在其英文本《富序》中有下面一段话：史学家检讨过去的错误，以作将来的警戒。

但同时也要忠告读者，保全有价值的事物。

据此猜想，今后中国极须采取东西两方的经验。

因之作历史的人，务必将所有资料，全盘托出。

[1]《一九四二》的编导所做的便是将所有资料和盘托出的工作。

：《一九四二》和二○一二二○一二年，传说中的世界末日。

在这一年的初冬，上映了一部震撼人心的电影《一九四二》。

那一年，河南因为旱灾又闹了蝗灾，田地里颗粒无收。

与此同时，因为要抗日，政府不但没有救灾，反而还要征粮，最后发生了吃的问题。

人们没有饭吃，只能以野菜、树皮维持可怜的生命，之后就只能吃柴火了。

到了最后，还发生了人吃人、狗吃人的荒唐事件。

人们卖儿卖女，也换不回几斗粮食！财主范殿元家剩下的粮食也被饥饿难忍的灾民抢光了，还发生了厮杀，儿子死了，家也烧了。

范殿元带着一个长工和三个家人去躲灾，最后同行的人卖的卖了，死的死了，从躲灾变成了逃荒。

逃荒路上，灾民们一面忍饥挨饿，有时连一根草也吃不着，一面还要提心吊胆地提防头上呼啸而过的日本战机。

残暴的日本鬼子丢下一颗颗威力无比的炸弹，把灾民炸得血肉横飞，丢下炸弹还不够，还要细心地用机枪扫射一番，不让灾民安生。

财主的女儿星星是一个学生，从前娇生惯养，在逃荒路上还带着一只宠物猫。

她家带的最后一点粮食被溃兵和灾民哄抢了，因为没有一点吃的东西猫被杀掉吃了，饥饿难忍的星星也破天荒地喝了自己的猫熬的猫汤。

后来，为了活命，她让父亲把她卖了，换了几升小米。

她进了一家妓院，在她为一个贪官洗脚时，却怎么也蹲不下去，因为饿的太久，这一次吃得太饱，撑住了！那时的河南，哀鸿遍野，饿殍遍地，四处是龟裂的地和枯死的禾苗，死尸随处可见。

大旱景象，一览无余。

可在重庆，依然生机盎然，草木葱茏，葱茏的草木间，开放着火焰般的桃花和山茶花。

中国政府一批高官，英、苏、法等国驻华使节，美军驻华机构人员等一百多人开着酒会。

酒会餐台上，布满了各种精致的糕点和水果。

苦难的国家，苦难的民族，在那样的一个特殊时期，一批批倒下的灾民，显得那样的微不足道……一九四二到二○一二过去整整七十年了。

七十年的时光在我们国家的历史只是短短一瞬间。

世界在改变，我们国家也在改变。

二○一二这一年，中国发生了许多事情，例如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更换，钓鱼岛的中日纷争……传说中的世界末日，有的人在抢购蜡烛，我们幸福的读着书。

1942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作者：谌旭彬来源：《方圆》2013年第01期【√】面对这样一场全省范围内的大饥荒，重庆乃至河南省政府所启动的救灾方案，虽可谓面面俱到，但因未能考虑到实际情况而实效惨淡近日热映的历史灾难片《一九四二》，讲述了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这段历史，但这部广告词自诩为“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的电影，事实上，并未能够如实地还原那段历史。

河南省府当局向重庆瞒报了灾情电影《一九四二》里的民国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为报灾去到了蒋介石跟前，结果又畏畏缩缩把话吞了回去。

这一幕让人印象深刻。

但冯玉祥在1947年于美国写的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中却不是如此表述的，冯玉祥写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

……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

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

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

’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

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

”但是这两种表述，恐怕都不是史实。

根据史料，重庆方面收到河南省政府关于1942-1943年饥荒的报告，最早可以追溯到1942年7月。

7月21日，针对此前持续数月的干旱，以省主席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决定向陕西购小麦10万大包，同时电请中央政府对1942年度本省征购粮食数目核减200万石。

重庆作出反应，将河南1942年的粮食征购数额由500万石减为380万石。

但遗憾的是，李培基此举虽然为河南百姓争取减少了120万石的征粮负担，但其发往重庆的电文，却远未如实反映河南的灾情情况。

河南省赈济会1942年秋推举了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

据杨氏回忆，他们“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返回河南后，杨一峰等人“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

电影《1942》的声音设计影片《1942》讲述的是特定时期特定地点发生的灾难性历史事件。

1942年河南发生了灾荒，千万民众背井离乡、流离失所。

在逃荒的漫漫路途中，国民政府政府对灾民置若罔闻，日本人接二连三对其轰炸。

灾民们在干粮早已吃完，连树皮、毒草都吃完的情况下出现了人吃人、狗吃人的凄惨事件，有的一家老小几口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相继饿死却无能为力。

灾民们逐渐变得麻木，似乎回归到了原始社会的物物交换生活方式，为了填饱肚子，可以变卖妻儿换取三斗小米，甚至放弃一切为人的尊严。

这场灾难最终造成了300万人被饿死的空前惨况。

一、影片背景和声音设计的基调运用现代数字技术产生强烈的视觉和听觉刺激来吸引观众已经是当今国内外商业电影大片的重要制作手段，因此，声音在影片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

根据好莱坞的电影制作模式，一个专业的声音制作团队需要多人分工协作、各司其职，这主要包括：声音设计师、同期录音师、音乐录音师、拟音师、声音剪辑师以及混音师等，其中声音设计师在影片拍摄之前就开始进行影片声音的整体构思，把握和决策声音在电影中的作用，并且指导和参与到后期的整部电影声音的剪辑和混录过程。

[1，2]目前，国内的电影声音制作团队也逐渐意识到了声音设计的重要性，[3-5]这一点从近年来涌现的多部叫座的影片中都有体现。

不同类型的影片，其舞美、灯光、摄影技巧以及声音设计的思路并不同。

例如，歌舞片在声音方面主要通过唯美动听的音乐感染观众;动作片则重点构思各种动作音响的拟音设计;西部片在声音上主要通过音乐和音响相结合营造气势恢宏的场景感，等等。

影片《1942》兼具历史片和灾难片两种类型，按照惯例，在声音表现方面往往会利用贯穿影片始终的气势恢宏或感人至深的音乐和精心设计的夸张效果的音响来震撼观众，例如影片《辛德勒的名单》《泰坦尼克号》《2012》等。

然而，影片《1942》无论从演员的表演到摄影镜头的运用还是电影声音的设计都给人以自然、真实，虽然绝望但却不煽情的感觉，叙事的方式更像是纪录片风格。

⼀九四⼆饥荒成因2019-09-06“在骇⼈听闻的世界饥荒史上，从来没有⼀个独⽴、民主⽽⼜保障新闻⾃由的国家发⽣过真正的饥荒。

”—以研究饥荒⽽著称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如是⾔。

1942年河南饥荒—这场可怕的灾难因《⼀九四⼆》的上映，引发⼈们⽆尽的思索。

灾难中的“⼈祸”，也就是社会制度因素，不可不予深思。

⼀九四⼆年的“⼈祸”“是宁肯饿死当中国⿁呢？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我们选择了后者。

这是我温故⼀九四⼆，所得到的最后结论。

”—刘震云先⽣在其原著《温故⼀九四⼆》的结尾中写道。

“当饿死的中国⿁还是不饿死的亡国奴”—这句话在⼩说发表的1990年代，在思想和舆论领域引发了对主权与⼈权关系问题的激烈争辩。

需要指出的是，事实本⾝可能并⾮如刘震云先⽣所提出的这般尖锐。

1942—1943年的中，在⽇军侵占的新乡地区，⽇伪政府确实对灾民进⾏了赈济，使许多⼈免于饿死。

随后的1944年，⽇本侵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第⼀役就在河南，数⼗万国民党军⼤部不战⽽逃，豫西地区（当时属国统区）的民间武装将溃逃中的5万国民党军缴械，送交⽇军处理。

⽇伪政府救济过灾民，⽽河南⽼百姓帮助过⽇军—刘震云先⽣可能据此得出了上述结论。

但是上述两个事实发⽣在河南不同的地区，中，⽇伪政府也不可能对豫西的饥民进⾏救助。

那⾥的⽼百姓之所以如此⾏动，还是基于对国民府以及军队横征暴敛、拉丁派夫的愤怒。

但是，不能据上述事实⽽抹杀全体河南⼈民的民族⼤义。

抗战期间，河南派粮派丁全国第⼀；黄河决⼝阻⽌了⽇军，但却淹没了⼏百万河南⼈的家园；灾害更甚的，还是1942年的饥荒。

如果将河南民团将国民党军缴械的⾏为反过来思考，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1942年的制度成因—也就是天灾后的“⼈祸”问题。

“⼈祸”中的⾸要的问题，就是国民党权⼒阶层对灾荒的⿇⽊不仁。

河南⽼百姓对国民党当局的愤怒，传递到刘震云的笔端，在《温故⼀九四⼆》的开头，刘先⽣写道：“⼀九四三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修德、英国《泰晤⼠报》记者哈⾥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婴⼉的地⽅，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个外国友⼈的菜单是：莲⼦羹、胡椒辣⼦鸡、栗⼦炖⽜⾁、⾖腐、鱼、炸春卷、热馒头、⽶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糖的馅饼。

饥饿中的《1942》由冯小刚执导、刘震云编剧的电影《一九四二》讲述了一个和饥饿有关的悲惨故事：1942年，河南大旱，以老东家和佃户两个家庭为代表的灾民们迫不得已出外逃荒，一路上痛苦地挣扎着，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当权政府却蔑视这场灾难，置人民生死于不顾，使人民饱受灾难的侵蚀，在死亡的边缘上苦苦挣扎。

因此，1942年，在河南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饥饿的年代，是一个人不仅吃不上饭，吃不上树皮，甚至达到了人吃人的一年。

这一年，河南饿殍遍野，浮尸遍地，是人们把能吃上饭作为最大追求的一年。

当《一九四二》被搬上银幕，1942年的灾难就不仅仅是河南人民难以忘怀的灾难，更应该是整个中华民族都不应该忘记的灾难！一、饥饿的1942我国从古至今就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历史上因自然灾害而造成民众迁移、饿殍遍野的事件时有发生。

人们总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灾难中昂首向前，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勇敢地面对着。

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下，适者生存是一个朴素而又潜在的规则。

而近代以来，随着人类工业化的进程，生态的恶化、战争的此起彼伏、社会动荡等，各种自然灾害更为频繁严重发生，成为一个隐形的杀手，时刻困扰和威胁着生存在水深火热中的每一个人。

1942年，在世界历史的记录上有：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的绝食、宋美龄的访美，甚至还记录着丘吉尔的感冒。

但若不是刘震云的《温故1942》，若不是冯小刚拍摄的电影《一九四二》，惟独让我们最容易忘却的，恐怕就是1942年那场发生在河南的大旱灾，那场夺去了千百万人生命的大饥荒。

在灾难面前，人的生命显得如此脆弱，人的生命毫无价值可言，多一条生命，似乎就是多一张嘴巴，多一个人口要吃饭。

人的生命在那个年代对于历史的发展似乎只是一个繁重的累赘，是一个沉重的大包袱。

有没有这些人的存在，历史终究会继续上演，前进的脚步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吃不上饭或濒临饿死而停住脚步；反而似乎是因为有了这场灾难，有了挣扎于这场灾难中的人们倒让历史的宏伟的、顺利发展的蓝图上有了那么一点点的不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