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
——不能抹杀的胜利
中心词：中法战争历史评判越南清政府
摘要：“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本身就带有太多的民族情绪，而历史所应该呈现出的真实不能出于政治目的而任意扭曲，中法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我们不能随意否定。
自1840年英国用大炮敲开的中国的大门以后，在接下来的八十年的晚清史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五次侵略战争，在现在的史学家们义愤填膺的责骂清政府的软弱和无能的大潮中，清政府几乎所有的抵抗和妥协行为都受到了否定，追究其原因，很明显的看出，官方的历史评判标准起了主导主用，随着民主制度建设的深入，历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开始出现百家争鸣的现状，越来越多的晚清历史人物和事件从新以一种相对客观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眼前。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中法战争被认为是中国五次反侵略战争中最窝囊的战争，战争的结局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而结束，但是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1885年中法战争的结束谁才是最后的受益者？
虽然本人才疏学浅，看待问题必不够全面，但在现在畅所欲言的大潮中，我也不妨畅抒己见。
首先，我认为中法战争是一场本应避免，至少是在发生以后应该迅速结束的战争，关于这点及以下的几点都将在下文详细的解释；其次，在中法战争中，在特定的历史政治条件下，清政府不仅没有表现出相比于晚清时代的软弱与无能，反而表现的相当的，甚至是过分的强硬与坚决；最后，战争结束后，中国唯一一次不是以一个战败国的身份坐上了谈判桌，并在战后没有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说，中法战争是清政府在行将就木之时上演的唯一一场好戏，1885年《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战争的结束，这对中法两国来说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中国没有败，法国没有胜，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政府在摧枯拉朽的历史浪潮中实现了一场奇迹式的胜利！
谈及中法战争就不得不关注法国对越南的殖民入侵，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越南发生了西山起义，腐朽无力的越南政府请求法国援助，拉开了法国入侵越南的序幕，1787年，两国签订了《法越凡尔赛条约》，法国军队入驻越南，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保守的封建王朝开始走向末路，新兴的政权更加要求海外市场的扩大，1847~1862年，法国加快了入侵越南的步伐，《法越柴棍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法国敲开了越南的国门。
法国对越南的殖民入侵无疑为清政府带来了恐慌，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越南的安全与独立无疑直接与中国的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西
方国家全球殖民的浪潮中，中国可以说是最后一块净土，列强们纷纷寻求入侵这个东方巨国的跳板，越南的沦陷必将为列强入主中国撕开又一条口子，但此时深陷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清政府无力干涉，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越南被蚕食。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十年的时间，事情迎来了转机，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不仅割让了阿尔萨其和洛林给普鲁士，还承担了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与此同时法国政局动荡，王党与共和派为权力开始了争夺，严重削弱了政府的决策能力和行政能力，对越态度摇摆不定，同时法国也无力出兵，在越南的驻兵维持在400人左右，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在局部地区取得了抗击法国侵略的胜利。
在这样的条件下，1872年清政府不顾李鸿章的强烈反对，试探性的由广西出兵援助越南。
1874年，法越签订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然而接下来的1876年，越南国王依然公开的向中国朝贡，以中国藩属自居，以及1878年清将李扬反叛入越，越南向清政府请援，这两件事均违反了《法越和平同盟条约》，引起了法国的严重不满，但由于此时的法国自顾不暇，无力武力干涉。
1879年，法国政局再次震荡，企图复辟帝制的王党统治随着麦克马洪总统的下台而宣告结束，共和党极富侵略性与殖民野心的刚必达内阁和茹费理内阁上台，法国对越态度发生转变。
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起来。
1880年，越南不顾法国政府的劝阻，向中国朝贡，不久以后，黑旗军阻拦了法国的游客和法一煤矿的考察计划，严重激怒
了法国，1881年法国议院很快的通过了拨款250万法郎在战争费用的决定。
中法之间开始在越南各地开始小规模的战役。
此时的法国已经不仅仅在态度上变得坚决，侵略性和战斗力也是之前不可以相比的，意识到这样的转变的李鸿章接连上书《密陈越南边防事宜折》、《法越交涉事端重大遵旨妥筹全局折》，指出，现在的国情今非昔比，中国已经是国难当头，越南的存亡在本质上已经不能左右列强的入侵，因此没有必要为一个名不副实的藩属国与法国开战。
我个人也是很赞同这样的观点的，但是李鸿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可能看到任何一个政府会还无顾忌的开战，因此清政府此时表现出决战的勇气可以说是非常规的，1882年，中法外交谈判破裂，中法错过了避开这场无谓的战争的最好的时机，中法名义上开始正式开战。
无法否认，黑旗军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意义上表现得相当的出色，但是此时的胜利却预示着更大的危机。
我们假设，1883年黑旗军战败，最多越南被占，中国丧失一个藩属国，而此时的法国也无力对中国采取更深入直接的入侵，战争就此结束，至少为清政府的一系列变革赢得了一段相对和平的时间。
而且，常常被忽略的一点在于，直至1883年刘永福全歼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李维业时，法军在越南的驻兵最多的时候仅仅只有600人。
纸桥战役后的法国很快作出了反应，波滑、孤拔等更具军事素养的将领参与到中法战争中，2500名士兵和三连炮兵迅速补
充到越南，法议院再次拨款550万法郎做军费，而清政府一反常态，分别从云南广西出兵援越，支持刘永福所领导的黑旗军，双方经过了丹凤战役，山西战役后，法国再次加强了军事实力，1883年10月25日，孤拔任东京远征总司令，手下的兵力扩充到了9000人，并装备了最新式的炮舰和战舰，敌我悬殊开始拉大。
宁之战，桂军惨败，清政府对有关将领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广西巡抚徐延旭，云南巡抚唐炯，两广总督张树声均受到了处罚。
追究其原因，一方面来自清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慈禧太后此时发动了政变，夺取了政权，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些将领无疑成为了权利交替的牺牲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后对大国尊严的狂热追逐，反映出清政府还残存的民族自尊心。
重组后的军机处对法的态度变得更加的强硬，不仅拒绝了法国提出的赔款条件，还直接对法国宣战。
可以说，在权力斗争中产生的军机处很明显推动了中法战争的深入发展，不管是规模上还是范围上。
就道德评判上讲，坚决的抗击外来入侵者，这无疑是民族气节的展现，它体现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自强精神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就历史评判来讲，扩大战争对任何一方，尤其是都没有实力彻底打败对手的时候，鏖战只会给第三者机会，这在后文将提到。
中国近代史，爱国与误国存在了太多的联系，也有太多的教训，反对洋务的保守派和之后盲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都是在强烈爱国主义的思想沃土上滋生的反动落后的阻
碍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顽石。
所以理智爱国在任何的年代都是极其重要的，愚昧盲目的爱国不仅于国家于民族无用，甚至是误国亡国的行为，这样的爱国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还不如不爱国。
当然愚昧盲目的爱国究其原因是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引起的，爱国毕竟无可厚非，道德评判无法给予谴责，但是这种现象也应该给予足够的警惕。
有时候，国家利益与国家尊严出现分歧时，统治阶级必须作出取舍，而这时正是考验统治者智慧的时候。
两次鸦片战争让满清王室丢尽颜面，输红眼的中国在中法战争中呈现出的异于其他对外战争妥协求和的强硬，强力扶持刘永福的黑旗军，增兵拨款，刘铭传和冯子材也于此时受到启用，李鸿章再也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很快战争扩大，从越南波及福建台湾，而这，可以说正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我想清政府的坚决开战和我一再强调的“天朝大国”意识分不开，也同时涉及到对法国国力和战争形势的错误估计，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
不管怎么说，中法错过了停战和解的契机，从另一方面看，此时选择妥协，清政府必然要面对一系列战争赔款，所以，在双方高层权衡利弊后，中法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战争。
1883年末至1884年上半年，中法在越南、福建沿海、台湾展开了拉锯战，双方各有胜负。
其中刘铭传收复基隆，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挫败法军，基隆战役，不仅极大的鼓舞了士气，坚定了中华民族抗法的决心，同时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它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抗击入侵者时表现出的顽强与决心，为
以后的反侵略运动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
但辨证的看待，基隆的收复，促使法国开始了更加疯狂的报复，双方开始在战争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马尾海战、马江之战、宣光之战、丰谷之战的相继展开，使双方开始在统治者间寻求一种停战的可能性，1884年，在李鸿章的主导下，中法签订了《中法简明合约》。
可惜这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中法战争的进程，在法国占有一定优势的情况下，侵略者是不会满足现有的利益的，“观音桥事变”又拉开了中法战争的序幕。
1885年，冯子材在镇南关大胜拥兵万人的尼格里，取得了镇南关大捷。
镇南关大捷极大的鼓舞了中华民族的士气，激发了国民前所未有的爱国激情，它是晚清八十余年的对外战争中取得的最大胜利，而它更加重要的作用在于，镇南关的胜利为中法抽身这场战争赢来了契机，为中法平等的谈判赢得了一个重要的砝码，中国不再是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坐在谈判桌上。
同时镇南关大捷也沉重的打击了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动摇了法国政府的决心，茹费理内阁在消息传到法国后引咎辞职。
此时的清政府终于保持了难得的冷静，乘胜收兵，提出议和，1885年6月9日中法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中法重新确定了《中法简明合约》的合法性，一场中国唯一没有签订不平等的战争结束了，清政府在错过多次机会后终于在又一个完美的时机作出了明智的选择，而这也是和李鸿章一直的外交努力分不开的。
对镇南关大捷后的议和，很多人认为这是清政府软弱无能的
表现，而本人觉得，这恰恰是清政府在土崩瓦解之时作出的为数不多的理智决定，就当时中国所处的条件以及要维持一个政权的统治看来，中国不可能放手一搏，中国也不具备彻底击败任何一个列强的实力。
镇南关的胜利，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首先是法军轻敌冒进，忽略了基本的军事策略；其次，镇南关战役期间越南连降大雨，相当部分的法军新式武器在交火时不能发挥作用；再次，冯子材是凭借着地理优势击退了法军，而如果由守转攻这种优势就会转到法军一方，中国还不具备全面消灭法军的实力；最后，茹费理内阁的倒台并不意味着法国对越南的放弃，相反，它只是资产阶级要求更强力的侵略工具的结果，镇南关大捷之后，更多的法军开始准备调往越南，而就在镇南关大捷的第三天，法军就占领了澎湖，可以说，镇南关大捷只是一场局部的胜利，并没有从本质和全局上改变法强清弱的现实，继续交战下去，中国很可能就将失去来之不易的筹码，最后沦为割地赔款的命运。
所以，镇南关大捷后的议和无疑是正确的，它最大程度的保有了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对急于抽身的清政府可以是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中法战争相对体面的结束也是对前些年那些讽刺清政府“逢战必败，战必割地赔款”的有力回击。
若中法战争无可避免，那中法战争不仅是一场成功的战争，更是一场值得我们骄傲与自豪的战争，在那样的历史环境条件下，取得这样的成就无疑是一个奇迹！
客观的评价中法战争一定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站在
统治者的位置思考，我们一再强调一定不能将爱国与误国完全的分开看待。
中法战争前后的国际周边环境的变化要求清政府迅速抽身越南，深陷越南必将给其他列强入侵中国本土的机会。
从1872年广西首次出兵援越开始，列强明显加快了入侵的步伐。
1874年，日本在琅桥强行登陆，开始入侵台湾；1879年，中法开战在即，日本加快侵略，吞并了琉球王国，设置冲绳县；1882年，中法战争期间，朝鲜发生“壬午事变”，日本借机入驻汉城，打开了杨花镇为商埠，在入侵朝鲜的同时也在为侵略中国寻求跳板；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事变”袁世凯与日军在朝鲜直接交火，中日矛盾激化，1885年，伊藤博文来华交涉，并建议日本政府借中法开战之机向中国入侵，战争被日本提上日程，与法国的交战急需结束；而中法战争开始后，俄国也在加紧吞并中国的土地，1880年，俄国出兵封锁了辽海，1882~1883年，中饿先后签订了《伊利条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续勘喀什葛尔界约》，直接掠夺我国领土；1885年，英国也开始在朝鲜南海巨文岛开始聚兵。
由此看出，中国当时周边是危机四伏，继续纠缠于一个短期看来不一定能赢，长期看来多半是输的战争，无论是对统治阶级还是大众平民都是一个得不偿失的选择，合约的签订可以说那就是一场胜利，最终的，也是最现实的胜利。
忽视了周边的国际环境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中法战争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是不公正的，在五次对外战争中，中法之战是清政府表现的最令人满意的一次，最国将不国的情况下，我想，任何
的政府也不能扭转被侵略的命运。
所以，中法战争是本来应该避免，至少不至于扩大的小规模战争，在错过机会后，清政府能拒绝赔款，主动宣战，最后又以一种相对体面与合理的方式结束战争，它体现出的一个将亡的政府的气质和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我想，不是用“昏庸”、“无能”、“软弱”、“腐败”等字眼可以概括和抹杀的。
“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本身就带有太多的民族情绪，而历史所应该呈现出的真实不能出于政治目的而任意扭曲，中法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我们不能随意否定。
当然，一个人的看法难免存在片面的地方，有什么不对或不妥的地方希望老师提出。
参考文献：
《中法战争史》廖宗麟
《中法战争》张振鹏
《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
《清通鉴》十七册、十八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