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乘胜即收原因新探[摘要]史学界传统观点认为，清政府在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后乘胜即收是其长期坚持投降卖国的恶果。
本文认为清政府这么做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战场的有利形势始终在法军一边；中国本土台湾也处于危急之中；中国北方地区面临俄国、日本的现实威胁，而且列强支持法国；中国国力不支，军队装备落后；越南政府对清政府态度反复无常。
总之，这一政策是鉴于当时国内、国际各方面的不利形势而做出的最好选择。
[关键词]中法战争；乘胜即收；清政府；越南历来人们把清政府在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以后，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认为是其长期坚持投降卖国的恶果，中法战争的结果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
本文通过对中国当时所面对的国内国际形势进行考察之后，认为清政府采取乘胜即收的政策，是经过努力抗争，并鉴于当时国内、国际各方面的不利形势，而做出的最好选择。
第一，从中法战争的整个军事形势来看，镇南关大捷使中国反败为胜。
但大捷前后的军事形势表明，这次大捷只是中国军队的偶然取胜，战场的有利形势仍在法军一边。
镇南关大捷的确对中法战争起到一定的影响，但客观地说，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它不意味中国军队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法将被逐出越南，也不表明中国军队此后可以继续打胜仗。
这场战役清军取胜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老将冯子材部署得当，巧妙地利用地形，攻守兼顾，战斗中身先士卒，带头冲杀；二是士兵在将领的带领下抱着“再叫法寇打进来，有何脸面见两广父老”的信念，英勇杀敌。
法军失败也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过于轻敌，孤军深入，冒险急进，被切断后援；二是北越多山，地形复杂，而法军作战又靠重武器，无法发挥效力，战斗力削弱。
由此可见，清军取胜，出于偶然而非战局发展的必然。
事实上，从战争开始后一年半时间里，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多次失利，一退再退，越南大部分地区被法国占领。
镇南关—谅山战役的胜利只是阻止了法军侵入中国境内，而越南大部已被法军占领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法军在战役后开始反攻，并向越南增兵。
而当时法国内阁的倒台也非因他们发动了一场非正义战争，给中法人民带来灾难而在人民的反对下倒台的。
而是因为他们侵华不力，损害了法国资产阶级在远东的利益而下台的。
“谅山溃败的消息传遍巴黎，这不仅使法国反对派不满，而且还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的震动和争吵。
巴黎舆论界尖锐批评如费理内阁，将谅山溃败比作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给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P.138）而后法国增加军费，准备把战争继续下去，“以赎法国过激派所谓的‘谅山之难’之罪”[1]（P.138）。
而此时中国的国力与军力已无法继续战争。
第二，从中国的周边环境来看，在作为藩属国的越南局势处于危急之际，中国本土台湾也处于危急之中。
权衡利弊，中国决定“弃越保台”。
在台湾及东南沿海战场上，法军在1884年8月消灭了福建水师，集中兵力进攻台湾，一度占领基隆。
法军还封锁了台湾海峡，给台湾军民的抵抗斗争造成严重困难。
清政府派出的督办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是淮军宿将，在台湾组织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粮食、饷械缺乏，外援断绝，形势危急。
刘铭传数次向朝廷奏报困难局面，请求支援，使清政府十分忧虑。
1884年10月31日工部尚书翁同龢等人的奏折中称：“臣等细阅前后电报，刘铭传以百战之余，乃至有呼天之语，敌舰外逼，军火渐穷，土匪内讧，人心摇动，此诚危急存亡之秋矣。
”[2]（P.17）显然，从中法战争的整体形势来看，中国仍然处于劣势。
1885年4月10日军机处向两广总督张之洞传旨说：“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
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3]（P.385）这表明清政府对于中法战局的把握比较准确，其担忧是有道理的。
第三，中国虽然只在南方同法国交战，但在北方地区却面临俄国、日本的现实威胁。
而且列强支持法国，尤其是日本最为出力。
俄国在1881年的中俄伊犁交涉中没有得到满意的利益，便趁此机会想捞到便宜，或发发怨气。
1884年9月10日军机处电告出使俄、英大臣曾纪泽：“奉旨：闻法人有与俄、倭密约，明年法犯北洋，俄犯吉林，倭攻朝鲜，以图牵我兵力之说。
自系法人虚声。
俄国有无举动，著曾纪泽密察，随时电闻。
”[4]（P.537）9月13日，李鸿章电告译署：“俄新闻馆言：中国伊犁背约，将来法攻中国，俄亦欲夺疆土。
日前俄有兵船一帮，在烟台装粮煤、洋钱甚多，不知何往。
”[5]（P.278）这些表明清政府对俄国威胁的警惕。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制定“大陆政策”，将对外扩张作为其基本国策。
侵略朝鲜、进而侵略中国是日本扩张的首要目标。
1882年7月，日本在朝鲜策动了“壬午兵变”，侵朝野心暴露无遗。
中法战争爆发后，日本的侵略势力非常得意，认为有了趁火打劫的绝好机会，于是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
日本侵略势力经过一段积极准备，于1884年12月在朝鲜发动“甲申政变”，企图将朝鲜置于其控制之下。
政变虽然未能成功，但朝鲜以及中国北洋地区的形势骤然紧张。
同时，日本国内一些侵略分子叫嚣“征韩”，意在使中国腹背受敌，顾此失彼。
只是由于日本当权者考虑到日本当时的海上力量尚有不足，故未敢轻举妄动进攻朝鲜。
但日本对中国的现实威胁却是不容忽视的。
俄国、日本的侵略野心和行动对中国东北地区构成十分严重的威胁，使中国的周边形势非常严峻和复杂。
清政府感到力不从心，动摇了与法国抗衡到底的决心。
对于当时中国面临的不利国际环境，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认为：“中国如仅单独对付法国，我以为它能够好好地打一阵。
但是一旦中法真正开火，日本就会跟法国合作。
在法国所能派出的一万人之外，再添上三万兵力。
朝鲜也许会叛变，三合会等等也许会在内度造成扰乱。
俄国也许又在边境上拿去一大块，前途真是够严重的！”[6]（P.140）第四，中国政府乘胜而败的另一原因就是国力不支，军队装备落后，以及军队将领之间、特别是两广军队和外地军队之间的互相倾轧。
当时清政府发起和领导的洋务运动正方兴未艾，大量的资金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去，军事方面的资金就十分有限。
此外还有大量资金被挪用，每年400万两军费中有300万两被用于修建颐和园，加剧了军备资金的短缺。
另一方面，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已逐步沦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外国侵略者加紧在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进行经济掠夺，操纵和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这加剧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局面。
而当时的法国，工业革命早已完成，成为强大的工业大国，经济实力在世界名列前茅。
这种反差说明中国的国力与法国相比，尚有很大差距，中国不足以赢得这场战争。
在军队装备方面，武器的质量也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清朝军队的海军质量差，战斗力不强，影响了整体实力。
陆军与法国相比差别更大，没有近代化武器和近代化管理。
没有海军陆战部队和技术密集型兵种，海军缺乏陆军接应，岸上也没有陆军炮台以保卫海军，这样使海军的整体实力大打折扣。
此外中国军队的军纪腐败。
例如，广西巡抚、桂军统帅潘鼎新贪图安逸，好酒求色，平时不注重士兵训练，士兵贪生怕死，纪律松散。
潘氏对法军军情和地势从不重视，毫无备战设施，故法军一到，官兵胆怯不战。
这种情况进一步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整体实力。
另一方面，清政府内部主战与主和两派的分歧使清政府的政策摇摆不定，从而大大便利了法军的侵略部署。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同资本主义列强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凌驾于两派之上，为了维护其统治，时而主战，时而主和，战和不定，进退两难。
军队将领之间，特别是两广军队和外地军队之间的互相倾轧比较严重。
清政府按驻地将军队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广西布政使徐延旭（后升为广西巡抚）统率粤西防军（桂军）驻守北宁；另一部分是云南布政使唐炯（后升为云南巡抚）统率云南防军（滇军）驻守山西。
[7]（P.624）而作为中法战争期间一支不可忽视的作战力量，即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由于不属于国家正规军队，与两广军队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
刘永福曾为反清组织天地会的领导人。
当天地会起义失败后，在饷源已绝的情况下，为了另觅生机，他于1865年率部200余人从广西进入越南境内，历经转战至红河上游的保胜（今老街）地区。
在得到越南国王的准许下，在这一带开辟荒林，聚众耕牧，成为日后抗法斗争的根据地。
1867年，刘永福在越南正式创建了黑旗军。
在作战过程中，清政府希望法军和黑旗军能两败俱伤，就牵制了黑旗军的一些行动。
这样就难以实现配合作战，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第五，越南政府对清政府的态度反复无常，由对清政府的依赖转向投靠法国。
越南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受到中国的保护。
但近代以来，随着法国对越南的逐步侵略，思想上也逐渐加强了对越南的控制，宣传中国长期以来对越南的奴役，向越南人民灌输所谓的“民族独立”思想。
例如，第一次《顺化条约》规定：“越南接受法国保护，遇有与外国交涉之事，必须由法国作主。
”[7]（PP.621—622）第二次《顺化条约》规定：“越南政府交出附属中国的大印——中国大玺，当众销毁。
转让全部交趾支那的财政权、税收权、司法权、立法权和行政权。
……法国从今以后保证安南王陛下的国家的完整，保卫阮氏国王对外来的侵略和国内的叛乱，法国总监督将驻扎于顺化城，由法国士兵保卫。
”[7]（PP.623—624）第二次《顺化条约》的签订最终确立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占领，越南从此沦为法国殖民地。
从19世纪中期开始，一批越南人到法国留学，他们回国后受到法国的影响，叫嚣借助法国的力量摆脱中国政府的“控制”。
他们的思想也影响了越南当权者的认识，越南政府对清政府的态度开始变得反复无常，逐渐由对清政府的依赖转向投靠法国，这种局面对中法战争的进展是十分不利的。
综上，我们可以认为，乘胜即收是清政府鉴于中法战场军事形势以及中国的周边环境，而迫不得已采取的委曲求全的对策。
客观现实的严重性使清政府不敢再让战争拖延下去，以免无法脱身。
由此看来，不能认为中法战争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更不能与“投降卖国”相提并论。
参考文献[1] 郑彭年．甲申甲午风云[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2] [清]王彦威辑，[民国]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48）[M]．北平铅印本，1932．[3] 中法战争（第6册）[M]．北京：新知识出版社，1955．[4] 中法战争（第5册）[M]．北京：新知识出版社，1955．[5] 李鸿章全集（第1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6]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M]．北京：中华书局，1983．[7] 郭振铎、张笑梅主编．越南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